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5年第6期社会栏目 作者：黄剑波  近年来，学界常常出现“人类学的思考方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等类似的题目。值得反思的是，在展开研究和思考问题时，到底什么是人类学的？ “人类学感”又是什么？无论在书籍、论文，或者是同辈的讨论中，这一问题似乎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目前，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处理方法是在论文或著作的标题后加一个副标题，例如“某某某的人类学研究”，以此来证明自己做的是人类学研究。但是，这种做法只是给研究戴了一个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帽子，并不意味着真正在做的是一个有“人类学感”的研究。 一、人类学的内在张力 人类学之所以能够给学术领域带来知识上的冲击和思考上的贡献，核心就在于人类学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然而，人类学在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张力，这不仅体现在分支学科之间的互相质疑，还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研究偏好所导致的内部分裂。人类学从出现至今，似乎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让人类学一直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 在19世纪中后期，当代社会科学形成之时所参照的主要对象和理论素材大都来自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背景中，社会科学受到刺激，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试图通过对经验现象进行足够的观察，提出一个概念化或综合性的观点，并据此拿出一整套规则或原则去试图理解、解释或处理其他的事情和现象。显然，这种归纳式的思考方式是一种非常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是通过效仿自然科学而得出的研究方法。因此，将这种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人和人类社会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现如今在谈论人类学的时候，大多指的是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其实宗教学界和哲学界所使用的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人类学，因此有必要对不同意义上的人类学加以区分。目前最常用的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除了广为熟知的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人类学外，还有一个更为久远的哲学人类学传统。此外，在欧洲知识传统中还有一个神学人类学的传统。 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一方面想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一套新的科学，另一方面它所处理的问题又是原来哲学和神学所处理的老问题。这就导致人类学一方面更多的是借助归纳式的、自然科学的、田野的或经验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逃避掉一些前设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哲学性或神学性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实就逐渐演变为当今学科内部的根本冲突和张力所在，也就是科学（science）与艺术（art）之别。人类学到底更倾向于科学还是艺术，即一个是实证方法的进路，关键词是解释（explanation）；另一个则是基于阐释学的进路，关键词是阐释（interpretation）。可以说，这是人类学底层的内在张力。在众多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些学者所做的研究比较偏向规范性，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受到20世纪美国式人类学的影响，更加注重对文化的理解和意义的阐释，特别是格尔兹传统。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偏好导致两类人类学家所撰写研究成果的感觉天差地别，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两类学者互相轻视，彼此之间无法对话。 在关于倾向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上，人类学比社会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张力。社会学更多的是处理人或社会的问题，而人类学除了处理人的社会性之外，还涉及人的生物性的问题。这就涉及人类学的整体性问题。要想讨论人类学的整体性，还要注意是在哪个意义上进行讨论。是个体意义上，人作为生理物质和社会存在的整体性，还是社会层面上，人在社会中的整体性，抑或是宇宙意义上，人处于宇宙当中的整体性。整体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人类学的内在张力还体现在“历史”或“无历史”的讨论，即对于历史应该如何理解或者怎么使用？早期的人类学基本上是完全“历史”的，因为早期人类学建立在进化论的思考基础之上，虽然是在全世界收集各种文化或体质上的差异，但实际上是通过差异来建立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例如进化论学派。人类学所描述的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将空间层面的差异，以及人和人或人群之间的差别建立起时间上的顺序。尽管这种处理方法非常强大，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在当今中国学界仍是主导性的理解世界的方法或角度，但它的处理结果就是将空间上的差异转变为时间上的差距，这其中隐含着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整个建构过程在最终抵达的最高点一定是欧洲文明。 到了20世纪20年代，整个人类学界风云突变，进入了一个几乎“无历史”的时代。之所以这是几乎无历史，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历史，当然还有人继续坚持对于历史的研究或对于时间的讨论，比如传播学派还保持着对于历史和地理空间的强调。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大多数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转向了结构和功能，而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一个无时间的框架中展开的。20世纪70、80年代，时间和历史重新出现，特别是微观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开始出现。不过，这一时期的历史不再是早期的宏大历史或文明史，而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史，甚至是底层人的社会史，所以此时人类学大量进入的历史讨论和之前是截然不同的。 简言之，在阅读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时，能够感受到作者在历史与当代间的取舍。虽然，众所周知，一项好的历史研究一定是在当代中去看历史，而一项好的当代研究也一定需要在历史脉络中去把握和呈现，但事实上，在人类学研究中， “历史”与“无历史”是作为一种张力存在的。 从这里简要描绘的两组关系中（其实还有其他类型的张力），可见人类学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内部张力，以至于不同领域之间素不相识，甚至四分五裂。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张力本身也有可能意味着新的可能性，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本就不同的知识源流之中不断来回，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之间不断尝试，在历史过程与结构功能之间不断叩问，在经验与抽象之间不断穿行。 二、人类学的经验性与理论之维 一个有人类学感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在直接经验中思考一个普遍性的大问题，并且所研究的具体的东西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中的思考，而不是仅仅“就此谈此，就事论事”，就像格尔兹所说的“我们是在村庄里做研究，而不是研究村庄”。人类学所思考的应该是一个宇宙性的问题，甚至不是人类社会的平面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包含了人与非人的问题。这也是如今人类学界的一个新动向，即非人或多物种研究的兴起。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完全应当拥抱多物种的研究，虽然今天多数的多物种研究其实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多物种，只不过是在谈论人类如何想象多物种，但这也确实推进了人类从固有认知体系向外的探索。 不仅要思考宇宙性问题，人们的生活和行动一定是具体的，这里的具体是指对身边的人、生活、社会的感觉和感知。人类学目前面临的显著问题在于，人类学拥有大量甚至过量的术语和概念，却难以用于理解自己的生活；人类学也拥有丰富的关于理性主义、权力、自由等等的概念和宏大的理论，可是回到生活中却发现全都没用。这些术语和概念往往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无法与日常生活产生任何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者或者人类学的内在张力其实影响的不仅仅是研究和写作，实际上还会影响日常生活，即如何去理解生活，以及如何去实际展开生活。大多数人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完成一篇论文、获得一个学位，并且绝大多数人类学学生毕业后从事的都并非人类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是，人类学可以通过很好的方法训练帮助人们在生活当中运用所学的东西去思考，去理解周围，而这个思考又会帮助回应处理当下的问题。 人类学是经验性的，但绝对不应该是经验主义的，那种过于强调材料的真实性或全部真实性的研究，实际上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些材料和故事。从方法上来看，许多研究都进入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陷阱，忘掉了未曾见过的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或者说不真实。目前，学界就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不少学者过于相信自己的材料本身，或单单重视材料本身，以至于材料成为故事的堆积，这显然也是很有问题的。 一些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种经验主义的碎片式研究的问题和局限，试图回到宏大理论以及哲学议题，希望从根本上将人类学重新带回到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讨论中来。不过，同样需要留意的是，意识到经验主义的陷阱固然是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研究彻底走到另一个端点——无视或轻视现实世界的经验性。这种研究进路使人类学只不过成为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的一个注脚，仅仅是在给其他学科做修补工作。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要否定哲学、历史学或政治学，而是要强调人类学的经验性。 人类学理论的生成过程，要从社会史的宽度、思想史的高度以及个人生命史的温度三个维度来考察，因为一项理论的产生直接与人类学家的生成过程相关。经验是生成性的，是不断涌现的，理论同样也必然是生成性的。越是去思考理论的话题，就越发现生活才是更真实的现实，所有理论都不过是在试图描述、解释或阐释我们的生活经历。这也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现象的通用理论。当然，反过来说，从来不存在一个“过时”的理论，而是理论有没有解释力的问题。无论是从哪端开始，经验和理论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单向关系。相反，它们从来都是彼此交互刺激，最终旨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生活现实。由具体的经验生发理论，借抽象的理论解释现实、理解生活。 三、视角、比较与整体论 人类学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从一孔窥见整体，看似只切入一点点，却力图在反复观照中体会其面貌和要点。早在11世纪，宋代苏轼作《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一个人类学式的阅读来说，这首千年之前的诗既涉及观察的视角，也暗含了比较，以及整体论的问题。甚至可以将其看作一篇绝妙的人类学方法文章，因为它阐明了视角、方法，以及内外的问题。其中不仅有人类学所熟悉的主位和客位，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点明了关于整体的问题，这和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很相似，似乎要把人从庐山当中抽离出来，通过全景式的或上帝式的视角，才能够完全理解庐山是什么，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到全局。但问题在于，人在研究人类社会的时候有两大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中能够接触到的人群数量有限，且在空间上无法真的做到完全理解所有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每个人的真正有效时间也是有限的，但人类的历史是相对无限的，因此在时间层面能够把握到的一定是片面的、截取式的，甚至是点状式的。因此，把握时代、看清历史，或者理解当下，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正如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讲，今天的研究（特别是宗教研究）常常有一种假设，似乎只有局外人才能对局内看得更清楚，因此研究宗教的人就不能是宗教本身的人，好像局内人的身份会影响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科学性也无法保证。可是，作为局外人就能够保证科学性吗？虽然局外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对全局性、结构性和框架性的理解和处理，但是局外是无法取代局内的。某种意义上讲，局内甚至可能优于局外，当然这种优于仅体现在体验的无可替代性，因为每个人听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定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在研究人类社会的时候，研究者是做不到完全在局外的，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经身处局内了。 在欧洲知识传统中，狄尔泰强调说这个世界的真实只有对一个人的心灵才是真实的。这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是假的，而是说这个世界只有被心灵所捕捉的时候对个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正因如此，这个世界才会和个人产生关联，是被经验所感知到的。如今时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但有时也压制了个人体验，甚至否认个人体验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学界开始越来越关注身体与个人体验的问题，其中就涉及了经验这个关键词。那么到底是指哪种意义上的经验？ 中文中所讲的经验常常对应英文中的experience一词，但实际上experience一方面指的是经验的表达，或者说是可以被表达的经验，因此它指的是一种规范性的行为，是可以被言说、被分享的东西。但另一方面，经验是一种内在性的东西，是无法取代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法表述的。德语对此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经验（ergarung）是指外在的、知识层面的，体验（erlebnis）是指内在的、身体的，这在英文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在中文中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词，在涉及体验或内在性的东西的时候，更多使用“体验”“体察”，或二者的结合“体知”。“体知”可能比“经验”一词更加恰当。体知既有经验的内在性，也有可以表述和分享的可能。也就是说“知”是一种知识，这就超越了人类学常常所说的主客问题，知识不仅仅体现在外在层面，还有内在的身体层面。换言之，知的过程或许和知的结果同样重要。 杜维明曾写过不少文章阐述中国儒家的思想方式，他认为儒家思想方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体知”，也就是个人体验和群体经验的一种整合。虽然个人的经验是内在的，是无法分享给另一个人的，或是无法替代的，但某种意义上讲，当个人经验被表述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文本，而这个文本是可以和别人产生交互或共鸣的。也就是“体悟”，一种个人体验与群体经验的整合，在“已有文本”脉络上的新的不断的创造。 再回到苏轼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人类学界似乎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学科信仰，即相对主义。从不同的世界地图就可以看出，欧洲人所用的世界地图是以大西洋为中心，亚洲的则是以太平洋为中心。同样的世界，每个人的观感和角度却不一样。由于视角不同，对这个世界的观感也会大大不同。当以北极或南极为中心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发现世界是白茫茫的纯净大地；当以赤道为中心来看的时候，好像才是人们所熟悉的美丽地球。实际上，地球没有改变，只是看待它的角度改变了。 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是比较，但是应该比较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生拉硬拽的比较，以及立足某种单一元素式的比较，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什么才能构成合理有效的比较，以及如何比较，关键是比较的尺度和维度是什么？人类学的比较研究确确实实是重要的，也是根基性的。不过，真正的人类学比较是一种内在的、个案之间的、整体性的比较。这也就是接下来要谈的，人类学更为根本的前设问题——整体性问题。比较，是在整体论基础之上的比较。这里所谈的整体论不仅是指同一个事实的不同部分，还有不同层面上的整体论。 首先，作为个体的人的整体性在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目前我国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是在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当看到体质人类学或者生物人类学的作品时，第一反应是不太相信其中的生物学成分。虽然现在国内不少的分子/生物人类学研究几乎接近种族主义优生学，但生物性的这一部分依然值得强调。因为只从单一的社会文化角度被培养起来的学者缺乏其他视野，确实需要强调和关注人的生物性。其中一个比较容易引发争议和误解的话题就是性别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书本上的常用说法是人的心理是社会性的，因此使用社会性别（gender）和生理性别（sex）来进行区别，生理性别（sex）指的是整体的生物性。这样的区别虽然有道理，但也会致使大多数人认为性别是没有先天性的，一切都是构造出来的。这种过度的建构主义，实际上犯了另外一方面的错误，就是忘掉了人的生物性基础。对人的性别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进行讨论本身是很值得的，但是如今好像已经不允许出现这个辩论了，好像一旦强调生物性，就会被视作一个反性别平等和性别主张的人。 其次，除了个体意义上的整体性之外，还有文化或社会的整体性，这也是过去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中被较多强调的。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却很少被讨论的，就是宇宙意义上的整体性。也就是说，人作为宇宙中的存在只是宏观宇宙变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人类学今天所拥抱的本体论转向，或者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重新认识和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也许在古希腊意义上可以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不能忽略的是，人仅仅是整个宇宙存在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一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因此，对第三个层面整体性的强调，不仅意味着对物质的强调，还有对以往研究的重新讨论，例如对非人类和新物质主义的讨论。非物质性存在所涉及的并非客观实体，而是一个超越人们所能察觉的三维空间和其中人、事、物等元素的存在状态。若将这种可能性割裂，则意味着我们将会面对一个闭合和边界分明的世界，这也是当今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种巨大的根本性困境——我们无法逃离由自身构建的有边界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人在物理学上把封闭的世界理解为无限的宇宙，可是在心灵层面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把可以互相渗透的宇宙改造成了没有缝隙的世界，人则变成了自成一体的不可分割的自足个体。 人类学所谈论的整体，并不是指内部一致性、无差别同一的整体，而是指团结一致、多样异质的整体。整体性的实在本身也是多层次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无差别的同一元素或同一方式的累加。正如前文所述，社会科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第一层面，而所能处理的也仅仅是部分经验事实。但实际上，在底层或冰山之下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真正性或真实性，这并非唯心主义的传统说法，即认为物质事件只能通过实现或实际化来获得真实性，而是说我们所处的宇宙世界实际上远远超越了经验现实中人类所可见、可触及以及可感知的范畴。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敢于求知，在经验世界中捕捉，甚至审视自身是否掌握了所有的、全部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要提醒现代人，特别是学者，应当敢于承认无知，或者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我们所掌握的只是冰山一角。阅读和研究的深入将使人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个体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很少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自己，有时候还需要假装了解自己，并指导他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实质是有层次性的、复杂的，而不是过去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从事研究时，不仅仅要关注最表层、最基础的数据，而且要深入探究隐藏在数据背后的问题，并了解数据的来源及取得方式。因此，我们要承认实在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它具有可知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敢于求知，但也必须承认其中的不可知性，勇于承认知道的限度。 四、作为冒险之旅的人类学 人类学思考方式的核心便在于这样一组奇特的组合方式：具体经验和宏大关怀、整体与局部、内与外、可知与不可知。 人类学研究其实是一场冒险之旅，是只有躬行践履、亲身实行才能踏上的探究之旅。所要面临的不仅仅是田野中的未知，更有对自我和已有知识体系的冲击。虽然田野正是因为未知才具有吸引力，但田野有时也会被浪漫化，遮蔽掉其间可能的苦闷、痛苦以及糟糕的体验。田野研究当然有这个意义上的冒险性，但田野研究的真正冒险之处在于对研究者已有知识体系的冲击。可是一些研究者却不太愿意进行后一个意义上的冒险，而更愿意去异邦或他者群体中寻求对已有知识体系的支持。然而在具体的田野实践中，研究者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筛选掉某些材料。简言之，研究者的视野和知识冒险的开放度决定了他们所能看到的内容，所看到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的判断能力相关。现代汉语中“看见”两字是放在一起来说的，但在古代汉语中“看”和“见”有着不同的含义， “看”是观察过程中的行为， “见”是观察所产生的结果，通过“看”得以“见”。就好比近视的人需要借助辅助工具才能够清晰视物，如果没有则视野模糊。所以，人类学的训练就是帮助研究者去佩戴一副合适的眼镜，从而能够更清晰地，以更接近真实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因此，关键在于在开展田野调查时，人类学家应该以开放的思维去搜寻材料，而非仅仅依赖于已有的思考体系。若一个人类学学者在田野中花费了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最终发现自己的观点相比出发前并无任何变化，这其实是需要担忧的。所以，田野研究必须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这代表着研究者能够意识到田野内容对原有知识体系和框架的冲击。 不少学者即便看起来十分谦逊，实则骨子里都有一个笃定的不可动摇的知识体系。事实上，本文讨论的并不是研究者性格和为人层面上的骄傲或谦虚，而是试图指出，其实没有人愿意自我否定。因为当原有的知识体系崩溃时，个体的生存价值将受到极大威胁，甚至可能危及其自身的生存。 田野研究所带来的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冲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冒险之旅。再次回到格尔兹所说的“我们的困惑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人类学家正是在这种自我的张力中去做研究的。借用桑塔格的评论，真正的英雄不仅仅是进入丛林，而是像列维-斯特劳斯这样能够借着亚马逊丛林的经验，对自身的欧洲知识经验反思和批判的人。因此，很多人都将列维-斯特劳斯看作20世纪人类学界能够真正对整个知识界产生贡献和冲击的学者。他的冒险之处、英雄之处不仅表现为去到一个遥远的、未知的地方，更在于对自我认知和已有知识体系的冲击，他敢于否定既有观念，勇于直面自身，通过新的知识和理论框架重新审视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种勇气才真正展现了他卓越的学术英雄气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原文约14000字）     往 期 推 荐 读书与传媒|深化全民阅读工作的若干思考 文艺评论|创意写作的价值与未来 文艺评论|何为文本细读 社会|锚定新时代社会工作方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