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内阁大库档案损毁流失述略

一、何为内阁大库档案

内阁始设于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后，下令废中书省，分立六部秉政。由于皇帝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所限，永乐时期开始设立内阁。内阁“批答本章，撰拟谕旨”，渐渐取得实权。清代沿袭了这一制度，初设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管理政事，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内阁，设“内阁大学士，满洲二人，汉二人；协办大学士，于尚书内特简满汉或一人，或二人，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凡大典礼，则率百寮以将事”，成为清代掌管国家政务的最高机关。虽然雍正朝之后，机要政事由军机处承揽，但事关大典礼与内外臣工例行题报事务，仍由内阁办理。

内阁大库隶属于内阁，位于紫禁城东南隅，西临内阁大堂，北对文华殿，坐南朝北，由东西两座库房构成。西边贮存红本，俗称西库，东边藏实录表章，俗称东库。每库分上下两层，“共二十间，开门四，每间深四丈，重之以楼，北面有窗，窗中用铁柱，柱内有罘罳，外有铁板窗，窗开而不阖”，从而解决了安全防盗、通风防尘的问题。两库均为砖木结构，外包砖石，库顶盖以黄瓦，为砖城式建筑，总面积达1295平方米。

△ 内阁大库外景

△ 内阁大库内景

内阁大库由典籍厅与满本房负责管理，是清代中央最重要的档案库，保存有清一代皇家档案秘籍，“其中书籍居十之有三，案卷居十之七”。图书多为明文渊阁遗存之物，档案则包括明档、盛京旧档、清档三部分。明档是清初为修明史而征集的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题行稿等档案及旧存实录、诰、敕等，如明成祖《实录》底本残卷、明熹宗《宝训》正本残卷、赐琉球国王世子尚丰的敕、明代兵科所抄题行稿等。盛京旧档是从盛京移来的满文老档、满文木牌等清入关前的档案，包括皇太极致朝鲜国王书、天聪朝臣工奏议等。清档是清入关后形成的各类档案，包括内阁承宣、进呈的官文书，内阁各机关日行公事的档案文件，以红本、史书、黄册为大宗，此外，还有记载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官修的实录、圣训、会典等书籍的稿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整个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情况，是研究明清史重要的资料。

内阁大库的保管极为严格，清代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随意阅看档案，据《枢垣记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凡京内外王大臣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恭读朱笔及阅看各处奏折者，方得在军机堂帘内拱立，事毕即出。其余部院内外大小官员，不得擅入。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以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但由于自然因素，雨淋水淹、虫咬鼠噬，内阁大库档案迭遭损毁，清末民初更是遭受了三次大损毁。

二、李鸿章奏请“置炉焚化”30万件

内阁大库始建于明朝，由于建造久远，且多年未加修葺，到了晚清，内阁大库“檐墙亦多坍塌，柱木楦檩均已塌陷，积水浸灌，情形极为吃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内阁奏请兴修。虽然随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局势紧张，此事不得不暂时中止，但依然进行了一些开工前的准备。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六日，内阁大学士李鸿章等清查大库库存时，发现历年存积的朱批红本存放已满，且限于地势，已不敷再添置木格。此外，库楼上存放的大量本章，的确有碍维修工作，遂提出“非全行挪出，开工不易”。经通盘详查，提议“将所有经过多年潮湿、霉烂之副本检出，派员运往空闲之处，置炉焚化，以清库储……不误开工”。

三月二十五日，内阁中书等奉命赴库清查，查得内阁大库“楼下存储光绪年间由元年至二十四年正副本均有，因库墙坍塌，致被雨浸湿，或经虫蚀霉烂情形。库楼上远年正副本堆聚搀杂，半皆残缺不齐，万难清理”，决定“除自光绪元年起至廿四年正副各本，无论已未霉烂，概行分别存储，用备将来查考外，其远年正副各本及新旧记事档簿，仍着原派各员等，将实在残缺及雨淋虫蚀者，一并运出焚化，以免堆积而便开工”。最后，“内阁大库中朱批红本4500捆，约300000件均移出烧毁。原来议定只焚副本之霉烂者，但等移档时，因正副本交相混杂，且正本也多有残缺不全者，故不分正副本，凡霉烂者都被移出来，一把火烧掉了”。

因此，在现存的明清档案中，“顺康雍时期的题本和其他档案之所以残缺严重，其销毁'远年新旧各本及新旧记事档簿’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 内阁大库档案：康熙二十四年会试章振萼墨卷

三、载沣再焚“无用旧档”之动议

光绪三十四年冬，宣统帝嗣位之际，醇亲王载沣摄政，他命令内阁大臣在大库里找出清朝开国之初多尔衮身为摄政王举行典礼的旧档，想以此为参考办一个盛大的摄政仪式。内阁大臣在堆积如山、尘封渍积的档案库房里无所收获，便以大库混乱为由回禀载沣，载沣见状便下令将内阁大库中“无用之旧档”焚毁，以减轻大库容量。就这样，自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初一日开始，每天都从大库往外挑选“无用的旧档”，到八月底，一共挑出乾隆至同治朝红本16062捆，露天堆置在内阁大库外。

与此同时，在光绪末年因故未能维修的内阁大库，到了宣统元年，“更形渗漏，如再迟延，恐大木亦有糟朽之虞”，内阁遂重提前议，奏请派员进行“查勘修理”。维修前，同样进行了腾清库存的开工准备，据大学士孙家鼐等奏称，将“内库恭存圣训、诏敕、御笔以及经、史、子、集、碑版、图绘等……分别完缺，包裹鉴排，暂移文华殿两厢恭存”。而历年存积之红本等项，为数尚多，如不全行挪出，实属有碍工作。且因年头过久，多为糟烂之件，一经移动，即破碎不堪。拟按照从前办法，择要拣存，其年久潮湿霉烂之本章等项，“派员检出，运往空闲之处，一律焚化”。

内阁大库这次的修缮工程，于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开工，六月底修理完竣，前后半年时间，花费56752两银子。修缮完毕，实录、圣训仍搬回大库，其余霉烂档案，只等一声令下焚成灰烬。听闻这一消息，翰林院的官员们纷纷入库寻宝，有的查找本人和名人科举试策，有的探寻宋元旧籍。其时，章梫发现宋写本玉牒残页，即《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仙源集庆录》和《宗藩庆系录》，颇为稀有，遂将其影照呈送给军机大臣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兼管学部事务，他了解到内阁大库即明朝文渊阁遗址，应该不乏珍贵古籍，立即派员前往查看。虽然查得其中的古籍多已残破，但他最后仍采纳了学部参事罗振玉的建议，奏请迁移，将其拨归学部，以备将来筹备京师图书馆之用。

△  罗振玉（1866—1940年）

得到皇上批准后，罗振玉被派往内阁大库接收图书典籍。他看到大库内档案堆积如山，随便翻检，顺手抽出了两卷待销毁档案，其中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桂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多是“近世史上最可宝贵的史料”。罗振玉连忙建议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档，请求将其一并归入学部。经过张之洞的奔走，这200多万件档案才死里逃生，被运至学部。转运时，为节省经费，本该用木箱装载的档案，经罗振玉与内阁会稽司宗树楠协商，改用麻袋将其全部运回。几经周折，最终将档案置于国子监南学敬一亭，历科殿试试卷置于学部大堂后楼暂存，使这批珍贵档案史料避免了被毁的厄运。这之后，学部派罗振玉、缪荃孙等人对其中的古籍进行整理，编成八卷本《京师国书馆善本书目》。

载沣的焚烧“无用旧档”之举，虽最终未能实施，但这些数量可观的档案经人为搬移及翻动，不可避免会对其造成很大损害，更重要的是，这些档案最终流散到社会，成为日后“八千麻袋”事件的滥觞。

四、 “八千麻袋”的流散

清政府被推翻后，国民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并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存于此处的内阁档案便成了它的藏品之一。当时专管此事的是社会教育局，其司长夏曾佑先生认为“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存放在敬一亭的麻袋“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1917年，因原有馆舍较为狭小，教育部将筹备处迁至故宫端门，档案也随之移往。内阁档案迁至端门后，历史博物馆曾派出了十几人清理这些档案。当时的整理方法主要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两部分。据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当时很多人将档案“倾于地上，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余仍入麻袋”。最后将比较完整的存放于午门的城楼上。这部分档案共62箱，1502麻袋，1922年由教育部借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进行整理。截止1924年9月，共整理档案523000余件又600余册。先后出版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要书）》《整理明清内阁档案史料要件报告》《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及《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等史料。其余部分则被统统装入麻袋内，仍存放端门，共计约8000麻袋。

1921年，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历史博物馆资金经常短缺，“各机关往往不能按时发薪，甚至有积欠数年之久的，穷苦职员枵腹从公，一时有'灾官’之称”。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为添补资金，协商了一条生财之道，将藏贮在端门门洞内的约8000麻袋档案悄悄运出，按斤过秤，当作废纸变卖。根据当时亲历此事的西单同懋增南纸文具店的伙计朱伟武回忆，历史博物馆办理此项事务的傅某曾说，当时的变卖共分为两批，“第一次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十几万斤，当作烂纸，以三千多元的标价卖给白纸坊的商人，由他们合资购去……他们把这些烂纸零卖给白纸坊的各抄纸坊，以及附近各县的抄纸作坊。这批明朝的文件档案材料从此荡然无存。第二次投标的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顺治至宣统止的文件档案材料，共计148000公斤。投标的四家……结果，同懋增以银元4050元中标”。“拉运这些文件档案时，历史博物馆给予方便。同懋增派了50辆兽力大车去拉货，每辆大车上都插了一面黄色的小三角旗，旗上加盖历史博物馆的钤记。那天，车队由天安门内起运，浩浩荡荡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拉到广安门善果寺庙内”。

1922年2月，客居天津的清朝遗老罗振玉因事来到北京，他于偶然之际在市肆中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罗振玉认出这是清内阁大库之物，且多为罕见史料，急忙寻踪觅迹，最后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纸店已将8000麻袋中断简残篇的宋元旧本与奏折等陆续出售，其余的也已另备芦席渍水以机器打包，准备运往定兴、唐山等地，化成纸浆。罗振玉深知这些档案珍贵，立即表示愿以重价赎回这些“废纸”。

△ 内阁大库档案：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稿本

几经交涉，罗振玉以12000元高价购回了7000麻袋的档案。前运定兴的则运回北京，初堆置于彰仪门货栈，继而寄存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迁入善果寺。运往唐山的则运回天津，辟库书楼以藏之。档案赎回后，罗振玉就组织人力进行整理，辑为《史料丛刊初编》10册，印行于世。内容有不少为清初珍贵史料，如《太宗文皇帝日录》《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天聪朝臣工奏议》等。

几年以后，罗振玉因个人财力不济，更感觉保存整理之事，并非一二人之所能任，无奈之下，

只得将部分档案再次转让。1924年，除自留部分外，罗振玉将12万斤档案以16000元的价格转卖与前驻日公使、社会知名人士李盛铎。而其留存的5万余件档案后来被运到了旅顺，归属伪满洲国所有，1936年又移交给了奉天图书馆。

李盛铎买下档案后，将罗振玉存在天津库书楼的档案就近迁往某家大院，后迁至谦信货栈，将存在北平善果寺的档案迁至遂安伯胡同和顶银胡同两处。面对满屋的档案麻袋，李盛铎深感个人能力有限，既无法维持生计，更无力整理研究。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表示愿意出资收购，双方很快谈妥。1929年3月，史语所终以18000元从李盛铎手中购回这批珍贵档案。

经过几次辗转迁移，鼠啮虫蚀，潮湿霉烂，其具体数量，据徐中舒回忆：“史言所接收这些档案时，大约合计得12万斤。经过整理之后，其破烂最甚而装入麻袋的，占三分之一强，约5万斤。其整理上架之件，据未曾南运以前的情形说，共100架，每架4格，每格约可容红本200斤，即每架可容800斤。其他杂件因纸质及大小不等，容量均较此少，以90架平均计算，可得7万斤。”

除了这批购买的档案外，在1930年，傅斯年“感到同在院中一类之档案材料不可不集中整理”，要求历史博物馆将其存有的明清档案拨交史语所。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工作报告》记载，“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索取本馆旧存明清档案，拟汇集整理，刊布出书。按，本馆旧存是项档案，计已经编号者清代贺表三箱，共三千三百二十五件，清代敕谕九箱，共二千一百零二件，明清各项重要文件五百八十二件。除本馆现陈一百零五件，其余四百七十七件共装一箱，并检同原有编号簿十本，又未编号贺表一箱、题本一箱，及十八年八月打扫端门洞扫出破碎档案纸片四麻袋，约共万件，于同月三十一日一并汇交该处点收完毕。”

史语所得到这两批档案后，开始了初步的整理工作。从1930年起，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会制订有关工作规则，采用七项程序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并开始印行《史料丛书》和40册《明清史料》。1936年史语所迁往南京，傅斯年令李光涛就档案中择要共装100箱，随着史语所由北平迁到南京。几经周折，最后迁到台湾，饱经颠沛流离之苦。

△ 故宫博物院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其余未运档案则被集中在北海蚕坛和午门西翼楼。北平沦陷后，约有5万斤1700麻袋档案于1938年迁往端门，置于门楼上及门洞内，由历史博物馆保管。这样，这批流散出去的明清档案因为北平的沦陷重新回归到历史博物馆。1954年8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从端门上接收了这批档案，“计有：较整齐的题本287箱又33架（装350箱），残烂档案1694麻袋又34箱，共计为671箱又1694麻袋”。

震惊社会的“八千麻袋事件”，虽然由于罗振玉的个人赎买，而使这巨量内阁大库档案大部分免于化成纸浆，但在这之后却数易其主，一再辗转迁移，仍然造成不少档案的流散，这也是清代二百多年间大内档案遭受人为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节选自《历史档案》，2017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