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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在实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方面，做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在国家领导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不仅主动性考古发掘，而且一些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的学术意识都更为明确，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中也能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2024年历史时期的重要发现层出不穷，但参加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的项目有限，仅有9项入选最后的终评会，其中只有2个项目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近年来历史时期入选最少的一次。而且隋唐时期以后的5个重要项目都未入选，也是罕见的情况，令人唏嘘。 入选项目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是西南边疆考古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往大多学者只知道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滇王之印”金印等重要遗物的发现，说明滇池东南岸边的晋宁石寨村附近是古滇国（石寨山文化）核心分布区。通过近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考古工作者在古滇国核心区附近，基本确认晋宁上蒜第一小学的河泊所城应该就是汉武帝时设立的益州郡治所在地。这是滇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大成果。考古学者已经初步明确了河泊所城址的四至，发掘了西南部的大型建筑基址，找到了多层叠压的道路，发现了大量与“益州”有关的简牍、封泥等文献资料，以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文物。汉朝在古滇国政治中心附近设置益州郡，都邑和郡治比邻，显然是西汉中央政权有意为之，采取“因俗而治”的双重行政管理政策，展现出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政治智慧，实现了西汉帝国有效的统一性管理，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统一进程的历史叙事。 入选项目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应是古疏勒国的重要佛寺。经过六年的考古工作，考古学者清理出18处不同类型的佛殿、僧房、禅室、讲经堂、厨房、储物间等建筑基址，以及地表可见的小型圆形佛塔塔基、大型方形佛塔塔基等。寺院大体分两个大时期，即以圆形塔为中心的寺院布局和圆塔、方塔并存，塔院并列的寺院布局。发掘者推测寺院从公元一世纪始建，延续至十世纪初，曾有多次改建、重建和新建的情况。莫尔寺遗址是目前所知我国最西部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到唐末的十分重要的地面佛寺遗址。莫尔寺遗址包含印度中亚佛教传统，有喀什地区特色，也有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因素，是认识中华文化与西域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考古实证。该遗址的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统一性。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是目前所知我国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始建、西汉沿用的国家工程，是面向海洋文明、重视海疆治理的重要节点。目前考古初步确认琅琊台遗址中心最高处的山顶夯土建筑群应是“秦修汉葺”的核心的高台建筑基址。其上建筑体量较大（被现代建筑占压），其两次附属建筑、排水设施、登台踏道、石铺道路、院落门址已有考古发现，建筑讲究。有道路连接山下秦代砖瓦窑址区（已发掘10座半倒焰窑址）和排房建筑基址群。出土秦汉瓦当等文物。若砖瓦窑出土的云纹瓦当能确定为秦朝，当是重要发现，将会对秦汉瓦当等考古学断代提供重要实物资料。琅琊台核心区范围和布局的推进，应是其考古发掘的重要目标。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之邺南城东魏北齐宫城区的发掘成果是魏晋南北朝考古和都城考古的重要发现。经过近十年的考古发掘，清理出一系列建筑基址，基本明确宫城大致范围和轴线上重要建筑的布局，即从南部止车门、端门、阊阖门；到太极殿和东西堂，排列有序，形成各自独立的贡院布局。特别是206号和209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轴线北侧，是规模最大的殿堂之一，可能是后宫的中心贡院。206号大型建筑基址坐北朝南、面阔约42、进深35米，台基上建筑为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台基前面有双阶。其宫城规划设计理念应是上传承北魏洛阳城，下影响到隋唐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属于黄泛区之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工作难度极大。景龙门位于北宋东京城内城北墙中部。与此前的北宋东京外城顺天门遗址、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不同，景龙门遗址是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工作，但整体工作完成得很不错，较为全面地揭露景龙门及其两侧墙体。考古发掘得知，景龙门址是一门三道的过梁式城门，由东墩台、东门道、东隔墙、中门道、西隔墙、西门道和西墩台等组成，城门台基上原有门楼建筑。城门通阔约60米，门道宽约5.6、进深19.3米。景龙门遗址是首个经过考古发掘的北宋东京内城城门遗址，形制结构保存基本完好。这次发现初步找到了唐汴梁城北墙遗迹，并认识到北宋东京城沿用了唐汴梁城北墙。现在通用的东京城平面图中的北宋东京内城城墙的走向，是金代新修的，元明时期沿用。这是北宋东京城考古的重大突破，为以后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等提供了重要参考。景龙门是北宋晚期东京城中的地标性建筑。其位置的确定为探寻艮岳、延福宫、上清宝箓宫等重要城市节点提供了关键线索。 重庆合川钓鱼城是一处规模庞大、结构异常复杂、多次增修扩大、保存情况较好的综合性防御工程。钓鱼城加担土遗址位于钓鱼城东部。2024年清理出宋代环城和内城城门各2处，清代城门1座，4段城墙，3处高台建筑和3条道路等，丰富了遗址的内涵。经过近二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基本搞清了钓鱼城空间布局，廓清了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基本格局，即在钓鱼山和嘉陵江天然的山形水势基础上，修筑一字城、环城和内城三重城墙、多个城门的城防体系。钓鱼城作为川渝宋元山城的关键支柱，是中国古代军事城址的杰出代表和典型案例。 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是金代早期首都，中晚期的重要陪都。十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基本搞清了金上京城的城门分布情况和南城的主要格局，特别是对皇城内建筑基址的持续发掘，初步厘清了皇城的形制和布局。2024年清理出4座建筑基址、3条道路和一道院墙。其中一号建筑址台基平面呈“十”字形，中部为方形主殿，前后出抱厦、左右有朵殿。主殿平面呈方形，为面阔和进深各5间的大型建筑。一号建筑址是金上京皇城中部核心区内首座经系统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址，是皇城中部最后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整体居于中轴线偏东。初步复原推测，这是一座大型楼阁式建筑。这为考察金代皇家建筑形制特征和建筑技术，探讨女真民族汉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通过2021~2024年考古调查和发掘可知，在半径0.3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有瓷土、石英、石灰、煤矿和水源等资源，形成古代罕见的瓷器闭环生产系统。初步揭露了原料粉碎、胎泥沉淀、拉坯修坯、晾晒烘烤、釉料缸、配釉的草木灰坑等作坊遗迹，以及马蹄形窑炉和渣堆区等。出土大量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推定此窑址为西夏皇室御用窑场。窑场始烧于西夏初期，停烧于西夏末期。发掘者认为该窑址采用“胎土+脉石英”二元配方技术，比元代景德镇窑提前二百年；大规模采用“釉封匣钵口”技术，是浙江上林湖窑以外仅见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保存完整的窑炉栅遗迹，将北方地区用煤烧瓷历史提前到北宋中晚期。该窑场融合南北技术精华，创造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贺兰窑。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其复杂的窑业面貌折射出两宋时期南北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江西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的考古工作学术目标明确，考古工作者通过14个发掘点，来关注镇区瓷业发展（御窑厂、落马桥遗址和观音阁窑址）、原料来源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明清码头和古街、长明大午坑明矿遗址）、燃料来源产区（建溪码头、樟村坞码头）、道路交通网络（刘家下弄、詹家下弄、狮子下弄）、多元宗教信仰（泗王庙、天后宫、清真寺）等，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新成果。认识到宋朝景德镇全镇区已经存在广泛瓷器生产，明末清初的景德镇瓷器生产规模化导致社会构成的革新，由前街（店）后厂模式转变为行帮制。这是以产业链视角重构景德镇陶瓷文明发展谱系，构建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生产组织到技术革新、城镇建设、文化融合等完整的证据链，再现了中国著名“瓷都”的风范。 从今年终评会上的成果汇报可以看出，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各项考古发掘工作的学术目标越来越明确，考古精细化程度在不断提升，多学科合作不断深入，发掘成果的研究和阐释也越来越被重视。这些新迹象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在新时代为构建中国考古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所做的辛苦努力。这些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实证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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