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战犯管理所没多久，因为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抚顺离中朝边境比较近，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决定把战犯们迁到离中苏边境近些的哈尔滨，10月18日就启程了。因哈尔滨当时没有一个能把战犯们全关在一起的地方，不得不把管理所一分为三，即一处道里监狱关押日本将校级战犯，另一处道外监狱关押伪满战犯，还有呼兰监狱关押的是日本尉级以下战犯。我当时负责管理日本将校级战犯。我就住在道里，离管理所有一里地的样子，开始是租的一户回民的房子。徐明也辞去沈阳和平区卫生院的工作来到哈尔滨，不久她就在哈尔滨市医院上班了，仍做护士工作。我们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都生在哈尔滨，两个大的当时都上小学了。 我小时候也在哈尔滨待过几年，可那是当小少爷，过着被人伺候的日子，院儿门都不出，对这个城市几乎没什么印象。哈尔滨虽然解放了，但俄国人还很多，生活习惯也受俄国影响比较大，如俄系的秋林公司，俄式商品琳琅满目。街上有很多面包房，随时可以买到新烤的面包。当地很多人都会一点简单俄生活用语，像吃的有“列巴”（面包），穿的有“布拉吉”（连衣裙）。 当地中国人也很喜欢吃西餐，准确地说是俄式西餐。中国人的西餐可繁可简，有钱的大吃，没钱的小吃。 这个我也有亲身体会，小时候我们家原是土官僚，在来哈尔滨以前根本没吃过西餐，可一到哈尔滨就慢慢开始吃起了西餐，后来越来越爱吃，家里还请了专用西餐厨师。这次到哈尔滨就和小时候不一样了，我是刚参加工作的干部，经济并不富裕，我们家像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西餐，买不起牛奶和白面包，就偶尔去买一个黑列巴（全麦面包）配一杯红茶作为早餐吃，也算吃了西餐，大部分时间还是吃棒子面窝头。 当时哈尔滨的俄国人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不光是生活习惯，文化交流，中俄民族间的通婚也非常的多，除了在哈尔滨居住的一般中俄老百姓正式结婚以外，还有中国人和白俄罗斯贵族生的孩子，也有中国妇女和苏联军人生的私生子，记得我女儿班里就有三个中俄混血的孩子，在一个普通小学几十人的班里就占了百分之七八的比例，可想而知混血孩子有多少了。刚解放这种事情在哈尔滨司空见惯，谁也不会去问孩子的父亲是谁。 哈尔滨冬天很冷，在室外用手直接摸金属的东西就会被粘上，结果皮会冻掉一块，记得冬天街上有俄国血统的高头大马拉着雪爬犁在街上跑，还有马车。孩子们脚上穿着脚踏子上学（就是找一块跟自己的脚差不多的一块小木板，在下面钉上两根铁丝，用麻绳捆在自己脚上，在冻硬了的雪地上滑行，速度很快，类似现在的冰鞋），到校后解开，丢在教室的角落里。记得一到早晚上下学时间，满街都跑着穿脚路子的孩子们。夏天不是很热，很少有人穿短袖衣服，就是穿的布拉吉，也是穿长袖的。 当时我工作非常忙，有时都回不了家，徐明也上班，照顾孩子的时间就很有限了。两个小的刚生下来时，因为经济情况不允许，也没请保姆，自天我们上班就把孩子锁在家里。中午我离家比较近，就跑回家给孩子喂遍奶，换换尿布，再就只能等刚上小学的小姐姐放学回来带他们了。 大女儿小时候学习好，又很泼辣，玩起来像个男孩儿。老大太平因小时候得病脑子有点儿毛病，很大了还老闹着找他“小妹”，所以我大女儿又得看护小的，还得保护她哥哥。她一放学把弟弟背在背上，牵着她哥就玩去了，记得有一次跳皮筋，把弟弟掉到洗衣盆里去了。晚上家里就主要靠徐明了，不光要给六口人做饭吃，还得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每天都要忙到深夜，当时还没有化纤制品，都是棉制品，穿着虽然很舒服，但远不如化纤制品结实，我们孩子又多，我的记忆中徐明每天晚上几乎都在不停地缝补着孩子们的衣服、袜子。 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家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经常到家里来的有两个人，一是徐维俊，孩子们叫他老徐二叔，是我舅舅的孩子。再一个就是毕鑫， 是我干妈的女儿，虽然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是我们家几十年来往最近的一位“亲戚”了，孩子们叫她毕老姑。他俩一来我们租住的小屋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徐维俊是个很活泼的人，一来就和两个孩子疯闹，毕鑫喜欢嗑毛嗑（葵花籽），当时家中也买不起更贵的东西，一来嗑一地，屋子又小，走在上面吱吱作响。还有一次他们来，徐明做猪肉馅饼给他们吃，为了吃这一顿馅饼，两个人很卖力气，一边吃一边拿着扇子不停地往外扇味儿（因房东是回民）。离开哈尔滨以后我们家就和徐维俊失去了联系，毕鑫还一直和我们有来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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