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华录》 史林偶拾 湮没与流传： 两部《东华录》在清代的不同境遇 及其成因 刘泠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廷重开国史馆，蒋良骐任编修。供职于史馆期间，据清宫秘藏实录、红本和奏疏，编清初天命至雍正六朝史料为蒋氏《东华录》（以下简称“蒋录”）。其书因国史馆设在东华门内，故而得名。及至同治、光绪年间，王先谦增补蒋氏《东华录》，并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辑为《东华续录》，王氏《东华录》与《东华续录》合为《九朝东华录》。后潘颐福撰咸丰朝《东华续录》，削稿未竟而卒，王先谦因此书经坊肆刊传疏漏甚多，对其进行重新编校，又自辑同治朝《东华录》，合前九朝称《十一朝东华录》（以下简称“王录”）。虽然两书均名为“东华录”，且皆以清代历朝实录等官修书籍为主要史料来源，但是两书的流传情况不尽相同。  蒋良骐《东华录》 一、从“奉令禁”到“都市通行”： “蒋录”的禁绝与传播 “蒋录”之“自序”云：“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谫陋，滥竽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按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阄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钞，逐年编载，只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乾隆三十年重开国史馆，大约是“蒋录”编纂的开端。此书编纂前后历时至少有12年之久，撰成后却隐而不彰。 甚至在蒋良骐去世后，其墓志及嘉庆续修《全州志》所载之蒋良骐传记中，都未提及蒋良骐著有《东华录》一书。由于此书初无刊本，又经辗转传抄，部分钞本甚至将著者姓名误作“蒋良骥”。 道光年间，“蒋录”已经传至海外，出现了日本天保四年（公元1833年）官板，在国内却尚无刻本。奕赓《重订东华录序》云：“《东华录》，嬴川蒋良骐之私录也。良骐会充国史馆纂修，此为其随笔录记，以备考订者也。夫开国之宪章，列圣之鸿谟，秘府纪载，世人鲜觏，士大夫间有钞存，俱锦函榅匮，不肯轻易示人。”因“蒋录”钞本往往“鱼鲁豕亥，不堪寓目”，故奕赓参考《开国方略》等史料，对其进行逐条校证，又将其重新抄录并划分为六卷，每卷卷末另附“缀言”数则。经奕赓改订的“蒋录”题名作“重订东华录”，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中国刊刻的各版本“蒋良骐《东华录》”，无一不是经过奕赓改订的《重订东华录》，只是为避免牵连而略去了奕赓的姓名及其所撰重订序言。 清代中后期，“蒋录”的境遇经历了由乾嘉时期的禁绝到咸同年间逐渐通行的转变。李慈铭日记记载，同治五年二月十四日“夜阅《东华录》，湘源蒋良骐千之撰……向传是书语多诋诬，故奉令禁，凡民间所妄谈国家草昧隐秘之事，谓皆出于此中，盖无稽之言，不可得而详也。”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又云：“连日以朱笔校阅初本蒋良骐《东华录》。其书虽诠综无次，详略不经，而自太祖至世宗五朝之圣德神功，亦藉以考见百一。士生下邑，既不获窥金匮石室之藏，得此为天管海蠡，良非无补。且其所纪载，皆直录史馆红本，绝无妨碍之辞，故近日都市通行，不复重申明禁。”及至同治年间，“蒋录”已经解禁，不复仅以钞本形式流传，而是有数种刊本公开印行。不过，在此书流传的过程中，一些抄写者或刊刻者可能为避祸而删改了部分敏感内容，如蒙起鹏编《广西近代经籍志》“东华录”条所述：“闻诸故老言，初稿有触讳多条，后皆削去矣”。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末年，“蒋录”客观上的确促进了排满反清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章太炎在致陶亚魂、柳亚庐的书信中写道：“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蒋录”叙事中隐含着反清的思想，应是确定无疑。适值晚清社会环境内忧外患，清廷统治腐朽不堪，这一时期“蒋录”激发了革命者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志向，亦在情理之中。 二、“几于家置一编”：“王录”的刊行及其流布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王先谦以国史馆协修身份初入史馆，其对“蒋录”的增补和续作，亦由此开始。王先谦在《〈东华录〉序》中记述了自己编纂“王录”的缘起和经过：“臣往诵蒋氏《东华录》，粗知梗概。从事史馆，敬绎乾隆以次各朝为续编。病蒋氏简略，复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和“蒋录”相比，自“王录”编纂之初，作者就有将此书广泛刊布的愿望，其“以史经世”的思想意图也十分明确，如王先谦自云：“臣备员词曹，编摩史馆，亦颇究心当世之务，痛斯民无知与所以报上德之未至，仰体大圣人公天下之心，远追前代李、郑述作，近接蒋氏当日所录……欲得家置一编，循览䌷由绎，于以体圣训而遵正直荡平之路。微臣区区之意，实在于此。” “王录”编纂的过程中，王先谦的众多友人参与了此书的校阅。“王录”大部分刊本各卷卷首标出了校阅者的姓名：《九朝东华录》各卷“周润蕃、周瀹蕃”;《咸丰朝东华续录》各卷“陶濬宣”;《同治朝东华续录》各卷“张式恭”。王先谦在与缪荃孙探讨《东华录》修改事宜的信中亦称，此书“迩来友人校者颇多”。“王录”撰成之后，除编者王先谦与校阅者陶濬宣自刻外，各书局、书坊也竞相刊印。王先谦还主动将“王录”刊本赠与友人，其中不乏当时官居高位者，如谭钟麟、刘坤一、曾纪泽等。刘坤一对王先谦赞誉有加，并希望其将来能够“宏济艰难”，因此规劝王先谦“人之精力，正复有限，不可专为笔墨所耗……其余著作，似可从缓，幸留有余以待大用”，然而“《续东华录》为本朝掌故，自不可不卒其业”。由此可见，在刘坤一看来，“王录”在王先谦的著作中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由于其内容涉及清代的本朝史事，即使需要消耗一些精力，也应将这部巨著编纂完成。 与“蒋录”最初被列为禁书不同，“王录”撰成后不久就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和认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部王先谦《东华录》刻本上盖有“民国七年由清监移藏图书馆”的长方形朱文印章，这说明清代灭亡之前，王先谦《东华录》已被官方机构收藏。清政府创办的江北大学堂和河南课吏馆也将“王录”作为学生需要阅读的书籍之一。光绪二十八年，时任漕运总督陈夔龙上《改设江北大学堂情形折》所附《试办江北大学堂规条》中规定：“中文则读'四子书'、'五经'，先读《春秋左传》，并阅《通鉴辑览》、《十一朝东华录》，先正事略，以讲解记熟为度。”同年颁布的《河南课吏馆章程》中亦云：“掌故之学，凡《大清会典》、十朝圣训、《东华录》、各种奏议及近时谕折，首令诵阅，以立政体。”据此可知，清朝末年，官方创办的教育机构将“王录”与《大清会典》、十朝圣训等官方文献并列，作为学生了解本朝历史的重要教材。 晚清时期，近代报刊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新载体。《北洋官报》自1911年6月26日（宣统三年六月初一日）起在其“附刊”上陆续连载王先谦《东华录》“自序”及“天命一”至“天命四”。1911年6月30日《北洋官报》头版刊登了《本报增刊〈东华录〉广告》：“启者：本报向附刊汇编三种，一曰'章程'、一曰'调查'、一曰'报告'，藉供研究新政之助，惟考察政治之沿革，实预备立宪之要素，则掌故之学为尤重。查本朝掌故，莫详备于《东华录》一书，原书卷帙宏富，购阅为难，识者憾焉。本报有鉴于此，爰定于六月初一日为始，逐日附刊两页，蝉联而下，以资随时便览，并可装订成书。特此布告，伏惟公鉴。”清廷“预备仿行立宪”期间，《北洋官报》的编者将《东华录》作为了解本朝掌故，并据此考察政治沿革，为新政提供参考的重要书籍，又因此书卷帙过于浩繁，难于购买和阅读，故在“附刊”中连载此书内容，以满足时政发展的需要。《申报》等近代报刊还刊登了“王录”印行前后钦文书局、图书集成局、广百宋斋、籀三仓室、存古斋等书局或书坊所作的售书广告，介绍其主要内容、编校和刊印特点，以及发行时间和订购方式等。可以说，随着清代末年近代报刊的兴起，与此前的史学著作相比，“王录”的传播方式愈加多元，流布范围更广，影响力也有所增强。  王先谦 三、两部《东华录》在清代不同境遇的成因 “蒋录”在清代中期被列为禁书，在国内只能以钞本形式流传，至清末开禁，其后始有刻本，王录则在成书之初就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并广为刊布。撰述意图和内容的差异，以及时代的发展，是“蒋录”和“王录”在清代境遇有别的主要原因。 就撰述意图而言，“蒋录”主要是抄存备忘，“王录”则是经世致用。“蒋录”自序和奕赓《重订东华录序》均表明，在其编纂之初，作者并无将此书公开传播的想法，只因在国史馆任职，为撰写大臣列传而从各种书籍中摘抄了一些资料备其本人查考，积而久之，方才编次成书。而“王录”作者在“自序”中表达了强烈的“著史救世”的愿望，如王先谦在《〈东华录〉序》中所述：“读是编者，敬念累朝高厚之施，必将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庶对扬列祖休命，以仰答我皇上生成之恩。是则微臣区区纂辑之微意也。”“王录”企图通过对清朝历代皇帝功业的称颂，唤起官员和民众忠君爱国的热情，从而达到挽救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从内容方面来讲，“蒋录”中记载的隐秘史事在清代极有可能触犯忌讳，而“王录”却极力宣扬清朝历代帝王的圣德神功。“蒋录”中记载了不少清代的宫闱秘事和官场丑闻，例如：顺治八年颁布的《撤多尔衮母子并妻庙享诏》中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描述；康熙末年诸皇子夺嫡以致兄弟相残的政争；康熙二十七年至康熙二十八年间，御史参劾高官明珠、高士奇等，指责其结党营私的奏疏……这些史事和文献或是起初就没有编入清历朝实录，或是在清代数次修改《实录》的过程中被删去，故不见于今本《清实录》。“蒋录”中的此类记载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然而这些内容在清代无疑是触犯忌讳的。陈捷先《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认为“蒋录”的编纂“隐存了消极反清的思想与动机”，无论蒋良骐本人的意图是否真的如此，上述记载确实极有可能被认为有损皇室和朝廷的声誉，“蒋录”在清代中期文网甚密、史狱迭起的环境中成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与“蒋录”不同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思想贯穿于“王录”编纂始终，“王录”不但在叙述中刻意回避对清廷不利的史事，而且在各部分叙事之后，分别全抄或节录清官修历朝本纪、实录的论赞，盛赞清代列位君主的文治武功。其对清代官方宣传的迎合显而易见，故“王录”撰成后为朝野所推崇也并不出人意料。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网络 排版：黄安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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