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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35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Follow us 前一阵我简单讲了讲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详见：高陶事件：汪精卫滑跪太快，自己人都受不了？ | 循迹晓讲），可就算高陶两个当事人把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底裤扒拉个底儿掉，有些人还是振振有词的讲“汪精卫是汉奸，不过是赢者通吃”“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云云，甚至还有人说什么“正是因为有汪伪政府，才保护沦陷区的民众免受日寇荼毒”。  如此逆天言论在早期中文互联网上还有不少拥趸，只不过到现在还有人振振有词的讲出来，真是让我忍不住说一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那么问题来了，沦陷区的民众是不是真的过上了好日子，像汪精卫这样的伪政府真的保护了沦陷区的民众吗？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 图为1946年正在接受审判的陈公博 从真实历史上来看，这所谓“汪伪保护沦陷区民众”的说法最早源于汪伪要员的供词。比如战后陈公博就诡辩说：投敌叛国组建汪伪政府，就是想着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以保存人民的生命。可是事实上，这汪伪政府和日本扶植的其他大大小小的伪政权本质上没区别，他们都是彻彻底底的傀儡政权，它存在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日本掠夺榨取沦陷区资源提供便利，所谓“保护人民”根本谈不上，助纣为虐倒是板上钉钉的，关于这个，之前有朋友留言说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动机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他绝不是什么高尚的救民于水火，而是在国府内部不得志之后投靠日本人希望另辟蹊径。当年他要从重庆叛逃之时有人曾经劝过，被他的贤内助陈璧君给一句话噎得哑口无言，“你既然这么说，那就在重庆做你的官去，我们肯定是要走的了”。  ◇ 图为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现场 既然背后是这样的动机，那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和另一个日本傀儡，也就是伪满洲国，就根本谈不上是救黎民于水火。当然，伪满洲国受日本控制的时间长，百姓也就更惨。用日本学者三木清的话说就是：“满洲国在名义上是独立国，实质上则完全是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伪满洲国和日本签订了《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确定矿业权的协定》等等一系列条约，实际上，生活在伪满地区的中国老百姓就是日本人任意巧取豪夺的血包。 比如在伪满配给粮食时，因为一等人是日本人，二等人是朝鲜人，三等人是汉人，所以，日本人能吃到大米，朝鲜人一半大米一半高粱米，而中国人全是高粱米。在城市里中国人的房屋、商铺可以随意被日军征用，强占，在阜新煤矿，日本人通过诱骗，“勤劳奉仕”等等手段，每年招来几万人下井挖煤，大量所谓劳工因为长时间的饥饿，虐待，矿难死于井下，然后这些死难矿工的尸体就被拉到煤矿附近的万人坑填埋。  在伪满地区的农村，日本开拓团占据土地最肥沃，水源最充足的地区，剩下的土地才给东北农民耕种，而他们还要完成沉重的“出荷粮”任务，所谓“出荷粮”就是强制上缴产量的40-50%，剩下的粮食还要扣除地租、种子和税费，实际人均可支配口粮常不足100公斤，这些东北农民家庭平常就拿高粱、玉米等杂粮为主食。如此看来，当初所谓什么“日满亲善”“共存共荣”都是彻彻底底的谎言。  等到七七事变，日军侵华初期，日军军粮供应基本上是从日本，朝鲜等地运到战场。此后不久，由于作战规模扩大，兵力不断增加， 不得不“征购”中国米粮。尤其是1939年当日本国内出现“粮食危机”后，日军军粮“现地自给”就成了必然趋势。为此，日本一边大力扶植各地区的伪政权，一边大力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而这些沦陷区的民众就是日本实践这个战略的重要对象。当时，日军所谓军粮“现地自给”十分简单粗暴，就是抢。 比如在1937 年11月侵占无锡后，日军将粮食堆栈储存的3亿斤米稻和杂粮全部抢掠封存，接着掠走9000万多斤。到1938年3月日军占领南通县城后，一次就从复新面粉厂抢运走面粉6800袋。不过，这么一路抢下去也不符合日本宣传的“共存共荣”的宣传，后面再想要粮食，就需要各地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权配合，这也是当时傀儡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根本原因。不过这些傀儡政权不论是影响力，还是在配合程度上都参差不齐，于是，等到汉奸合流，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详见：抗战汉奸合流：汉奸井喷，皇军都快养不起了？ | 循迹晓讲），这日本汲取起中国资源来就显得“温和”多了。    1941年3月，日本农相会议公开宣示，说日本国内粮食已经不能自给，因此从4月起，在中国的日军作战部队的粮食供应完全取自于当地。汪伪政府为了给日军供应粮食，同年7月1日，就在苏南地区实施了第一次“清乡”活动。此后，汪伪的“清乡”活动遍及华中主要粮食产区。汪伪除了借“清乡”之名直接下乡抢劫粮食，还成立了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 ，下设米粮、油粮、纱布、五金、日用品5个“统委会”，规定37种生活必需品为统制物资，而 “商统会”则用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强迫“收买”沦陷区物资。有中国学者通过统计总结，在日本和汪伪破坏性掠夺下，江南农村粮食产量极速下滑，各行业遭到严重破坏，如此境况下江南农民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做不到，由此引发江南地区普遍饥荒。 ◇ 图为1938年11月出版的《历史写真》封面，背景照片即为被日军占领的广州海珠桥 再比如同样是沦陷区的广州，1942年，广东全省出现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广州大米涨到大洋800元一斤，本来这样的沿海省份出现粮食短缺，完全可以通过海运进口粮食缓解，但当时日军封锁了广州的海上贸易，导致广州各界无法进口足够的粮食。而汪伪政府又趁火打劫，许多官员甚至趁机将其他地区的救济粮高价卖给日本商人以牟取暴利，进一步导致广东百姓吃不起粮。广州老百姓没粮可吃，就只好吃野菜树根树皮，在南澳、台山等地区甚至出现卖人肉、吃人肉的惨剧。根据事后统计，到1943年时，仅潮汕就有17万人逃亡江西，事后统计，整个广东省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就达到了300万人，占了当时全省人口数量的十分之一。 除了汪伪统治下引发普遍性的饥荒，汪伪政府还通过发行金融手段积极配合日本，1941年1月6日， 汪伪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名叫“中央储备银行”，这个伪银行旋即发行新法币“中储券”，与日军的军票，旧法币一起流通。不过，汪伪政权在政治、经济上都听命于日本人，因此这所谓“中储券”的最大作用就是从经济上掠夺沦陷区民众，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提供金融上的支持。 当时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准备金不多，二是对“中储券”的发行几乎没有计划，基本上日本人想要多少就拍脑门印多少，以至于中储券自发行之日起就不断贬值。比如刚开始发行的时候，这中储券面值只有1元、5元和10元，到后来日本战局不断恶化，这中储券有了1万元、10万元的面值。1941年6月市面上流通的中储券大约有5600多万元，到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时候，这中储券的总发行量已经达到了24917亿元，可以说这时候的中储券比废纸的价值还要低。除了中储券急速贬值以外，在汪伪疯狂印钞的推动下，沦陷区民众的生活成本急速飙升，从1936年到日本战败投降前，上海批发物价指数飙升了97402倍，当时上海物资极度匮乏，就连“金饭碗”的银行职员也要靠喝粥充饥，就能想象当时汪伪统治下的普通民众生活到底有多悲惨了。 从伪满洲国到汪伪政权，他们的统治之下根本看不到什么让老百姓生活好一点的尝试和努力，硬要说的话，也就是到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之时开始有些伪政权的人要跟重庆方面暗通款曲，希望将来找条后路，找的借口也是“保存沦陷区将来交给国府”。 然而，说辞和事实终究有着巨大的差异。沦陷区的民众就是在日寇的铁蹄下苟且偷生，有许多人也没能看到故土光复的那一天，就因为种种原因含冤离世。而不管是伪满洲国，还是汪伪政权，他们存在的第一要义也都是保住自己的权力，至于手下老百姓的死活，相比于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而言是很不重要的事情。当然啦，我之前讲高陶事件，包括今天讲的这些，本来都是不值得去提到的事情，而在如今的环境下，很多原本没必要提到的事情却要花大心思去讲，这也算是一种悲哀吧。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配图源于网络，若有侵权，后台联系删除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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