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九色鹿
天下、中国与王朝：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再认知
成一农 著
精装·324页·25.5万字
89.8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采用“顺时而观”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天下”“天下秩序”“国号”“天下之号”“中国”“王朝”“皇朝”“边”“边疆”等重要概念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近代以来习惯于从“后见之明”的视角，基于西方历史和近现代概念来理解和叙述中国古代史，但由于两者无论是在历史进程，还是在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无法契合，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些难以解释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书最终认为，近代以来形成的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历史”，未来应当以中国为本位，深入思考“中国历史”的叙述方式，这应当是当前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需要。
作者简介
成一农，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城市史以及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重大项目各1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年度重大招标项目1项。出版《“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及修订版）和《中国地图学史》等学术专著10余部，《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等多部译著 ；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20余篇。2020年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著作三等奖）。
谁的“中国”，谁的“天下”？
谁的“中国”，谁的“天下”？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王朝时期以及近现代关于“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
就今人的理解而言，王朝时期的“疆域沿革史”很有可能出现于历朝编纂的地理总志和正史地理志中，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王朝时期的地理总志和正史地理志，或缺乏对疆域的描述，如《续汉书·郡国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统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或只是记述了其所论及的王朝的疆域，如《隋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以及《清史稿·地理志》；或只是记载了其所论及的王朝以及少量之前王朝的疆域，如《旧唐书·地理志》在介绍历代政区沿革和政区数量时描述了秦朝、隋朝和唐朝的疆域，类似的还有《汉书·地理志》《晋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总体来看，王朝时期的地理文献中虽然存在少量对当时王朝疆域的描述，偶尔也有对之前王朝疆域的描述，但都不系统且缺乏连贯性，因此难以构成“疆域沿革史”。
除了文本之外，王朝时期还绘制有一些历史地图集，按照今人的理解，这些历史地图集对历朝的政区和疆域进行了描绘，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图像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因为学界以往对这方面关注较少，此处进行简要的介绍。
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是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其中收录地图44幅，各图都附有图说，但仅仅在“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所附大量图说之一的《古今地理广狭》中谈到了历朝的地域范围，且内容基本引自正史地理志；各图的图说中记录的基本是相应王朝的政区沿革。不仅如此，就绘制范围而言，除了几幅天象图和“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外，其他地图的绘制范围基本一致，大致东至海，南至海南岛，西南至南诏，西至廓州，西北至沙州，北至长城，东北至辽水。
除《历代地理指掌图》之外，宋代很可能还存在另外一套在以往研究中被完全忽视的历史地图集。这套历史地图集的原书已经散佚，作者也不清楚，但宋代的《十七史详节》《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和《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中可能保存了这一图集中的大部分地图。这五部著作中收录的这些地图，在轮廓、内容和绘制方法上非常近似：皆在宋金政区的基础上，极为简要地勾勒出历代高层政区的轮廓，且不讲求准确性，仅是示意；图中除历代都城等少量内容外，基本没有其他行政治所的信息；没有太多域外的信息，只是在少量地图上标注了“西域”“大宛”等的位置；除了黄河、长江之外，基本没有其他自然地物；各图绘制范围基本一致，大致东至海，南至海南岛，西至四川路，西北至永兴路，北至燕山路，东北至河北东西路。
明代中期之前，在各类著作中出现的依然是源自上述两套历史地图集的地图，直至明末崇祯年间才出现新的历史地图集，即《今古舆地图》和《阅史约书》。《今古舆地图》，崇祯十六年（1643）由沈定之、吴国辅编绘，1册，纸本，分为上、中、下3卷，共包括58幅舆图，采用“今墨古朱”的绘制方法，当时（即明朝）的府县用墨书标注，而明代以前历代政区的沿革异同则用朱色标注，各图中均附有图说。《阅史约书》，王光鲁撰，5卷，该书专供读史者考订之用，其中“地图”1卷，收图35幅，用朱色表示明朝地名，用黑色表示古地名。《今古舆地图》和《阅史约书》所收地图的绘制范围近似，大致北至大漠，西北至大漠以北的哈密和吐鲁番，西至河源，西南包括了今天的云南，南至海南岛，东北地区则一直描绘到“五国城”。
清代前中期的几部历史著作中包括了表现不同时期王朝政区的一些历史地图，由此这些著作也可以被看为历史地图集，主要有以下几种：成书于明末清初的朱约淳的《阅史津逮》，朱约淳认为阅读史书必须熟悉地理状况，因此该书中附有大量地图，其中属于历史地图的有21幅；马骕的《绎史》，成书于康熙时期，160卷，是一部广采各家著作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其中有表现从上古直至秦代疆域变迁的历史地图8幅；李锴的《尚史》，107卷，是根据马骕的《绎史》改编而成的纪传体史书，其中有表现从上古直至战国时期疆域变迁的历史地图7幅。上述这三套历史地图集的绘制范围相近，大致北至河套，东北至渤海湾北侧，东南和南至海，西北至“三危”，西至河源、江源，西南至交趾（但不包括交趾）。另外还有成书于清代中期的汪绂的《戊笈谈兵》10卷，是对历代兵书图籍的汇辑和评论，其中有历史地图10幅，这些地图涵盖的地理范围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绘制的历史地图集中最为广大的，北至和宁，南至暹罗，西至撒马尔罕，东至日本。
清代后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历史地图集，如李兆洛晚年编绘，后经校刊而成的《新校刊李氏历代舆地沿革图》，该图以李兆洛基于《皇舆全览图》和《内府舆图》编绘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为底图，收录上至禹贡、下至明代的地图16幅。六严绘、马征麟订正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收录的地图上起“禹贡九州图”，下至“明地理志图”。厉云官编绘的《历代沿革图》，共有地图20幅，上起“禹贡九州图”，下至“明地理志图”。叶仁在厉云官《历代沿革舆图》（即《历代沿革图》）同治九年版的序中记述，“仪征厉方伯（即厉云官）有《历代舆地沿革图》二十，云本之江阴六氏，而六氏实本之李养一先生兆洛《皇朝舆地图》而缩摹者也”，由此来看上述三者有着明确的承袭关系。在清代后期众多的历史地图集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杨守敬以刊行于同治二年（1863）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编纂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这套图集从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陆续刊行，共44个图组，分订成34册，纸本朱墨双色套印。大致而言，清代晚期的这些历史地图集绘制的地域范围近似，以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为例，“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其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陆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
总体而言，从绘制范围来看，自宋代《历代地理指掌图》开始，直至清末，除了汪绂的《戊笈谈兵》之外，所有历史地图集绘制的空间范围，与《禹贡》中所载“九州”大致相当。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历史地图集的绘制目的在于辅助读史和谈论天下大势，绘制者因此重点展现了历代政区的沿革、地理险要之地、古今军事上的得失等，而“疆域沿革”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历史地图集中几乎所有地图的绘制范围都是一致的，无法真正表现王朝实际的控制范围，因此实际上也无法展现王朝时期的“疆域沿革史”。
通过上文对相关文本和地图集的分析，可以认为，王朝时期没有太明确的“疆域沿革史”概念，少有的对历代疆域的记述也附属于政区沿革，亦即古人重视的是政区沿革，而不是疆域沿革，且他们关注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九州”；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与“疆域沿革”有关的论述，在标题中也都没有“中国”两字。
直到民国时期，才出现了以“中国疆域沿革史”为标题和研究对象的论著，除了具有影响力的顾颉刚和史念海合撰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之外，其他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也都撰写过这方面的论著，如童书业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略》I以及张其昀于1936年发表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大致而言，这些对“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在细节上虽然存在些许差异，但在撰写的方式上基本是一致的，即在统一王朝时期，挑选与这些王朝疆域扩张有关的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并且通常也对这些王朝疆域最为广大时期的疆域范围进行描述；而对于分裂时期，则叙述当时并存的各王朝的疆域；除此之外，对疆域的叙述往往与对王朝行政区划演变的介绍，亦即政区沿革放置在一起。下面以汉代的疆域为例进行介绍。
顾颉刚和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在这一部分的第一节中介绍了汉初的封建制度，第二节则是“西汉之郡国区划及其制度”，第三节的标题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这三节实际上介绍的是西汉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与疆域并无直接的关系；第四节的标题为“西汉对外疆土之扩张”，介绍了收复河南地、置河西四郡、张骞通西域及对西域的经略、设真番等四郡、对南越以及西南夷的征服等，正如其标题所述，这些都是西汉对外疆土的扩张，而没有介绍西汉后期疆土的丧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只是在该书的第一篇“历代疆域范围”中涉及疆域，其第二篇为“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第三篇为“四裔民族”，也即该书同样包括了行政区划的内容。书中涉及汉代疆域的为第一篇第七章“秦汉之疆域范围”，介绍的是汉收复河南地、设河西四郡、张骞通西域及对西域的经略、置真番等四郡、对南越以及对西南夷的征服等，并将西汉的疆域描述为“于是汉地东有朝鲜（今朝鲜南部）、辽东，并东海；南至南海，兼交址（今安南东北部）；西达玉门，傍今中国本部边界而统属西域；北扩秦疆，扼沙漠……盖中国本部全疆，汉几已全有之，而朝鲜、安南之地，更超出今之中国疆域焉”。其与顾颉刚和史念海著作的相同之处在于强调的都是王朝疆域最大的范围；不同之处在于，童书业在当时持有“中国本部”的概念。
张其昀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是一篇论文，所以内容比较简单，汉朝部分首先叙述了两汉的政区，然后介绍了秦汉时期修筑的长城，最后极为粗略地介绍了汉朝在朝鲜、西南夷、河西和西域的拓展，显然他强调的也是汉朝最为强盛时期的疆域。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绘制历史地图集的传统也延续到了民国，如上海中外舆图局于1915年出版的童世亨的《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附说）》，图集的开始部分为“禹迹图”和“华夷图”的拓片，然后是呈现从“禹贡”至清代疆域变迁的18幅地图，最后附有《历代州域形势通论》10篇，基本是对历朝行政区划演变和政区数量的介绍，与疆域没有直接的关系，其间虽然偶有对王朝疆域范围的描述，但非常简单，基本抄自古代文献，且没有介绍民国疆域范围内的王朝周边政权和部族的疆域或活动范围。各幅历史地图虽然绘制在一幅“现代”地图上，但并没有展现太多民国时期的政区，只有对河流和地形的大致描绘。就地图内容而言，不仅包含了王朝直接控制的疆域，还包含了一些周边民族的活动区域，因此地图往往以“某某朝及四裔图”命名。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四裔”并非指在民国领土范围内的历史上王朝周边的“四裔”，而是文献中记载的与王朝存在密切联系或者对王朝的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四裔”，因此其绘制的往往是远至中亚、西亚的“四裔”。按照该图集的前言，其所用资料是顾祖禹的《历代州域形势》，因此绘制者也就必然以王朝所直接统辖的地域空间为核心，只是除此之外，“塞外民族之盛衰，江淮河济之变迁，长城运道之兴废，亦并见诸图，冀为读史者参考之助”。
又如武昌亚新地学社1930年出版的欧阳缨编《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这套地图集包含了从五帝时代直至民国时期疆域变迁的46幅地图。这些地图虽然绘制在一幅民国时期疆域的底图上，但主要表现的是某一王朝的疆域或者分裂时期并立王朝的疆域范围，因此在地理空间上各图并无一致性，如“前汉图”只是表现了西汉各诸侯国以及各州的范围，而没有展现匈奴、西域等地的情况；“唐代图”则表现了唐王朝极盛时期控制的疆域范围，但对漠北、西藏以及东北则缺乏表达。
再如中国文化馆1935年出版的魏建新著、李大超校的《中国历代疆域形势史图》，该图册上起“夏代疆域形势图”，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瓜分中国图”，共22幅地图。图集绘制得极为简单，基本就是在一幅呈现了中华民国疆域轮廓的底图上添加了历朝的疆域范围以及少量其他地理要素。如“两汉疆域形势图”，呈现了两汉疆域极盛时期的范围，以及长安和各州的治所，并用线条将各州治所与长安连接起来，但没有表现周边部族和政权。而“唐代疆域形势图”呈现了吐蕃、东北的室韦以及北方的回纥、延陀，且将这些政权和部族都纳入了唐朝疆域。“宋辽分疆形势图”则只是呈现了辽、西夏和北宋的疆域，而没有呈现南诏，更没有呈现漠北和青藏高原的情况。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是基于“政区沿革”发展而来的，且认为“中国疆域沿革史”的论述对象应当是历史时期各王朝的疆域，这显然是受到传统史学强调王朝史的影响，大致可以认为民国时期将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于“王朝”。但在民国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开始关注中华民国领土内历史上各王朝疆域之外各民族的历史，但这样的著作数量极少。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不断再版的顾颉刚和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之外，也出现了关于“中国疆域沿革史”新的文本论述，其中现在常用的以及影响力最大的当数邹逸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的中篇“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的第五章“历代疆域变迁”，这一部分也被收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中；具有影响力的还有葛剑雄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与民国时期的论述相比，这两部“中国疆域沿革史”最大的变化在于：除强调王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作者通常还花费大量笔墨对当时不属于王朝直接管辖的周边国家、政权和部族的疆域和活动范围进行介绍。如《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关于汉时期的疆域，首先简单介绍了汉初的疆域，即“不仅小于秦始皇时代，亦小于战国末年”；然后花费大量笔墨介绍了汉武帝时期“北方疆域的开拓”“断匈奴右臂，置河西四郡”“南方的扩展”“西南七郡的设置”“东北乐浪四郡的设置”以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置”，结论就是“可见汉武帝时汉朝疆域空前辽阔：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接着又介绍了汉武帝之后随着国力的衰弱，汉朝疆域逐渐缩小；最后，花费大量篇幅介绍了匈奴、乌桓、鲜卑、夫余、高句骊、沃沮、羌以及“西南夷”的兴衰和活动范围。而对于唐代，则重点介绍了唐朝在太宗、高宗时期的疆域扩展，即“北方疆域的开拓”“西北疆域的扩展”“东北疆域的变迁”以及“西部和西南部疆域”，其中在介绍“东北疆域的变迁”时还简单介绍了渤海国的兴衰和控制范围，以及契丹、奚族和靺鞨的活动范围；在介绍唐后期和五代时期疆域的变化过程时，简要介绍了吐蕃、南诏的兴衰以及其控制的地域范围。不过在介绍明代疆域时，没有介绍西域的情况。
总体而言，与民国时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通常只关注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不同，《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一书虽然也以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为重点，但同时尽可能涉及当时周边各政权、部族和民族的兴衰及活动的地域范围。葛剑雄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虽然在细节上与《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存在差异，但也基本采用了同样的叙述方式，甚至在叙述了正统王朝的疆域变迁后，在“边疆政权”的部分，对“边疆政权”的兴衰和控制范围进行了介绍。这种空间范围描述的变化，显然与历史地图集绘制时，以1840年之前的清朝疆域作为绘制范围成为标准存在密切联系，因为上述著作所描述的地理空间与这一被确定为标准的范围近似。
现代时期绘制的历史地图集数量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种。
顾颉刚和章巽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共绘制有地图31幅，附图16幅，时间上自原始社会，下至鸦片战争，图册后有说明性的“附注”以及“地名索引”。其中“东汉帝国和四邻图”中用黄色标绘了东汉直接控制的地域范围，用黄白相间的颜色标绘了西域地区；用其他颜色标绘了“匈奴”“鲜卑”“乌孙”“大月氏”等，但没有在今天西藏地区标绘除山川之外的其他内容。“唐帝国和四邻图”用深黄色标绘了唐朝十道的范围；而图中浅黄色部分所代表的范围，在图例中有所说明，即“公元751年以前唐帝国势力曾到达的区域”，注意其使用的是“势力”一词；并用其他颜色标绘了“天竺”“大食”“日本”等周边国家。“宋金对立图”中用不同颜色标绘了“高丽”“金”“南宋”“西夏”“大越”“西辽”“天竺”“呼罗珊”等，但对“吐蕃”“大理”和“缅甸”没有用任何颜色标识。显然该图集依然以历代王朝疆域为绘制的核心内容，没有将王朝疆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或者某一历史时期的疆域联系起来。
现代影响力最大的则当属谭其骧主编的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这套历史地图集以1840年之前清朝的疆域为统一地理基准，各图除表现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之外，还对1840年之前清朝疆域范围内的地图所对应时期的王朝周边的各政权的疆域或活动范围进行了描绘。采用这一绘制标准的还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以及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将1840年之前的清朝疆域作为“中国疆域沿革史”叙述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也将这一地理范围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在谭其骧主编的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这一标准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为定论，且影响到了“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文本叙述。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文本叙述摆脱了与政区沿革之间长期以来的密切关系，单独成篇或者成书。
通过上文的分析，就所描述的空间范围而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大致曾有四种形式，按照出现的时间排列如下：
第一种，以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集，绘制范围基本相当于“九州”；
第二种，虽然描绘了绘图时代的山川形势，但在政区和疆域方面并不一定进行古今对比，而只是呈现统一王朝和分裂时期各并立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历史地图集以及文本都是如此；
第三种，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作为绘制范围，前者以魏建新著、李大超校的中国文化馆1935年出版的《中国历代疆域形势史图》为代表，后者以白寿彝和何兹全为代表；
第四种，以清朝1840年之前的疆域作为范围，代表就是谭其骧主编的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确的现象，即王朝时期与近现代时期，人们对于“中国”的地理范围存在不同的认识。
王朝时期，人们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受到传统“华夷观”的影响，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其中对王朝有价值的只是相当于“九州”的“华”所占据的地理空间，由此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必然要尽可能全面地包含“华”的所在和“九州”，而这也是王朝正统性的来源之一，也是王朝控制“天下”的“法理”基础，而“九州”也被认为是“中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王朝时期的人基本只关注“华”和“九州”，对于“夷”地则有所忽视，因此王朝时期绘制的历史地图集只关注“九州”也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近代，现代国家以及现代的疆域和领土意识逐渐形成，只关注“九州”显然无法证明国家疆域形成的历史脉络以及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怀并救亡图存，且在新的“万国平等”的国际秩序观念冲击下，旧有的“华夷观”已经过时，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在地域上摆脱了“华夷观”和“九州”的局限。当然，这一时期，以正统王朝作为叙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主线的思想仍具有影响力，且学者已经放弃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这种认定，不仅存在于“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中，在当时的中国通史的撰写中也是如此，如1923年出版的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1939年出版的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的钱穆的《国史大纲》和1941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且这样的中国通史的撰写方式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影响力。但在民国时期，随着“中华民族”的概念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思想的逐渐形成，只关注王朝的历史叙述显然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且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第一篇“上古史”的第七章“汉族以外的诸族”中就已经提出“中国人决不是单纯的民族。以前所讲的，都是汉族的历史，这是因为叙述上的方便，不能把各族的历史，都搅在一起，以致麻烦……”由此他在该书的这一部分对獯鬻、东胡、貉、氐羌、粤和濮的历史也进行了介绍。这一认知促使当时出现了将中华民国疆域作为“中国”历史书写的空间范围的情况，但数量很少，且论述也不成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对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进行过长期的讨论，曾经有着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应当以各王朝的疆域为准，如孙祚民、周伟洲；一种认为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为准，如白寿彝、何兹全；一种认为应当以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作为标准，代表者有谭其骧、陈连开、葛剑雄等。关于这一问题以往的讨论，可以参见刘清涛的《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大致而言，第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越来越少，至今几乎已不可见；第二种观点虽然也存在，但缺乏影响力；而第三种观点目前可以说已成为学界和官方的主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叙述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的概念以及涉及的地理范围，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且在同一历史时期有时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不仅“中国”如此，“天下”和“大一统”也是如此，具体可以参见本书相应章节的介绍。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历史时期“中国”的认知来源于谭其骧先生，在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谭其骧先生的话就是“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本，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谭其骧先生的这段论述显然是站在今人的角度来认知王朝和皇朝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谭其骧先生自己也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即“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因此，当使用谭其骧先生提出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来研究清朝中期之前的“中国”以及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论述的是现代人认为的当时的“中国”，而不是明朝人、元朝人、宋朝人以及秦朝、先秦时期的人心目中当时的“中国”，而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本质区别。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研究者显然是将现代人界定的“中国”及基于此得出的一些认知强加给古人。而且谭其骧先生还强调他所论述的这个“中国”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明朝甚至汉朝的“中国”就是这一范围的话，那么显然也就违背了他所说的清朝中期才由“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的范围。不过，谭其骧先生并没有对这一“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过程进行论述，因此，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实际上是希望对谭其骧先生提出的“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过程进行解释。
其实，如果回到历史学的语境，随着历史的演化，人们对同一概念的认知会不断发生变化，完全“固化”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应是极少存在的。
如果意识到了上述问题，那么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在研究中使用的概念的含义的时代性。就本书涉及的研究而言，我们尤其要注意区分的是，所使用的概念的含义是我们研究者的，还是哪个历史时期的。不仅如此，即使有时我们有意将某一概念的我们与古人的认识加以区分，但由于同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语境下都存在差异，仅仅这样的区分依然不够，特别是对于那些从未进行过系统梳理的历史时期的概念尤其如此。我们有时会用“印象”中的或者“某一时期”的概念来代表某一历史时期以及所有语境下这一概念的含义，本书所讨论的“天下”“大一统”和“中国”都很好地展现了以往研究中这方面的问题。
近期出版的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作者在第十一章中提出“抛开制约人们认知过程的那套逻辑，回到历史之中，以认识事实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要去了解这套逻辑本身是如何被建构的，而且是如何用来建构历史的。只有回到历史过程之中，掌握真相，我们才能解构被既往的逻辑所建构的历史，并把自己从这套逻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样的论述当然非常有价值，不过仅就该书的篇章结构而言，我们就能指出其自身违背这一论述之处。如第二章“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这样的标题就存在问题，即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且这样的标题显然忽略了“中国”一词在清朝有着多种并存的含义，由此可知作者显然未能“回到历史过程之中”。还有第三章“边疆整合的限度：清朝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作者应当是希望从财政的角度来对历史进程进行解释，但这属于今人的解释，因为很难想象清人会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待行政管理的问题，且“边疆”一词虽然在王朝时期确实存在，但其含义与今天领土国家概念下的“边疆”是否一致也值得讨论。简言之，虽然该书希望“回到历史过程之中，掌握真相”，但这本书中的基础性研究实际上建基于大量作者对古代概念的现代理解之上。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颇多，如果回到学术本身的话，可能大致有以下两点。
第一，学者对很多关键词从未进行过真正的梳理以及“复原”研究，如“中国”和“大一统”。以“大一统”为例，以往的研究，学者大多将其理解为对疆域的“统一”，但如果浏览文献，就很容易发现，王朝时期的“大一统”与疆域之间虽存在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不仅如此，很多研究者对一些词语的理解只是局限于其所研究的时代，而缺乏“贯通”的认知，如关于“中国”一词。李大龙认为《尼布楚条约》中使用的“中国”一词已经具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在条约的文本中，“清朝”与“中国”一词互换使用。但在实录本《尼布楚条约》的正文中，其实只使用了“中国”一词，而没有出现“清朝”，如果通览王朝时期“中国”一词出现的语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在这一条约中使用“中国”一词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且王朝在这一场景中也只能使用“中国”一词，而不能使用王朝名。可能正是缺乏对一些基本词语进行细致的复原研究，以往的很多基于这些词语的研究，虽然号称是对古人认识的复原，但实际上研究的结果依然是现代人通过“想象”构建出来的现代的认知。
第二，我们可能过于熟悉“国家”“帝国”“疆域”“边疆”这样的词语，因此有时不经意间就将这些概念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且有意或无意地，或者认为这些词语与王朝时期使用的同一词语在含义上相同或者近似，如“国家”“领域”“疆域”“边疆”，或者认为其中一些词语对于王朝时期来说也是适用的，典型的就是“帝国”一词。但如果理解了王朝时期的“天下秩序”的话，就会对上述这些词语的“适用性”产生疑问。大致而言，虽然王朝时期也使用“国家”这一词语，但其与现代的主权“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且王朝是“国家”之上的存在，因此将“王朝”称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人的认识；进一步而言，王朝时期“国家”一词与今天存在本质差异，因此王朝时期的“疆域”“边疆”等词语的含义也与今天这些词语的含义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明白了这点，也就可以理解上文提及的，为什么王朝时期缺乏“疆域沿革史”这样的叙述和研究了；而王朝时期，根本没有“帝国”一词，且在王朝时期，王朝的空间范围是囊括“天下”的，不仅如此，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正统王朝只有一个，这两点显然与通常认为的有着疆域范围且可以并立的“帝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将“王朝”称为“帝国”，但需要意识到这显然是现代人的认识。
如果说对王朝时期相关词语的理解是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以往关于王朝时期“天下”“中国”的研究实际上还涉及历史研究方法的问题。大致而言，以往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其背后实际上都有着“线性史观”和“后见之明”的身影，甚至属于“辉格的历史解释”，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所谓“线性史观”，按照王汎森在《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一文中的观点，是一个不太容易界定但很容易理解的概念，王汎森进一步概括：“它（即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而研究者有意无意持有这种“线性史观”，会使他们在研究中会去刻意搜寻符合其所论证的“线性史”的史料，并加以解读，从而对其持有的“线性史”进行确证。不仅如此，因为持有这样的认识，研究者在寻找那些能证明其观点的史料时，也往往会对“反面”的材料视而不见，同时通常也会一厢情愿地按照其所希望的方式对史料进行解读。而这种研究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后见之明”，即我们基于当前的认知和目的，通过选取和解读史料，来构建历史。
“辉格的历史解释”，这一术语是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最早创造的，最初指的是19世纪初期，英国一些支持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将历史作为工具，依照当时的需要来解释过去和历史，来支持辉格党的政见。1931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该书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解释”（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界定为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理解历史是一种障碍，它意味着将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线性史观”和“后见之明”结合起来通常也就构成了“辉格的历史解释”，即学者基于“后见之明”，通过“线性史”的叙述方式，使其叙述的历史必定完美地在所希望的时间达成所希望的结果。如李大龙希望其所论述的主题——王朝时期的“疆域”能在其所希望的时间（清康熙时期）开始“转型”为现代国家的“疆域”“领土”，因而以此为标准来搜集和解读史料（如《尼布楚条约》）。
当然，我们无法真正回到“历史现场”，也无法做到绝对客观、中立且没有思想，因而所有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后见之明”和“辉格的历史解释”，但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还是要努力区分“构建历史”和“解读史料”两种方法：一种是回到历史语境，尽量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对史料和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解释；另外一种是作为后来者，基于“后见之明”以及自己的目的对历史进行解读和分析。前者虽然无法真正做到，但在研究中实际上是能与后者进行区分的。笔者也并不认为上述两种构建历史和解读史料的方式有着优劣之分，而是认为这两种方式的目的并不相同，前者大致可以认为属于今人“复原”的古人对历史的认识，可以使我们尽量理解历史为什么呈现为这样或那样的样貌，让我们能以“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古人和历史，同时避免用今人的价值观、方法等对古人和历史妄加评判；而后者属于基于今天的目的、方法、价值观等对历史的走向、阶段、因果关系等进行分析和理解的手段，使我们可以将“历史”作为工具，或“以史为鉴”，或“影响未来”。而且在历史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也不是完全对立或者并立的，大致而言，在某一研究中，当我们对历史过程进行陈述时，应当采用第一种方法，可以增强我们论证的说服力；而在对历史过程及其结果等进行分析并希望“以史为鉴”或“影响未来”时，则应当采用第二种方法。但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在以往关于“天下”“中国”等的研究中，研究者或多或少将上述两种方法混在一起，即在陈述历史过程时，就已经将研究者自己的目的、价值观等大量掺杂其中，不仅无法“理清”历史本身的过程，也将研究者自己的目的和价值观等强加给了古人。这样的研究存在大量对历史的扭曲，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也使以此为基础的“以史为鉴”或“影响未来”失去了本应有的价值。
今人对王朝时期相关词语的理解，与“后见之明”“线性史观”和“辉格的历史解释”结合起来，使以往众多自认为“回到历史现场”的“复原”研究，从众多方面而言，都不过是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曲解”。那么，读者们也应该能了解本书序言的标题“谁的'中国'，谁的'天下'？”这一问题了！即以往的很多相关研究展现的是今人基于不同的目的、价值观等对王朝时期的“中国”和“天下”以及政治空间结构的认识，而不是古人的。所以，指出并避免研究视角的混杂以及“复原”王朝时期概念本身的含义，即“复原”王朝时期的“天下”和“中国”，也就是本书撰写的基本目的。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纯粹的“回到历史现场”以及“同情之理解”是做不到的，但我们作为研究者，在研究中要时刻注意视角方面的问题，进而时刻保持谦虚和谨慎。
最后，就笔者的理解，要理解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首先要理解如下几个词语。
“天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词语应该并不陌生，而且也理解其字面意思，即“普天之下”，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对王朝时期的“天下”有着多种认知，而且很多研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认知到正是如此，王朝理论上统治的地理范围就是“天下”，由此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王朝与“中国”以及王朝与“中国”周边各国、民族和部族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今人叙述王朝历史的时候，往往讲述的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内的历史，但这显然是我们今人的概念。
与“天下”相关的另外一个词语是“天下秩序”或者“华夷秩序”，这同样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词语。大致而言，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意识到在这一“秩序”中，“华”和“夷”是不对等的，“华”占据着主导地位，“夷”则居于次要和被支配的地位，但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又会强调所谓“华夷一家”带来的“华夷平等”。不过从现有史料来看，直至清末，传统的“天下秩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谓“华夷一家”只是强调两者共同居于王朝的统治之下，但并不代表两者是“平等”的，且王朝时期的“天下”本身就是由“华夷”构成的，因此在王朝时期，“华夷一家”实际上是一句废话，因而强调“华夷一家”带来的“华夷平等”的重要性的显然是我们现代人。
我们经常将历史时期的某一王朝称为“大一统”王朝，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及其思想根源，而对之后历史时期“大一统”一词的含义几乎没有研究，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大一统”和“大一统”王朝是我们今人的“大一统”，还是古人的“大一统”？从本书的研究来看，显然指的是前者，或者说我们从未真正理解王朝时期的“大一统”。
“中国”也是一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词语，且以往的一些研究者也认识到这一词语在王朝时期存在多种含义，即“地理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还有些研究者意识到“地理中国”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所指代的地理范围存在变化，但极少有学者对王朝时期“中国”一词的含义及其变化进行系统梳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上述这些认知是否准确？另外一个问题是，王朝时期“王朝”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如前文所述，我们现代人提到的“中国历史”，往往指的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内的历史，但王朝理论上控制的地理范围是“天下”，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是否就是“中国”？不仅如此，“中国”一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一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含义，但在王朝时期是否如此，其出现在哪些语境中？这样的问题还非常多，因此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了解这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词语吗？
对上述概念的讨论也就分别构成了本书的前四章。上述简要的介绍实际上已经展现了以往我们关于“天下”“中国”的研究揭示的到底是谁的“天下”和“中国”了：是我们的，而不是古人的！
在结论部分，笔者对本书撰写的意义进行了简要讨论，希望能为未来基于“王朝”语境来撰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奠定一些基础，从而摆脱当前近现代欧美语境下的“中国史”一家独大的局面。
此外，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虽然宣称“回到历史现场”，但一方面作者在对关键词语的理解上不仅受到这些词语现代含义的极大影响，而且还缺乏对这些词语的含义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该书还带有浓厚的“后见之明”和“线性史观”色彩，且有着“辉格的历史解释”的痕迹，因此本书附录部分对该书进行了评述。
总体而言，就研究的内容而言，本书的创新之处可能稍显不足，但就研究视角而言，本书尽量站在古人的角度来解释与王朝时期的“天下秩序”有关的词语，并梳理这些词语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语境下的变化，且在叙述中，尽量避免使用现代的概念，希望为未来以今人视角进行研究提供比以往更为坚实的基础。
本文选自本书序言
篇幅有限，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本书目录
序言 谁的“中国”，谁的“天下”？／001
第一章 王朝时期“天下”的范围／027
引言／029
一 正史、地理总志反映的“天下”／034
二 “天下图”所反映的广义和狭义的“天下”／050
小结／055
第二章 王朝时期的“天下秩序”／061
引言／063
一 “天下图”中的“天下秩序”／066
二 职贡图所反映的王朝时期的“天下秩序”／086
三 王朝时期“风水”观念中的“天下秩序”／092
小结／110
第三章 王朝时期的“大一统”／113
引言／115
一 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思想／120
二 宋元明清时期的“大一统”思想／126
三 “大一统”的地理范围／146
小结／151
第四章 王朝时期的“中国”／153
引言／155
一 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中国”／169
二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182
三 隋唐时期的“中国”／193
四 五代、北宋时期的“中国”／203
五 南宋和金时期的“中国”／225
六 元时期的“中国”／235
七 明时期的“中国”／243
八 清时期的“中国”／261
小结／272
结论 “王朝”和“中国”的转型／285
附录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简评／293
参考文献／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