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面提到了曾国藩在丁忧期间的一些明显转变，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并不认为是曾国藩自己有多大变化，应该是在此之后，曾国藩选择了放纵，承认了人性不可违，不再以大道理要求其他人，而是顺应人性的自私、利己而已。 咸丰八年正月十六日给曾国荃的信，值得我们玩味：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十四日连发第二、三号信，想次第收到。 兹有旧戈什哈李卿云，千里来投。特命其驰赴吉安，交弟差遣，尚属有用之才。 渠系李竹屋之族侄，曾在次青平江营充当哨官两年，受伤假归。战阵之事，自所惯见。据次青屡称其善于打仗。余观其平日语言过多，恐其稍涉于浮，临阵或未必稳实。然其抚绥士卒，颇有恩意，又大小经百余战，甘苦备尝，究为难得。在湘营充哨长，则或不宜，充队长则已有余；若派总查等杂职，则必胜任。 弟可酌处之。 九弟妇产后三日，平安，尚服补剂，以扶养之。厚二十五日来，下午归去，代雇乳母。四宅小大均吉。葛先生今日可到，邓先生今日始去接也。韩升、王福尚无一人来家，殊不方便。弟处得彭椿年，便可了办一切否？诸不一一，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曾国藩全集·家书· 240 ·咸丰八年正月十六日·致沅弟》） 这封信有一句顶批：“此纸亦不录。”所谓不录，应该是要求不录入文集之中。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已经在管理他的公众形象，不希望这种“走后门”的事情被后世看到。 事实上，这种为自己身边人谋一个好出路，在当时，甚至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正常做法，至少在这片土地上，是有共识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还是不希望后世看到呢？ 我估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这个李卿云是他的戈什哈，相当于贴身保卫，但其他能力可能并不是很强。按理说，这人他最熟悉，但曾国藩还要拿李元度的评价来佐证，大概是并没有李元度说的那么好，曾国藩自己说不出口；第二个方面，则可能曾国藩自己的心理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这种事有心理障碍。 但是，即便有心理障碍，曾国藩还是开始关注自己身边人的利益诉求。说明曾国藩此时已经明白，要让其他人跟着自己，关键在于有好处，而且是世俗意义上的好处，比如升官、发财之类的。 这封信，标志着曾国藩已经开始实行他领悟之后的理念——顺应人性的自私，并满足这种诉求，并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有人认为这是曾国藩的堕落。 我不这样认为。我倒是认为，传统中国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因为不承认人性的自私。或者说，知道人性自私，却试图违背人性，希望通过宣传教育，能够实现反人性的道德规范。 当然，所谓自私，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一般而言，底层在乎物质，上层则有精神需求，比如面子。面子的内核，其实也是物质。 这一点，曾国藩也有省悟： “沅甫九弟左右： 正月十七日蒋一等归，接十一日信，借悉一切。 兄于初五、十二、十四、十六共发四信，十六之信系交戈什哈李卿云带去，中有报销折稿，计二月初可到。 次青处回信及密件，弟办理甚好。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条理分明，则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为我弥缝，而匡救之矣。 昨信言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此也。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去年与弟握别之时，谆谆嘱弟，以效我之长，戒我之短。数月以来，观弟一切施行，果能体此二语，欣慰之至。惟作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 ……”（《曾国藩全集·家书· 241 ·咸丰八年正月十九日·致沅弟》） 曾国荃的观点“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曾国藩似乎很认可。 我非常反感这种“民与刁民，绅与劣绅”的划分。 首先，标准是什么？ 其次，这个标准由谁来定？ 换句话说，你曾国荃认定的刁民或劣绅，就真的是刁民、劣绅吗？他们有没有申诉的机会？ 这种划分，自古存在，只是不断变换形式，本质并没有改变——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划分。 至于曾国藩将自己“不获于官场”的原因，归咎于他做不到“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 有人认为这是曾国藩从“较真”走向“虚伪”。我倒是认为，这是曾国藩认识到了，自己坚持自己所做就是对的，是一种虚妄，甚至狂妄。谁也不比谁高尚，地位高不等于你就是对的，这应该是曾国藩此时的真实感悟吧。 “沅甫九弟左右： 二十七日，刘福一等四人者归，接弟信，并《二十二史》七十二套，金、史赙银三百两。具悉一切。 此书十七史系汲古阁本；《宋》《辽》《金》《元》系《宏简录》；《明史》系殿本。较之兄丙申（道光十六年）所购者多《明史》一种，余略相类。在吾乡已极为难得矣。 吾后在京亦未另买有全史，仅添买《辽》《金》《元》《明》四史，及《史（记）》《汉（书）》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办，盖阙典也。 吉贼决志不窜，将来必与浔贼同一办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当坚耐以待之。 迪安去岁在浔，于开濠守逻之外，间亦读书、习字。弟处所掘长濠，如果十分可靠，将来亦有闲隙，可以偷看书籍。目前则须极力讲求濠工巡逻也。 …… 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 先星冈公云，济人须济急时无。又云，随缘布施，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万之虑。弟之所见，深为切中事理。 余系因昔年湖口绅士受害之惨，无力济之，故推而及于吉安，非欲弟无故而为沽名之举也。 ……”（《曾国藩全集·家书· 242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致沅弟》） 汲古阁本：明末常熟毛晋刻印之书本。因版心下多刻其室名“汲古阁”而得名，又称“毛刻本”。自明万历至清顺治间，毛氏刻书多达六百余种，内容包括《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唐宋元人别集及《道藏》等，流传颇广，影响很大。  以上是《宋名家词》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 《宏简录》，应该是《宏简录》，二百五十四卷，明邵经邦撰，四世孙远平重订，80册八函全，康熙二十七（戊辰）年刊。 封面题“邵弘毅先生遗集，仁和邵戒三学士重订”； 首册依次为嘉靖三十八年丁巳春王正月邵经邦原序，邵远平重刻序，康熙戊辰孟夏五世孙锡萌后序，凡例（远平），史传（徐乾学、汪琬），读史笔记七条，总目； 二册以下为正文，12行24字，白口单鱼，版心上记书名，中记、页数，下记回目。 方体字刊刻工整，极有明版遗风，数册封面略有虫蛀，整体品相上佳，80册连函厚约65厘米。 是编续郑樵通志，起唐五代迄宋辽金，合九史共为一书；明末板毁于火，遂失其传。兹特重见较梓，以供好古者采览。所谓纲目出群书废，是编出诸史可不设也。识者珍之。 按《贩书偶记》整编122页，误记刊者为四世孙远平。邵远平，浙江仁和人，初名吴远，字戒三，一字吕璜，号戒庵。康熙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光禄寺少卿。十八年，召试博学鸿词，授侍读，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有《史学辨误》、《戒三文存》等。 清代宫中刻书初承明内府经厂之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在西华门内武英殿设立刻书机构，直至清末。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武英殿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此即“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之由来。 殿本以“钦定”、“御纂”等敕修方式产生，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凝聚着有清一代内廷众臣的集体智慧。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质量亦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衰落，刻书品种逐渐减少。  以上是《三国志》武英殿本 “沅甫九弟左右： 二十九日发第六号信，交刘福一等带至营中，想已接到。 …… 吴贯槎（齐源）由桂东来此，住二日。外间言萧浚川在樟树小败，究竟情形若何？下次可便述一二。 弟昨信劝我不必引前事以自艾。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不克立功，凡关系民事者，一概不得与闻。又性素拙直，不善联络地方官，所在龃龉。坐是，中怀抑塞，亦常有自艾之意。 春来间服补剂，医者以为水不养肝所致。侍刘镜湖来，加意调理，或可就痊。余自知谨慎，弟尽可放心。 余俟续布，顺问近好，不戬（jiǎn，尽）。 ……”（《曾国藩全集·家书· 243 ·咸丰八年二月初二日·致沅弟》） 吴齐源是曾国藩老部下，湘军将领，没有找到传记。 萧浚川，即萧启江。 读曾国藩有关“自艾”一节，油然而生一股钦佩之情。短短一年时间里，曾国藩不但深刻反省，而且还按照自己反省后的理念、观念，立即身体力行。说曾是圣人，大概源于此吧。 “沅甫九弟左右： 春二等归，接弟手函，敬悉一切。 吉安贼势虽蹙，而水东无路可窜，自不能不死守穷城，即迟至五、六月始行克复，亦属意中之事。弟当坚意忍耐，不可欲速烦闷。濠沟既成，总宜细心巡守，使之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则十日内外，即已近不可忍。 欲得巡逻严密，须自弟营为始。弟既有总理名目，又夙为人望所属，弟行则众营随之以行，止则众营随之以止，勤则皆勤，怠则皆怠。观瞻之所在也。僧王每夜于五更自出巡濠，天明方归。此近人所传颂者。 家中日内小大平安。 九弟妇前于初五夜病势颇重，汗出粘手，兼以脾虚发泄，服大补剂，蓍、党各四两，配以鹿茸、丽参，日就痊可。而初一伤风，略有寒邪在内。初十日葛甸四先生稍投表剂，立即霍然。十一二三又进大补剂，刻已满月复元矣。 十三日鼎三侄订庚，余兄弟及甲三、甲五、科一、四、六皆至白玉堂。易芝生自长沙归家做媒，渠今年馆左季高家故也。共四席，仅请本房。先与李家订定，除庚帖之外，一概礼物不用。 十一日，六弟除降服，共二席。 十三日，王壬秋、罗伯宜来，而李秉苑及营中各弁亦来数人。 尧阶于初三日来，十四始归。 李雨苍（云麟）至霞仙处，顷亦归矣。 应接不暇，是以春二等多住二日。 胡二前以龙愿假归。此次亦同赴营，弟可收用。 厚一弟亦求赴营，渠以厚三、厚五皆在厘局当差，故涎羡，而有此行。或收与否，在弟斟酌。同在宗盟，恐弟亦难处置耳。 史士良同年所送赙仪二百金，兹璧去百五十金；金眉生观察送百金，兹璧去七十金，望弟于近日寄去。 余身体平安，夜不成寐近亦略好。 四弟于初五、六至永市开蝗蝻局，初八即归。 六弟起行，大约在二十一二也。 余不一一，统俟续布。 兄国藩手草”（《曾国藩全集·家书· 244 ·咸丰八年二月十四日·致沅弟》） 这封信中提到很多人，可见当时曾氏家族蒸蒸日上的情形。 王壬秋，即王闿运。 罗伯宜，即罗萱，字伯宜。吴敏树写有《罗伯宜哀辞》： 近年余同辈丧子者几人，皆颇有才，为世惜，而能致光荣于其父母者，罗伯宜也。初，伯宜能文章，余识之最早，以其家世宦达，意当为翰林名贵人。已而军事兴，见之长沙，则为五品军官，怪之，时已从曾公江西数载矣，曾公倚之左右手。余意其当即腾起为大官，久之未有闻，犹从人领军者为书佐，余又怪其绝意场屋中也。则丁卯犹归湖南预乡试，中未尝辍。又二年己巳，则闻伯宜殉难于贵州之黄平。呜呼哀已！伯宜名萱，以诸生保举，官至候补道，赠太常寺卿，予祠，予荫，又荣已。其辞曰： 云黯兮黔之阳，天惨惨兮无光。夫君兮来翔，回瞻兮故乡，波小声兮潇湘。曰有人兮绯衣，乌靴而草笠，手执其旗。裁几时兮不归，江边兮石颓，火光兮迸飞。飞于念佛之林，自明朝以及今，阅二百岁而精魂相依，呜呼哀哉！ 李元度写有别传： 罗君讳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怀，道光丁酉拔贡，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 君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贺督部长龄，邓广文显鹤、沈大令道宽，咸器异之。 咸丰四年，曾文正帅水师东下，辟君掌机宜文字，从克武汉、田家镇，抵九江。 十二月，水师失利，君与同舟四三人仅以身免。 明年，文正入南昌，重整水师，进屯南康，视陆军于湖口，吊塔忠武于浔阳，君皆策骑相从。 文正每点占口书疏，君辄操笔写；或寇警骤逼，势危甚，君甘心同命；又时时调护诸将，俾各当其意以去。 六年，伪翼王石达开入江西，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会城孤悬。君从文正赴南昌，达开稍引去。文正檄君领江军三千人攻建昌，垂克矣，忽援贼大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弗下。文正檄君会攻抚州，甫至，会曾愍烈国华，刘武烈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文正乃檄君自抚州赴瑞合攻。既至，贼屡搦战，屡败之。又击走靖安、奉新守隘贼。 当是时，城贼数万，九江贼复率万众来援。军心未固。君与刘武烈诸公坚筑垒，严阵待之，八战皆捷。会文正视师瑞州，君以久役，乞假，归湘中。 未几，巡抚骆文忠檄君治湘潭团练。刘总戎培元，招君至忂州，与谋军事。君稍规大计，皆不肯久留，亦自以文士不欲竟弃科举，屡应行省试，卒不遇。 同治元年，省文正于安庆。又省其从兄记名提督逢元于当涂，亦不欲久居。归，益肆力于学。 二年，郭公嵩焘抚广东，招君至粤，屡以创立水师。君又谢，归。寻偕刘太守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会霆军 叛勇大掠茶、攸间，君及刘君败贼于兴宁渡头司。叛勇溃，入粤，君遂进屯乐昌。当事才君，命增募威震军。居顷之，贼平，凯撤，归。自是君亦倦游，不复措意兵事矣。 七年冬，县人黄忠壮润昌，奉檄援黔，邀君共事。君为综文案，兼理营务处。每昼出领队，夜归则削牍。黄公性迈往，不避艰险，残腊入清溪。 八年正月，焚逆苗数十寨，遂克镇远府卫二城。 三月十七日，进克施秉。连战数日再进瓮谷陇。将达黄平，以道隘箐深，为伏贼所截，君与文武将领十八人者，皆死之。时，二十二日也。 初，降苗薙发来归，遮道言贼已设伏，毋深入。时，军气锐甚，不能止。及伏起路断，君挥鞭大呼：“齐队。” 众溃乱。 亲卒陈禄，八中创，哭曰：“奈何？” 君曰：“死此耳。” 忽枪弹伤君左腹，坠马。旧卒曹某，掖之行。君挥令逃生。遂死之。年四十有三。 君貌温雅，文翰流美，而性极恬退。从军十数年，不趋便营利，亦不图仕进。初，从水师东征，叙训导；入江西，迁知县，加知州衔；在安徽，汇保同知，留江西补用；乐昌解严，加知府衔；克镇远，晋知府。既死事，优旨视按察使阵亡例议恤，赐祭葬，赠太常寺卿，赏骑都尉世职，祀黄忠壮祠。 所蓍《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 赞曰： 君与余共事戎幄，余尝弟畜之。九江之役，曾文正誓身殉，余与君等，共掖文正上小舟，达南岸，入罗忠节营。时，火光 夜烁数十里，人声与江潮声相乱也。 同治元年，余遭吏议，君省余江山。其后，数相见于长沙。又数扑，君竟死黔难。 悲夫！曾文正志君墓，以谓君不得一伸其志，乃当世有陶铸人才之责者之咎，故引为内疚而尤惜之。 乌呼！君何以得此于文正哉？即其贤，可知已。（《天岳山馆文钞·诗存·一·卷十·赠太常寺卿江西候补知府罗君别传》） 曾国藩也写有《罗君伯宜墓志铭》，在此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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