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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用两本书先后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向全面的谷物种植定居模式，并非传统理论认为的是生产效率、作物热量密度、耕作技术的升级等优势的自然选择，而是迫于国家形态的征税需求。在早期国家形成后，这种阶级压迫与国家实力相互促进，直至今天的人类文明高度。 本文就简单概述一下他这种核心观点涉及的两本书。 第一本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反对谷物：人类早期国家形成史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24日再版 在逻辑顺序上，斯科特这本书是另一本《SEEING LIKE A STATE》（《国家的视角》）的前传，后者主要论述理性启蒙的中世纪时期。这本书则前推至史前文明。 本书列举了大量最新的考古证据指出，人类永久定居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比3300年前第一个真正的城市国家乌鲁克（Uruk，约前3500-前3100，是苏美尔从氏族公社向文明时代过渡的第二个时期，苏美尔自此进入文明时代，铜器陶器大量出现。）要早很多。早期定居时代是传统采集狩猎与农业种植过渡时期，定居者采食住地周边一切可吃的植物，并将种子撒在附近比较肥沃的土壤中（苏美尔文明地处新月沃地中南，伊拉克境内），从而不需要繁重劳作即可获得农业收益。 种植业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食物储存的需求。狩猎采集者也可以很好地贮存食物，包括腌制肉类、掩埋鱼类使其发酵。谷仓储存技术就是这些早期技术的延伸。所有这些技术都有大量考古证据。事实上，在过渡期年代，该地区人们的食物来源相当丰富，食物储存并非很重要的需求。 同样，新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作者在seeing like a state里有更多中世纪的证据）。狩猎采集者的饮食稳定而多样，而农业主义者则几乎完全以谷物为生。它们的骨骼显示出明显的营养不良。在狩猎采集者饱食的同时，农业种植者则经常挨饿。他们的骨骼比同时代的游猎采食者要短几英寸。狩猎采集者每周工作10-20个小时，而农业种植者则过着辛苦劳作的生活。狩猎采集者通常活能到年老，而种植者则患有疾病，还有征兵、战争，其婴儿死亡率约40-50％。 既然如此，那为何谷物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又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中国的芋头和大豆都在那时已经被驯化，尤其是扁豆、鹰嘴豆和豌豆等豆类。这些作物含有的热量比小麦和大麦更多，所需的劳动也更少，并且单独或组合搭配还可以提更均衡的营养，这些品种在满足国家形成所需的人口密度、食物价值的条件上与谷物相当。那为啥这些作物的种植区没有更早地形成国家呢？ 答案是：征税。 谷物类作物有6个特质：看得见、可分割、可评估、可储存、可运输、可分配。而其他作物如豆类、块茎和淀粉植物就不完全具有上述优势。收税官员可将其藏入鞋内谋点私利，最重要的是，谷物在征税的便捷性和效率方面更受征税官青睐。 谷物的生长成熟周期稳定一致，不像土豆红薯果树之类成熟周期混乱，这减轻了税务官员的工作强度。同时成熟还有个好处是，军队或征税官可以一次性完成收割、打谷和征收活动，避免多次往来，减轻税收成本。 在敌军入侵时，种植谷物也有利于实施焦土政策：一把火即可起到坚壁清野的效果，重在地底下的作物就不行。 如果将上述情形换成马铃薯或木薯等块茎作物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些农作物成熟后可以埋在土壤里一、两年之久，随吃随挖。这样，军队或征税官将不得不像农民一样挖地征收。当年普鲁士大帝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之所以命他的臣民种马铃薯就是这个原因。 最后，谷物生长在地面以上，征税官一望而知、便于评估、不利隐瞒。这些特征使小麦、大麦、水稻、小米和玉米成为主要的“政治作物”（political crops）。征税官可以根据土壤质量对田地进行分类，根据平均产量估算税收。如果需要调整税收，则可以在收获前对田地进行调查取样，以得出该作物年度预期产量。为了征收更多的税收用于国家的战争扩张等支出，政府官员总会强制推广耕种技术来提高产量和税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这种强制包括：反复耕作、破碎、反复翻耙等，以更好地为作物生根和提供营养。关键是，通过技术改进和征管优化，谷物的产量变得愈加可视化、可预期。 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会以宗教的形式推动谷物种植崇拜，使之神圣化、天然正确化。乌鲁克的牧师就留下了这种颂歌记录：
这种崇拜延续至今，出现在很多的国微图案上。 正是由于谷物类农作物的种植是国家征税的理想作物，才推动了种植的集约化、国家的集权化。从欧洲到亚洲，那些圈地的城墙、壕沟内，国家就像一个个农庄，强制种植提升了国家的人口和实力，人口反过来越来越依赖种植，就这样进入了相互的驯化进程。但要知道的是，在最初，种植并非人类食物来源的最佳选择，正是国家的出现，人类开始转向农业文明。 第二本 seeing like a state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8日）
在历史上，这种事总是反复出现。与生物系统一样，人类的社会系统也是如此。 可以发现，经历自然演变形成的城市往往有着杂乱密集的小巷、小商店和人满为患的街道。现代科学的理性主义者则更愿意把城市以均匀分布的矩形网格构建，
布鲁日（前现代城市演变）与芝加哥（现代规划城市）的街道地图对比 东非土著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游牧，在复杂的丛林地带刀耕火种。非洲政府（殖民地政府和独立政府）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者后来将原住民安置到村庄中，给予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如学校、水井、电力和均匀分布的矩形网格。然而这些村庄一直衰败：庄稼死亡、经济崩溃，当地居民重回丛林。 为什么这些方案都失败了？更重要的是，为啥虽然方案失败了还有人受到奖励并继续推广呢？斯科特给出了两个原因。 一是高度的现代主义，一种伪装成科学的审美品位。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央集权国家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清晰”的，即以易于监视和控制的方式进行安排。而现代主义者倡导的更高效、更进步的思维，只是这种深层动机的有价替代。 二是征税冲动。事实上，前现代国家的征税能力非常有限。除了度量、财产没有标准化以外，还有人口普查无法进行（法国到17世纪才有了第一次人口统计）。另外还有语言障碍，例如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是不同的，村民甚至可能听不懂征税官说的话。这些问题对当局征税都是很大的障碍。 值得指出的是，James Scott并非反对科技或者现代化，而是旨在探讨人类现代文明、现代国家构建的深层次的历史基因，以此探讨导致国家失败或繁荣的各种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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