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崇禧到武汉后，将突出暴露在长江北岸的军队撤往南岸布防。他的战略意图是以西南为后方，以湘赣为前沿，全力保住两广，借美援重振军备。要实现这一目标，他手中的兵力显然不够，必须将上海、杭州的中央军汤恩伯等部由浙赣线西调，与他的桂系和粤系余汉谋部会合。 可是老蒋对解放军渡江部队向浙赣线迅猛推进视而不见，一心部署他的淞沪防御战线。老蒋与“小诸葛”合不上拍，急得白崇禧在武汉跳脚。4月28日，程思远从桂林飞抵汉口，一到华中长官部便见白崇禧正在声嘶力竭地与蒋介石通电话，他要蒋介石将军队调往浙赣线布防，可是电话效果太差，任凭他喊破嗓门，对方仍听不清楚。 白崇禧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对程思远说：“哎呀，德公怎么跑到桂林去了？” 程思远解释道：“广州受CC系控制，德公去了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暂居桂林。他让你马上飞桂林商讨对策。” 白崇禧明白政治大于军事的道理，政治问题不解决，他在武汉的军事行动毫无意义，于是下令驻汉口的军队开始渡江，并令各部按计划分批南撤。他怕解放军占领浙赣线后，从南面抄他的后路。 4月29日，白崇禧与程思远飞往桂林，桂林正在下雨，飞机无法降落，只好转飞广州。 行政院长何应钦一见白崇禧，便抱怨说：“德公身为国家元首，不到行都广州，而躲在桂林老家，成何体统嘛！” 5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中常会”，决定派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劝驾，请白崇禧从旁规劝。 次日，白与中央劝驾大员一同飞抵桂林。 李宗仁拿出一份书面材料，对居正等说：“如果蒋先生不愿复职，就请各位劝他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援军火运到广州，交政府支配，并请蒋出国考察，使政府得以行使其应有的职权。” “这本来就是我的意见，你在杭州没有当面跟他摊牌非常失策。”白崇禧接过书面材料，递给居正，“请各位将这份文书转交蒋先生。” 5月3日，居正等与李宗仁、白崇禧谈话，在原则上同意那份书面材料的同时，居正要求将其改为《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 当日，居正等携《谈话记录》飞返广州。5月4日，何应钦派专机将那份《谈话记录》送给上海的蒋介石。 5月5日，蒋介石复函何应钦，对要求他交出存台金银、美械问题，答复说：“库存金银，在职时已下令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与闻。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系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他出国，恼怒万分，信中说： “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吴忠信）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的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贾我掣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亦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与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决定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为“迎李专使”，当日携蒋介石的那封信飞赴桂林。 李宗仁看了蒋介石的信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首先征求白崇禧的意见。 “'遁世远引’是什么意思？值得推敲。”白崇禧分析道，“蒋先生并非不想出山，他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以备卷土重来。德公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 李宗仁听了这话，遂决定赴广州去继续当代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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