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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三甲进士待遇是有一些差别的 贵州章氏文化研究会 2025年03月19日 13:02 在明清时期，一旦殿试结束，考生们便会依据各自所取得的名次而被划分成一甲、二甲、三甲这三个不同的类别。其中，荣获一甲者会被赐予进士及第的殊荣，位列二甲之人则被赐予进士出身的名号，而处于三甲的考生则被赐予同进士出身的待遇。由此可见，同一届科举考试中的进士们，会因考试成绩的差异，而被清晰地划分成三个不同的档次。 状元、榜眼、探花位列一甲，其待遇相较于二、三甲进士而言，自是优厚许多，传胪仪式结束后，他们便可直接获授修撰、编修之职。而二、三甲进士则不具备这样的特权，他们需要在参加朝考之后，方能确定各自未来的发展出路。 对于初获入仕资格证的新科进士而言，二甲、三甲的名次乃至殿试成绩，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情形下，不禁要问：清代在举行殿试之时，究竟是以何种标准来对二三甲进行划分的呢？并且，二三甲进士在授职方面又存在着哪些不同之处呢？ 【先来说殿试二三甲是如何确定的】 在清朝存续期间，总计举办了112科科举考试，最终有26849人得以考中进士。而在这众多的进士群体里，位居三甲之列的人数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 清代科举制度大体上乃是沿袭明代之制，就殿试而言，其并无淘汰率一说。殿试的核心目的在于对考生名次进行重新排定，具体而言，便是依照成绩来确定一甲、二甲以及三甲的位次。 然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官方所留存的文献当中，并未明确给出有关殿试的具体评判准则。换而言之，就制度层面而言，对于二甲和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内容。种种迹象均表明，每次举行殿试时，所产生的二三甲进士的具体名额实际上都是随机而定的。 并非说随即排定名次就不存在衡量标准，总体而言，名次主要是由考生的策论来决定的。并且其中遵循着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二甲进士的人数必定要少于三甲进士的人数。 清代112科进士的录取状况，经由御史悉心查阅后得以明晰，其中每一科二甲、三甲的录取比例皆存在差异。就大体情形而言，在顺治、康熙两朝之际，二甲进士与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约为一比四；待到雍正、乾隆两朝，这一比例大致呈现为一比三的态势；而自嘉庆朝往后，二甲、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在某些时候，二者的比例近乎达到了一比一的程度。 虽说朝廷并未明确规定二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不过大体上能够推断出，对于考生究竟会被录入二甲还是三甲，其关键的判定依据，主要还是在于策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呀。 在读书人的求学生涯中，科举考试这一途径可不单单要求具备极为扎实过硬的学问功底，很多时候，运气也在其中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呢。其实呀，这和当下的高考情况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哦。就好比在高考时，要是学生能够在考前恰好押中了题目，那在考场上自然就能较为轻松地拿到更高的分数啦。 会试向来充满着诸多未知因素。在考试来临之前，考生们往往会悉心钻研历届会试所出现过的各类考题。与此同时，不少有门道的考生还会选择在京师这块地方四处活动、设法钻营，其目的便是从朝中官员那里打探到关于主考官的相关信息，以及主考官所惯有的行文风格特点。 如此一来，便会有部分自身实力颇为过硬的考生，仅仅由于未能押中题目，亦或是未曾走通关系门路，最终致使其在会试中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反观那些学问水平普普通通的考生，却因运气成分占了便宜。 由于殿试乃是由皇帝亲自拟定考题，此前根本无人知晓具体考些什么，在此情形之下，较量的无疑就是考生们实实在在的才学本事了。故而不少在会试期间未能充分发挥自身水平、未获取理想名次的考生，完全能够凭借殿试这一环节来实现逆袭翻身。 在举行殿试之前，朝廷并未对二三甲的具体录取人数作出明确规定，其目的在于能够对考生展开重新考核。倘若当次殿试的考生整体质量颇为出色，那么最终被录取的二甲进士人数往往也会相对较多；反之，若考生质量欠佳，二甲进士的录取人数便会相应减少。简而言之，二甲进士的具体录取数额，关键还是要看当科考生的生源质量情况。 需注意的是，各个考生的心理素质存在差异，在殿试这般重要的场合下，不少考生难免会因紧张情绪的影响，进而无法取得理想的名次。鉴于此情况，在殿试结束之后，还会额外举行一次朝考，通过此次朝考的综合考量，最终来确定庶吉士的人选。 以曾国藩来说，其自身基础颇为扎实，然而在殿试时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好在之后于朝考之中成功扭转局势，得以顺利进入翰林院庶常馆。 自嘉庆年间往后，朝廷仿佛秉持着一种充当老好人的姿态，特意提高了二甲进士的招录比例。但凡参与科考的考生，其答卷只要不偏离主题，并且书法水平还算说得过去，便都能够较为顺遂地跻身二甲之列。 【二三甲进士的仕途有何不同】 在朝考成绩揭晓之后，新科进士们的仕途走向便大体有了定数。那些未被选作庶吉士的进士，便会正式被纳入“进士班”之列，接下来只需静候吏部的月选安排即可。 在清朝初期，那些考中二甲、三甲的进士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授实际职务。而且所授起始职务的级别颇高，就外放为官而言，最低也是知县一职，运气好、能力佳的，甚至能谋得知府之位，而大部分则是担任知州这一职务。 自康熙朝起，进士选官的难度便呈现出增大的态势，与此同时，明文规定赋予了二甲进士相较于三甲进士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权。 二甲进士的名次较为靠前，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会选择留京任职，且多担任主事一职。而倘若被外放的话，二甲进士通常会出任推官（推官为知府佐贰官，官居正六品，不过后来此官职被废除了），三甲进士则一般会担任知县。从品级方面来看，二甲进士显然更具优势。 在雍正当政时期，一项全新的规定应运而生，即“二甲一名榜下即用”。所谓二甲一名，也就是传胪，在科举考试的总成绩排名中位列第四。而“榜下即用”所指的是，无需经过吏部月选这一常规程序，皇帝会径直下达旨意，授予相应的具体官职。所授官职情况各有不同，其中较为不错的当属南书房行走一职，不过大部分人获得的还是六部主事这样实实在在的职务。 在科举考试中获二甲名次且较为靠前之人，会以试用主事的身份在六部开展相关工作。待试用期结束后，只要能得到本部堂官的认可，便可正式授职。而二甲名次相对靠后的人员呢，他们的情况和三甲进士颇为相似，留京任职的可能性并不大，大多是会被外放担任知县一职。 在嘉庆年间，相关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彼时，无论是二甲进士，还是三甲进士，亦不管其名次处于靠前的位置，还是较为靠后的位次，皆会被同等对待。具体所授官缺主要依据吏部的铨选来确定。如此举措，无疑有着其进步之处，切实保障了同一科进士在授职方面的公平性。 尽管自嘉庆之后，在名义上二三甲进士的选拔乃是秉持公平竞争之原则，然而在实际执行层面，吏部却未能将此原则贯彻始终，或多或少出现了走样的情况。就月选环节而言，吏部面临着一个难题，即难以确切知晓新科进士们的真实才能水平，无奈之下，唯有依据名次来做出相关决定。 以吏部为例，假设其可供填补的官职空缺仅有50个，那么便会从名次位列前50的进士当中进行选拔。吏部采取这样的做法倒也并非难以理解，通常情况下，皇帝对此也不会进行过多的干涉。 在清代官场之中，对于科甲出身的重视程度可谓极高。哪怕同样身为进士，也非要细细划分出个三六九等不可。翰林瞧不上二甲进士，二甲进士又对三甲进士心存鄙夷，而三甲进士呢，则把这份不屑顺延到了举人身上。如此一来，那些身为三甲进士的人，就因为其身份前面多了个“同”字，致使他们的虚荣心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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