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可以结婚吗？

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教士与他们的家庭

世纪格里高利改革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天主教会要求所有教士保持独身。

但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教士继续公开与家庭伴侣生活在一起、养育子女、操持家业。特别是在农村堂区中，教士普遍有固定的女性伴侣，不过，从法律上他们是被禁止结婚的。尽管此种行为违反了教会法，但是，主教们普遍容忍了这种现象，而且堂区居民似乎更喜欢有家业的教士，而非独身教士。

本文追溯了教士独身制度的形成过程，并根据来自科托纳的托斯卡纳主教区丰富的档案资料展示出中世纪堂区教士的生活、他们与家庭及邻里的关系，以及受到承认和鼓励的、但与教会法律的传统规范有所冲突的文化模式。

从早期基督教时期到公元1000年前后，天主教教士可以缔结婚姻并拥有合法的家庭，天主教教士的儿子也可以子承父业。公元511年，在奥尔良宗教会议上，法兰克教会严格限制接纳世俗人士成为教士，但是也提及：教士的子嗣，亦即教士的儿子、孙子、重孙当然可以子承父业成为教士。这些规定和要求适用于教会等级中的最高层。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与奥古斯丁、安布罗斯、哲罗姆齐名的西派教会四大教父之一，又称伟大的格里高利，590年一604年在位)就来自一个著名的教士家族，他本人还是一个前教皇(菲利克斯三世，483年一492年在位)的孙子。但是，为了保证宗教礼拜仪式的纯洁性，格里高利一世下令要求教士戒绝与妻子的性生活，与其妻子像兄弟姐妹那样在一起生活，为了避免诱惑，应当分房而睡。格里高利一世进一步阐明，已经缔结婚姻的教士应当“爱他们的妻子如姐妹，不信任他们的妻子如敌人”。

在中世纪早期，这些禁令受到强烈的抵制，并且，似乎很快被遗忘了都尔主教格里高利(539年一594年在位)提及：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有很多主教缔结了婚姻，当时的宗教会议多次对未婚教士的不当行为及他们所拥有的不固定伴侣表示担忧。在任命牧师时，主教们更倾向于接受宣誓禁欲的年轻单身男性，而非已婚男性。在一些主教教区，比如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卢卡教区，我们可以发现在900年左右，教士结婚的比率在下降：774年至885年，在卢卡主教区的羊皮纸文献中有66对教士合法结婚记录，还有15对教士同居的记录(即教士与一位女性同居，但并未结婚)；而在10世纪(890年至1101年)，我们发现在记录中，仅有7个教士合法结婚，却有106个教士同居。直到11世纪，教会仍任命一些已婚男性为牧师。在一些非常注重传统的教会里，比如米兰的教会，到11世纪中期，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已婚教士。迟至1010年，沃尔姆斯的德国主教布尔加德在其著作《忏悔录》中，谴责那些嘲笑已婚教士，并以此作为借口．拒绝向教会提供捐献的人。

由于在教会管理与组织中牵扯了过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教会在11世纪对教士的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事实上，在这次宗教改革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教士保持独身，即格里高利改革。许多有利害关系的人驱逐改革者，而支持者则坚持教士独身制度。教会的首脑们担心，因为教士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养活他们的妻子儿女，教会财产因此会逐渐流失。许多一般信徒，例如米兰运动的参加者们，他们被称作巴塔利亚教派，担心由已婚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会因为他们不洁的性关系而受到污染，并因此影响到接受圣礼的人。主教和那些世俗人物也认识到那些教士太过于受他们伴侣的影响(无论是妻子还是情妇)，因此产生的矛盾并不容易解决。维罗那的拉瑟尔主教曾抱怨：“假如我把那些有妻子的教士驱逐，那么教堂中除了男孩还有什么人?假如我把所有的私生子都赶走，那么我的唱诗班中还能容许什么样的男孩留下呢?”当法国鲁昂的大主教尝试在他的教区推行教士独身制时，他遭到石头攻击——同样的命运也险些降临到帕绍的巴伐利亚主教阿尔特曼身上。

但是，从11世纪中期开始，主张改革的教皇(虽然改革运动是以格里高利七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之前和之后的教皇也都参与了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迫使教士屈服于他们的意志，接受新的准则。1050年在罗马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教皇要求教士与其妻子分居，过独身禁欲的生活。1059年，教皇尼古拉斯二世(1058年一1061年)禁止虔诚的教徒出席由拒绝分居的教士主持的礼拜仪式，这道教令非常重要(它与之前所有类似的法律规范都相矛盾)，它表明那些不能保持纯洁的教士所主持的礼拜仪式将是毫无意义的。格里高利七世在1074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宣布凡是没有立即与其女性伴侣分居的教士，都将因此被免除教士职务。他敦促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各个主教区都立刻行动起来，严格遵守这项规定。所有上述规定都写入了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决议的第6款与第7款，规定：所有与女性(除了他的母亲、姑姨，姐妹，或是已达到教规规定的60岁年龄以上的女仆)同居的教士都将被免除职务和薪俸。更为严格的是，任何签有宗教或世俗婚约的教职人员，只要他的职位在副助祭以上，他的婚约不仅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教士的子女被认作私生子，即使他们是在合法婚姻中生育的；他们不得继承父辈的财产，不能成为教士(除非得到教会特许的豁免)，也无权缔结合法婚姻。所有一切都说明，父罪子偿的目的是在教职人员中杜绝类似行为。教士妻子的命运也没有好一些，她们受到了地方领主和主教的奴役。而那些罗马教士的情妇们则被充为拉特兰教廷里的女仆，有些被丢到大街上沦为妓女。

这些规定最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教士不再可能结婚，因为在圣职授职礼上有一项教会法称之为结婚障碍的程序：即使一个教士和他的伴侣能够找到一个教士愿意为他们主持结婚仪式，这样的结合也是无效的、不被承认的。非法同居的教职人员普遍被宣布有罪，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因为这是极其严重的过错，将被驱逐出教职界。当然，人是软弱的，总有一些教士屈从于性欲。但是，类似的违背他们的宗教誓言的行为都可以以人性不可避免的软弱、无防卫性来辩解。

但是，在意大利中部的科托纳主教区，事实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何在?

科托纳主教区是中世纪晚期在托斯卡纳新设立的主教区，它是1325年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下令割出属于阿雷佐(Arezzo)主教区的辖区(加上Chiusi和Cittddi Castello主教区的少部分领土)拼接起来的一个主教区。他所创立的这个主教区规模很小，在科托纳方圆不足20公里，教堂数不超过100个，仅由9个教区组成。这个规模与塔拉提(Tarlati)主教主持的拥有69个教区，超过700个教堂的阿雷佐主教区形成鲜明对比。科托纳主教区也不富裕。从一开始，它的主教们就必须不断声明他们对主教区拥有权力，努力获得收入。总而言之，贫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科托纳的主教们，而相对较小的主教区面积使他们能够直接迅速地处理各种事务。正是因为面积较小、收入微薄，科托纳主教区的管理可能比意大利大多数的主教区都更有效率。

为了确保堂区教士们努力工作，遵守宗教会议发布的规则，主教们定期巡视主教区内所辖各个堂区。实际上，在十四五世纪，当他们经常性、定期地巡视堂区时，在多数意大利主教区，主教巡视制度已经不很常见、也不普遍了。在这一点上，科托纳主教区是一个亮点：我们发现，在1330年至1420年的近100年间，有20次档案记录的巡视活动；而在15世纪后半期，类似的巡视活动更多。第一次巡视是在1337年，这是一次对堂区教士行为的非常充分的、详细的调查。由于这次调查，使我们能够了解中世纪晚期科托纳的城乡生活，明晰教士与他们的堂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地方团体与官方视察者之间的关系。

主教对巴恰拉(Bacialla)教区的巡视是偶然的。他的目的是寻找有关教区长阿里桑德罗(Alessandro)的消息。这个教区位于科托纳以南不足10公里的平原上。有些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城市，再传到主教的耳朵里。因此，主教拉涅里·乌贝尔提尼(Ranieri Ubertini)视察了巴恰拉的圣克里斯提那(Santa Cristina)教区。1337年9月28日，他询问了奥萨亚(Ossaia)圣比亚吉奥(San Biagio)教区的教区长梅奥(Meo)。梅奥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当问到他教区长阿里桑德罗的行为和威望时，他表示，根据巴恰拉的圣安德雷亚(Sant’ Andrea)教区长乌格里诺(Ugolino)的评价，他在夜晚负责管理教堂的钟。至于阿里桑德罗为什么会敲响它，梅奥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补充说，乌格里诺与一位妇女生活在一起，据说是他的侄女，但关于这次问讯的其他内容，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天，没有人再接受讯问，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倔强的拉涅里主教下令召集巴恰拉教区的全体教士。两周后，即1O月10日，他们准时出现。第一个说话的是乌格里诺，他被要求服从上帝的指引，并在被驱逐出教会的威胁下如实报告他对于阿里桑德罗不当行为的所知所闻。乌格里诺说阿里桑德罗养着一个情妇，名叫莱娜·迪·卡斯特罗(Lenadi Castello)，这是邻里间尽人皆知的；他还听说，有人看见他们在辖区内以及其他地方一起就餐。教区的钟响的那个夜晚，他和堂区的许多居民都匆忙赶到教区，之后他们发现莱娜正在敲钟，并且不断抱怨阿里桑德罗不归还她的财产。当深入询问阿里桑德罗的品行时，乌格里诺回答说，他经常举办弥撒，对教堂的设施和祭坛管理得很好，对堂区居民也很友好，行为得体。至于教区其他的教士，他说看见过梅奥，奥萨亚圣比亚吉奥的教区长，养着一个情妇，听说她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贡帕尼奥(Compagno)，巴迪奥拉圣玛丽亚(Santa Mariadi Badiola)教区的教区长，证实了乌格里诺所说的一切。巴恰拉的村民们那天晚上被教堂的钟声惊醒，匆忙赶到教堂，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发现阿里桑德罗正在和他的情妇争吵，他的情妇想让他归还自己的财产。但是贡帕尼奥与乌格里诺一样，强调阿里桑德罗对教堂设施和财产维护得当，处理教会事务得宜，教会财产没有流失过，他的教众也很满意他。至于奥萨亚圣比亚吉奥的教区长，尽人皆知梅奥与他的情妇生活在辖区里，同样，他的教堂也维护得很好，他的堂区居民对他很满意。乌格里诺也和一个妇女生活在一起，可能是情妇，但贡帕尼奥并没那么说。

10月10日，最后一个出现在主教面前的教士是阿里桑德罗。他并没有被问及那天晚上他作为主角的那场骚动，他自己也没有主动说。他叙述的主要内容的是所在的教区内，各个教堂的教区长们，但他说的很少，几乎全是负面的。圣安德雷亚教区长乌格里诺在管区内豢养着一个名叫贝尔提娜(Bertina)的中年妇女，但阿里桑德罗并没有说他们之间有何不正当的关系。他也没有说乌格里诺的堂区居民是否满意他，尽管他承认乌格里诺经常主持弥撒。至于教堂，他不知道设施是否维护得当(但他很肯定没有银杯)，他也不知道教堂财产是否流失。他对圣比亚吉奥教区长梅奥的所知仅是他在管区内养了一个情妇。至于他如何养活她，他没有说。他也没有说教堂如何布置、维护和管理。总之，阿里桑德罗似乎是一个很无礼的证人，对他的同伴教士、同事和下属非常气愤，因为他们带给他无尽的麻烦。

询问持续了4天，在10月14日，有8个堂区居民到主教法庭作证。记录中说他们是控告乌格里诺、阿里桑德罗和贡帕尼奥的证人，但是他们的证词确实倾向于为他们的教士开脱。特隆托拉(Terontola)的瓦尼·迪·本尼卡扎(Vannidi Benincasa)述说了他在巴恰拉主教区亲眼所见的那个不合礼节的情景。那天夜里，听到钟响的时候，他跑到那里，发现教区长正在努力把那个女人赶出教堂，但没有成功。当问到她在教堂里做了什么，她是如何进到里面的，瓦尼回答说，她破门而入，从钟楼上面顺着钟绳爬下去的，他认为她想抢劫教堂。巴恰拉村的凯科·迪·皮埃特罗(Ceccodi Pietro)同样在那天夜里去了教堂，他同样认为莱娜在那里的原因是“causa derobbandi plebem predictam”。这个解释与最初控告阿里桑德罗的那些教士原告的解释不同。从众多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是：莱娜过分苛求归还她自己的财产(在与阿里桑德罗的关系破裂后)。此外，从常理判断：若莱娜确实想抢劫教堂，她肯定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进入教堂。但是，经过这几天后，堂区居民认识到阿里桑德罗境遇的严重性，编造了当晚发生的事情，这显然是对他们的教区长有利的一个版本。控告阿里桑德罗的人曾经说过，他的堂区居民与他的关系很好，这个证词显然证明了这一点。村民们支持他们的教区长，甚至不惜说谎，用雄辩的证词表现出他们对他深厚、真挚的感情。

他们对于乌格里诺的证词同样是肯定的。琼塔·迪·维瓦(Giuntadi Viva)、涅里·奥兰多(Neridi Orlando)和瓦尼·迪·裘齐(Vanni di Ciucci)都证明乌格里诺与一个叫做阿尔贝尔提娜(Albertina)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但他们都坚持说，她是他的侄女，正如牧师本人的陈述一样：他们曾经从教士本人口中听说过，也从堂区其他居民口中听说过。当问到这个阿尔贝尔提娜是怎样的一个人时，他们回答说，她是一个性格、名声都很好的人，据他们所知，牧师除了她没有别的女人。这些为阿尔贝尔提娜的人品作证，并且盛赞阿里桑德罗的人都是杰出的村民，在公众中有崇高的声望。许多人手中握有恒产，这些财产一般与教会产业毗邻，其中一人，瓦尼·德尔·弗·裘齐(Vannidel fu Ciucci)，在1324年就曾经出现在科托纳镇议会中，担任巴恰拉村的评审员。

在这个农村堂区里，在格里高利改革已经明确制定教士必须独身的规定250年之后，教士豢养情妇的现象被认为是很正常的，甚至被认为是行为得体的。巴恰拉的教区长阿里桑德罗、奥萨亚圣比亚吉奥的教区长梅奥、巴恰拉圣安德雷亚的教区长乌格里诺，都和女性生活在一起，也都获得了他们辖区居民的认可。巴恰拉的村民对巴迪奥拉圣玛丽亚教区的教区长贡帕尼奥的诟病颇多，他却是这些教士中惟一一个没有女性伴侣的教士。极其关心教会的堂区居民怀疑他私吞教会财产。多梅尼科·迪·古伊多(Domenicodi Guido)证实有一个叫塞尔·保罗·奥兰迪(ser Paolo Orlandi)的人拥有一块属于教会的农田，但他不知道这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帕尼奥·迪·古伊多(Pagnodi Guido)断言，这个塞尔·保罗·奥兰迪不仅拥有一块教会土地，还拥有许多教会财产。当问及他如何得知这些土地属于教会时，他只是一带而过说，他是教会的居民，曾经看见过这些土地属于教会。

显然，这些村民关注的不是教士是否豢养了情妇，而是他是否经常主持好的弥撒、妥善管理教会及其财产，以及他是否能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个合格成员。在他们眼中，教士情妇的存在甚至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她们可以改进教士的行为，使他们乐于按时完成教士的职责。一个有固定伴侣的教士不会四处游荡，去找妓女或纠缠村庄里的好女人。这种思考方式在整个欧洲农村社会里根深蒂固，甚至能在教会法中找到依据。他们只知道这点，科托纳的村民们可能给予伟大的法理学家亚力山大三世支持，他认为进入正级神品的教士，即使有不合法的婚姻，依然可以允许保持他们的生活伴侣，以避免出现更大的丑闻，如果他们以前的生活已经证明他们不可能宣誓守贞。但是在农村居民的眼里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拥有家居生活的教士更有可能安定地居住在农村，处理教会事务，在需要时主持圣礼。

科托纳城市里的主流观点与乡村的观点完全不同。豢养情妇现象同样普遍，但很难被接受。梅泽尔·莱纳尔多(Messer Rainaldo)——科托纳的教堂监督、圣玛丽亚的教区长——是城市教士行为的典型。他负责的教堂年久失修、房顶漏雨、圣坛管理不善，但是他却花费大量时间和他的情妇吉奥瓦娜(Giovanna)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一起，肆意挑衅教规、教士和堂区居民。科托纳塞琉罗(Cegliolo)的小修道院院长吉姆贝尔提诺(Ghimbertino)同样与他的情妇安吉拉(Angela)及他们的儿子皮耶罗(Piero)呆在一起，不管教堂如何；居民们抱怨教堂设施匮乏、管理不善。圣马尔克(SanMarco)的教区长涅里(Neri)(或拉涅里)证实，梅泽尔·莱纳尔多忽视对圣玛丽亚教区的管理，却声称对教区长的情妇一无所知——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被告发在辖区里聚众赌博、与声名不佳的女人鬼混

。圣克里斯托弗(San Cristoforo)的教区长奥尔索(Orso)结交妓女和声名不佳的妇女，他甚至在圣诞节期间聚众赌博、酗酒，是一个行为放荡的人。其结果是，教会的葡萄园管理不善，牲畜肆意践踏教区，圣餐杯和经书被典当，居民们为教堂的破落而痛心，在节日也听不到布道。圣吉奥尔吉奥(San Giorgio)教区长西蒙尼(Simone)也并不勤勉于他的教士职责，他每周只举行两次弥撒，他被发现在圣诞节赌博，他还在某些场合口出恶语。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情妇瓦努西娅(Vannuccia)，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堂区居民对他的社会和宗教过错表示不满。有人声称西蒙尼曾经把他自己的母亲赶出在辖区的家门，以便让他的情妇住进去。还有人抱怨说，西蒙尼和瓦努西娅在公开场合用他们对教士告解的内容申斥他们。显然，与情妇的枕边私房话导致西蒙尼破坏了告解的隐私保密规则。

可以肯定，豢养情妇与不妥当地行使教士职责之间并不存在普遍、必然的联系。许多教士顺利通过了巡视；没有人对圣安德雷亚的教区长亚科普(Iacopo)，以及梅泽尔·莱纳尔多或圣吉奥瓦尼(SanGiovanni)的教区长瓦尼(Vanni)提出任何意见。一些人提出的意见与情妇无关。沃里亚·德尔·弗·根索(Vollia del fu Ghepso)和东·托玛索(Don Tommaso)似乎都被认为是心灵不好的人，邻居们也知道，托玛索公开与一个叫做瓦娜·巴鲁提(Vanna Batuti)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也知道沃里亚的情妇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曾经高兴地把他们驮在肩膀上，他们公开的姘居生活并没有影响他们行使教士职责。另一方面，菲利切(Felice)虽然没有豢养情妇，却千真万确地疏于管理圣巴西利奥(San Basilio)教堂，这个教堂曾经是科托纳的圣玛尔盖瑞塔(St．Margherita)崇拜的中心，并因此而迅速致富并备受关注。这里的教士们指责菲利切出售了一本古老贵重的弥撒经书，换回一本价廉质低的经书，将获利装入自己的口袋；他还侵吞教会财产。一般来说，教堂建筑应该比庆典用品保存得更好。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教士的首要职责是保持教堂圣洁、按时举行弥撒。不同之处在于，在科托纳的城市里，教士和世俗者都认为促使教士放弃职责的首要原因是城市教士的性关系。这与农村堂区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豢养情妇被认为可以促进弥撒活动顺利进行。

1348年爆发的黑死病，将科托纳像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毁于一旦，但并未改变教士的生活方式。1356年的主教巡视证实情妇的存在像1337年时一样普及，在村民的眼中仍然是可以接受的。萨尔克托圣比亚吉奥教区长亚科普对自己操行的描述是良好，尽管他承认豢养了一个情妇，并与她一起生活在管区里，用教堂收入养活她。努托(Nuto)——梅奥在奥萨亚的教堂的继任者，直率地告诉主教的代理人，他行使的职责“在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养了一个情妇，名字叫康斯坦察(Costanza)，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尽管如此，他的堂区居民仍然很满意他”。他的说法从他的三个堂区居民那里得到证实，他们在主教代理人面前为努托的行为作证。甚至维拉圣马尔克(San Marcoin Villa)的教区长卢卡(Luca)经常在自己的家里嫖妓，还曾经由于粗心将蜡烛留在圣坛上，将所有的圣坛装饰烧毁，而且，他还与理发师吉奥尔吉奥(Giorgio)的女儿通奸——尽管卢卡被他的一个堂区居民起诉，但由于他通过陆路贸易⑧使教堂富裕，他的教士操行仍然是良好。主教代理人并没有采纳这些证据，他下令努托和亚科普必须离开自己的情妇。

黑死病之后的10年内，地方教会面l临的更加严重和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贫困。由于教会组织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农业经济，这些教会完全陷入了14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危机中。一代又一代的教士重复着相同的关于教堂的故事，年久失修的建筑、漏雨的房顶、破损的洗礼盘、残缺的经书和圣坛的装饰。受贫穷的驱使，农村的教士不再关心他们的宗教职责，而为基本的生计奔忙。当他们努力得不到足够的回报时，他们被迫出卖或典当他们的经书，他们的教士职责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成了。维拉圣马尔克的教区长卢卡与教众的交流很不规律，因为他没有日课经，并非因为他忙于与理发师的女儿交往。萨尔克托圣比亚吉奥的教区长卢卡承认他很少工作，因为他没有日课经，而且因为贫穷迫使他必须为教会的经济利益花费全部心力。马瑞尼阿诺圣卢西亚(Santa Lucia of Marignano)的教区长巴差(Pace)同样没有日课经，因此只是偶尔向教众讲经；他抱怨说他个人无力支撑教会，而且他并没有从他的教众那里得到帮助。同样在梅特里亚诺(Metelliano)，教众废弃了他们漏雨的教堂。院长没有日课经，不能准确地背诵经文，每周仅有两三次工作，因此，他的教众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更远处的塞珀尔塔利亚(Sepoltaglia)教堂。在蒙塔纳莱(Montanare)教区，贫穷导致多数基本的礼拜活动无法进行：教区长既没有日课经，也没有其他经书。他的前任拿走了圣餐杯，洗礼盘基本不能使用，小鸡咯咯嗒嗒地在本应是教众聚集的地方啄着叫着。

显然，如果教众不能期盼听到布道，他们并没有理由到教堂去。这并非对于宗教活动不满的标志：教众渴望听到布道，在自己所属的教会无法正常管理的时候，他们自愿远足(有些抱怨)到远处的教堂。问题的关键是物质的贫困，它必然造成宗教生活的贫乏。从这个角度看，农村与科托纳没有差别，大教堂也非常贫穷，没有书籍、圣衣，甚至没有铁模具制作圣餐面饼。城市居民控告大教堂的教务长是赌徒、私通者、酒馆的常客，用抒情短歌表达对带着已婚妇女巡游的教士的蔑视。农村人则不同，他们只是暗示他们对豢养情妇现象的担忧，认为这是道德污点，可能会影响教士行使他的职责。而真正阻止他行使职责的原因是没有基本的传教工具，没有圣餐杯、日课经，以及没有阅读祈祷书的能力，乡村的教士在农村无法完成他被赋予的责任。这样，视察者的担心与堂区居民的担心不谋而合，因此他命令教士在得到必须的书籍后要学习使用它们。

主教巡视，与主教区宗教会议和来往主教法庭的文件一样，将世俗教士作为一个团体的组成部分。科托纳的教士团体服从于其首脑，即主教，受成文法律体系的制约。但是他们也无形中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是农村及其周围居住者的团体。这里他们受各种形形色色规则的制约，要遵守友善的邻里关系及得体的行为举止的标准，这些不成文的标准也是为数不少的。这些标准并不由主教法庭裁决，而是受公众观点的支配。这些邻居，比如费奥·迪·拉涅里·吉拉尔迪(Feodi Ranieri Ghirardi)可以对堂区教士的某些行为，比如科托纳圣马尔克教区长涅里醉酒、赌博、与不名誉的妇女结交的行为，视而不见，却声讨他“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他们可以接受科托纳圣吉奥尔吉奥的西蒙尼有一个情妇和一个女儿(比如穆西奥·迪·塔尔多里(Mucciodi Tardoli)，并且有意请他为他们的女儿举行洗礼；但是却责备他赶走自己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伴侣住母亲的房子。邻里们可以与教士与他的伴侣一起烘烤面包，如制壶匠巴尔托洛(Bartolo)与沃里亚的情妇比娅吉娅(Biagia)，也与他们分享面包，就像在巴恰拉，村民们与阿里桑德罗和莱娜也作过类似的事情，当然是在那次公开的争吵之前。他们也能避开教士及他举行的圣礼，就像部分奥萨亚人所做的，这是当他们与教士签署的社会契约在1468年破裂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主教就会干预此事，与该教士同一团体的其他教士也会出面。但是即使最勤快的主教的巡视也是偶尔为之的。其余的时间，一个好的教士必将一心意地服务于他所生活的团体，努力工作，遵纪守法，以避开他人的品头论足。

丹尼尔·伯恩斯坦，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

译者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