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作 者 | 张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 原 题 | 从“民族自觉”到“文化自觉”——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探源 原 载 |《文史哲》2025年第2期，第115-127页 相关链接  1997年9、10月间，87岁的费孝通先生被友人问到一个问题：“你”这篇文章怎么结束？费先生回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自己的一生是一篇文章，现在快写完了，怎么收笔，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过，自己这篇文章怎么结尾，结束语是什么，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要由整个时代来决定。费先生表示：“我这一生不容易，现在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但还在船上做事情。中国正在走一条路，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费孝通’这篇文章，还是在'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结束。”此后，费先生矢志不渝地倡导他的“文化自觉”理念，直到生命的尽头。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他关于文化问题经年累月思考后的集中表达。本文将论证指出，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与梁漱溟先生的“民族自觉”存在着重要的传承关系。费先生曾表示：“文化要靠传的。……希望有人把我的东西弄出来，传下去。”学术传承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探究其生成和提出的过程，不仅是对概念提出者的致意和尊重，更是文化传承的应有之义。 一、文化自觉：费孝通的“最后一篇文章” 根据费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是在1997年初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闭幕讲话中。“我提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来表明这个研讨班的目的……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人们希望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在多种文化接触中会引起人类心态发生变化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为中国文化找出路”，构成了近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探索主题，年轻的费孝通自然难免受此影响；不过，对于大半生“志在富民”的费先生来讲，关于中国文化的命题纵然持续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构成了他思考中的一条隐线，一直要到他的晚年这条隐线才日益显现，直至结出“文化自觉”的硕果。作为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费先生很自然地接受了民主和科学的正当性，接受了“孔家店”的被打倒。在他那里，文化不过是一套适应环境的生活样式，环境变了，文化跟着变，不再适用的旧文化遭淘汰，新的文化自然生长出来。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虽并不怎么厌弃，却也并不怎么在意，大体保持了一种疏于了解的淡漠。20世纪40年代的英美访问居留经历，一度令他在学术思想和政治趋向上出现从“以美国为师”到“回归中国本位”的变化，但是受1949年后的经历及社会学学科取消的影响，这一转变的进程被打断了。重获学术生命后，费先生一路“行行重行行”，忙于接续“志在富民”的乡村研究和边区民族研究。直到年届八十，他回顾自己的生平和研究历程，意识到自己倡导并践行的社区研究存在着“只见社会不见人”的不足，因而开始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问题才被更为鲜明和迫切地提出来。经过晚年持续的反思和补课，费先生秉持中西双重滋养，重新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之争，思想上经历了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重要转折，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更深的体会，也有了更高的评价和更大的敬意。文化自觉成为他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他越来越走近了“五四”一代的学术前辈。 不过，“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并非对“为中国文化找出路”这一线索的直接呼应。正如费先生自己提到的，他提出“文化自觉”，并不是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然后“以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费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去内蒙古鄂伦春族地区考察，引发了对人口较少的民族在社会大变动中如何生存的问题的思考。1997年初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相关话题的讨论再次激发了他的思考热情。在这个被他称作有“反思”和“对话”的研讨班上，一位出生于新疆移民家庭的汉族女性学员对“文化没有界线”的说法提出疑问，表示在生活体验中处处都碰到文化的界线；另一位鄂伦春族的学员进一步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存亡问题。费先生认为，这不仅是少数民族特有的问题，更是现代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我的处境和那位出生于新疆移民家庭的我称之为'边际人’的学员，实在是大同小异，我们都是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矛盾中求安身立命的人。我曾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来形容这种人的尴尬状态。旧的文化已不能给我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还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我同情鄂伦春族学员的处境，要在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中做出选择。概括地说，我们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他更联想到当下的世界正处于若干主要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是“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需要一种新的自觉”。既然只能“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矛盾中求安身立命”，人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呢？“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 以上可以说是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直接缘起。所谓“心头冒出”，自是说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即兴的创造、灵感的乍现。关于灵感，费先生有说法：“人的灵感是个偶然性的东西。很多概念碰到一起，成为一个念头、一种思想，靠什么？只有灵感才能把这许多概念结合在一起……（通过）东搭西搭，把原来分散的东西搭在一起，搭出名堂。可是为什么能搭在一起，怎样才能搭在一起，这就要花力量了，要花很大力量。灵感不是轻易能来的。”这就是说，灵感的产生，看似偶然，其实其来有自。事实上，在上述研讨班开幕的前一天，费先生还出席了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期许北大开创学术新风气，而“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这表明，这一概念的酝酿、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 学界围绕“文化自觉”命题进行了不少讨论。既有的讨论或者涉及对这一概念的阐释理解，或者主要关注文化自觉理念在费先生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意义，或者聚焦于文化自觉对中国社会学学科以及对中西社会发展、对解决全球化出路问题的意义，或者受这一概念启发而提出新的概念主张。此外，有部分研究涉及对这一概念的回溯性讨论，例如，已有研究者指出费先生并非“文化自觉”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另有研究者对费先生如何理解英美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及其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自觉理论进行了追溯。不过，学界目前还缺乏关于费先生“文化自觉”概念形成过程和理论渊源的专门考察。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费先生自己已在两篇文章中涉及这一论题。他在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一文中提到从重读老师马林诺斯基受到的启发，在2002年完成的回顾文章《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该文的主要部分以“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为题发表于《文史哲》2003年第3期）中将这一概念的思想来源追溯到中国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以及梁漱溟、钱穆等先生。这两篇分别是费先生最早和最晚讨论文化自觉的文章，内容的差异耐人寻味，显示了费先生晚年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向。不过，费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只是简略地提及文化自觉的西学和中学思想来源，且对概念本身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涉及。因而关于文化自觉概念的渊源看似已有交代，实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民族自觉”：文化自觉的概念渊源 一个概念的形成，既有其思想渊源，也有其概念渊源，或称为词汇或语汇的渊源，也就是在具体概念的创制、定型、传承方面的渊源。本节首先讨论“文化自觉”的概念渊源。 如前所述，费先生并非“文化自觉”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使用者，早在他最初使用这一概念之前六十年，乡村建设派的重要人物晏阳初就用到了这一概念。1937年7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十年来的中国》，其中收入了晏阳初的《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晏阳初在该文中指出：“乡村建设运动当然不是偶然产生的，它的发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晏阳初所谓民族自觉，是指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的大多数是农民，民族的基本力量蕴藏于农民身上，自力更生的途径在乡村建设。所谓文化自觉，晏阳初指出：“中国近百年来因与西洋文化接触，反映出自己文化的落后，事事都不如人，同时国内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礼俗习惯，所有一切的生活方式都发生变化。固有文化既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乱分歧的状态。……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实有从根本上求创应（Creative Adaptation）的必要。” 检视《晏阳初全集》，这篇文章的行文和风格是特出的。虽然晏阳初在文中一如既往地提到其基本判断和主张，即农民愚、穷、弱、私四大问题以及知识力、生产力、健强力、团结力四大教育，但是他出乎意料地将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归因于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这是不同寻常的。从“民族自觉”“文化失调”等的用词表达及引用内容看，该文显然受到乡村建设的另一名主要领袖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于同年3月出版）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短短的篇幅中，七处引用了《乡村建设理论》（直接引用四处，间接引用三处），十次提到梁漱溟在山东的乡建工作（九次提到邹平，一次提到菏泽）。 大声疾呼“民族自觉”，指认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的鲜明特色。在系统论述其乡建主张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以及在此前发表于1930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的著名文章中，梁漱溟断然指出：“民族觉悟的时机是已到了……今日已是被动于西洋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局。……今后除非中国民族更无前途，即亦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如其有之，新运动之趋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出发。”他宣称，过去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是“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最后的潮流”。梁漱溟强调：“中国问题在哪里？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 那么，可否据此认为，梁漱溟提出“民族自觉”概念，晏阳初受其影响引用了这一概念并进而延伸提出“文化自觉”，费先生又受到晏阳初的影响，借用了其“文化自觉”概念呢？本文认为并非如此。 非常耐人寻味，虽然晏阳初与梁漱溟都主张并践行乡村建设，但是费先生对待二人的态度颇有不同。对于晏阳初的主张，他一向抱持明确的反对态度。1948年4月，在晏阳初的奔走呼吁下，美国公布的援华法案中专列“乡村建设”部分，指定将一定比例的经济援助用于乡村战后复兴；当年8月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成立，晏阳初被委任为中方三名委员之一兼执行长。晏阳初旋即于8月14日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开发民力 建设乡村》一文，又于次日向中央社记者“纵谈我国复兴农村问题”，指出当前迫切的需要是培养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综合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费先生认为“这里宣布了中美复兴农村协定的理论基础”，应予回应和检讨，因此于同月28日在《观察》杂志上发表《评晏阳初〈开发民力 建设乡村〉》一文，对其观点进行了集中的批评。他表示晏阳初所提倡的四项工作很重要，但是在实施这些技术性工作之前需要先行改革社会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过去30年的历史说明定县路线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在我看来，定县实验的最大缺点就在不从社会制度去谋改革。”他尖锐地指出：“这篇富于口号魔力的文章，骨子里，至少由我读来，是把封建传统的压迫和外来强权的欺凌归罪于中国农民自己的没有出息，咎由自取。这种要农民引咎的理论是和晏先生几十年来一贯的看法相吻合的。”1949年后，晏阳初淡出大陆学界视野，费先生也极少在著述中再提到他。 比较起来，费先生与梁漱溟有着更多接触与交往，对待梁漱溟及其作品的态度可谓尊崇。早在1933年夏天，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费先生便应邀参加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1945年，费先生经由潘光旦的介绍加入民盟，而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是民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49年后，两人的接触更多起来。1987年10月，在为纪念梁漱溟先生95岁诞辰而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刚就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先生发表题为“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讲话，表达了对梁漱溟的尊敬和仰慕之情。1988年6月，费先生赴港主持第三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盛邀梁漱溟参加，并在会议上发言专门讨论梁漱溟的文化观。此后不久，梁漱溟先生溘然长逝。1992年6月，费先生到山东考察，特地前往邹平梁漱溟墓地献花凭吊。在1993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费孝通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与他自己的社区研究工作一并视作他念兹在兹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部分。在200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进一步表示，他在两个方面与梁漱溟连接上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其漫长的写作过程中，费先生时时赞同性地引用梁漱溟的话，这些频繁而广泛的引用充分显示出他对梁漱溟著述的熟稔。由其助手张冠生记录的1993年7月12日的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费先生对梁漱溟的重视以及对梁、晏二人的态度差异： 费：……我喜欢看梁漱溟的东西，他说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学问，不是别人的。 张：现在已经有《梁漱溟全集》了，费老您要看吗？ 费：要！要！你回北京就帮我买……想看的还有冯友兰的东西。 张：好。回到北京就去帮您买梁先生和冯先生的全集。 费：好！好！这两个人的东西我要好好看。 张：晏阳初的书也出版了，三本一套。 费：晏阳初的书先不看。 考虑到费先生对晏阳初乡村建设主张的态度，以及晏阳初在前述文章中关于“文化自觉”的提法并未引起时人注意，因而费先生从他那里借用此概念的可能性不大。更合理的推测，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应是他晚年重读梁漱溟作品后受到的影响和启发，这不仅是指他从思想渊源上受到影响（下文会专门讨论），而且从“文化自觉”概念本身的形成和提出上也受到梁漱溟“民族自觉”提法的直接启发。 提出这一判断有两个关键依据。第一个依据已如上述，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等论著中竭力倡导“民族自觉”“民族觉悟”，费先生显然受此影响，一如晏阳初也曾受此影响。在1996年5月——即在初次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半年前——的一次谈话中，费先生提到：“梁漱溟先生提出'民族自觉’，就是想从中国最本质的地方找出路。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比较平顺地进入现代文化？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在1997年4月中旬——即在初次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三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费先生再次表示：“重要的是怎样处理好新老文化的交替关系，建立新的、适应现代发展的文化。我们老一辈的学者，很早就曾经注意过这个问题。梁漱溟提出'民族自觉’，就是抓住农民，从农民这个最基层的人们中间去了解中国文化。” 第二个依据，同样来自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该著“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一节中，梁漱溟写道：“我承认新风气的输入，是由于中国士人勇于服善之心理所引进；他所以很快地接受新的道理者，是对固有文化缺乏自觉。”费先生晚年的著述和谈话中，除了“文化自觉”这一定型概念，还多有类似的表达，例如单单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就有“文化的自觉”“文化上的自觉”“文化不自觉”“文化高度自觉”“对于人文世界缺乏自觉”、“对中国文化要有自觉”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与梁漱溟先生“对固有文化缺乏自觉”的表达可谓高度相近。 三、“中西结合”：文化自觉的思想渊源 费先生晚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向，其集中体现便是“文化自觉”的提出。这一思想转向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讨论的一方认为费孝通晚年的儒家文化情结和对传统的回归意味着他学术思想中的一个全新起点，另一方则认为这一转向是费先生作为一名强调田野调查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现实社会持续调查与反思的过程的自然结果，是社会科学内部关注论题的变化而并非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认为，讨论的双方均有其立论的基础，费先生晚年对既往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构成了其思想转向的需要和推力，补中国思想和历史的课获得的教益则形成了其思想转向的指引和拉力。“文化自觉”的提出同样同时承接了中西两种文化，既有一以贯之的西学渊源，也有愈来愈发挥重要影响的中学渊源。 （一）“文化自觉”的西学渊源 费先生曾指出，他“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关于'文化自觉’的说法，也是一种'洋’的说法，是从西方学术概念里出来的”。从上下语境看，所谓“从西方学术概念里出来”，其实是就思想渊源而言。 持续保持对文化议题的兴趣和关注，以现代科学方法思考和处理文化遭遇与文化转型的问题，是西学渊源给予费先生的最大影响。社会（文化）人类学以文化研究见长，费先生也的确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对文化议题的关注。他晚年的助手张冠生甚至认为，“志在富民”只是他大半生的志向，“文化自觉”才是他一生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思考命题。在燕京大学念书期间，他热烈地响应了他的老师吴文藻通过人类学实地研究方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而当他1936年下半年负笈英伦见到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时，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类学巨擘正在他的同样有名的Anthropology Today研讨班上以“席明纳”（seminar）方式讲授“文化论”。下一年，在费孝通开始博士论文写作之时，马氏去非洲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并在他的研讨班上越来越多地讨论起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议题，其文化动态论呼之欲出。马氏对不同文化遭遇问题的思考显然给费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47年费先生受邀回到英伦母校演讲，似乎是为了向他已逝的导师致意，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关于中西文化遭遇的题目，讲述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变迁的关系的一个简略但亦是综合的看法”。晚年回顾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他更是表示：“开弦弓的问题，就是文化接触问题。当时村子里的工厂，就是文化接触的产物。……我们看人家怎样生活，实际上是研究文化的变迁。”费先生明确表示：“文化自觉这个题目，我能想出来，并且做出来，离不开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他说，他的学术反思（学者的自我对话）其实就是从马氏授课采用的“席明纳”方式（学者之间的对话）中推衍出来的，文化自觉则是一种“跨文化的'席明纳’”，即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在分别于1995、1997、1998年开办的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先生连续宣读了三篇反思学习马氏文化论的文章，马氏对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在西学方面给予费先生重要影响的不只吴文藻和马林诺夫斯基二人，至少还包括因到燕京大学讲学而与他产生师生之缘的芝加哥学派鼻祖帕克、他的硕士生导师史禄国等人。不同的老师有着迥异的文化传统、出身背景和人生经历，对文化的认识也有所区别，这更促使他去思考、比较和辨析各自的观点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作不同认识主张在他个人身上的一场“文化遭遇”。 费先生将自己的研究与历史学家钱穆做了比较。他晚年读钱穆的书，感觉钱先生也在讲文化自觉，不过其思想资源却有差别，是从中国历史和文化里面领悟到一种历史的规定性。当然，费先生晚年也意识到自己所受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局限。“把这套西方学来的东西用到现在，感到不够用。……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用（现实的观察和历史的了解）两个办法，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懂得自己，懂得中国文化，这也就是我说的文化自觉。”这就涉及“文化自觉”的中学思想渊源。 （二）“文化自觉”的中学渊源 如前所述，费先生在回顾文章中明确将“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追溯到中国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以及梁漱溟、陈寅恪、钱穆等前一辈学者。“这个名词……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费先生晚年深切感受到所处时代提出的迫切的文化课题，由此受到召唤；而当翘首回望，他蓦然意识到，历史一脉相承，新的时代课题其实是之前时代课题的延续，而前辈学人也早已殚精竭虑备下了丰厚的遗产。文脉赓续，弦歌铮鸣，既于此有了亲切的体会，他自觉接续起前辈学人未竟的事业。可以说，费先生晚年不仅从总体上承接了前辈学人的问题意识，而且更将自己纳入“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同一个历史进程中，从而与前辈学人建立起更为紧密而丰富的思想勾连和精神传承，而由此获得的思想启发和精神营养，对他形成、提出和拓展、深化关于“文化自觉”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助益和影响。 在晚年谈话中，费先生特别提到重点补了上述“三位国学大师”的课。他愈来愈频繁地提及这些前辈学人并屡屡表达对他们的仰慕之情、对自己国学根基不足的遗憾以及加紧补课的迫切心情。他称许陈寅恪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且生性耿直、坦荡”；他读《柳如是别传》，认为陈先生是“在写他自己”，“借柳如是的心思说自己的心情，要找个文化上的归宿感”。阅读钱穆先生的作品令他感到情感上的亲切和思想上的相通。他从钱穆主张的“天人合一”去思考东西文化差异，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国史大纲》这部出版于抗战期间的通史性论著的书前，钱穆写了一段著名的话，指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略有所知且应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即至少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或狂妄地认为现在站在既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钱穆的“文化自谴”论对于费先生深化“文化自觉”理念当有所启发。1997年4月，费先生在苏南老镇调研途中曾有感而发地提出“文化的自卑感”命题，他说：“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文化的自卑感。……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我们要敢于拿出来，有文化的自觉，有自信。”“文化的自卑感”与“文化自谴”意思相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谴”只有一字之别，意涵却恰恰相反。 这里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钱、陈两位前辈学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帮助费先生拓展深化对文化自觉的认识和理解，而非在他形成和提出这一概念上，因为费先生阅读及接受前辈学人的影响，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在实质和程度上是有区别的。根据《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的记载，结合费先生晚年作品的内容，费先生集中阅读和讨论、引用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先生，开始于其晚年补课，而这样的补课阅读是在他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之后。例如，他最早提到开始阅读钱穆的传记和《国史大纲》是在1997年7月，他遗憾于没能更早走近钱穆先生，感叹自己“缺乏历史知识，缺乏对历史的尊重，所以不想去找钱穆那样的人……文化不自觉啊”。他阅读和引用陈寅恪则又在此之后。 就对费先生形成和提出“文化自觉”理念的影响而言，更为关键的学者是梁漱溟。与阅读钱穆、陈寅恪等人的作品不同，费先生晚年补课阅读梁漱溟的作品其实是一种“重读”和“重补”。合理的推断是，费先生先是在阅读思想家梁漱溟的作品过程中受到启发，形成并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之后更系统地补中国文化历史的课，先后阅读钱穆、陈寅恪等历史学家的作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对文化自觉的理解。就此而言，梁漱溟与费先生的思想关联就显得卓出而至关重要。 梁漱溟一向自认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他终生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人生问题，一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核心是中国政治问题）。受父执辈影响，梁漱溟自小关切国事，初始支持立宪，继而转向革命，热切期待近代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用他自己1925年在《思亲记》中的话说，自民国元年以来“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但民初政治乱象及相继的军阀割据令他大失所望，也使他领悟到制度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他就此进行了艰辛探索，从对人生和哲学的思考扩展到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转向“东西文化及其社会”。探索的结果，便是乡村建设理论的提出。梁漱溟的最终判断是，西洋式政治制度根本没有可能实现于中国，因为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这一精神因理性早启而高过于西方——构成一种根本梗阻和窒碍，使得西洋式政治新习惯无从在中国人中培养出来。 “文化”是梁漱溟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落归，“理性”则是他分析中西文化与社会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文化三路向说，中国文化所走的调和持中的路，靠了周公、孔子的天才挣脱了宗教羁绊，在第一阶段路向尚未走完的情况下即迈上了第二阶段，因而成为一种理性早启的早熟文化。理性超越于理智，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不过理性在人类是要渐次开发的，中国文化在条件尚不够的时候即得理性的开发，由此得其长处，却也遗下相较西方文化“短于理智”的不足，突出表现便是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的缺乏。尽管如此，梁漱溟坚信，在完成了人类第一阶段需要处理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任务之后，西方文化将走向穷途末路，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不同的文化路向陶铸出不同的民族精神和社会构造，以周孔伦理教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形塑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构造，秩序的维持端赖体现着理性精神的教化、礼俗、自力。自近代中西交通以来，散漫、消极、和平、无力的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面对集团的、积极的、斗争的、强有力的个人本位的西方社会，顿然相形见绌，遭遇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一败再败。雪上加霜的是，亟欲奋起救亡的民族先进，一时因“震撼于外力，诱慕于外物，一切落于被动而失其自觉与自主”，陷于“对于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反使得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沦为“自觉地破坏”“自救适成为自乱”的运动。“他毁”与“自毁”齐头并进，中国旧有的社会构造趋于崩溃，陷于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有法子相安”。梁漱溟认为，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他呼吁“赶紧回头，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他指出，救治之道在于重建基于“自家精神”的新礼俗、新社会组织构造，重建的途径即他倡导和践行的乡村建设。所谓新礼俗，就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中国固有精神所缺在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前者无须多论，关键在于后者，因而“新方向是往团体组织去”，“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礼失求诸野”，这样的组织只能从乡村中求得，按照梁漱溟的设计，便是以中国古人创造的“乡约”为蓝本组建新的乡约组织——乡学村学（乡农学校），借以教化和组织民众，实现一个新的理想社会。乡学村学包括学董会、学长、教员、学众（乡民）几个部分，教员（知识分子）与乡民的结合是其中的关键。知识分子代表理性维持社会，位置超然，天然适合承担引领和推动的工作。梁漱溟呼吁“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拼一起拖引他上来”。梁漱溟对新的乡村组织寄予厚望，视其为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和新文化建设的基本单位和中枢机关。“此社会组织，是一个生长的东西、慢慢展开的东西，从苗芽而生长，从端倪而开展。其苗芽端倪在乡村，从乡村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便若有其意志可见，便自然有力量。唯社会有权，而后国权乃立。”国权得以建立的过程，也是民众养成新的政治习惯的过程。梁漱溟期待，经由在乡学村学这一特殊的乡村组织中接受熏陶和练习，乡村民众能够逐渐“从根芽处新生新长”出“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至此，他所关注的中国（政治）问题方才算是得到了解决。 简要回顾梁漱溟的思想脉络如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提出的“民族自觉”。梁漱溟指出： 所谓从民族自觉而有的新趋向，其大异于前者，乃在向世界未来文化开辟以趋，而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存问题。此何以故？以吾民族之不能争强斗胜于眼前的世界，早从过去历史上天然决定了，而同时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以吾民族精神早超过一般生物之自己保存性，而进于人类所有之宝爱理义过于宝爱生命之性；吾人今日正当宝爱此民族精神，而不以宝爱民族生命者易之；不然者，苟为生命之保存而不惜吾民族固有精神委于尘土，则顽钝无耻，岂复得为中国人哉！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中国人其果如此而不知耻也，则是其生机已绝矣！复向何处有前途？中国人其果知耻而至死不易吾精神也，则是其所以生者方劲然以在，何忧前途无活命？中国人其果审于世界文化转变之机已届，正有待吾人之开其先路，而毅然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则民族前途之恢张，固又于此日之志气卜之矣。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 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不能不自有我们的前途——虽然西洋的长处必要尽量地采用。十年来的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 民族自觉，自觉什么？自觉到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实质和意义已超越本民族的生命保存，而在于为世界未来文化开辟前途命运。梁漱溟进而分层言之：首先，要克服“对固有文化缺乏自觉”，摒除“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充分体认“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其次，保文化重于“保种”，宝爱民族精神甚过于宝爱民族生命，不可“为生命之保存而不惜吾民族固有精神委于尘土”。再次，要守定“至死不易吾精神”的立场和勇气，“毅然负起其历史的使命”，这样自会有“生者方劲然”“前途之恢张”。最后，谁自觉？自觉的主体是谁？是本民族的成员，尤其是国人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要觉悟到乡村，要自觉实现自身与作为民族主体的乡下民众的结合。 梁漱溟的“民族自觉”与费先生的“文化自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比较一下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给出的定义式表达：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也就是对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从根本上，民族自觉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觉。诚如费先生所指出的，梁漱溟提出民族自觉，“是从文化上想问题，也是文化上的自觉”。具体而言，“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内在一致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时代背景和提出目的看，无论梁漱溟的“民族自觉”还是费先生的“文化自觉”，都是在一个文化遭遇、文化冲突的大时代，尝试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寻求出路，同时也为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文化前途探寻路径。梁漱溟的主张超出了国族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民族的前途”，在欧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批判声中，更有志于为世界文化找出路；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命题，是中国学者回应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的重要努力，为非西方社会和文明走出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支配指出了方向，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其次，诉诸的对象都是知识分子。费孝通呼吁文化自觉，主要是面对知识界，固然无需多论；梁漱溟呼吁民族自觉，主要对象同样是知识分子，已如前述。再次，二者内容具有根本的一致之处。第一，基本文化观一致，都认为文化不过是人们生活的样式，是人们适应和应对环境的方式，不同的人群面对相同或不同的处境，选择了各自的适应和应对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第二，都反对全盘西化，主张文化转型无法割裂传统，不能舍弃自身根基，而要在承认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逐步的而非激烈的变革。第三，都主张对自身文化传统应有一定的“自知之明”，这一自知之明往往建立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对其他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第四，都强调文化自信，体认自身文化所具备的条件和长处。用费先生的话说，首先要做到“各美其美”，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步，也是“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的前提和基础。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负有“向世界未来文化开辟”的重责大任，呼吁守定“至死不易吾精神”的立场，正是“各美其美”和文化自信的体现。第五，要学习、了解、尊重和借鉴其他文化。梁漱溟主张以自身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方文化所长，费先生提倡在原有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科学精神以建设新的人文精神，都是费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六，肩负“自觉”使命的知识分子要切实承担引领之责，关切社会和民众，自觉与基层民众实现结合。上述内容的内在一致性自然也体现在二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态度上，费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诸多判断与表述都与梁漱溟相近。 当然，在对梁漱溟“民族自觉”的传承之外，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创新之处。首先，试图解决的时代课题有别。梁漱溟提出“民族自觉”是在中西方遭遇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民族危机既包括民族生命的危亡也包括民族文化精神的危亡，这或许是他呼吁“民族自觉”而非呼吁“文化自觉”的内在原因。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是在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不同族群和文化的冲突竞争日趋激烈，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中国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被动挨打之后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无复民族生存之虞，民族文化将兴未兴、危中有机。此外，与时代课题的迫切程度相关，“民族自觉”是一位智者对本民族先进分子的啼血呼吁，更强调自身文化和精神的主体性和“自主地位”，激越凛然；“文化自觉”相对而言更显平和持重乃至“不偏不倚”。其次，文化自觉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倡导，更是一种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理解与交流的原则和方法论。强调通过现代科学方法推进文化自觉，是费先生“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特点。再次，关于文化比较和中国文化的前途，大体上费先生也认定中国文化必将为世界文化的未来提供重要智慧，但他同时认为不同文化各有特点却并无优劣之分，因而提倡不同文化的“美美与共”。此外，与对文化的比较和评价的观点相关，费先生对于保文化与“保种”的取舍具有不同意见，认为人类创造文化为的是要增进生活的价值，不会为了维持文化而牺牲生活，“当保种和保文化发生冲突时，只有改变文化，才能保证'种’的存在。不是保文化，是保'种’”。 总之，“文化自觉”与“民族自觉”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梁漱溟对费先生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正如有研究指出，费先生对梁漱溟乡建主张经历了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转变。更进而言之，这里所谓“美美与共”，不仅指两人思想的各有所长、交相辉映，更意味着费先生的思想经由容纳、借鉴、吸收梁漱溟思想中的关键部分从而呈现出熔铸前人、思想传承的“美美与共”。在近现代中国诸先贤中，费先生给予了梁漱溟特别的重视和崇敬，除了缘于两人交集颇多、论题接近，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费先生将梁漱溟视作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具有风骨和清醒头脑、能够真正做到“文化自觉”的一个珍稀例证。其实，无论是梁先生提出民族自觉还是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都要经过“最认真求知”，“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地“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不仅需要大智慧，更须具备大勇气。 （三）“中西结合”的“文化自觉”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以上对“文化自觉”西学和中学渊源的区分只是概要的、粗略的、权宜性的，因为学者所受前人的影响通常都是纷繁复杂而又微妙难言的，为便于辨析和讨论，我们只能简化地取其大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梁漱溟的影响归入了中学渊源。这里还需要特别补充的是潘光旦之于费先生的重要影响。作为与费先生关系极亲近的师友，学贯中西的潘光旦施与费先生的影响是特殊的，这一影响不仅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面，而且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方面，以及在如何建立二者的关联方面。 费先生对美国学者阿古什在《费孝通传》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主要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社会科学家感到不满。早在这本传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之初，他就径直批评道：“我觉得最大的缺点，是他把我的思想作为一种受了西方影响的思想来分析，从西方的学术发展来评价我。他不了解我东方的'底子’，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学者。我是中国人，我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国人的看法。”费先生表示，他这一代受西方的影响很深，但终究还是传统的底子，阿古什只看到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所以“没有写准，对我的定位没有定好”。 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任务，费先生很清楚自己这代人的所长所短，因而尽量做到扬长补短。应当讲，西学与中学兼具，现实与历史并重，都对费先生形成文化自觉概念起了作用。“文章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东搭西搭，能搭得起来，讲出道理。”“文化自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西学与中学“搭”在一起出来的。用费先生自己话说：“我想把西方的东西接受过来。我的特点是前半段是'洋’的，教会学校出来的嘛；后来'中’接着'洋’，'中’里有'洋’，'洋’里有'中’，中西结合。”这里费先生既是在讲述他自己，也是在讲述他的“文化自觉”。 结语：应是鸿蒙借君手 中华文化，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中国文化原本极富生趣，历史既久，包袱愈重，传至后来，生趣渐薄，迈于老衰，及至近代以来，经受致命的考验和挑战，犹如凤凰涅槃，亟待浴火重生。从梁漱溟呼吁“民族自觉”到费先生倡导“文化自觉”，都在致力于应对这一历史性的考验和挑战。中国的文化体系本来卓然独立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无从自主地处于依附地位。最初文化上的妄自尊大，经历了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变得虚怯之极。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锐意发展，始才逐渐找回文化上的自尊自信，能够不亢不卑地平视这个世界。前后连贯起来看，不同时代可说是处于同一个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从东西遭遇之初虚妄的“俯视”，到提出“民族自觉”之前虚怯的“仰视”，再到提出“文化自觉”之时平和的“平视”，诚可谓一个历史的轮回。从梁漱溟的“民族自觉”到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我们可以一窥历史行进的轨迹和踪影，一窥“千年未有之变局”下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艰辛历程，以及学术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费先生大气磅礴地提出和倡导“文化自觉”，贡献至巨，影响至深，本文指出这一概念所受前辈学人的启发与影响，完全无损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内涵及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开辟的理论格局，也完全无损提出这一概念的费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影响。学术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学人个体的努力和创造，而每一代学人都是置身于特定的学术文化脉络和环境中，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概念或观点上的相互启发本就是学术传承的应有之义。一个有学术生命力的概念，从生成到提出，再到被学界乃至社会大众接受和广泛使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概念本身是特定学术观念的表达，背后体现的则是思想的源流，从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概念，不仅需要持久的艰辛思考，更需要特定条件下一瞬间的“灵光乍现”以及捕捉这一“灵光乍现”的敏锐，看似轻而易举，实则殊为难得。学术的传承与创造，可谓都在其中了。费先生早年受帕克启发与同学一起提出community的中文对应词汇“社区”，青壮年受潘光旦等人启发提出“差序格局”，晚年受梁漱溟等人启发提出“文化自觉”，皆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学术源流的追溯是复杂的，因为学术传承与创造的历程和脉络本就是非常繁复的，况且追溯性研究无可避免地要受到研究者取向偏好、阅读范围、资料甄选等的局限和影响，因而本文的判断和论证只是初步的和探讨性的。 费先生曾表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历史到了一定时期，总要有一批人出来，提出时代的课题，至于具体由哪个人或哪些人提出来，不是那么重要，借用清人黄仲则凭吊李白的一句诗，便是“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确，时代的课题和召唤就在那里，待人采择，但是究竟谁人拥有提出和回应时代课题的眼光和能力，能够不负鸿蒙（时代）重托，那就另当别论。就此而言，费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正可谓他作为一位时代入选者的明证。   |
|
|
来自： 竹山一枝秀pfxh > 《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学术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