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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所载：“截至1966年，全国国营农场累计接受安置了25.7万城市知识青年，其中从1961年到1966年相继安置了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知识青年共计12.7万人。”其中上海知青9.7万人，占六省市进疆到兵团总人数的3/4以上。 在兵团老干部、老职工的带领和帮助下，内陆知青闯过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在兵团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成了军垦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今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陈列着这些知青的大量文物及图片，见证着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 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成立。兵团成立至1960年的6年内，以农为主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人口、特别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耕种面积增长速度，兵团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1961年起兵团开始尝试招收少量上海青年进疆。1962年，农垦部部长王震在对塔里木垦区开发过程进行多次考察后，深感兵团亟需大量补充新生力量，尤其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劳动者。他首先想到要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知识青年动员去新疆，去开发塔里木，这样既可以减轻上海市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达到精简人口的目的，同时又可以为新疆和兵团输送一批有文化、有朝气的知识青年。 王震亲自动手写出《为发展蚕桑事业，动员十万上海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报告》呈交国务院，建议从上海动员知识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周恩来总理很快作出批示。王震亲赴上海商定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事宜后，即以农垦部党组名义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分批分期地动员上海知识青年进疆，参加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临近春节，天气寒冷，王震与上海方面决定先组织500名上海青年去新疆，作为蚕桑技术员和技术工人来培养，以此作为试点，培养骨干，为下一步大规模动员上海知青进疆积累经验。首批462名上海青年于1963年1月到达兵团农一师塔里木垦区。 1963年初，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市委派工作组赴兵团农一师、农二师塔里木垦区，进行长期安置知识青年计划的考察。考察组报告指出：新疆地多人少，兵团的各项事业经过广大军垦战士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今后大有发展前途。考察组根据上海青年的表现，肯定了兵团是上海青年就业的一个良好场所；尤其是农一师，它的前身是三五九旅，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历经斗争考验，是教育、培养和锻炼青年的革命熔炉。考察组的报告成了上海青年安置在新疆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上海知青进疆的决策形成后，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部立即行动起来，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主要媒体也连续不断地报道动员情况，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宣传声势。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些响亮的口号激励着青年们。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激励着上海支边青年“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好儿男志在四方”，争先恐后报名支边。很快这一活动便形成了高潮。 张浩波，上世纪六十年代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主抓知青工作，他曾多次与王震见面谈话，他说到了自己的顾虑：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人是很留恋上海的，要去边远的新疆，困难是不小的。王震明确指示，先组织骨干到团校培训。他说，我给你们添把劲儿。王震亲自去团校动员、演讲。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是讲得很幽默，很风趣，很有鼓舞性。王震讲，新疆的哈密瓜好吃，你们这些小青年，不能只想着吃哈密瓜，要拿起坎土曼，种出更多更甜的哈密瓜。自己种出的哈密瓜，送给上海老娘亲，吃起来甜!讲得大家哈哈大笑，不断鼓掌。 王震做宣传鼓动工作讲实话，不回避的困难，知识青年到新疆以后会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他都想到了，这给张浩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说，以后带你们的人，领导你们的人，好些都是大老粗。但是你们不要看不起他们，他们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都是打江山的英雄。你们向他们学习丰富的实践经验，也要给他们传授文化知识。王震的话，对上个世纪那些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抱负的上海青年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当年的知青们都能忆起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兵团军垦生活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这部影片着力渲染上海市敲锣打鼓热烈欢送知青离开家乡，新疆人民热情欢迎支边青年。“边疆赛江南”的富饶美丽景色和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风情，给了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强烈的感染，影片中充满激情的主题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迈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立刻就唱遍了全国，很多知青就是因为看过这部影片才下定决心来到边疆的。 1964年，动员赴疆的工作达到高潮。5月，首批社会青年出发，上海方面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9月，又有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奔赴新疆，分配到塔里木垦区、奎屯垦区、阿勒泰垦区和石河子垦区。绝大部分知青参加农业生产，小部分参加水利建设。从1963年到1964年底，赴新疆的上海知青达5万人。分布在南北疆的农一、二、七、八、十师和工程建筑一师、二师以及兵团直属工厂、企业、机关、学校。 到1966年上半年为止，上海市共动员近十万社会青年、应届毕业生迁往新疆，大部分进入了兵团，主要安置在南疆的塔里木垦区的农一师和农二师，其中农一师到1965年底共接收上海知青40962人。 家庭条件优越的鱼姗玲是当时的知青典型代表。1963年鱼姗玲放弃考大学机会毅然报名来疆，她母亲从香港连续发来12封电报劝阻，但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新疆。 初到新疆时，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但鱼姗玲以坚强的意志，在老同志的启发下闯过了生活关。鱼姗玲从挑担子、使用坎土曼学起，以后又逐步地学习管理棉花的技术，还当上了班长、排长、副指导员，成为一个劳动过硬、思想过硬的革命青年。1965年1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鱼姗玲的事迹，并发表了题为《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社论，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如今已退休回到上海养病的鱼姗玲，回忆起当年依然无怨无悔：“我是1964年6月30日从上海上的火车。到新疆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和时代潮流有直接的关系，有志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雷锋，做革命的螺丝钉。三年困难时期，什么都短缺，缺粮最可怕。当时我得出一个结论：农业最重要。我到新疆，有报效祖国的强烈意识。” 经过动员、报名、体格检查、政审等一系列手续，被批准到新疆的上海青年，首先会收到一张“参加录取通知书”。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馆藏有多份此类录取通知书及编队布牌，其中有一份是杨永青的录取通知书。杨永青——这位普普通通的上海知青，因一张与周总理的合影，注定了她的命运和兵团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陈毅在石河子总场接见上海知青，周总理勉励他们：“你们要学好农业科学知识，安心边疆建设。” 就在这一瞬间，摄影记者按动快门，留下了那张白杨林为背景，周总理、陈毅和杨永青等上海知青的著名合影。这张照片后来广为传播。35年后的一天，已是满头白发的杨永青回到了自己当年挥洒青春热血的地方，将自己一绺头发埋在周总理纪念碑下。她说：我老早就有个心愿，死后把骨灰埋在石河子总场的土地上，永远和周总理在一起，和石总场在一起。但是，这个愿望还比较遥远，我就把平时梳头掉的头发都保存起来，今天先埋在这儿，因为头发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上海知青来到兵团参加屯垦戍边行列，对兵团建设发展，特别是对兵团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以及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如今兵团第二、三代人的记忆里，他们的老师大多都是教学认真负责、师德高尚的上海知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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