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顾问 张忠1 /文
20世纪70年代，美盟军队迫于严峻的军事形势，组织了一波作战理论大讨论，然而却不经意收获了空地一体战概念，并创立了以战役法原理为核心的战役学说，可谓是收获满满。此后，作战概念被逐渐认识并独立门户，与学说（doctrine）共同构筑起官方作战理论，指导军队作战运用及建设创新发展。作战概念，简称“概念”（concept），与学说均属于理论范畴，并且均以官方出版物的形式颁布，但时间矢量和功能定位不同。学说基于当下0-5年，是指导部队作战运用的基本原理，具有权威性，但运用时需要加以判断。而概念则指向未来5-15年，是针对未来作战挑战的原理性方案设计，旨在明确建设的概念需求，牵引部队建设创新发展。受制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学说和概念认识存在偏差在所难免，但简单思维驱使下的急功近利和盲目模仿则应特别警惕。因为，这不仅造成认识上的肤浅，影响形势评估判断，而且也扰乱了自身原有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概念涉及未来战争场景，具有复杂性，存在不断演进的认识过程。当然，如果仍秉持简单思维且不追本溯源，那么很难理解核心要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德、苏、日和美等国，都获得了坦克、飞机及无线电通信等技术装备，并推动军队组织结构、训练方式和指挥流程发生改变。但是，只有德军综合利用了这波技术进步，开发出闪击战概念，在战争初期的18个月里就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
遗憾的是，在很长时间里，闪击战更多地被解读为一种应对威胁的自然反应，重要意涵并没有被深刻认识，即“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创新战法的一方，可以在战争中创造出巨大的优势”2。20世纪70年代，美军在反省越战失败和针对性解决欧洲战场困局，以及借鉴中东战争经验等因素促成下，组织了作战理论大讨论，空地一体战概念和战役学说由此诞生。与闪击战相同，空地一体战也属于战役层级，也是基于现实威胁的原理性方案设计，也具有技术推动战法创新的特点。
但也有不同：一是超越现实方案，更强调理论性，并以战法原理要则形式，内嵌于陆军FM100-5《作战》手册，寻求一种特定战役场景下的制胜机理，直接指导作战运用；二是更具开放性，汇集了多方力量参与，呈现组织学习效果；三是具有多重功效，不仅指导部队作战运用，也牵引部队建设；四是建立基线，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当然，机械化战争形态相对简单且演进缓慢，因此早期战略、学说和概念等仍都属于“当前-未来结构”3，时间矢量朦胧，“未来”往往通过“当下”线性推理获得。同时，概念更多地定位于战役层级，聚焦于战法原理方案，从某种程度也限制了影响力的发挥。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战争复杂性亦不断增强，人们开始更多地运用复杂科学审视战争形态的演进。1996年，美兰德公司成立概念选择小组，将概念区分“当下”和“未来”。其中，未来具有引领性，是“获取新军事能力、国防规划和军队现代化的一种方法”4；而当下则具有实践性，直接指导部队作战运用。
同年，美军颁布《2010联合愿景》，首次明确概念的时间矢量，即通过主导机动、精确交战、全维防护和聚焦后勤四项未来性概念模板，引导军种开发更具联合性的概念5。时间矢量的明确是作战理论的重大创新，有利于统筹规划和精细化管理。美军认为，“阐述如何通过运用新的作战概念获取优势，可为军种指明共同方向，以便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挑战时，能按联合学说和规划框架发展各自独特的能力”6。
随后颁布的《联合愿景实现主计划》，将概念界定为“一种见解或观点的陈述，表示某事可以在公认程序下做好并完成的方式方法。概念开发的原理是通过连续迭代流程，形成未来联合作战能力应用的新设想。”7该界定要点：一是可预期性，不是凭空猜想；二是共识性，即在公认程序下完成，规范开发流程；三是针对性，描述如何做好某事的方式方法；四是复杂性，遵循迭代开发原则；五是未来性，是未来联合作战能力应用。当然，界定还比较笼统宽泛，操作性不强，特别是没有上升到政策高度。2003年，美军颁布《联合作战概念》，首次系统阐述未来15至20年作战环境及作战设计，为军种概念开发和实验提供顶层指引。《联合作战概念开发流程》（2006）则进一步阐述概念体系结构、核心要素、撰写方法和评估修订等相关内容，建立完整开发流程。美军认为，“概念可促使学说、组织、训练、装备、领导力和教育、人员和设施等能力要素的改进，提供获得新联合能力发展的基础”8。至此，概念理论认知基本形成。小结：随着战争形态演进不断加快，现代装备建设周期长的矛盾亦日益突显，如何兼顾当前与未来，简单思维显然已难以为继。美盟做法：一是明确时间矢量，建立新的需求生成框架，即“未来环境→面临挑战→概念性解决方案→概念性能力→能力差距→牵引部队建设”；二是明确区分概念与学说，学说指导当下作战，而概念则指向未来作战，牵引部队建设；三是建立体系结构，明确生命周期；四是保持开放性，激发和汇集洞见及智慧。但是，大国威胁场景的缺失及战役层级定位的局限，造成军种主导局面的延宕，存在联合性不强和效率低下等缺陷。2009年，美军开始向大国竞争转向，强调概念地位作用，将概念重新定性为“创新性方案”，即概念认知已由“观点”上升为“方案”；而概念开发则是“深思熟虑的基于事件驱动流程，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案方法的运用”9。《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20》中，美军系统阐述未来作战环境、全球一体作战和联合部队，旨在建立从战略指导到作战概念、部队发展和学说的桥梁。2018年，美军《国防战略》强调“发展创新性作战概念”，认为“军事现代化不单指硬件现代化，还包括作战力量组织和运用的改变。美军必须预先设想到新技术可能给战场带来的变化，严格定义未来冲突中可能出现的军事问题，培养一种通过实验和有计划的风险测试获得结论的文化”10。大国竞争战略改变传统战争认知，将“合作、灰色地带和战争冲突”视为整体，明确战略适用期，强调概念的战略性地位作用，开启更精确化战略管理。战略适用期，美军称为“持续战略指导期”，设定时间跨度为15年。在联合部队发展和设计（JFDD）11时间矢量规划中：0-3年为部队使用，聚焦实战演练；2-7年为部队发展，着重通过学说和院校教育适应变化；5-15年为部队设计，重点通过概念创新驱动部队建设。
特别是，全面改用“联合战概念”（joint warfighting concept）新表述，并定位于JFDD的顶层概念，成为“概念驱动、威胁告知的能力发展”12规划的核心引领，战略意涵十分明确。2021年，美军开发确立“联合战概念1.0”，随后经三次迭代定稿正式颁布，并进一步转进为JP-1《联合战》（2023）。联合战，描述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式战争方式，重点阐述全球一体作战、全域机动战和持续竞争等新的制胜机理，体现了智能化趋势下作战的新范式13。小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战略管理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实施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功能划分；第二步，20世纪90年代明确“未来”与“当下”时间矢量安排；第三步，21世纪初明确战略适用期，全面实施综合性战略管理。过往笼统的“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设”，转变为“未来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设；当下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练”。回顾概念形成及演进过程，存在从“观点”到“方案”的认识过程。换言之，早期更多地聚焦于创新性观点，具有简单思维特点；而随着认知提高，逐渐聚焦如何将创新性观点迭代开发为创新性原理方案，将观点创新与开发视为完整创新过程。基本做法：一是开放且渐进，确保相关利益体的参与。二是建立完整概念体系。早期概念局限于战役战术层级，结构性互动有限，演进节奏亦比较慢，但随着战略概念确立，完整异构体系得以建立，极大加快概念互动演进。三是明确时间矢量和功能区分，整体性定位概念与政策、战略和学说等相互关系，实施更精细化战略管理，避免混乱局面、打乱仗。四是强调技术推动概念认知与开发的主线。概念不仅存在体系结构的异构现象，而且在时间矢量和功能定位上也与传统思维相差甚远，具有复杂性，体现的是一种新范式。因此，仍沿用简单思维理解和翻译会遇到困难，容易出现偏差甚至错误。concept词义较为宽泛，美军界定为“针对当前或未来军事挑战的判断，提出的改进联合部队能力的解决方案。联合概念也是联合部队基于未来技术运用的新方法。”14而北约则界定为：“获得共识性观点，通常以正式文件形式呈现，为不同工作领域提供指南，并可能导致新的政策制定。概念聚焦于某项能力开发，是基于解决方案导向的转型观点，以解决某项能力缺陷或差距”15。concept具有共识性，即科学性，是一种观点见解，或应该如何做某事的陈述，即原理性解决方案。依据用途可区分为当前、不久的将来或遥远的未来。军事上，当前的concept可译为“方案”，如实施方案(concept of employment)和作战方案(concept of operation)等，属于指导部队运用范畴，保密性强。而未来的concept则可译为“概念”，是针对未来战争解决方案的一种原理性设计，即概念性方案，旨在驱动部队能力建设的创新发展，属于军队建设范畴。概念应基于学说和现有能力加以理解和开发。目前，在中文语境下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军语及知识理论体系，应避免将概念简单化和功利化解读和借用。与学说相同，概念也存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级。美军强调战略概念的政治性、组织性和主观性，体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北约则认为，战略概念包含政治或高层级军政评估、目标和指南等，概述北约意志、性质和基本安全使命，明确安全环境特征，为军事力量适应新环境提供指南。16战略概念影响部队发展和运用，提供涵盖军事行动频谱中重要部分的广泛描述，阐述满足战略目标相关需求。战役概念，将战略指导与未来作战相连接，阐明在某些特定约束条件下运用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核心是战法原理，即制胜机理。当然，也存在战术概念，如功能概念和军种概念，但未来变化较大，战术概念亦存在更大变化，不是探索和开发的重点。作战理论是敌对双方竞争的产物，是战斗力三要素构成之一，核心主体就是学说和概念，体现的是一种理论化过程或思维方式，也称概念化过程。北约认为，概念开发“提供一套能够将创新性和创造性观点，结构性开发为可行性解决方案的工具”17，分为转型取向和问题取向两类。转型取向，主要从学术界和产业界获得洞见和引导，整合确认的经验、技术、试验探索，以及创新性观点形成的战略战役概念。通常聚焦于智力开发或理论见解，代表性描述宽广背景下未来作战方式方法，常常包含多重能力域，以确认能力需求。而问题取向则解决具体能力的不足和短板，或利用新机遇处理还没有被识别的能力需求，开发面对所有领域的解决方案。美军将概念纳入联合战略规划系统18，将概念驱动、威胁告知的能力发展19，指向未来5-15年，旨在推动部队建设创新发展。概念开发，是将观点开发为方案的创新过程，是推动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概念与学说、愿景和战斗力等紧密关联，但理解相互关系并不容易。——学说，与概念同属于作战理论20，但时间和功能定位不同。学说意在当下，而概念则指向未来。学说着重解决当下作战问题，描述依据现有能力和组织编制制定，以实现国防战略目标，并在建立指导当下作战理论基线的同时，也为概念开发设计提供保障。传统上，学说着重于过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但现今则更多地吸纳成熟的概念。而概念则建立在对未来科学预测和合理假设的基础上，结合分析和使用描述性示例，重点系统检查相关战略战役问题，是针对未来形势重大变化所提出的新观点、新方案，是“未经检验的观点，将要经过严格考验”21，目的是通过对未来的战争设计，牵引建设创新发展，使部队能通过与以往不同的新战法保持竞争优势。——愿景（vision），与概念相近，容易混淆。通常情况下，描述未来15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战役设计和期望的能力，具有更强的前瞻性。概念重点检查并更新学说，以支持潜在的能力开发，而愿景则为战略战役模拟提供基础，其结果可能指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两者时间递进，是规划设计未来的更精细划分。当然，愿景有并入概念的趋势，因为过细划分也会引起理解和把握上的困难。——战斗力(fighting power)，也简称“能力”，由精神、理论(conceptual)和物质三部分构成22。其中，理论即为作战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被认知和开发，并正式被纳入战斗力组成部分。特别强调，概念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
明确学说、概念和愿景的功能和定位，有利于充分思考先进技术的长期影响。换言之，根据时间矢量，可以考查范围更为广泛的学说和组织，并在技术开发、概念探索和系统采办过程中，以适当的时间节点解决培训、物资、后勤、人员和设施上的诸多问题。政策指令和条令法规具有指令性，必须坚决执行，而学说和概念则具有理论性，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灵活空间。简单系统，从观点到方案开发比较简单，更多地是一种线性推理过程；而复杂系统则不同，开发需要遵循复杂科学原则，采用自顶向下、迭代细化的结构化流程方法。概念开发具有复杂性，是一种基于条件的项目开发，涉及时间、范围、资源、质量、益处和风险等约束条件。应遵循：一是运用创新导向和灵活的方法，确保开发出具有创新性解决方案；二是保持一定开放性，集众人之智慧且确保相互信任，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三是方法应具有灵活性；四是客观且基于证据，明确界定待开发概念，以及应解决的问题或可利用的机会，确保有一套清晰的逻辑证据为基础，来验证开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五是科学严谨，开发应有效、可行、适用且高质量。复杂系统开发流程反映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方法。具体包括4个步骤：第一步申报。重点对相关观点梳理分析，形成具有方向性、创新性和共识性的概念观点，据此拟制并提交正式申请。观点很重要，正确观点胜过数量优势和技术，闪击战就是很好的案例。当然，初期的观点更多地源自于一种感性认识，比较宽泛，也比较庞杂，并不能直接进入开发程序。只有达成普遍共识的概念性观点，才能成为官方认可的“概念观点”，进入开发程序。解决复杂问题，需要首先要提出具有洞见性、方向性观点。一旦观点被更普遍认可和接受，概念性观点就变为概念观点，成为方案开发的起点。因此，开发启动前存在一个观点竞争过程。通过竞争，那些被广泛认同且具有方向性、理论性和创新性的观点，会被认定为概念性观点。而概念性观点再进一步筛选，仅保留最好观点，即概念观点，并以此拟制立项申请。第二步研究和撰写。提案正式获批，标志着概念0.1版完成，即基线确立。因为，提案已包含标题、要解决问题、能力需求、改进能力、效果预期、新方法及合理性、概念描述、相关概念和建议等关键要点，确立了逐渐细化完善的基础。研究和撰写就是在基础上形成概念的0.5版。第三步验证和评估。概念0.5版是完整草稿版，需要验证评估并持续修订，包括在各种环境中接受测试检验，用科学证据证明概念有效地解决了问题，从而得到一个经过实验验证的概念，即概念0.9版。第四步协调审批。项目收尾及文件编制归档，形成最终概念1.0版并落实建议。概念1.0版包含：摘要、作战环境、军事问题、核心和支撑性观点、概念能力需求、支撑文件和相关术语等内容。
至此，开发工作基本完成。特别强调，概念开发是一项重要组织工作，是战斗力产生的重要环节，需要经过最高军事统帅部批准认可。概念开发采用生命周期法23，也称结构法，即生命周期法与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的结合。由于不同概念之间可能具有相互依赖性，通过大量实验将能够持续螺旋地改进提升概念，所以开发通常会以循环迭代的方式进行。基线建立后，一般至少需要完成三次迭代24。结合实验验证，开发可以以包容和迭代的方式聚焦并采纳最好的观点，探索尝试潜在的创新性解决方案。结构法，采用自顶向下、逐步求精方法，以一系列经过实践考验被认为是正确的原理和技术为支撑，强调系统结构的合理性分析。优点是循序渐进、闭环迭代和质量保证，但也存在组织实施复杂及时程较长等缺点。近年，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运用，已取得重大突破，开发效率显著提高，时程亦明显压缩。开发方法、作战分析和实验三者为相互融合促进的整体。其中，开发方法更多地从项目整体上把握，而作战分析和实验则是实现成功开发的关键赋能。实验是作战分析的重要部分，可为评估提供证据，同时作战分析也可以支撑实验和结果分析。作战分析是指使用各种技术分析理解问题，提供证据证明潜在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初期，会用作战分析探索和界定问题，确定特定需求和度量标准。中后期，重点探索潜在的解决方案，评估方案是否满足要求。而实验目的则是降低作战能力生成风险，实现作战能力有效生成。实验支撑开发及新方案验证，在探索问题和评估潜在方案时提供一套客观方法，是获批和应用的支撑。实验需求是对目的、目标和方法等环节的精心设计，特别是发现性实验、假定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的结合和时机。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批准的概念也不是政策，仍是需要验证的初级产品，是逻辑起点，只有成熟概念方可转进为政策、学说和作战方案。同时，在科技快速发展趋势下，未来5-15年的概念基本上是无法从过往战争经验中推导，也无法在当前军事行动中形成，但却必须被明确表述出来，以便于理解、争论和验证测试，推动军队建设的创新发展。进入21世纪，战争形态演变日趋复杂且节奏不断加快，这使得作战理论认知更为困难，开发也更为复杂，均不是少数专家和将领所能驾驭，可谓今非昔比。特别是，如果仍沿用简单思维定式，理论传承和创新显然难以为继，必定无疾而终。战争是敌对双方博弈的复杂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战争实践需要强有力的作战理论指导，特别是在战略战役层级尤其如此。事实上，越是复杂事物，理论指导实践的意涵就越大，就越是不可或缺。作战理论是权威的官方理论，通常以出版物形式颁布，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因此具有指导性。长期以来，对战斗力理解更多地关注于人和武器，即二元论，体现的往往是拼实力、拼意志，更多地打的是消耗战，这是简单思维的产物。随着认识提高，战斗力认知也开始聚焦于人和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结合，即三元论，体现的往往是斗智、斗勇，强调打机动战，这是复杂思维的结果。然而，人与武器的结合如何体现和把握？却存在不同认识，十分模糊甚至并不清楚。事实上，人与武器的结合就是理论化过程，结果把握就中作战理论。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理论，而更多地是应用性理论，叙事中包含组织、场景、武器和人等元素，具有原理性和实践性。早期，人们更多地聚焦于纯理论，敌我双方都可应用，且不能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如《孙子兵法》和克氏《战争论》等。然而，随着理论繁荣发展，指挥员也面临理论流派众多，以及与现实结合不紧，难以师从和应用的窘境。为此，官方作战指导理论孕育而生。一般情况下，官方作战理论是在原有条令基础上发展而成，将规范性日常管理和建设内容剥离出去，仅保留涉及作战运用内容，并以官方出版物形式颁布。由于民间并不具有生成权威作战理论条件，如对部队现有能力和威胁状况不可能全面掌握，以及个人也难以掌握如此宽广知识并达到高标准。因此，作战理论必须由官方组织开发并权威颁布，为作战行动提供操作性指南，为院校和研究机构提供依据和方向。当然，作战理论属于新型应用理论，是基于威胁和挑战的原理性解决方案，较好地体现了人与武器装备结合意涵。而那种没有指向性的理论，更多地体现为纯理论。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并不存在系统的官方作战理论。当然，许多人会说“我们有条令”，但条令属于规范性法规，具有强制性，也仅限于战役战术层级，不适合指挥员概念战场形势变化灵活运用；而理论则不具有强制性，可包括战略、战役和战术层级，指挥员可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机决断。理论与条令模糊甚至不分，将致使思想僵化，滋生教条主义，后果十分严重。为此，必须尽快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战理论。官方作战理论，必须贴近部队实际，紧跟时代发展。首先，内容应仅限于作战运用范畴，不涉及管理和建设领域。作战运用应成为目标和核心，是指挥棒，建设和管理应与之协调，形成战略规划整体。其次，作战理论应明确时间矢量，区分为“当下”和“未来”两部分。其中，“当下”，即“作战指导理论”，基于当下0-5年部队现有能力制定，并以出版物形式权威颁布，直接指导部队作战运用。而“未来”即为未来作战概念，简称“作战概念”，指向未来5-15年作战环境，描述应对未来挑战的原理方案，旨在牵引部队建设。第三，作战理论应具备完整体系结构，即战略、战役和战术，存在异构特质。战略层级展现政策和哲理特质，与组织性质、宗旨和目标保持一致，更多地阐述“制胜之道”；战役层级聚焦战法原理，紧贴战场实际，更多地描述“制胜机理”；而战术层级则具有法规性，更多地规范技术操作流程。第四，采用整体性叙事，而不是传统法规条文条例式叙事，以便将环境、战法、组织和能力等元素融入整体，贴近组织和战场，更便于理解和掌握。长期以来，我们理论认知和开发更多地是一种松散性管理，甚至放任个人或民间自由发挥。但是作战理论属于官方理论，具有生命周期，且直接关联战斗力生成，因此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研究，应由作战和训练部门组织实施，并成为统帅机关和各级指挥员的职责任务。作为时间矢量跨度大、体系异构性强的复杂理论体系，传统简单思维认知和开发显然难以奏效，必须运用复杂科学，才能确保持续的创新发展。首先，理论的建立存在不断认识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应首先确立基线，渐进持续迭代完善。“作战指导理论”依据现有能力制定，迭代性较强，一般3-5年需更新一次；而未来性的作战概念则较为灵活，战略战役是重点。其次，理论建立应保持一定开放性，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包括创新文化、政策制度和领导职责等，确保生命之林生生不息。第三，加强整体规划设计，自顶而下、结构化开发，综合运用基于威胁、基于能力和基于资源等规划方法，加大实验和人工智能手段应用。第四，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缩短开发时程，提高效率。复杂趋势下，作战理论认知与开发需要与时俱进，部队和机关责无旁贷，必须纳入战略规划系统，扎实推动部队备战打仗和转型建设。【1】张忠，原海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军大校。
【2】General Mark A. Milley, “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 The Most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and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Character of War Is Happening Now— While the Future Is Clouded in Mist and Uncertainty”, JFQ 110, 3rd Quarter 2023, p. 6.
【3】Mattis, Vision for Joint Concept Development, JFCOM, 28 May 2009, p. 3.
【4】Nikolay Pavlov, NATO’s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approach in the EU’s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an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perspective, Defence Studies, 2022, VOL. 22, NO. 2, p. 215.
【5】James L. Cook, “The Importance of Joint Concepts for the Planner”, JFQ 99, 4th Quarter 2020, p.97.
【6】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10: America’s Military: Preparing for Tomorrow, USA Washington DC: July 1996, p. 1.
【7】CJCSI 3010.02, JOINT VISION IMPLEMENTATION MASTER PLAN, 9 December 1998, p. 5.
【8】JOINT OPERATIONS CONCEPTS, Pentagon,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3, p.17.
【9】CJCSI 3010.02C, JOINT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JCD&E) , 15 January 2012 , P. A-1.
【10】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p7.
【11】CJCSI 3030.01A, IMPLEMENTING JOINT FORC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3 October 2022.
【12】CJCSI 3030.01, IMPLEMENTING JOINT FORC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3 December 2019, p. C-1.
【13】Thomas A. Walsh and Alexandra L. Huber, “A Symphony of Capabilities: How the Joint Warfighting Concept Guides Service Forc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JFQ 111, 4th Quarter 2023, p. 7.
【14】CJCSI 3010.02E,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JOINT CONCEPTS, 17 August 2016, p. GL-4.
【15】NATO Warfare Development Command, Concept Development & Experimentation, August 2021, p. 4.
【16】NATO Warfare Development Command, Concept Development & Experimentation, August 2021.
【17】Allied Command Transformation, NATO Concept Development & Experimentation Handbook, August 2021, p. 1.
【18】CJCSI 3010.02E,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Joint Concept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16 Aug, 2018, p.A-2.
【19】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Joint Force 2030,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June 18, 2019, p. v.
【20】Allied Joint Publication-01, Allied Joint Doctrine, NATO STANDARDIZATION OFFICE (NSO), 19 December 2022, p. 96.
【21】CJCSI 5120.02E, JOINT DOCTRINE DEVELOPMENT SYSTEM, 6 November 2020, P. A-5.
【22】Joint Doctrine Publication 0-01, UK Defence Doctrine, November 2022, p. 24.
【23】CJCSI 3010.02E,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Joint Concept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16 Aug, 2018, p.A-6.
【24】NATO Warfare Development Command, Concept Development & Experimentation, August 2021.
（平台编辑：黄潇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