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九年（1359），64岁的杨维桢去到松江隐居。在元世，文人的忽隐忽仕比任何时代都要来得随性，正如《富春山居图》中隐喻的那样，坐在亭子里的文人和江上垂钓的渔人之间，身份的转换就在转瞬之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辞职的官员、不久后会出仕的隐者、犹豫着或仕或隐的士人，在这样的时代漩涡里被卷在了一起，彼此惺惺相惜，穿梭在频繁的雅集里。杨维桢也是一样。此前，他于至正九年（1349）曾在松江小住，次年便前往杭州做官，现在，他又回到了松江的雅集中。天性跳脱又热烈的杨维桢是社牛一枚，非常适应雅集，早在至正八年（1348），他已是江浙一带文人雅集圈的精神领袖，明人写的元代隐逸传里说他“无日无宾，宾至无不沉醉”，拜见的、求文的，每天络绎不绝，“座无虚席”。但有些人有些事，你不知则已，一见便是倾心——我最近的一次动心，便是为张中的《桃花幽鸟》。张中并非生于绘画世家。他的曾祖父是南宋的海盗，后来被招安做了元朝的官，到祖父张文龙、父亲张天麟的时候，家境已是很好，是出过三品官和皇上亲兵的门第，张中因为这些祖荫的缘故也得了朝廷的官职，这时已是元末，天下大乱，他回到故乡松江隐居，读书终老。野政老人隐者流，清溪绕屋似愚沟。自编蒲叶作素简，时泻松花洗玉舟。仲连未遽蹈东海，孺子还复栖南州。别来清事想不废，诗成应画李营丘。李营丘是五代李成，被宋人尊为绘画界扛把子的“古今第一”，这个海盗起家的家族里，竟然出了一个画家。张中曾跟着黄公望学山水，应该画得很好，据说，如果画上没有题名的话，是黄公望画的还是张中画的，简直分不清。但张中留名后世的，不是山水，而是水墨花鸟。“元世写生第一”，是后来人对张中的膜拜——可张中的名字还是很少被人提起，他与王渊齐名，王渊至少被写入了高居翰的《隔江山色》里，张中却没有。我尽其所能，也只能搜罗到一点点资料——关于他曾祖父张瑄，他伯公张文虎，他祖父张文龙，他父亲张麟：张家曾上到青云又下到尘埃，在宋末元初的血里火里打滚，被重用，被抄斩，被流放，被起复，只些微读了这些资料，我忽然就明白了，“张公子”是名不虚传的，这样的家族里，最容易生出有芝兰之质，又能看淡一切变幻的子孙。张中该是个淡然清幽的人。唯其淡然，才能隐居读书终老，唯其淡然，才有了那一样淡然清幽的《桃花幽鸟》。画中横斜几枝桃花，一只山鸟轻盈地栖息于枝上，这桃枝一直往上生长，陆续吐出花朵和蓓蕾，桃枝尽头处，有一段落款“老铁醉笔”的酣畅题字：
几年不见张公子，忽见玄都观里春。却忆云间同作客，杏花吹笛唤真真。老铁，就是杨维桢。因为杨维桢，这轴画有了少见的“满题”。“满题”，是把一幅画的空隙处完全题满，比如《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乾隆在上面题了五十五段字，最后再也找不到落笔的地方。中国画里是很少有满题的，因为满题太讨人厌了，乾隆因在子明卷上盖了太多章、写了太多字，被大家喋喋不休骂了许久。但《桃花幽鸟》的满题不一样。《桃花幽鸟》上有十九人写下的十九首诗，一一读来，仿佛能看见那些题诗的人，看见他们陆续到来，看见他们沉吟回忆，看见他们怅惘哀伤。杨维桢与张中结识于何时已不可知，或许在杨维桢隐居于松江之前。至少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杨维桢与张中已结识。这一年，杨维桢曾为张中的“野政堂”作记，收录在他的《东维子文集》里，记里把张中比作东汉末年的隐士庞德公、郑子真，而张中说：“我只愿象陈嗣那样致力于野政。”张中说的 “野政”，是象唐人陈嗣那样隐居乡里，顺时耕作，时常为乡里乡亲排解忧患，使族人和睦，兄弟亲爱。从《野政堂记》大略可知张中的性格，他不似杨维桢那般狷狂、张扬，更近于王维那种冲淡、平和。或许是这互补的性格让二人成为友人，也或许因张中是黄公望的弟子，令杨维桢爱屋及乌——杨维桢自述平生所结交，只有两个人他最佩服，其中一个就是黄公望。总之，在旁人的记忆里，“铁仙诗句张公画，二老风流昔擅名”（谢伯诚题句），在“二老”周围，想来曾自然地形成一个文艺圈子，其中有袁凯、管时敏、顾文昭等。
这些人与张中、与杨维桢、以及互相之间或多或少都有来往：袁凯（海叟凯）、管时敏（华亭管时敏）、顾䘵（顾谨中）、顾文昭和张中是松江同乡；袁凯、范公亮、管时敏、李诇（樗散生）与杨维桢亦师亦友；吴勤（匡山迂生）是管时敏的友人；贝翱是管时敏的同事，其父贝琼又是杨维桢的弟子；谢伯诚的好友袁华，与张中和杨维桢都有诗文往来；范公亮、林右、叶见泰、花纶、李诇是浙江同乡；林右与叶见泰还是洪武年间同时被召入京的同僚；至于那位受画者景初先生，可能是隐居于杭州的赛景初，他的表兄丁鹤年与管时敏、吴勤都是好友。
大约在洪武初年，张中为景初先生画《桃花幽鸟》，杨维桢率先落笔，感叹“几年不见张公子”， 同样感叹“不见张公子，于今又几年”的还有袁凯，余季约、李诇也先后落笔题诗。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波题跋。十年以后，《桃花幽鸟》辗转流传到南京，此时杨维桢与张中都已故去——杨维桢卒于1370年，张中则未知确切的逝年，与张中同为松江人的管时敏感时伤事，题道：“十年不见故园春，画里题诗半古人。”时在南京为官的顾文昭也感慨“十载都门重见画，忽听邻笛使人愁”。伤逝之情，悄然郁积。
又数年之后，此画被胡同文购藏，范公亮接受胡同文所请为《桃花幽鸟》题诗，在范公亮之前，林右、叶见泰也已应邀题诗。林右比杨维桢小很多，杨维桢卒的时候林右才十四岁，不可能有太多交集，故此林右的题诗“闲窗绿树夏阴阴，看画焚香寓赏心。宛似江南寒食后，桃花春雨唤春禽”与前几拨相比，交情浓淡自见。再往后，云霄、公祐、贝翱、朱京、丁子木可能是最后一拨题写人。到这个时候，画上已几无落笔空隙。最引人伤怀的还是“华亭管时敏”那句“画里题诗半古人”——题诗人纷纷老去，故去，到最后，只剩下这静默无声的桃花幽鸟、铁划银钩，好似是玉山雅集存留在世间的一点影子。是啊，真象是一场纸上的玉山雅集啊，有诗，有画，有杨维桢镇场，有众才子唱和，有惺惺相惜，有风流漫溢，只是没有了玉山主人顾瑛。玉山雅集因顾瑛的玉山草堂而得名。
玉山草堂今在昆山巴城镇，是昆山首富顾瑛于界溪之上修建的别墅一景，别墅原名“小桃源”，后来改唤“玉山佳处”，玉山草堂是顾瑛在其中读书起居的所在。“玉山佳处”或者“玉山草堂”建于顾瑛四十岁左右，彼时这位会赚钱、爱文艺的富豪将家里的产业交给子婿打理，自己慢慢营建心目中的“桃源”，至正八年（1348）二月，“桃源”模样初成，恰这时，杨维桢前来拜会顾瑛，从此，在双主人——玉山主人顾瑛和雅集主人杨维桢的合力加持和互相成就下，玉山雅集引爆出圈，引无数才子文人竞折腰。透过时人和后人的描述，我们隐约可窥见当时的场景： “玉山主人方执玉麈长啸，意气自如。时适当中秋之夕，天宇清霁，月色满地。楼台花木，隐映高下，是犹天中之画，画中之天。乃张筵设席，女乐杂沓，纵酒尽欢。同饮者：匡庐仙于立彦成，袁华子英，张守中大本，玉山复擘古阮， 侪与胡琴丝竹，并歌声为表里，厘然有古雅之意。予亦以玉箫和之……＂ 这是至正十二年（1352），玉山嘉宾之一熊梦祥自淮楚赶来参加玉山雅集记下的一段文字。熊梦祥也是玉山雅集的常客，与他同为常客的还有杨维桢、倪瓒、王蒙、张雨、袁华等等，元季知名的文艺圈大咖几乎被顾瑛全数网罗到雅集中。这样的雅集从至正八年（1348） 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前后不下百次，持续二十年——上巳、端午、中秋、重阳等节令须集，赏花钓鱼、送往迎来、出游湖山须集，友人赠送鱼鸟砚柑书画等须集，一雅集，便有茶酒、歌舞、投壶、猜拳、对弈、谈玄、参禅、品古……尤其不能少的是诗词唱和，故此留下七部与雅集有关的诗集，因参与雅集而留下名字的文人才子将近400人。
主人轻财热情，客人博学多才，环境既雅，饮食又精，宾主之间也随意无拘束，人少三人也聚，人多几十人也聚，欢迎的大门随时敞开——因为玉山雅集的存在，元末战乱中的文艺圈，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不能确知《桃花幽鸟》上的所有题诗者是否都有玉山雅集的记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应该参加过或听说过玉山雅集，并与杨维桢交好、与张中相识，这应该是玉山雅集圈里的一个以松江人、浙江人为主的更小的圈子。
至正十六年（1360）以后，时世愈来愈艰危，顾瑛的家产在战乱中也有很多损失，甚至到了雅集者自携果、酒来会的地步，见面也愈来愈难，但玉山雅集仍在艰难维持。
直到洪武元年（1368），顾瑛因种种原因不容于新朝，被朱元璋发配到临濠劳改，次年，六十岁的顾瑛死于临濠， 与他一起离开世间的还有玉山雅集。 一切，风流云散。 杨维桢曾被朱元璋强召入朝，后来借故辞归，死于1370年。袁凯、管时敏、叶见泰、林右都曾进入新朝廷当官。袁凯后来装疯辞归。管时敏富贵终老。叶见泰官至刑部主事。林右被朱棣劓刑致死。人可以再聚，但再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他们无所顾忌的肆意放怀。是《桃花幽鸟》，曾将这些人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缅怀他们曾经的旧时代。在新时代里，旧时代只是残存的、不合宜的一点影子。甚至连这点影子也须隐蔽地存在——在已习惯了签题年号或年份的时代，所有人都默契地没有署上年号或年份，我们无法知道究竟张中初画于何时，杨维桢首题于何时，谁又是最后一个题画者。所有的感慨都沉默地交给了时间。七百年后，自会有后来人看见这旧时代的影子，看见一个时代的伤逝。三高士与松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作者：任淡如 本文为菊斋原创首发。公号转载请联系我们开白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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