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建馆小记 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筹建於2006年，原址东莞常平镇紫荆花园，本馆集收藏、展示、研究、出版为一体。二十年来历经坎坷，幸而得力於当代诗学会群英们鼎力支撑，更有珠海北师大华文所和澳门大学有关院系一路扶持，始得坚持至今。现包括“路羽书房”“惠兰书苑”二个有生部分，共藏有各类稿存、信札、手迹、签名书、书画、墨宝近二万件。 为更接地气，今年3月初，应好友建议，傅天虹在360个人图书馆官网上，注册了“傅天虹的汉诗馆”，试发几篇后很满意，故决定从2025年4月1日起正式启动，将陆续整理上传傅天虹六十多年来珍藏的史料和墨迹，将各种史料公诸于众，方便大家随时上网查阅所需，以利汉语新诗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请给予关注、推荐。另外，傅天虹藏品也可酌情转让给海内外有迫切需求的机构或个人，作馆藏或研究之用，有意者可讯息傅天虹微信 2025.4.1 诗意的空间 ——傅天虹诗歌研究 孙晓娅 丨文 孙晓娅，女，197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自2006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之“新诗卷”与“古诗卷”执行主编。获奖荣誉2005年被评为“2004~2005年度北京高校优秀辅导员”、 2005年获得“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称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 诗意的空间——傅天虹诗歌研究 “我梦想世界，故世界像我梦想的那样存在。”这是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他的《梦想的诗学》中说过的一句话。在巴什拉的理论体系中，诗学研究是无法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是《梦想的诗学》还是《空间的诗学》，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见，提供给读者诗性的启发和源源不断的灵感。在这两部研究诗歌想象的著作当中，巴什拉认为，“梦想蕴含着创造性的想象活动。通过对诗的形象的批评,可以重新体验这个创造性的过程。”通过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巴什拉对家宅等空间形象以及梦想进行了不同凡响的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进入诗歌的全新的途径。 阅读傅天虹的诗歌，鲜明的自传色彩和突出的批判意识构成其诗歌文本的标识性特质。也正因为如此，“知人论世”的文本解读和干预现实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了大部分研究其诗论的理论立足点。但是傅天虹的创作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一维度之上，多方向的探索在其诗歌当中并不鲜见。其对个性化形象的描写、对童年回忆的想往、多重视角的运用以及空间形象的突显等等，在某种意味上对巴什拉诗学理论中梦想的维度与诗意的空间的理论进行了生动的文本佐证。 一 傅天虹1947年出生于南京，从出生时便没有见过父亲。之后母亲前往台湾寻找父亲，把年仅两岁的傅天虹交给外婆抚养。因为这重海外关系，他随外婆姓杨，以避免政治牵连。但是这并没有阻挡傅天虹被打为“黑七类”的命运，这使他在很长的时间里饱受迫害。在“文革”当中，由于抚养自己的外公外婆也受到冲击，傅天虹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在串联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老木匠，并随其跑遍云、贵、川、陕、桂等十多个省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傅天虹的诗作开始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并多次获奖。1983年，他移居香港，1991年再度移居澳门。 翻开《傅天虹诗存》，诗人的这些经历都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表现。整部诗集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辑《童年的我》，第二辑《金陵早春》，第三辑《港岛虹影》，第四辑《四地沉吟》，四个部分对应的是诗人的四个人生阶段。《我不是一个乖孩子》《问天》等诗是对特殊童年记忆的记录；《野草》《我是一蓬根》《萌》等诗是新时期里诗人的自我审视、考量和定位；《慈云山木屋歌》、《魔方》等诗是诗人对香港经历的书写，及其对香港现代都市生活异化本质的揭示；《观音堂三首》《澳门新口岸沉思》等诗则是诗人定居澳门后的所见所闻所感。诗集所集诗作无一例外是真实生活经验和情感的升华，对个人的心境和处境诗人毫无隐晦，他的诗是梦想和情绪的和谐，恰如徐志摩1923年发表的他的第一篇诗论《坏诗，假诗，形似诗》中所明确指出的“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诗人屠岸在为《傅天虹诗存》所做的序亦从“真”的维度肯定其创作坚实的基点：“天虹全部诗作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真。真实的经历，真实的际遇，真实的思索，真实的情感，真实的遐思，真实的梦想……”这种“真”为傅天虹的诗歌注入了一种朴实的冲击力，以其执着和韧劲实现了对生活和诗歌的双重深入。 由是对个人经历的重视也就构成了傅天虹诗歌自觉的艺术追求，诗人与创作的统一使傅天虹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但是这并不是说傅天虹的诗歌创作仅停留在日记式的自我复述层面，对想象的倚重使诗人的创作在梦想的维度和诗意的空间两个层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 （图为孙晓娅） 二 巴什拉所谓的梦想是在与夜梦的对比中提出来的。夜梦是在意识失去其控制力以后出现的杂乱无章、毫无价值的状态。而梦想始终受到意识的控制，是白日里人的心灵的一种静观的状态,是安尼玛的阴性的力量。梦想具有创造性价值，通过在现实中寻找形象的实在性使读者重新体验诗人创造的快乐。 在巴什拉看来，物质文明的繁荣使物品极大地丰富，物品也因此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殊性，而成为一群物品中的代表。只有通过梦想的方式，追溯一样熟悉的物品，在梦想中去体认一个普通的物件，物件才会获得自身的特殊性，成为一件护身符。“梦想使其对象神圣化了”，这种被梦想体认的形象在傅天虹的诗歌中屡有闪现，这些个性化形象的存在凸显出其诗作内蕴的创造性价值。 在《虹》中，诗人写到：“是霞彩的弯弓？/是仙乐的曲谱？/是织女的裙带？/是九天落下的瀑布？……//——是一束长长的丝哟，从我的心头抽出。”虹作为诗人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在其心目中具有特别的意味。在诗人的梦想当中，虹先后与弯弓、仙乐、裙带、瀑布进行类比，但是诗人发现这些都不太恰切。最后诗人恍悟虹是一束长长的丝，从自己的内心抽出，幻化为梦想的丝线，走进诗歌之中。显然，“丝”与诗谐音，这丝一样绚丽的彩虹正是诗人的梦想，这从心头抽出的梦想构成了为诗人所珍视的诗章，也赋予了“虹”这个意象独特的精神诗性的成分。 此外，《报春花》中报春花的形象，《酸果》里诗人用以自况的酸果，《雪松之恋》中雪松的形象等等，在诗人的梦想当中，它们超出了一群物的代表而成为特殊陌生的物象，它们通过诗人“创造性的想象”蕴蓄着诗人个体生命经验的记忆和情感。在梦想中它们是朝向一个美的世界的理想的存在，它们的存在保护着人类的心理机制不受敌意的外在的非我所有粗暴行为的侵犯。 （第八届当代诗学论坛会场照片） 三 童年对于傅天虹来说浸满痛苦的回忆。被误认为是私生子的歧视与侮辱，两次试图前往大西北两次被遣返的经历，文革中作为“黑七类”所受的迫害，串联时贫病交加的痛苦遭遇等等。这些都被诗人写进诗作当中，苦难生活的诗性表达提供给读者久久的震撼与感动。但是傅天虹对童年表达并不总是被灰暗与苦涩填满，童年的回忆必然存在其值得想往的细节，它们以暖色调的形象出现，细微的温情被诗人放大并反复吟咏： “最初的世界/是外婆的摇篮歌//呵，小乖乖；呵，乖乖……/唇边流淌的旋律/像宽厚的手掌/覆盖了我/不见了黑夜的阴影/伊甸园里/有温馨的火/有快活的河/我/跨进了天国//我最初的世界是外婆唇边的摇篮歌”。（《摇篮歌》）。“我最初的世界是外婆唇边的摇篮歌”，摇篮歌是诗人魂牵梦绕的童年记忆，它承载着一个成年人最“温馨”的童年梦，在巴什拉看来，童年并不等同于我们幼年时期的记忆，而是通过梦想被重新建构的童年。被梦想的童年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诗人使我们相信：我们童年的所有梦想都值得重新经历”。诗人笔下的童年与其说是一个记忆，莫若说是诗人对个体生命梦想的一个建构，“梦想童年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梦想之源，回到了为我们打开世界的梦想。”童年在傅天虹的梦想当中之所以被追溯到外婆的摇篮歌，根本的原因是外婆的关爱与呵护给予了诗人最初的温暖。虽然诗人的天性可能更倾向于漂泊和自由，但是这最初的呵护与安全感却是诗人在今后的时光里回首往事时无法回避的光亮。但是诗人并未停滞于于简单的情感表达与追溯之中，在诗人梦想的重建当中，外婆的摇篮歌成为源源不断地提供火光者的形象，给予诗人的梦想以行走的去向。而人类童年普遍的摇篮歌的记忆又为这一形象提供了惊人的广阔度，读者通过诗人的童年重建自己的童年，这种对于童年的想往使诗歌本身具有了生动的感染力。 在《我不是一个乖孩子》一诗中，童年的苦难仍然构成了诗歌最主要的内容。但是诗人反复宣称“我不是一个乖孩子/但是/我会写诗”。这显然是出于诗人小小的骄傲，是对苦难记忆的一次嘲弄。“最喜欢七月看彩云了/没有手的云/没有口的云/没穿裤子的云/最听从/我的命令/我想到了什么/它们就变出了什么/我哈哈大笑了/我欣赏/自己有天大的本领”。在对云的梦想当中诗人体会到创造的快乐，变幻莫测的云也显示着自身的宏伟性。“我们在梦想对童年的回忆时又体验到的宏伟的过去正是那初次呈现的世界。”最初的世界呈现在诗人面前，诗人想往童年的梦想也将其揭示给读者。“我喜欢/蹲在灶台边/看蚂蚁搬家/蚂蚁忙乱/我也忙乱了/我喜欢/躺在江堤旁/听大江呜咽/大江流泪/我也流泪了/我喜欢/钻进暴雨里/暴雨疯狂/我也疯狂了”，在一个宣扬服从与共性的年代，宣称自己不是一个乖孩子具有另一个维度的喻指——追寻梦想，超脱现实经验。诗人看蚂蚁搬家、听大江呜咽、钻到暴雨中去，并不自觉地都参与其中，真实的寓意是期待在童年行径中建构生命本真的梦想——确立梦想人生的诗意价值。 （第八届当代诗学论坛会场照片） 四 与此相近的还有《我是一蓬根》：“莫要费力地录找我的身影，/我在板土下，是一蓬潜行的根。/沿着石缝抓紧每一寸泥土，/绕过瓦砾探取生存的养分。//我为春天贡献点点绿嫩，/希望的新芽是我送出了土层。/我为秋天贡献灿灿金黄，/浑贺的硕果是我升起的星辰。//莫要费力地寻找我的身影，我是一蓬潜行的根。/密匝的根毛是我敏感的神经，/我最能领略泥土的温情。//我知道枝叶发展每天都有新生，/我更需要深入大地的纵深。/太阳知道我的位置，/绿叶捎来了它的慰问……//莫要费力地寻找我的身影，我是一蓬潜行的根/我活在广袤的地层下，/把一个绿色的家族支撑。”诗人所选取的是植物的根这一特殊的部位，在以根的视角表现它的生存的同时，诗人着力注入了人格的意志和诗性精神——“我活在广袤的地层下，/把一个绿色的家族支撑。”“把一个绿色的家族支撑”这一句诗远远超然于普通托物言志的隐喻或象征，它不是简单的理想化的形象，散发着梦幻般的诗性精神，具有生长、衍生的深层含义。以植物托起诗人内心饱含的梦想，书写本真丰富的“我”，在《花的世界》、《绿叶的呼吁》、《并非含羞》、《荷花》等诗作中均有不同的蕴意。 （图为孙晓娅） 五 温情 是银色的湖流动 幻想催生翅膀 幻想之后 月影开始西斜 落在一片摩天大厦的后面 築巢而居 于是“家”这个概念 就翻到字典首页 “家”是什么 小夫妇俩从此起早睡晚 都是为了 解释 家是一张嘴 是五张十张嘴 无 底 深 渊 一只只小船在风中挣扎 浮起 又沉下 最后淹死在 无边无际的 夜色里 ——《巢》 在傅天虹的笔下，家是一个幻想的空间，其生存居所的固有含义被诗人淡化了，精神意味和它带给诗人的伤痛得以凸显出来，而且它不是一个既有的存在，任何一处牵动诗人诗绪的空间都可以成为其精神家园的居所，一言以蔽之，家需要诗人通过想象去营构，《巢》一诗即是诗人不幸的童年经历带给他的独特书写。 1983年，傅天虹放弃了大陆日渐安稳的生活前往香港发展。但是在香港最初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诗人在底层中历练心智和诗歌，他边打工边写诗，唯一不放弃的是个人的梦想。在《傅天虹诗存》的第三辑，诗人选录了一首《慈云山木屋歌》：“向慈云山/借一袭坡地/从此/枕月而眠//不再惊恐/房东太太的脚步/无忧无虑的小木屋/沐浴野风//太窄小的空间/挤走了空白/太低矮的环境/容不下世俗//而我酣然/时有一夜躁动/黎明这小小的巢中/便恬恬地飞出一群诗雀”。与现实生活的艰辛形成反差的是，诗人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闲适和安宁，木屋给了诗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化现为诗意的生命居所。 巴什拉曾在《空间的诗学》中提供了一种看待空间的全新的视角，他认为空间同样具有人性价值，“所拥有的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傅天虹笔下的木屋正是这样一种存在：这座建在半山腰的木屋虽然漏风漏雨、狭窄又有蚊鼠相伴，但是诗人对它充满了留恋，它帮助诗人抵御过人生的风雨，对诗人而言，木屋是纳受广袤天地的生命空间，是富有鲜活生命力的诗性空间，它任灵魂游弋其中。“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慈云山木屋“既是身体又是灵魂的居所，它给予诗人精神的慰藉，是与诗人的内部世界形成对应的诗性的空间，它无法容下多余的空白，也容不下世俗的祛魅。“窄小”“低矮”的有限空间被具有诗意和创造性的梦想填满，诗人从中获得精神庇护的力量。在诗歌的最后一节，出现了“巢”的形象。 “和所有休息的形象、安静的形象一样，鸟巢直接关联着简单家宅的形象。”“巢”的形象自然而然地与家宅的形象关联，这也就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空间的诗性所在。诗歌结尾有诗的鸟雀飞出，如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迷途的鸟儿/跌跌撞撞/终于找到另一处敞开的窗口/扑了出去”（《闯进木屋的鸟》），诗人从拘囿封闭的形态中飞向自由，在诗性的空间中铺展开梦想的双翼—— 这栖身的小楼阁， 就成了我的天堂。 梦的翅翼 驮来你脚步的轻响。 ——《朦胧的眼睛》 特殊时期的人生遭遇，苦难人生中的拼搏精神以及两岸四地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傅天虹的诗歌创作孕育出独特的诗情诗意。他的诗歌就像那蓬根一样，深深地扎入生活的泥土，结出的却不再是无人问津的“酸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想象力在傅天虹的诗歌创作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梦想的维度和诗性的空间两个层面即是诗人蓬勃想象力的一个有效见证，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抒怀表情，他都游刃于洋溢着诗意和梦想的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之中，恰如他在诗中所写：“你让自己/走进了风景/用花瓣撑开空间/撑开一个/彩色的梦”（《木棉之恋》）。 ——此文原载<两岸四地第八届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澳门大学20016年版 ——此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华文文学>2017年02期 馆主简介 傅天虹，1947年生于南京。历任北师大珠海校区华文文学研究中心顾问，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文学院教授。兼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员，曁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诗歌散文委副主任、澳门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捐赠人等。傅天虹襁褓中父母去了台湾，70年代中期后才和台湾家人联系上，其时作品频频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雨花》，以及台湾《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等报刊，1981年1月美国《世界日报》副刊曾以显著篇幅发表他组诗《南京杂咏》。他蝉联二届雨花文学奖、获台湾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等，当时北亰《嘹望》《人物》等杂志，台北《文讯》等杂志，曾以专文或专辑推介过他。 怀着强烈的沟通意识，在大陆业已成名的傅天虹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乡叔何家骅（时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先生协助下，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促成台湾老诗人组团北京的破冰之旅。傅天虹1984年创办金陵书社（诗学会前身），1985年协助蓝海文创办《世界中国诗刊》，1987年在挚友路羽、洛夫、犁青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1990年正式注册当代诗学会。1991年他客居澳门，潜心编著《大中华新诗辞典》（全套15册），《世界华文诗库》（多册），在工商阴影下为诗坛抢救了一大批原始资料和原生态的诗集。1999年在任仲夷、梁披云、贺敬之等老前辈扶持下，他创办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建香港、澳门两总部；设立“龙文化金奖”，至今已颁发3届；主编《国际炎黄文化名人大辞典》《国际炎黄文化名人作品经典》，以及《千禧献辞》手迹版等。新世纪在挚友屠岸、张默、犁青支持下，他以诗存史，正本清源，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诗丛系列，历时25年，至今推出50套共1068部诗集。2007年，他任教珠海北师大，提出以人为本的“汉语新诗”概念，发表多篇有关论文；同时，在挚友谢冕、吴思敬、朱寿桐和院长张明远支持下，策划并参与创建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至今已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举办了十二届。 傅天虹自幼酷爱写诗，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结集40余部，发表论文多篇，编著达数千万字。生平入编《中国大百料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等权威文本，诗作入编最新商务印书馆版《大学语文》等教材。半个多世纪来他文学创作与研究跨越两岸四地，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出版家、收藏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校时主讲“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课程，主持“汉语新诗教授工作坊”等实践课程。 拉开两岸三通的序幕 促进全球汉语新诗学交流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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