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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也是建国初期为数不多的“一级教授”之一。 在教学之余，他笔耕不辍，一生撰写过两部通史、五部断代史、八部专史以及大量的论文和教材，累计超过了一千万字，因此被我国学界誉为“治学最勤、著作最富、研究领域最广”的史学大师。  1941年抗战期间，吕思勉与师生们合影，前排左二为吕思勉 不过话说回来，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与我们的传统认知存在着很大不同，其中就包括“唐太宗不过中材”的论述。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吕思勉没有给予这位被后世誉为“七世纪地表最强碳基生物”的“天可汗”以高度认可？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天可汗”李世民主题绘作 1）唐太宗不过“中材”？所谓“唐太宗不过中材”的说法，出自吕思勉的遗作《隋唐五代史》。 资料显示，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他就开启了《隋唐五代史》的写作工作。 遗憾的是，直到1959年，即其去世的两年后，该书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版《隋唐五代史》内页 1）唐太宗为什么只是“中材”？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吕思勉会认为“唐太宗不过中材”？对此，他在书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对“唐太宗不过中材”的论证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这边简单将之翻译了一下：  吕思勉观点的白话文版 对于唐太宗的“武功”，吕思勉如是评价道： 唐太宗之定四夷，多不甚烦兵力，惟于高丽，则仍蹈隋炀帝之覆辙。可见时势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然亦可见太宗之武功多徼天幸，非其材武之过人也。 翻译成白话文，大致是说： 唐太宗在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时，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大动干戈，却唯独征讨高句丽时重蹈隋炀帝的覆辙。 这说明，客观时势的限制，即便是英雄豪杰也难以违逆；同时也证明，太宗的武功更多是依赖天时地利，并非他的军事才能真的超越常人。  唐朝征讨高句丽战图 2）对萧衍和陈霸先的评价 一言概之，吕思勉认为，李世民“谦恭节俭的品德和深谋远虑的能力”不如梁武帝萧衍，“军事谋略”甚至不如陈霸先。 对于梁武帝萧衍，他在书中如是评价道：  吕思勉对萧衍的评价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这边简单将之翻译了一下：  吕思勉观点的白话文版 坦诚说，吕思勉对萧衍的评价，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简单地说，尽管他本性谦恭节俭，能勤于政务、体恤百姓且学问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堪称第一”，但因为缺乏有效治理国家的才能。 他不仅将“收复北方失地”的良机拱手相让，还使国家法纪废弛，政局动荡，本人也落下了兵败身死的惨淡结局。  梁武帝萧衍画像 不过话说回来，吕思勉对陈霸先的评价远比萧衍高得多：  吕思勉对陈霸先的评价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这边简单将之翻译了一下：  吕思勉观点的白话文版 一言概之，在吕思勉看来，“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业，关键要看他是否有包容天下的胸襟”。 显然，陈霸先的开阔胸襟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好感。 陈霸先画像 3）小结：李世民的“成功之道”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李世民的军事谋略连陈霸先都比不上，那么唐朝为什么能够维持长达几十年的太平强盛呢？ 对此，吕思勉归纳了两点原因，一个是“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另一个是“塞外亦无强部”。 最终，吕思勉总结认为，初唐时期的强盛“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也”，本质上是时势造就的结果，并非全靠人力所为。 太宗巅峰时期的唐朝疆域 2）唐朝的武功强于汉朝吗？值得一提的是，吕思勉对于唐朝“武功”的评价，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如是写道： 吕思勉对唐朝“武功”的评价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这边简单将之翻译了一下： 吕思勉观点的白话文版 在吕思勉看来，唐朝的对外作战，主要采用“以夷制夷”的对策，重用“蕃将蕃兵”，与汉朝“派遣本国军队出征”的模式存在着显著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隋唐的先世，到底是汉族还是异族”的问题，吕思勉并未给出一锤定音的结论。 原因很简单，“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近人所辩论的，都是血统问题，在民族斗争史上，实在无甚意义”。 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武川镇起家的“隋唐先世”，身上肯定是带有“胡风”的。 其结果就是，尽管到了太宗时代，“此项文化（胡风胡俗）的色彩，已渐渐淡灭”，但在军事领域，“朝廷重用异族的风气，还有存留”。 六镇之乱示意图 实际上，即便在李世民去世了一百年后的“安史之乱”当中，依然有非常多的“非汉”人士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方面，反叛的安禄山是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史思明是突厥人，麾下官兵大多也是以“曳落河”为首的“非汉”人士出身。 另一方面，唐军序列中不仅有突骑施人哥舒翰、高句丽人高仙芝以及铁勒人仆固怀恩等众多“非汉”将军指挥作战，还有大量来自回鹘、西域乃至更西方的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地的士兵协同作战。 安史之乱示意图 伴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唐朝真正建立了“以汉人为主轴体制”的国策。 只不过，尽管儒家思想与汉文化的地位水涨船高，但昔日灿烂无比的大唐帝国“也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逐渐转变成了一个使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 伴随着唐朝的覆灭，“在超地域世界的动态中，（胡汉民族在中国）轮流坐庄已渐成气候，迎接更大变动的门扉就要开启，时代已极具可变性。” 唐朝的藩镇 3）如何看待“贞观之治”？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指出，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等权威史料，都没有对贞观年间朝廷剥削百姓的情况做出真实、客观的描述。 因此他推断，我们今天看到的贞观之治“实在颇有言过其实”。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书中如是写道： 吕思勉对“贞观之治”的质疑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这边简单将之翻译了一下： 吕思勉观点的白话文版 一言概之，在吕思勉看来，唐太宗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年代，取得的功业也非常大。但作为对比，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所享受到的盛世“恩泽”，还是太少了。 言至于此，我们可以判断他对古代中国帝王的“考核”基准，即所作所为“是否真的为民众的利益出发”。 换言之，只要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艰难，那么帝王的功业做得再大，也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好评。 结合他对“贞观之治”的质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将李世民视为“中材”的评价，看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 电视剧《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 4）尾声：“为民发声”的“普通”学者与家世优渥、倾向于经营文化的钱穆、陈寅恪等人截然不同，出身普通读书人家庭的吕思勉，不仅对底层民众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并对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一直报以真切的同情。 因此，他在著史的过程中，大到水利、赋役与吏治，小至生民的收支与负担，都会认真调查，详细记录。 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第十章“刑法”手稿 他还坚定认为，旧官僚阶级绝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原因很简单： 官官总是相护的，这是因为阶级利益相同之故。所以上级官的监督，不甚可靠。最上级的监督，就是君主，他并不能纯粹代表人民的。 君主的性质，世系立于官僚和人民之间，而保持其平衡的，而究竟还略偏于官僚一方面，所以其监督之力，终不能彻底。 官僚阶级大利之所在，而要专靠上级的监督去防止他，老实说，这是等于以只手障狂澜。 100年前的珠江江畔 由此可见，在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对立中，在强者与弱者的对峙中，吕思勉总是自觉站在被治者与弱者一边。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学者应该且必须具有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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