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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 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下文简称“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是俄国第一个提出政治权力诉求的妇女组织。“联合会”的主要活动集中于1905—1908年，这三年也是俄国女权运动的兴起时期。“联合会”是俄国女权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其活动乃是俄国女权运动兴起时期的缩影。苏联时期的苏联学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学界以及欧美学界均有探讨俄国女权史的系统性著述，国内史学界则对俄国女权史和帝俄妇女史的关注甚少。俄国女权史的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十分单一，因为苏联时期的学者普遍认为阶级冲突才是影响社会变革的主要问题，而妇女问题只是次要问题。苏联时期为数不多的研究对所谓“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持批判态度，代表性人物是联共(布)领导人柯伦泰。她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者否认存在一个独立的妇女问题。这一观点也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20世纪70年代，俄国女权史研究开始尝试走出阶级斗争史观范式，主要体现在史料运用和价值评判方面。苏联学者格里希娜梳理了“联合会”的基本发展脉络，并系统研究二月革命前的俄国妇女运动。她认为，妇女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是妇女和沙皇政府间的冲突互动，充分反映了妇女的政治经济状况。她还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自由主义妇女运动对社会变革的意义。与此同时，欧美史学界也出版了研究俄国女权运动的代表性著作，如理查德·斯蒂茨的《俄国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虚无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1860-1930)》。理查德·斯蒂茨在史料运用上相比俄国同行前进了一大步，在研究中使用俄国女权运动活动家的个人传记，但较少运用“联合会”档案资料。这也导致其结论有不足之处，如认为“联合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没能改善妇女的社会处境。值得一提的是，他将俄国妇女运动分为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妇女运动，这一简化的二分法并未被学界普遍接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女权运动重新兴起，“妇女问题”研究成为显学。相关研究开始综合政治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等跨学科理论，凸显俄国女权运动和“联合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俄国学者还是欧美学者，皆是如此。例如，俄罗斯学者尤基娜从社会运动理论视角分析俄国第一波女权运动，认为“联合会”开创了俄国妇女政治组织的先河，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俄国女权主义，其活动改变了公众舆论和政党对妇女政治权利问题的态度。美国学者罗斯柴尔德指出，在俄国女权运动中，活动家们早已超越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在“联合会”框架下展现了各种斗争策略，如“联合会”积极利用国家杜马的合法讲坛争取妇女权利。现有关于20世纪初俄国妇女运动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缺乏对“联合会”的个案式的和细致化的研究，未能深刻展现“联合会”在20世纪初俄国妇女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第二，较少使用有关“联合会”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即便是俄罗斯学者对相关档案的挖掘也不够深入。“联合会”的档案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编号为第516号全宗第1号目录，共21份卷宗。档案包括“联合会”的草案、章程、策略、会议记录、宣传鼓动、请愿活动、经费和领导人信件等文件，主要集中在1905—1908年。“联合会”档案是俄国妇女第一次争取政治权利活动的重要文献，是本研究运用的核心文献。在彼得堡出版的《妇女联合会》杂志是“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该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是“联合会”的执行秘书契诃娃，其编辑、作者和通讯员多是俄国女权运动的知名人士，如菲拉索夫娃、别佐布拉佐娃、米罗维奇等。《妇女联合会》致力于争取妇女选举权，设有“俄国妇女问题纪事”和“国外妇女运动纪事”等栏目。尽管该杂志存续时间较短(1907年6月至1909年12月)，但是它充分反映了俄国女权运动的思想发展和活动动态，记录了“联合会”的重要活动。毫无疑问，《妇女联合会》杂志是研究“联合会”和同时期俄国女权运动的重要文献来源。本文将重点考察“联合会”的思想主张、组织结构和宣传活动，借以探讨20世纪初俄国女权运动的组织特点、女权运动与同时期俄国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俄国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和翻译家沃尔肯斯坦是“联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她曾对1905年兴起的俄国女权运动作出重要论断，认为这场运动属于“新妇女运动”，“联合会”则是运动的旗手。19世纪末的俄国已经有成规模的妇女组织活动。由于沙皇政府限制妇女公共活动的合法范围，她们主要集中于慈善和教育领域，这些领域符合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定义。但是，慈善和教育活动为她们提供了社会认可的途径，成为重要的训练场，从而历练了她们的组织能力，成为她们进入政治生活的基础。不过，俄国社会出现重大社会变革前，妇女伸张政治权利的机遇十分渺茫。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1905年“流血星期日”发生，沙皇政府陷入动荡，妇女活动家借机抓住政治机遇。“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卡里马诺维奇就认为，“满洲的大屠杀沉痛地打击了一个女人的灵魂”，在跌宕不安的氛围中，妇女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狭窄框架，开始对更广阔的生活感兴趣，而“这一刻正在燃烧”。在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普遍伸张政治权利的宏观局势下，俄国妇女活动家顺势提出政治主张。1905年4月，三十多名妇女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全国性妇女政治组织，即“联合会”，主要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自由平等，不分性别”。“联合会”作为新型妇女政治组织出现，成为第一个提出政治目标的独立妇女组织。1905年5月7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成立大会，共三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参加会议，契诃娃当选执行秘书。大会批准“联合会”的章程，包括组织的思想纲领和目标，并强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现在，在任何科学或实际工作领域:教育、医疗、文学和社会，妇女都证明了自已的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与同时期西方女权组织相比，“联合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显而易见。“联合会”章程开篇就明确指出:“妇女平权联合会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普遍的政治解放，努力争取妇女与男性的平等权利。”该定位有别于西方女权组织，没有将争取妇女权利视为唯一目标。按照俄罗斯学者艾娃佐娃的说法，“她们确定了俄国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共同利益”。“联合会”指出，对于俄国妇女而言，相比妇女运动的任务，建立泛民主运动的重任更为艰巨。因为俄国还没深刻认识到，所谓“妇女问题”乃是人类问题，不能与男性问题分开，解决现代生活中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而且，基于俄国的时代背景，反对沙皇专制是俄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妇女运动或女权运动应作为俄国民主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亦可成为该进程的标志。基于“联合会”的基本判断，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俄国妇女在政治上被完全剥夺了权利。如果只赋予部分男性政治解放，剥夺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权利，将拖延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政治意识的增长。因此，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和争取俄国解放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联合会”纲领提出，要无条件达成以下要求:第一，在普遍、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不分性别、国籍和信仰，立刻召开制宪会议。事先确保公民人身、住所、良心、言论、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不受侵犯，所有因政治或宗教信仰遭受迫害的人，要恢复他们的权利。第二，承认俄国境内各民族政治自治和民族文化自决的权利。第三，在不限制已婚妇女权利的情况下，在社会各阶层实现所有政治和公民方面的男女平权:在未来所有土地改革中，实现农民妇女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保护妇女劳动，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为她们提供强制保险;允许妇女进入所有公共和官方活动领域;妇女和男性一同接受初级、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包括专业技能教育;废除所有与卖淫问题有关、侵犯妇女人格尊严的特殊法律。纲领最后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废除死刑”。从“联合会”的自我定位和修辞中可以窥见，她们不想另出风头，而是使用当时民主圈子普遍接受的语言，将自己纳入民主运动框架中。“联合会”认为，政治上成熟的群体应该从整体上理解政治，要把复兴俄国政治和文化视为己任，要为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而行动。因此，在包罗万象的民主运动中，“联合会”只是一个小细胞，不能与大方向背道而驰，要成为它的进步辅助力量。正因如此，“联合会”具有女权运动史上罕见的类别特点。它始终避免贴上“女权主义者”或“妇女参政论者”的标签，对女权运动这类措辞也持谨慎态度。“联合会”认为这种形象对自己不利，尤其在俄国这样专制落后的国家，公众会认为她们制造两性对立，挑起性别战争，让她们在舆论中处于被动局面。在俄国公众舆论中，“女权主义”的负面色彩过浓，一般被视为自我限制，是遏制兴趣和情感的狭隘思想，甚至被知识分子摒弃。“联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卡里马诺维奇称，年轻时她对女权主义者感到恐惧，认为这些可怕的女人要对男人开战。“联合会”执行秘书契诃娃甚至写道，不要害怕对女权主义者的轻蔑批评，因为俄国妇女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女权主义者。契诃娃所指的“女权主义者”，无疑是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将关注点局限于性别利益，试图在人口普查制度下获得选举权。是否运用“女权主义者”的称谓，“联合会”领导层内部看法不一。古列维奇批评极力避免“女权主义者”标签的成员，自豪地宣传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也同“女权主义者”保持联系。但她的“女权主义”并非置于西方语境，她对俄国女权运动的本质理解与“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定位毫无龃龉。她相信，俄国妇女问题是普遍革命问题，关系到俄国解放运动的成败。卡里马诺维奇也曾自嘲为“可笑的女权主义者”，但她提出，“女权主义者”是为所有人的政治经济和全面自由奋斗的人，不分信仰、国籍或性别。从这个角度看，男性中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所以，俄国妇女要同工人一样，联合起来争取生活和幸福，她们不是和男人斗争，而是和歧视妇女的无知、自私和偏见斗争。由此可见，尽管存在形式运用的争议，但领导层对俄国女权运动的本质认识具有共识，没有直接照搬西方的女权主义理念，而是基于俄国的政治社会现实，加以改造利用。“联合会”领导人卡里马诺维奇在1908年的报告《妇女运动及其任务:简史概要》中，用“英雄时期”总结“联合会”在妇女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她认为，该时期妇女运动的任务，是团结和组织妇女，教导她们认识罪恶的根源。在1905年革命背景下，俄国女权运动的成长十分迅速，谈论妇女权利似乎成为一时时尚，成为“英雄时期”的主要特征。柯伦泰形容这一现象时，称在1905年的俄国，似乎任一角落都能听到妇女的声音，以各种方式呼吁为她们提供新的公民权利。卡里马诺维奇回忆道，她当时在萨拉托夫一个商业俱乐部的大厅举办妇女集会，甚至无法容纳所有妇女听众。正是在革命运动高涨气氛的烘托下，“联合会”组织发展迅速，继莫斯科成立“联合会”总部后，萨拉托夫妇女第一个响应号召，紧随其后成立分部;圣彼得堡妇女从报纸上了解到来自莫斯科的倡议，于5月份成立圣彼得堡分部。同在5月，“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19个城镇的分会派出70多名代表，300多名妇女挤满了集会大厅，很多人根本无法进入。至1906年春天，“联合会”成员已达到8000多人，拥有78个分支机构。中央委员会与113个地方办事处建立联系，地方办事处在大城市中从100人到300人不等，在县城中从10人到20人不等。最大的地方办事处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有600和300名成员。按照“联合会”章程的要求，“联合会”的行政机构包括组成“联合会”的所有圈子和组织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地方代表和地方委员会。“联合会”不常设主席职位，由每次代表会议选出，其存在期间一直由契诃娃担任执行秘书。中央委员会、公职和特别委员会成员由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大会向他们发出指示，指导其活动，并处理“联合会”相关的所有问题。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中央委员会自行决定内部成员分工。中央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召开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两次，只有代表大会可以代表“联合会”发言。在纳新和分支机构管理方面，“联合会”规章的包容性很强。“联合会”由全俄范围内希望加入“联合会”的圈子和组织构成，其成员视为“联合会”的实际成员;不属于任何加入“联合会”的组织，但认同“联合会”目标的人，可视为候补成员。纳入新团体和组织，需经地方委员会或代表会议同意，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在市或县级行政单位中，若有三个以上圈子和组织属于“联合会”，由其代表组成当地委员会，各委员会共同选出地方主席团。与中央委员会沟通和参加代表会议时，采用比例代表制:每25名成员派1名代表;对于小城镇、乡镇和村庄，允许每10名成员派1名代表。同时，“联合会”采用成员会费制。正式成员除了缴纳自身俱乐部和组织的费用外，每年必须通过地方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缴纳至少1卢布，候补成员至少为3卢布。“联合会”是结构分散的政治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中央委员会只确定集体行动的总体战略，地方分部根据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自行决定它们认为及时和重要的政治运动形式。例如，1905年10月“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联合会”作出抵制政府组建“布里金杜马”的决定，因为该杜马构想没有依照直接、平等和普遍的选举原则，完全沦为沙皇的咨询会议。但“联合会”部分省级分支机构仍组织杜马选举活动，以促进“妇女问题”发展，并提高民众的普遍政治意识。根据“联合会”章程的规定，分部的举措属于合理合规的行为。由于成员政治倾向多元化，“联合会”始终秉承组织自主权原则，还制定了多方妥协策略。如果分支机构存在党际关系紧张的情况，可以独立分出小组，“联合会”允许这些小组在地方委员会下独立工作。地方分部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在各团体间寻求妥协，制定出普遍接受的共同决议。蒂尔科娃曾批评“联合会”的组织策略，认为它具有任何革命时代不可避免的特点，在政治上极为短视。松散结构导致组织原子化，看似成为“联合会”组织结构的弊病。这点在女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女工团体很容易快速抱团在莫斯科和叶卡捷琳斯拉夫都出现了女工团体。她们积极参加女权主义会议，邀请“联合会”宣传员前往她们的工厂。但是，女工团体也容易迅速瓦解。在1906年5月举行的“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活动家指出，加入“联合会”是女工在政治活动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随着政治意识提高，她们很快就开始为某个左派政党工作。事实上，“联合会”领导人早有预见，当妇女实现权利后，很可能分散到各党派中，但这正表明妇女运动“英维时期”发挥的作用。“联合会”的目的不是向妇女灌输单一意识形态，或要求她们对组织保持忠诚，而是尽可能多地容纳不同阶层和身份的妇女，培养她们的政治意识，敦促她们改变现状。俄罗斯联邦档案馆的“联合会”卷宗中，藏有数十张“联合会”成员卡片，隶属于“联合会”圣彼得堡分部。卡片提供了成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教育程度、居住地和获取“联合会”信息的渠道。基于该史料可以判断，分部成员全部来自城市，受过教育，大部分人在中学后仍继续接受教育。其中，13名成员为别斯图热夫研讨课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在4位自称分会创始人的人中，有3名为别斯图热夫研讨课的校友。卡片中也提示了她们的就业信息，14人为教师或家庭教师，1人为照相馆店员，其余人为“自由职业”，如医生、锅炉工或作家等，另有5人未说明工作。按照曾位列联共(布)领导人之列的柯伦泰的定义，她们无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都是利己主义者，只关注狭隘的性别利益，威胁工人阶级的团结。柯伦泰曾指责女权主义者波克罗夫斯卡娅是“右派女权主义者”，表面上打着关心穷人的幌子，却掩盖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柯伦泰认为，妇女问题首先是“关于面包”的问题，即改变妇女的经济状况。该论断反映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判断，也主导了整个苏联时期对女权主义的看法。不过，相比社会学分析，此定性更倾向于以政治谴责为前提。柯伦泰出生于圣彼得堡富裕的贵族家庭，其父为帝俄高级将领达蒙多维奇，还曾担任帝俄保加利亚特尔诺沃省总督。若以阶级出身标准来定义社会身份，相比“联合会”多数成员，柯伦泰的阶级身份显然更为优越，或者说政治倾向本应更加保守，更符合“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标准。“联合会”成员拒绝“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更抵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定性。卡里马诺维奇就回应过此类抨击。她指出，认为妇女运动是资产阶级运动的人，并不完全了解妇女运动。他们无非凭外在形象作结论，如妇女运动支持者的帽子和衣服等。卡里马诺维奇认为，妇女运动具有深刻的民主特性，是社会主义的，像工人运动一样，其目的是改变当前奴役妇女和工人的经济秩序。在1908年全俄第一次妇女大会上，著名妇女活动家沙巴诺娃也提出，妇女运动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所有妇女的运动。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联合会”也没有将行动局限于某一阶级，既关注女工、女农问题，也关注弃婴和卖淫问题。“联合会”成员没有性别限制，契诃娃始终坚持，男性有权成为妇女组织的成员。她的丈夫契诃夫在“联合会”中非常活跃，还是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男性。在1905年10月份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还有两名男性农民参加会议，表达了支持男女平权的想法。“联合会”是相对开放的政治组织，成员政治取向各异。现存档案表明，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妇女活动家，社会背景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她们普遍出身优越，有贵族背景，一些成员有犹太背景，如阿里扬和卡里马诺维奇等。她们或是家族第一个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妇女，有海外留学经历;或学习医学专业，如波克罗夫斯卡娅和沙巴诺娃，二人也将所学专业应用到女权运动中，努力提高妇女的医疗卫生意识和条件。很多妇女活动家是别斯图热夫研讨课的同学或校友，却走上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如在1889年，蒂尔科娃-威廉姆斯和克鲁普斯卡娅同时就读于别斯图热夫研讨课，两人关系甚好，都受到俄国第一代妇女活动家的影响。两人日后致力于改善俄国妇女地位，方式和路径却截然不同，前者曾参加“联合会”，后来成为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妇女;后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成为列宁的妻子，致力于提高苏维埃政权的妇女社会地位和儿童教育问题。这种现象在俄国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中很普遍，他们大多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家庭出身，却往往走上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战争与革命的冲击下，传统的阶级结构趋于松散，处于流变过程，“联合会”成员的身份认同观念也不例外。无论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还是“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都无法准确概括她们的总体特征。她们唯一相对固定的身份，就是都属于俄国新兴的社会群体——妇女知识分子。“联合会”成员具有俄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怀有弥赛亚情结。这种弥赛亚情结源自负罪感，当反思身居国家历史的地位和作用时，他们认为自己处境尴尬，夹在帝国和人民中间。正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正是这种面对人民的负罪感，促使他们迫切地为人民服务和献身。在分析俄国女工的处境时，契诃娃就表露出罪恶感意识。她称女工没有生育权、被剥夺了权利、又没有适合她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我们这些由她们血汗养大的知识分子，必须用我们的知识财富帮助他们”。在提到妇女卖淫问题时，她不无感慨地称，导致千万妇女死亡的卖淫活动是现代生活的痛点，“社会在一个妓女面前，比在其他所有妇女面前都更加有罪”。她呼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未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工作都是“当代社会的责任”。1905年革命前后，俄国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十月十七日联盟”“立宪民主党”成立，并积极通过选举进入沙皇政府被迫成立的“责任内阁”和在国家杜马中建立独立党团。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被沙皇政府称为非法政党，它们都抵制在国家杜马选举，但是这两个政党在工人和农民中具有很大影响。以上政党都充分地利用1905年革命中沙皇政府的《整顿国家秩序宣言》中有关“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规定，在俄国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游说。“联合会”的主要社会活动方式也是宣传、招募和游说。“联合会”在其存续期间，举行了无数次公开会议，有些会议甚至吸引多达5000名群众，并组织了请愿活动。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联合会”在宣传男女平权理念时，经常遭遇公众和媒体的冷眼相待。但自由主义政党和协会不重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他们担心支持妇女的政治行为会引发具有保守主义情绪的农民的反感。社会主义政党在纲领中列出妇女选举权计划，但多数政党未将其视为优先事项。在政府行为方面，革命迫使沙皇政权颁布《整顿国家秩序宣言》，给予俄国男性公民选举权，妇女则仍被排斥在外。同时，沙皇政府严密监控妇女的公开社会活动，如阻挠探讨妇女问题的相关讲座，防止妇女活动家与女工接触等。在重重钳制下，启蒙公众意识自然成为“联合会”的工作重点，如其口号所言，“为了公共利益，唤醒群众的自我意识和行动;为了妇女解放，唤醒妇女的自我意识和行动”。为应对这一问题，“联合会”成立专门的出版委员会。出版委员会设立如下目标:将男女平权理念带给大众，以该理念的精神和光辉教育崛起的一代，展示实施该理念的方法，支持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等等。委员会出版书籍和宣传册，内容涉及妇女问题、阐明“联合会”政治纲领妇女法律问题、妇女和教会关系、社会运动中的妇女、古典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再评价、历史上的妇女形象、俄国作家对妇女的看法和平权精神中的母亲和家庭理想等。“联合会”主要领导人古列维奇、卡里马诺维奇和谢普金娜等人的作品通过“联合会”分支机构分发。除了宣发内部作品，委员会也出版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文献索引和不同政治倾向人物探讨妇女政治平权的著作，如国际妇女运动先驱克拉拉·蔡特金的《论妇女选举权》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妇女选举权》等。除了书籍和宣传册外，“联合会”也出版自己的杂志。1906年革命狂潮退去后，由于组织结构松散、内部纷争、缺乏资源和警察镇压，“联合会”几乎分崩离析。在种种困境压迫下，1906年5月“联合会”经第三次代表大会授权，决定自行出版杂志。计划推迟了13个月，直到1907年6月《妇女联合会》才得以出版。《妇女联合会》是“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延续和贯彻“联合会”的主张，其发刊词宣称:“本刊将致力于讨论妇女平权相关问题，主要争取妇女选举权，这是妇女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必要步骤。”执行秘书契诃娃此前从未编辑过杂志，但她相信《妇女联合会》是荒原之声，可以在俄国社会维持“妇女问题”的探讨，而且杂志还可以作为招募工具，增加有觉悟的妇女干部。《妇女联合会》的定位不是流行大众杂志，而是针对受教育的妇女，如教师、医生、药剂师、科学家和公务员等。编辑多次解释这一策略，认为这类妇女可以接受“联合会”的观点。不同于其他妇女杂志，《妇女联合会》不讨论传统的家庭话题，行文基调十分严肃，甚至有很多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杂志。编辑希望妇女从“封闭的家庭”走出来，进入广泛的公共活动领域。从文章标题便可看出，如《俄国社会、地方自治局和城市对妇女选举权问题的态度》《妇女问题和立宪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运动的两个方向》等不一而足。很多文章包括详细的报告统计数据，总结妇女运动的历史，回顾国外妇女运动的经验等。杂志设立定期专栏，如“俄国妇女问题纪事”报道所有俄国妇女相关事件;“国外妇女运动纪事”，关注英、美、德、法等国妇女运动的进展;书目部分，刊登妇女问题相关的最新书籍，提高人们对该问题的兴趣。例如，在1908年第5~6期合刊中，公布了一份“妇女问题”书单，邀请感兴趣的人通过编辑部订购，还可享受25%的价格优惠。《妇女联合会》为“联合会”后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鉴于“联合会”面临的组织发展困境，杂志希望全面研究妇女需求，基于共同利益，团结所有妇女。为了澄清“妇女问题”的本质，无论作者(主要是妇女)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偏好如何，都被邀请到杂志中合作。编辑为不同党派妇女提供撰写空间，她们可以公开支持某一政党。如米罗维奇、鲁特岑、久尔伯特和谢普金娜为立宪民主党妇女成员，卡里马诺维奇、沙皮尔和沙巴诺娃为无党派人士。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抱有轻蔑态度，较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同观点的人聚集于杂志，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锋，“联合会”内部的分裂和攻讦也通过杂志展现出来。女医生波克罗夫斯卡娅曾与“联合会”合作。但是，随着俄国政党组织增加，她相信女权主义者需要的不仅仅是联合会。没有一个男性主导的政党真正捍卫妇女利益，如果妇女想学习必要的政治和组织技能，不受男性恐吓，就应该像西方女权主义者一样，组织一个独立的妇女政党。1905年在圣彼得堡，她同三十多名妇女成立俄国妇女进步党，成为俄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妇女政党。妇女进步党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更为激进，无疑分化了“联合会”的组织力量。契诃娃曾多次通过《妇女联合会》批评波克罗夫斯卡娅的激进女权主义，谴责这种“天真短视的女权主义，幻想在普遍政治社会问题外解决妇女问题”。波克罗夫斯卡娅不局限于政治追求，鼓励对性行为、自由恋爱和婚姻进行辩论。相比之下，契诃娃的家庭生活更加传统指责波克罗夫斯卡娅“毫无根据的幻想，和立宪主义的空话”，认为她的观点是“模糊的基督教乌托邦主义”。《妇女联合会》杂志从1907年出版至1909年，只存在了两年半时间，财务危机是主要问题。杂志平均每月出版一次，发行量很小，只有一千多份。杂志运营经费来自俄国女权运动的知名人士，如菲拉索夫娃、卡里马诺维奇和谢普金娜等，但捐款有限，资金短缺是常态。另一重要原因是，基于杂志的特殊定位，不以时尚、手工业和美食等作为大众读者的诱饵，杂志版面上几乎没有广告。首先，广告商根本不会选择这类严肃平台刊登大众消费品广告。其次，编辑们也拒绝将读者作为消费者对待，认为广告会阻止读者感知作品的意义。她们怀有崇高的理想主义目标，希望为妇女提供全新的生活方式，不想把《妇女联合会》打造成妇女商店，也不打算出售任何东西。对于报刊出版商而言，广告就是生命线，《妇女联合会》对纯粹理想的坚持，只是间接加速了杂志退出大众视野。1908年，俄国的总体政治抗议活动趋于衰落，女权运动发展态势亦同。“联合会”成员降至1500余人，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只剩24个地方有分支机构。在新政治形势下，“联合会”拒绝按照政府新规则转为合法组织，地方机构有权自行决定去留。由于内部斗争和外部压制，“联合会”最终解体，由俄国妇女平权联盟接替其活动，俄国女权运动的发展转入温和阶段。俄国妇女运动是20世纪初俄国社会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联合会”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在俄国妇女史和妇女运动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联合会”的努力下，俄国各大政党和政治组织纷纷将男女政治平权写入纲领。正如“联合会”领导人米罗维奇所言，“这种道义上的胜利不是立刻贏得的，也不是自己出现的。它不仅是历史的结果，而且是主要由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积极推动的结果”。“联合会”的出现是俄国妇女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引领妇女运动深入到女权运动阶段。早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就展开了妇女运动的历史进程，早期妇女活动家致力于发展妇女高等教育、提高妇女的就业机会。这些活动改善了俄国知识妇女的社会地位，历练了妇女活动家的组织能力，但公共生活的大门仍旧对她们半遮半闭，政治和社会领域更是视为禁脔。1905年俄国社会经历剧变，在战争和革命的动荡中，俄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前所未有的政治机遇展现在俄国妇女活动家的面前。“联合会”成员受益于早期妇女活动的成果，对公共生活已不陌生，早就做好进入政治空间的准备。她们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以知识分子自居，在组织方法上继承第一代妇女活动家的经验，利用革命的短暂间隙，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在“联合会”的引领下，俄国妇女运动转入“新妇女运动”时期，即女权运动阶段。在此期间，妇女问题的议题得到广泛扩展，不仅涉及妇女的教育和工作问题，而且囊括健康、生育、女工、女农和制止卖淫等问题。妇女问题也不再局限于小圈层的学术探讨，而是由理论转化为行动，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影响俄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联合会”明确了妇女问题的优先级，将致力于妇女选举权列为解放妇女的头等事项，为“新妇女运动”指明了目标。“联合会”没有孤立地解决妇女问题，而是将妇女选举权作为俄国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要内容，让女权运动融入更广阔的社会运动中。“联合会”选择这一行动方向，源于其独特的思想主张。它不像传统妇女运动那样温和，不满足于所谓的“合法”现状，总是极力打破社会空间强加于妇女的钳制力量。它也不像西方女权主义者那样激进，譬如同时期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后者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斗争的方式，和政府机关进行正面对抗。“联合会”固然以西方同行为师，吸取她们的经验教训，但非全盘照搬，而是结合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加以改造利用。因为在一个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环境中，任何过激手段都会刺激公众和政府，适得其反。为了避免引起社会不适，“联合会”的成员大多不喜欢自称“女权主义者”，更喜欢“平权主义者”的称号。她们视自己为民主浪潮中的一朵浪花，顺势而行，认为妇女问题只是普遍民主问题中的一个环节。为了同立宪民主运动相结合，“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无论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工党，还是纯粹的女权主义者，都可以加入组织，该组织也向男性敞开大门。1906年后俄国革命形势落入低潮后，“联合会”将工作重心转至出版宣传工作，以杂志为中心建构虚拟论坛，继续未竟之业。期刊继续集合不同政治态度的妇女，向知识阶层传达两性平权的观念，在无形之中建构了俄国女权主义的知识思想和话语体系。其社会和历史影响即将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反战运动之中，体现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两次革命洪流之中。 作者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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