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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到“八一三” 6月间(已记不起具体的日子),我接到王莹转来的一封信，说 是一个不认识的人送到电通公司，请她转交的。 我一看，信封上写 的是：“请交黄子布先生亲收”。信是密封的，后面只有一个“严” 字。 因为不久之前有过袁殊那一件事，所以王莹要我特别当心。 可是我看了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就知道这是潘汉年写的。 我拆开信封，只有一张便条，内容大意是：他已回到上海，要我于7 月×日晚8时到爵禄饭店×号房间一晤，具名是一个“凯”字。 我 们过去一直叫他“小开”,所以“开”、“凯”与“严”(年),都是他常用 的代名。 我要王莹放心，说这是一个从外地来的熟朋友。 到了约定的日子，为了保险，我动身前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一听声音，果然是他。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到爵禄饭店。 从1932年 他离开上海之后，转瞬已经五年多了。我推门进去，他正躺在沙发 上看书，我们紧紧地握手，一时讲不出话来。 他锁上了门，不等我 开口，也来不及寒暄，他就说：“你们这里的事，我大体上都知道了。 不容易，大家都熬过来了。”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这儿的事情很复 杂，我也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 ” “我问过雪峰，也问过刘晓。” “刘晓?” “你可能不认识，以前在浦东当过区委。你们这里的事，我在 陕北就听到过。譬如两个口号的问题、救国会的问题，等等。” “那是报上登的，或者一方面的意见。我得告诉你事情的前后 经过。” “这些事，愈之和我谈得很多，他知道得很详细。他还和我谈 了茅盾、郑振铎等人的看法。” “那，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中央对文委和所属的各盟的一百几 十个党员、以及他们这几年来的工作，有什么看法?说得坦率一 点，就是承认不承认他们都在为党工作?” 他连忙做手势要我平静下来，带着笑说：“谁说不承认你们? 连反对你们的人也没有这样说。否则，我为什么找你?” “你到了上海，总会知道目前救亡运动、救国会的工作(我讲的 不单指文艺界)是哪些人在领导，哪些人在跑腿，在做组织、宣传工 作。蒋介石回南京那一段时候，我们的工作真是好难做啊!” “还问这些干什么,事情是明摆着的，不讲也知道。中央不会 不知道的。对你们这几年来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打开了联合战线 的局面这一点。告诉你，我今天找你，也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意 思。” 我不作声，咀嚼着他讲话的意思。 “过去的事当然要讲清楚，但现在不是时候……时局变得很 快，思想跟不上，任何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都会因为认识不清楚而 做错事。” “对，这一点我同意。” “现在放一放，将来再讲也不迟。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 决，就是为了大局。我知道，有委屈情绪的不只你一个，所以先找 你谈一谈，把一时弄不清的问题搁一下，从大局着想，目前最重要 的是要你们放手去工作。” 我想了一下，然后说：“你召集文委的几个人开一个会好不 好?” “我会找他们的，但不一定要在一起开会。因为形势变了，中 央决定白区的党员要有个分工。原来在上海的，有的人要求去陕 北，留下的人也要分工。有的人已经和刘晓的'临委’(临时工作委 员会)接上了关系，但像你这样实际上已经暴露了身份的人，得和'临委’的人分开。我们正在和国民党方面交涉，要在上海设一个 公开的办事处——等蒋介石正式承认了工农红军改编之后。也许 这个办事处就要挂出国民革命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招牌。” 因为他谈的这些对我说来都是新鲜的事情，所以，他讲的时候 我洗耳静听。 他继续说：“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因为蒋介石口头答应了联 共抗日，实际上他是不会真正停止反共的，所以我们必须防他一 手，就是要有两套班子。一批人公开和国民党打交道，另一批人则 不暴露身份，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我们的意思是把过去的组织 形式改变一下…… ” “怎么改?” “就是把公开和秘密分开。一部分人搞公开的民主运动，例如 '全救’、'上海文救’等等，这是第一线，公开活动，像我这样，面对 面地和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 其余的大部分人，就是尚未暴 露身份的那些人，依旧做他们的地下工作，这是第二线。 这是我和 刘晓、雪峰他们商量后的想法，当然，这样做要得到中央的批准。 刘晓到上海前，和他谈话的领导同志也有类似的想法，要他重建的 江苏省委仍旧是不公开的。 所以，我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你，让你们 先有一点准备。等中央同意了之后，'文委’就可以解散，你们现在 在工作的那些救亡团体中，可以组织一个党委，或者党组。” “这是一件大事，我个人…… ” “那当然，我和刘晓也不能先做决定。但是，我们想中央是会 同意的。” 我又问：“有人说，周恩来同志到过杭州，在和国民党谈判，是 真的吗?” 他不直接回答，只说：从“双十二事变”以后，双方谈判没有停 止过。这之后，他才讲，公事就谈到这儿为止，这几年来在电影、音乐方面，你们搞得很不错。 “有些事做对了，也有些事做错了。” “那是谁也免不了的。”接着，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问起了他 以前熟悉的朋友；也谈了一些身边杂事；可是，就没有谈他自己。 看时间不早了，我问他今后如何和他联系，他告诉了我一个电 话号码，还说最好清早和深夜打，叫小开或严先生都可以。这一点 很出我意外。从1929年以来，他的住地和电话一直是保密的。 临 别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所谈的可不可以告诉“文委”的同志，他说当 然可以，不过很快他会和周扬见面的。 这之后不久，7月7日就爆发了芦沟桥事变，守军奋起反抗， 全面战争终于爆发。我打电话给潘汉年，等了很久，他才从电话里 告诉我，说他正在开会，现在分不出时间，但要我尽快通知上海文 化界救亡协会的党员和我们的朋友，对他们说：全面抗战已经开 始，(国共)合作已成定局，因此，所有救亡团体，国民党人可能会来 参加。假如有些国民党方面的著名人物要求参加“文救”,你们也 可以接受，乃至欢迎，而不要再予拒绝。最后，他要我两天之后再 打电话跟他联系。 我很快就到了“文救”,时间还早，主要的负责人都不在，只见 到了当时在“全救”工作的周钢鸣、石辟澜和“妇救”的顾留馨，我作 为自己的看法，把潘汉年的意见告诉了他们。 这时，大家正忙着打 听芦沟桥事变的情况，讨论宋哲元等是否能够坚持到底之类的问 题，所以我告诉他们的事好像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到九点多 钟，张志让来了，我又把潘汉年所讲的话对他重述了一遍，张志让 也是一位知名的律师，为人沉着，他听了我的话之后说：今天中央 社发表的新闻还在说“希望以和平方式求得芦沟桥事变的解决”, 所以他认为国民党人似乎不可能很快就改变态度。 他说：从“七 七”事变以来，南京方面发表的文告好像还没有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因此，他主张如潘公展要来参加，我们可以表示欢迎；但在他 主动提出之前，我们也不必去邀请他们。在座的都同意了他的意 见。 接着，我要周钢鸣去通知叶以群，要他把潘汉年的意见告诉左 联方面的同志，以便事先有个精神准备。 然后，我和阿英一起去找 了郑振铎，可是出乎我的意外，他不等我开口，就兴奋地说：国共合 作的基本条件已经谈妥。蒋介石将在庐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 邀请了茅盾参加。 我有点不相信，他说：“邀请信是我昨天亲自交 给他的，看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于是，我就顺着说，这件事一公 开，潘公展之流可能会要挤进“文救”来，你看可不可以让他们参 加? 郑很有把握地说：可以“来者不拒”。接着，他用爽朗的口气 说：这种想法，我和雁冰已经和圣陶、统照通过电话，他们也没有反 对意见。他的口气很肯定，我猜想潘汉年可能已经见过他和茅盾 了。 “七七”之后，上海很快地又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 运动。文艺界不甘落后，于伶、张庚等人和我说，要赶快编出一台 新戏，在大剧场公演，以壮声势，并借以团结话剧、电影、音乐界人 士。我们在“卡尔登”后台开了一次会，洪深、应云卫、章泯、凌鹤、 张庚、洗星海都参加了。 好像他们已经谈得很具体，连这个戏由哪 些人执笔，也已经决定了。洪深首先提出要我参加集体创作，主要 的任务是：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要我做一点衔接、加工和润色的工 作。这是一种宣传鼓动性的“群戏”,不要求太多的艺术加工，所以 我也就随口答应了。 7月9日晚上，我如约给潘汉年打了电话，他要我下一天晚8 时在大光明咖啡馆等他。他陪我去见一位朋友。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 楚),我和潘汉年在大光明咖啡馆会面。我们叫了一辆祥生汽车往 西走，到蒲石路下车。我问他，去看什么人?他说，你见面就知道了。 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 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 们第一次见面。” 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 我真的吃了一 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 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的传奇式人 物吗? 我端详着他， 一时讲不出话来。因为不久之前，当时在上海 的一位波兰同志希伯(1941年冬，在沂蒙山区反扫荡战中牺牲)曾 给我看过一张德文报纸，上面有他在中央苏区的照片，那照片上是 一个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下面注明是周恩来。这两者之 间，实在相差得太远了。 大概主人已经看出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 的拘谨，先给我倒了一杯茶，说：“天气很热，把上衣脱了吧。” 又说： “大约在三O 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 潘汉年接着开口了：“上次和你谈过的方针，中央已经同意了，你， 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 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 为了镇定自己，我脱下上衣，点上了一支烟，只说：“中央决定 了，我没有意见。” 恩来同志以谈家常的口吻，问了我的籍贯，老家 还有什么人，有几个孩子，在日本呆了几年等等。 又说：“听汉年 说，你本来学的是工科，对吗?” 我— 一做了回答，然后说：“我在上 海正好已经呆了十年，情况也比较熟悉了。所以，我还是想在上海 工作。” “上海失守了呢?”恩来同志问。 “我过去一直是地下党，日本人占了上海，我相信还可以呆得 下去，我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因为，上海是一个文化中心…… ” 没等我说完，他就笑着说：“你的社会关系，我也知道一些，你 认识蔡老板，还有萧炳实他们。” 我点了点头：“还有一些杭州中学的同学，和在日本的中国同 学。” 他看出我不太拘束了，就转入了要谈的本题：“我们很快就要 到外地去，跟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事，大致上已经定了。党今后要公 开，有许多事情要和国民党合作。汉年说你在日本当过国民党驻 日总支部的书记?” “不，当过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后来就被他们开除了。” 他又笑了，继续说：“现在是第二次合作，我们需要一批过去和 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总支部常委，相当于省党部常委，你认识国 民党内的哪些人?彭泽民?” “没有见过面。和我联系的是海外部秘书长许姓魂，当然，我 还认识经亨颐，还有吴稚晖、戴季陶。” “现在，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不多了。在党内的年轻人，听到国 民党三个字就冒火，这怎么能和他们共事呢?他们是被迫合作的， 但要抗日，得争取他们一起打日本。所以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 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 我默默地听着，边听边想，但好容易才下决心，讲出了我自己 的想法：“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来，搞的是文艺和电影，搞统战工作，实在没有经验。” 他分明是看出了我面有难色，便鼓励我说：“你不是在日本当 过组织部长吗?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 就懂了、会了。” 我看了潘汉年一眼，说：“我不像他，我怕和上层的大人物打交 道。” 他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 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 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 ” 我不能再讲别的话了，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 尽力去做。” “这就对了。”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 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此外，还要办一些进步性的杂志、剧团、歌咏团等等，总 之，要做的事是很多的；而形势又肯定是很复杂的。不过，你不要 怕，困难会使人受到锻炼。” 这是我第一次和恩来同志见面。也是这一次谈话决定了我今 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我从小就怕见陌生人，怕别人注意我，所 以，家里人叫我“洞里猫”。在上海工作了十年，但接触的人也还都 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现在，经过这次谈话，我得抛头露面去做达 官贵人、商人、买办的工作了。 临别的时候，恩来同志握着我的手说：“我明后天就离开上海。 今后，由汉年和你联系。” 国共合作尽管还有许多细节要谈，但听他 的口气，大体上已经定了。要我今后进行公开活动，看来也已经定 了。于是，我就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汉年。 戏剧界演出了《保卫卢沟桥》,可是，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了。 上海的学生、工人、店员，甚至资产阶级，这个时候都卷进了救亡运 动。工部局也不敢公开干涉。当然，我们这些人就忙得不可开交。 我和潘汉年保持着电话的联系，彼此都忙，很少见面。他只从 电话里告诉我，周扬、胡乔木都已经决定转道去延安。这期间，我 不止一次遇到章汉夫，他没有和我谈到要他办党报的事。我也只 能说，我大概会留在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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