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孝通先生一生都走在文化探索的路上，思考人类文明的走向。他学术探索中的民族研究主线，是其学术思想的精髓所在。今天，我们特别推送这篇文章，以纪念费老逝世20周年。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端，共同回顾费老的治学历程，感知他的学术精神和拳拳爱国之心。 我于1987年师从费孝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荣幸成为先生门下唯一“边区开发”方向的学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追随先生的民族研究之路。 费孝通先生一生都走在文化探索的路上。他学术研究中的民族研究主线，是其学术思想的精髓所在。 乡土情结和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救国强国的家国情怀，使早年的费孝通从“学医救人”改为“学社会学以救中国”。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费孝通和哥哥费青一起翻译了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的《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并在《再生》杂志上连载，文章详细记载了作者亲历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烈场景。费青、费孝通在“译者的话”中表达了二人当时的心情：“译者在逐句翻译时，虽则眼前只见懦弱和卑鄙，残暴和凶恶。但对于我民族，我世界，我人类，依旧抱着无限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和责任，使费孝通树立了“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的信念。 通过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他树立了基本的学科框架；在清华大学师从史禄国进行学习研究，他掌握了类型加比较的学术研究方法；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成为他文化研究的真正起点。费孝通对文化有着与他人完全不同的理解：“我通过瑶族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穿在我编写的这本《花篮瑶社会组织》里。我以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此后，《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对中国不同类型社会进行的文化归纳和比较的推演，也是从大瑶山老根上长出的新枝。文化的完整性和不同类型的比较，是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费孝通、费振东（中）、费青（左）合影 新中国建立后，费孝通对中国民族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将他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引向了第二个阶段，即学术为社会服务，开展文化学的应用研究。 1980年代，费孝通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这种新人文思想使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又一次产生了飞跃，进入了心态研究的层次。他说：“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这也埋下了费孝通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伏笔。 改革开放以后，从两上大瑶山调查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让费孝通格外珍惜，年届七旬的他以“只有十块钱”来表达自己惜时如金的紧迫感。1978年他再到金秀大瑶山，他欣喜地看到金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入江村的调查将费孝通的文化类型比较和引导型变迁接续上了他毕生研究的另一条线，即从开弦弓村的调查再加上云南三村的调查，走出了城乡关系调查研究的路子。通过城乡关系到边区开发研究，他抓住了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发展问题和边区开发问题，他将这两个问题比作全国一盘棋中的“两个眼”。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前排右二）与费达生（前排右三）在江村 费孝通一直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根据在内蒙古等地的调查，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从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进而提出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标志着费孝通民族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费孝通从民族研究中不断拓展他的文化探索思路。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写道：“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右三）、钱伟长（右二）在内蒙古调研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思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议题，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人类怎样面对“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新世纪，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在1990年80岁生日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问题更深受他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费孝通晚年思想的核心可以归纳为“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这是他毕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结果。“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还特别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带着对中华文化新生的期望，带着对整个人类的祝愿，带着对文化的反思和憧憬离我们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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