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中的大智慧·赵丹阳

《鬼谷子中的大智慧》书稿

目录：

曾仕强：《鬼谷子中的大智慧》序言……………………………………………………第2页

计谋产生的强大源泉：心术……………………………………………………………第3-9页

盛神法五龙：慈山居士曹庭栋的“盛神”四诀…………………………………第10页-14页

养志法灵龟：蚕食诸侯、助秦成帝的他缘何大起大落？………………………第15页-21页

实意法螣蛇：充实头脑，锤炼心境………………………………………………第22页-26页

分威法伏熊：潜修蓄势，威若雷霆………………………………………………第27页-30页

散势法鸷鸟：李园如何巧退秦、梁联军？………………………………………第31页-35页

转圆法猛兽：苏秦如何做到一箭六雕？…………………………………………第36页-41页

损兑法灵蓍：苏代如何计退二王？………………………………………………第42页-47页

小结：《鬼谷子》是术道兼用的大智慧…………………………………………………第48页

捭阖：通权变，言利害……………………………………………………………第49页-54页

反应：正反夹击，掌控局势………………………………………………………第55页-60页

内楗：高明的进谏艺术……………………………………………………………第61页-66页

抵巇：重修宇内，再造乾坤………………………………………………………第67页-71页

飞箝：锁住对方内心的智术………………………………………………………第72页-76页

忤合：良禽择木，贤臣择主………………………………………………………第77页-81页

揣术：量权揣情，先事而至………………………………………………………第82页-86页

摩术：摩人以欲，千变万化………………………………………………………第87页-93页

权术：应权通变，因人制宜………………………………………………………第94页-99页

谋篇：得其所因，出奇制胜……………………………………………………第100页-104页

决篇：审情察势，当机立断……………………………………………………第105页-109页

符言：主宰天下，独握九术……………………………………………………第110页-114页

转丸（新考）：骋其巧辞，伏其精术……………………………………………第115页-122页

胠乱（新考）：平治乱象，法出六绝……………………………………………第123页-130页

纵横家的生存法则：《持枢》与《中经》………………………………………………第131页

持枢：顺时应势，始无败绩……………………………………………………第132页-134页

中经：纵横家行身立世的七种法宝……………………………………………第135页-144页

曾仕强：《鬼谷子中的大智慧》序

丹阳是我见过的青年作家当中最高产的一个，他自大学毕业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专著问世。像《历代名臣奏折评议》、《反经中的大智慧》、《道德经训诂》、《九零后读通鉴》、《三国大军师》等等。但实话实说，书的质量我不敢恭维。丹阳好像很想出名似的，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急功近利的气息。比如《历代名臣奏折评议》，连众所周知的《三习一弊疏》、《尚德缓刑书》、《奏宜放古自节》、《上书言王凤专擅》等等名篇都没有收录，就号称是“最全奏折总集”；再比如《反经中的大智慧》，【译文】部分几乎照搬了杨文佳老师的版本，“引古论今”部分也很牵强。

但是，《鬼谷子中的大智慧》却让我耳目一新。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由“青涩稚嫩”渐入“波澜老成”的一个标志，它将会奠定丹阳“后起之秀”的文坛地位。我不是乱说，本书有三个地方实堪称道。

其一，丹阳这本书下足了功夫。在训诂方面，《鬼谷子中的大智慧》融合了上承秦汉，下至明清，二十多位名家的注释。以往我们看的通俗版《鬼谷子》，训诂多用陶注（陶弘景注），对于其他“韬光韫玉”之人的注解，往往不屑一顾。丹阳这本书却包含广袤、玄理幽微，在“笔者注曰”这部分不仅囊括了高金体、尹桐阳、俞棪、许富宏、萧登福等对《鬼谷子》的研究成果，更把有宋以来的诸多清客相公、状元鼎甲的“和璧隋珠”也揽入彀中。这在《鬼谷子》研究领域，是史无前例的。

其二，丹阳这本书秉持了“术道兼用”的思想。在当代社会，太多的文人墨客被金钱所俘虏，写怎么玩阴谋诡计的多如牛毛，写怎么修身养性的寥若晨星。正如丹阳自己所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民间学者开始为《鬼谷子》作注，但为了抓人眼球，顾及市场化的需求，他们往往对《阴符经七术》弃如敝履，而后断章取义的对《捭阖十四技》大书特书。这是极为有害的，会导致阅读者'浸淫权谋，罔顾心术’，最终危害社会。”有鉴于此，丹阳这次对《阴符经七术》的诠释所出力气尤其多，他鉴览了佛、道两家三十余部养生著作，甚至费尽心血绘制了一张“阴符经七术运用原理示意图”。这等于给纵横学这柄“双刃剑”安上了一个厚实的“宝鞘”。让习练者既能“沙场御敌”，又不至于伤及自身、贻害大众。

其三，丹阳这本书在考古方面颇有建树。在鬼谷子的“捭阖一十四技”当中，《转丸》、《胠乱》两篇散佚已久。近人汪实华在评注“中经”时说：“转丸之辨，术浮于炙輠，而亡于汉；胠乱之能，智隃于彻札，而毁于秦。”为此，丹阳不惜跋涉千里，奔波于洛阳、巩义、淄博等地，并亲自走访到了苏碧岑女士（据《家谱》考，为苏代族侄四十八世孙）和陈珞珈先生（据当地《县志》考，为陈恢三十九世孙）家中，并从其个人馆藏室抄录下了在隋唐时代流传甚广的《转丸》篇竹简与《胠乱》篇帛书。这两篇作品是否为乡间雅士的托名伪作，不得而知，但从遣词造句、行文风格、文章圭旨来看，其与2010年考较整理出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有颇多互相验证之处。

个人认为，《鬼谷子中的大智慧》绝对是一部扛鼎之作，值得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花上三年五载细细品读。

                                                                就于2017年晚秋

计谋产生的强大源泉：心术

雅斋居士刘若龙先生认为，人可以通过化炼内心（即心术），达到“道不自器、应变无方”的生命境界，并实现智慧的提高，生命的升华。

当然，刘若龙先生所指的“智慧”，并非是所谓的“理性知识”，也与学历毫无关系。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就曾尖锐的指出：“达·芬奇只受过初等教育，并没有高学历，他的学问都是自学而来。他的诸多绘画杰作和科技发明是怎么完成的？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是他的大智慧成就的伟业。这说明智慧基本上与学历、学位高低无关，甚至也与知识的多寡也无关。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没学历而有智慧的人，可以有效地获取知识，甚至创造出新知识。智慧是知识后的内心顿悟而产生的，只有当头脑、心灵和身体真正和谐时，智慧才存在。

应当说，生理发育正常的人，都有潜在的智慧，但需要通过悟性来开启。智慧与创造是因果关系，因有智慧才导致创造活动，智慧是知识与灵性的结合体，因此提高灵性是人们获得智慧的唯一途径。因此，智慧是不能教授的，而只能是在无焦虑、无恐惧和无贪婪的心境中，通过精神灵性的修炼而获得。遗憾的是，现在绝大多数同胞不懂精神灵性，也不鼓励冒险的品质，而执迷于物质的索取，这些是我们缺乏创造力的主要原因。”

为何两位刘姓学者都鼓励青年“通过精神灵性的修炼”而获得智慧，而不是通过所谓“课堂上理性知识的传授”来获得智慧呢？

因为各种理性知识本身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偏见，即所谓的“蔽”。想要“解蔽”，亦即消除认知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化炼内心。《荀子·解蔽篇》对此鞭辟入里，焕然可述。文中说：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通悬）衡焉。”

“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理性知识是不完备的，也是十分机械的。不仅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也有清楚地表述。古印度著名经典《薄伽梵歌》中说：“感官游荡不定，思想围着它们转，就会剥夺智慧，犹如大风吹走船。”巴坦加里《瑜珈经》中明确地指出：“这个特殊的真理，与聆听、研读经文或推论认知所获得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见及此，笔者特将古往今来圣哲贤达有关“心术”的著名论述和雅斋居士刘先生的《养心益智十训诫》整理如下，以求广布：

《管仲-心术上篇》：“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

【译文】：“心在人体中，犹如处于君主的地位；眼耳口鼻等九窍各有的功能，如百官的职务一样。”这是说耳目是管理视听的器官，心不去干预视听的职守，它们就能尽其本分。心里有了嗜欲杂念，就有东西也看不见，有声音也听不到。所以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用心的方法，是以虚静无为来管理九窍。所以心被称作“君”。“不要代替马去跑”，“不要代替鸟去飞”，是说不要取代能者的长处，不要与下属平等争强。所谓“不要先物而动”，因为摇摆就不能安定，躁动就不能平静，“动”就不可能很好地观察事物。“位”，指所处的地位。人君处在阴的地位。阴的性质是静，所以说“动则失位”。处在阴的地位就可以控制阳，处在静的地位可以掌握动，所以说“静乃自得”。

《管仲-心术下篇》：“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慕选者，所以等事也；极变者，所以应物也。慕选而不乱，极变而不烦，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光，天地之与同理。圣人裁物，不为物使。”

【译文】：专一其气而能掌握变化叫“精”，专一一事而能掌握变化叫“智”。对于外在之缘，要加以选择以便为我所用。物穷则变，以因应万物。加以选择为我所用而不陷入混乱，穷极变化而不陷于烦燥，这才是坚持专一的君子，坚持专一而不放松，就能够统率万物，使日月与之同光，天地与之同理。圣人裁断利用外物，而不受外物的役使。

《管仲-内业篇》：“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译文】：人的生命，天赋予其精神，地赋予其形体，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两者合和则有生命，不合和就没有生命。考察和气，它的精微不可能看得见，它表征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感知在心里，这是长寿的根本。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声色等五种情欲，除去喜、怒两种凶事。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生命有失，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可以说，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诗歌，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义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什么都比不上内心虚静。内心虚静，外在敬慎，就能恢复平正的本性，并安于本性。

《管仲-内业篇》：“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译文】：大凡人之生命，以心情明畅通达为最佳状态。忧愁会失去条理，恼怒会失去正常秩序。心里有忧悲喜怒，道就无地可容。对于自身贪爱等过分的欲望应当平息它，对于自身不正确的思想应当改正它。不用强取，也不需拒绝，福禄会自然降临。道是自然到来的，人可以借助道应物谋事。虚静就能得到道，急躁就会失去道。灵气在人的心里，有时来有时消逝，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要是心能够平静，道自然会安定下来。得道的人，邪气能从肌理毛孔蒸发排泄出去，胸中没有郁积败坏之气。节制欲望的基本原则是不因过大的欲望而伤害万物。

《淮南鸿烈》：“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管，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知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于山，而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多后忧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

【译文】：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而仪表与规矩是为人处世时需要遵守的制度。知道人的本性，人就可以不违背自身的修养；知道为人处世的制度，人就不会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而迷惑。发乎一端，而能扩散到无边无际，周游八方，而又能回到中枢，这称之为“心”。见到事物的本身就能推断出它的结果，见到事物的指向就能推断出它的归宿，掌握了一点，就能应付成千上万的变化，掌握要领就能治理繁复庞杂的事物，这称之为“术”。在家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出行的时候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做事情时知道应该秉承什么样的原则、有所行动的时候知道因为什么，这些称之为“道”。所谓“道”，放置在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也不会翘起，在狭窄的地方它不会显得拥堵，散布在天下它又不留空隙。所以要想让别人称赞自己，乃是“心”的功力；让别人轻视诽谤自己，也是“心”的罪过。话是出于自己口中，不可能让别人来阻止你；行为是自己做出来的，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成功很难，失败却很容易，树立好的名声很难，毁坏却容易。千里长堤由于蝼蚁挖掘洞穴导致渗水而坍塌，百丈高楼由于烟囱裂缝中冒出烟火导致焚毁。《尧戒》中讲道：“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正是如此，人们都忽略小害，认为小事容易，以致酿成祸事才后悔，灾难已经降临才担忧，这就如同病危才去求良医诊治，这时即便有扁鹊、俞跗这样高明的医术，也很难让病人存活下去。

《礼记-中庸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文】：分于天道，赋予人的称为性。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增益本性的就是道，修习天人之道用以教化人叫做教。道是不能片刻离身的，如果能片刻离身，就不称之为道了，所以说君子对于人所看不见的、听不到的心性要始终保持戒慎恐惧；隐微的心性不能被觉照、发扬，所以君子要做好慎独功夫，时时处处反省自己。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尚处于未发的状态，称之为中（性），表现出来且处处合于规范，就叫和。中，这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通达天下的大道。达到了中和境界，万象如如，天和地便会各得其位，万物会自然发育成长。

《荀子》：“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诗》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身尽其故，则美。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

【译文】：心，是身体的统帅，是精神智慧的主管；它发号施令而不从什么地方接受命令。它自己限制自己，自己驱使自己；它自己决定抛弃什么，自己决定接受什么；它自己行动，自己停止。所以，嘴巴可以强迫它沉默或说话，身体可以强迫它弯屈或伸直，心不可以强制着改变意志，它认为什么对就接受，认为什么错就拒绝。所以说：心的行态，它的选择是不受什么限制的，而一定根据自己的见解；它认识的事物虽然繁杂而广泛，但它的精诚时是不会三心二意的。《诗》云：“采呀采呀采卷耳，老装不满斜浅浅的筐。我怀念心上人，把筐放在大路上。”浅筐是容易装满的，卷耳是容易采到的，但是不可以三心二意地呆在大路上。所以说：思想分散就不会有知识，思想偏颇就不会精当，思想不专一就会疑惑。如果拿专心一致的态度考察万物，那么万物就可以全部被认识了。亲自透彻地了解万事万物的所以然，就完美了。所以认识事物不能三心二意，所以明智的人选择一种事物并专心于它。

楚简《五行》篇：“君子亡中心之忧则亡中心之智，亡中心之智则亡中心之悦，亡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亡德；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无中心之圣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译文】：君子没有内心对天道的忧思向往就不会产生内在的智慧，没有内在的智慧就不会有内心的喜悦，没有内心的喜悦身心就不会安适，没有身心的安适就不会真正快乐，没有快乐也就不能实现道德；君子没有内心对天道的忧思向往就不会产生内在圣，没有内心的圣就不会有内心的喜悦，没有内心的喜悦身心就不会安适，没有身心的安适就不会真正快乐，没有快乐也就不能实现道德。

《尸子·贵言》云：“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不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弗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

【译文】：眼晴认为美的，而心认为不义的，不敢看。口以为甘美的，心以为不义，不敢食。耳朵听起来悦耳的，心认为不义的，不敢听。身体感觉舒适的，心认为不义的，不敢穿。这样诏令天下就能执行，禁令天下就能制止，原因在于心。所以说心是身体的主宰。天子自内心发号施令于天下，心不义则天下祸难，诸侯自内心发号施令于国内，心不义，国家就会灭亡。众民自内心支配自身，心不义，就会遭杀戮。

看到先贤林林总总的关于心性的论述，我们不难明白，想要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没有良好的“心术”作为基础是不行的。而《阴符经七术》恰恰是一部教我们如何化育心力、使用心力的奇书，它的运用原理有如下图：

另附雅斋居士刘若龙《养心益智十训诫》：

静坐守窍以观针石，自卯至辰，目不两措，意不邪曲，然后可以制利害。（笔者按：此实意法螣蛇之要领）

致虚极，守静笃，复凝神定气以触所惧，久则势壮。（笔者按：此盛神法五龙之要领）

去庆赏爵禄之思，毁非誉巧拙之辩，置之度外以谋其事，故能和。（笔者按：和者，化和五气之意）

用败功，煅韧性。（笔者按：非大器者不能用败，此叔龙、冢虎之所长。可参《反经-败功》）

凡晨间，疏沦其心，澡雪精神，除却秽累，掊击其智，断绝思虑。及兰膏明烛，华镫错些，乃可以复谋。动则与天地同时，故无不克。（笔者：此言将心抛于冰火两重之境，修行者慎哉！）

太清导引养生经凡十二事，皆精进自修。（笔者按：朝起布席东向为之，息极乃止，不能息极，五通止，此一事；常以两手叉头上，挽至地，五噏五息，止胀气，此二事；又侧卧，左肘肘地，极，掩左手脑，复以右手肘肘地，极，掩右手脑，五息止，引筋骨，此三事；以两手据右膝上，至腰胯，起头，五息止，引腰气，此四事；右手据腰左膝、右手极上引，复以左手据腰右膝，左手极上引，皆五息止，引心腹气，此五事；左手据腰，右手极上引，复以右手据腰，左手极上引，五息止，引腹中气，此六事；叉手胸胁前，左右摇头不息，自极止，引面耳，邪气不复得入，此七事；两手支腰下，左右自摇，自极止，通血脉，此八事；两手相叉，极左右，引肩中气，此九事；两手相叉，反于头上，左右自调，引肺、肝中气，此十事；两手叉胸前，左右极，引除皮肤中烦气，此十一事；正立，左右摇两褷，引足气，此十二事。此十二事者，久久为功）

此六者，所以强心也。

辟、侔、援、推、或、假、效、几，皆可以进理，理多则智得。（笔者按：此八法，墨家修身辩物之要，可参《墨子游说各国的八大绝技》）

缘《反经-是非篇》，会其两全之道，得其攻守之妙，久之，权变无穷。（笔者按：《反经-是非》篇凡古今论要五十三例，或正或反，术法万千）

夫读史之患，在于徒效。事有趋同而势异者，非事诡也，时之变耳，不察则事败。是知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考、哀以授贤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通乎此者，可以为将相。（笔者按：此言往事可鉴，不可以效也）

畜恩不倦，天下可使。然后不贤为贤者师，不智为智者正。（笔者按：此道德之略也）

此四者，所以广智也。

盛神法五龙

【导读】

    本章是《本经阴符七术》的首篇。南朝大贤在为本篇做注时曾经说道：“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故曰阴符。由本以经末，故曰本经。”文中着重论述游说者内在涵养上所应具备的一些条件，是为了让用计者“安神去躁，心静专一”。古人云“计谋者，存亡之枢机也。”而想要计谋成功必须有旺盛的精神，唯其如此，才能设谋应变、临事制宜。

如何才能长久保持身清体健、元气充沛？程颐、子思、孔孟对此都曾有过详尽的论述，后人将其总结为“四端”，所谓“四端”者：一曰慎独则心泰，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思诚则神钦。《盛神法五龙》在“四端”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佛、道两家的养生之术，譬如“五停心观”、“内外丹法”、“养生调摄”与及阴阳家“钦奉四时”、“顺天休命”的理念，以求“筑基炼己，填精化气”，从而达到内外双修的目的。

【原文】

盛神法五龙【1】，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大；养神之所，归诸道【2】。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化。九窍十二舍【3】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

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内修练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故人与生一，出于物化。知类在窍，有所疑惑，通于心术，心无其术，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气得养，务在舍神，此之谓化【4】。

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长也。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为，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5】。士者通达之，神盛乃能养志。

【注释】

【1】尹桐阳注曰：“五龙者，五行之龙，龙变化，神不测，故法之。”又有荣氏注曰：“五龙志在五方，为五行神。”俞棪、司马贞以为荣氏所言与后文不接，故不取。

【2】笔者注曰：“五气，五藏之气也。谓精、神、魂、魄、志也。《素问》云'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神居四者之中，故为之长；心能容蓄，故为之舍；德能调度，故为之大。圣人云'道之在天者为日，道之在人者为心，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故曰养神之所，归诸道。盖言纵横家之入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苏秦其类也！”

【3】笔者注曰：“佛家以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故所谓十二舍者，谓目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口知味、身觉触、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圣人云'色奇则瞽，声悦则聩，香溢则冥，味欣则鲁，触多则瘁，意盛则繁’。故智者绝之。”

【4】俞棪引《中庸》曰：“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为天下至诚为能化。”又曰：“至诚之道，可以先之。福祸将至，必有所察。”

【5】笔者注曰：“尸子曰'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韩非子之《扬权》亦曰'圣人执一以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故曰'执一’者，虚静无事，以暗见疵。”

【译文】    要使人的精力充沛、健旺，要效法五行运行的理论来调养五脏。（心为五脏之君，惧劳累；肝为五脏之将，勿抑郁；脾为五脏之相，厌多虑；肺为五脏之后，忌悲伤；肾为五脏之佐，求寡淡。）在五气中（心之神气，肝之魂气，脾之意气，肺之魄气，肾之志气）心之神气是五气中最首要的，是君子进德修业的最大资本。养神之要诀所在，就是要遵循“道的纲纪”。（正如老子所说：“执古之始，与御今之有，是谓道纪。”）

“道”是衍生天地的本源。它包含广袤却无形无影，化育万物却难以名状，人们不知道它的名称，只好把它称为神明。所以说“道”是宇宙之源，若能以它来统摄五气，便可获得抱元守一的方术。方术的奥妙在于上下凝和，团聚中宫，气归元海，如此则精神便能受心脏所役使，互相应和，智意不绝。九窍、十二舍都是神气出入交汇的所在，受心脏所调配。

    生来就聪明颖悟，洞悉宇宙和生命本源，真真正正觉醒、觉悟的人称之为真人。（《洞元自然经诀》曰：道言：真人者，体洞虚无，与道合真，同于自然，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种人不经教化，便能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通过后天的不断修炼、内视返听而获得智慧的人，称之为圣人。所谓圣人，都是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人。圣人和真人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是却有一个相同的归宿。（《易经》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知道类物比象的方法，在于内功修炼的格物至知，穷性尽命。如果对此有所疑惑，都是通过内功养生术的修炼返观内视而得以解惑的。如果没有内功养生术的修炼之实践，必定有所不能通透而疑惑的地方。如果已经通达无碍，人的五气就会得到滋养，此时的关键务在聚精凝神，潜心笃志，这样就可以日臻化境。

能否有效的化养五气，取决于人的志向是否高洁、思想是否纯正、精神是否振奋、德行是否高尚。做到这些的关键在于精神上“涤除玄揽，守雌抱一”。（《太上智慧消魔真经》云：“一无形象，无欲无为，贪欲滞心，致招衰老；得喜失嗔，致招疾病；迷着不改，致招死殁。治救保全，唯先守一。”）宁静平和的心态有利于培养五气，而培养五气反过来又有利于增加内心的宁静平和。如此人的志向、思想、精神、道德就会旺盛不衰，则会对四周形成威慑之势，从而无所不能，对方术的运用达到神乎其技的境界，凡是能把这种神化的境界归之于身的人就是真人。他们往往以“生而弗有，为而弗恃”为道本，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为策略，化育万邦，洞悉天意，养护百姓，最终让自己的名声和威势显于四方。作为出谋划策的谋士，只有通达《盛神法五龙》中所阐述的精神旺盛之理才能锻造出自己的意志。

【案例分析】

慈山居士曹庭栋的“盛神”四诀

鬼谷子将“盛神”的修炼要点归结为“静心，养和，持恒，无为，存舍，化归”，虽然提纲挈领、微言大义，但难免有失详实，难起圆木警枕之效。惟待后人绳其祖武、以阐其意。清代养生家曹庭栋又号慈山居士，于经史、词章、考据等皆有所钻研，尤精养生学，并身体力行，享寿近九旬。其所撰《老老恒言》一书，颇得“储精蓄锐”之要，堪称是对《盛神法五龙》的诠释和延伸。

曹庭栋是个琴学家、书画家，平时经常抚琴自娱，书画遣怀，除精心治学外，他在内功养生书术方面也独有见地，并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具体措施。他认为“盛神”之法有四：

一是慎饮食。他指出，如果饮食不加以节制，脾胃就会出现损伤。并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老年更宜调理脾胃为要”。他主张，食物必须经过“三化”，始易被消化吸收而供添营养。所谓三化：一是火化（须烂煮），二是口化（宜细嚼），三是腹化（依靠脾胃自动消化）。

此外，曹氏也很关注饮食之冷热适宜。他强调饮食之冷热，应顺从四时寒暑的自然变化，一般而言，寒冬宜热食，酷夏宜凉食，但因胃的秉性是喜暖厌寒，故热则害少，寒则害多。故他认为，饮食宁过热也不要过凉，并指出：“瓜果生冷诸物亦当慎，胃喜暖，暖则散，冷则凝，凝则胃先受伤，脾即不运。”他还在书中晓谕世人：调理脾胃不仅在于食量适中，冷热适宜，还应“饭后”食物停胃，必缓行数百步，散其气以输于食，则磨胃而易消化。但也指出“饱食后不得急行，急行则气逆，不但食物难化，且致壅塞。”并告诫不要食毕即卧，是因此时“胃方纳食，脾未及化”故易伤胃之故。如食后必欲卧者，“宜右侧（卧）以输脾之气……食远（进食较久以后）则左右胥（都）宜。”

曹氏还提倡“进粥道以益寿”的措施，他说“粥能益人，老年尤宜”，“每日空腹，食淡粥一瓯（碗盏），能推陈致新（可促进新陈代谢），生津快胃（使脾胃机能顺畅），所益非细。”甚至认为“有竞日食粥，不计顿（餐次），饥则食，亦能体强健，享大寿。”所以他辑录的药粥方有近百种之多，足可“备老年之颐养”。

二是重安寝。他在卷一中着力陈述“少寐而事繁”的危害，认为此举轻则导致头脑混沌、虑事不周，重则直接影响人的正常寿命。

如何才能提高睡眠质量，一直都是神经衰弱者的难题。古往今来有不少文人墨客就此探讨，并希图给出合理化建议。《南华经》中便说：“寤则神栖于心，其魂交。”很多养生家也故作玄妙高深，道：“先睡心，后睡目。”所言笼统至极，让常人无法领会。相比之下，曹氏在《安寝》一篇的叙述就十分实在：“入寝时，将一切营为计虑，举念即除，渐除渐少，渐少渐无，自然可得安眠；若终日扰扰，七情火动，辗转牵怀，欲其一时消释得乎！”

曹氏还提供了“入眠”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愚谓寐有操纵二法，操者：如贯想头顶，默数鼻息，返观丹田之类。使心有所着，乃不纷驰，庶可获寐；纵者：任其心游思于杳渺无朕之区，亦可渐入朦胧之境。最忌者，心欲求寐，则寐愈难。盖醒与寐交界关头，断非意想所及，惟忘乎寐，则心之或操或纵，皆通睡乡之路。”

不惟如此，其更在篇末提出了多种有利于高枕无忧的睡姿及禁忌，譬如“左侧卧，则屈左足，屈左臂，以手上承头伸右足，以右手置右股间，右侧卧，反是”；“凡卧，春夏首宜向东，秋冬首向西”；“卧不欲载胁，按脾与胃，同位中州，而膜联胃左，故脉居右而气常行于左。如食后必欲卧，宜右侧以舒脾之气”；“春宜夜卧早起，逆之则伤肝；夏同于春，逆之则伤心；秋宜早卧早起，逆之则伤肺；冬宜早卧晏起，逆之则伤肾”等等。

三是防疾病。《老老恒言》卷二《防疾》一章说：“心之神发于目，肾之精发于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谓淆乱其耳目，即耗敝其精神。”相信大多数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入杂乱喧哗的迪厅，恣肆无忌的饮酒作乐，而后翩跹如蝶、流连忘返。当时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但等到歌阑舞罢时，却身疲力倦、若有所失，由此恍然感悟到古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同时，《防疾》一章还提醒大家：“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可无论是IT行业的才俊，还是奔波于工地上的白丁，为了养家糊口，都难免要触犯以上的五项禁忌。究竟怎么办才好呢？《老老恒言》将秦汉以来闻名遐迩的多种养生功法（如八段锦、华陀五禽戏、娑罗门十二法、天竺按摩诀等等）加以融合，形成了独具特效的“曹氏导引法”。现仅将其编摘如下，以飨读者：

仰卧，伸两足，竖足趾，伸两臂，伸十指，俱着力向下，左右连身牵动数遍。

仰卧，伸左足，以右足屈向前，两手用力攀至左，及胁，攀左足同，轮流行。

仰卧，竖两膝，膝头相并，两足身外，以左右手各攀左右足，着力向外数遍。

仰卧，伸左足，竖右膝，两手兜住右足，底用力向上，膝头至胸，兜左足同，轮流行。

仰卧，伸两足，两手握大拇指，首着枕，两肘着席，微举腰摇动数遍。

正立，两手叉向后，举左足空掉数遍，掉右足同，轮流行。

正立，仰面昂胸，伸直两臂向前，开掌相并，抬起，如抬重物，高及首，数遍。

正立，横伸两臂，左右托开，手握大拇指，宛转顺逆摇动，不计遍。

正立，两臂垂向前，近腹，手握大拇指，如提百钧重物，左右肩俱耸动，数遍。

正立，开掌，一臂挺直向上，如托重物，一臂挺直向下，如压重物，左右手轮流行。

趺坐[盘膝交叠双腿]，擦热两掌，作洗面状，眼眶鼻梁耳根，各处周到，面觉微热为度。

趺坐，伸腰，两手置膝，以目随头左右瞻顾，如摇头状，数十遍。

趺坐，伸腰，两臂用力，作挽硬弓势，左右臂轮流互行之。

趺坐，伸腰，两手仰掌，挺肘用力，齐向上，如托百钧重物，数遍。

趺坐，伸腰，两手握大拇指作拳，向前用力，作捶物状，数遍。

趺坐，两手握大拇指向后托实坐处，微举臀，以腰摆摇数遍。

趺坐，伸腰，两手置膝，以腰前纽后纽，复左侧右侧，全身着力，互行之，不计遍。

趺坐，伸腰，两手开掌，十指相叉，两肘拱起，掌按胸前，反掌推出，正掌挽来，数遍。

趺坐，两手握大拇指作拳，反后捶背及腰，又向前左右交捶臂及腿，取快而止。

趺坐，两手按膝，左右肩，前后交纽，如转辘轳，令骨节俱响，背觉微热为度。

四是节七情。《老老恒言》曰：“六淫之邪，其来自外，务调摄所以却之也。至若七情内动，非调摄能却，其中喜怒二端，犹可解释。傥事值其变，忧、思、悲、恐、惊五者，情更发于难遏。”所谓的“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都来自外界环境，如果善加调养，可以抵御其侵袭。至于“七情”，即使高僧大德、圣贤之人也很难完全抛开，更遑论普通人。因此要求大家都“守静去欲，见素抱朴”也不合理。但我们一定要明白，激烈或持久的情绪变化，超过人体承受能力，则会造成体内气机失调，内脏功能紊乱，甚至引发疾病。《黄帝内经》讲：“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确是至理名言！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化解自己的不良情绪，从而使身心达到最佳状态？笔者在文中讲述两则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第一则故事几乎耳熟能详、妇孺皆知。讲的是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卖盐的，小儿子是卖伞的。老太太总是发愁，阴天为大儿子担心，怕盐受潮卖不出去；晴天为小儿子担心，怕雨伞卖不出去，所以经常生病。一位智者对老太太说，您真是个有福气的人，晴天您的大儿子赚钱，雨天您的小儿子赚钱，天天有钱赚。老太太一想很有道理，便高兴起来，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说，凡事都有好和坏两个侧面，人的快乐与否，常常就在一念之间，你往积极的方面多想一些，就快乐了；你死钻牛角尖，就忧伤了。智者劝谕老人，用的就是最朴素的辩证法。

古典医学对情志调节还有一种高明的策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流传开来，即情志相胜法。如怒伤肝，以悲胜怒；喜伤心，以恐胜喜；思伤脾，以怒胜思；忧伤肺，以喜胜忧；恐伤肾，以思胜恐等。清代有这样一个医学案例：“青龙桥王某，患病喜独居暗室，不近灯火，偶出则病愈盛，遍延名医皆治，乃延建昂诊。诊毕，并不处方，索取王所作文章，乱其句读，朗声而诵。王叱问为谁声，李则声益高。王忿然夺其文曰：'客非此道中人，不解句读，何其狂妄？’因就灯面坐，顿忘畏明之习。此时建昂再与一方，一服竟愈。或问其故：'此病郁也，得怒则郁解，故有此为。”医案是说：王某思郁不舒，闭门造车，卧于暗室，形成了恶性循环，一般的治疗策略难以见效。四川大足名医李建昂认为这个人朝思夕计，寂然独居，早晚会得大病。他认为，“脾主思，久思伤脾，脾为土；肝主怒，亦属木。当采以木克土，以怒胜思之法”。遂乱读其文，激其怒气。后来王某果然痊愈。

曹氏的“盛神四诀”是保养身体、生发活力的基础，只有先了解了这些，才可以学习建功立业的方法。

养志法灵龟

【导读】

孟子说：“人无志，非人也”又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古往今来的智达之士，鲜有不励志自强者。

本篇旨在培养人的意志力，并提出了“暗室逢灯”的告诫：生活一旦有了目标，便要执着追求、孜孜不已，断不能虎头蛇尾、朝秦暮楚。

那么，“养志”为什么要效法灵龟这种瑞兽？据《孙氏瑞应图》和《尚书中侯》记述，它有三大特点，可以为师：“一是不偏不党，唯义是从；二是性稳善守，不失故旧；三是以朴胜诈，以静制动。”此间诸行，是为“志意坚实”的基础。

【正文】

养志法灵龟。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有所欲，存而思之【1】。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2】。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3】。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4】。故内以养志，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分职明矣。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气志。知人气盛衰，而养其志气，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5】。

志不养，则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志失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6】。

【注释】

【1】笔者注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日'持其志，无暴其气’，此言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2】笔者注曰：“思路闭塞者，缘其多欲。”

【3】高金体注曰：“杨子演玄，必曰泊如；张衡思玄，亦曰晏如。故知欲多者理浅，情淡者志深，思郁则害乘于心，理达则和通于气，故庄生逍遥，列子御风，皆理达之验也。”

【4】笔者注曰：“乱气者，谓体内逆乱之气。《左传》曰'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僨兴，外强中乾’，此之谓也。”

【5】笔者注曰：“此谓以养志之术授于所用之人，观其所为。养志则气盛，不养则气衰。盛衰既形，则其所安、所能可知矣。”

【6】俞棪引孔子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待之，辟称以喻之，分以明之，欢忻芬芳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恒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若夫无类之说，不形之行，不赞之辞，君子慎之。”

【译文】

想要培养志向要修习道家所推崇的“龟息”之法。之所以要培养志向，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内心的思维要略便不能畅达无阻。假若产生某种欲望，整日不眠不休的加以考虑，那么，志向便会被心魔所利用，失却本原。欲望多了，思想就分散；思想一旦分散，追求志向的动力就要减弱；追求志向的动力一旦衰弱，就没有办法筹谋划策。努力克制与实现宏愿不相干的思想活动，心无旁骛，杂念就会减少；大脑一旦不彷徨两顾，成就梦想的愿望就不会衰弱；志向和意图始终不渝，思考事情就事半功倍。如果切实明白上述道理，并时时自我警诫，就能让体内的阴、阳二气得到中和，保持正常健康的活动机能（反之，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互相干扰，会造成气血逆乱）。（但是，想要行“纵横”之事，游说各国）对内要培养志气，对外还要明察各种人物。培养志气，就会心思畅通，遍见无碍，（所要游说之人在自己眼前就会纤毫毕现）；明察各种人物，才能知人善任、量才授职，从而择选出最合适的外交使臣。我们想要任用人，一定要先了解他的养气功夫如何。待到完全了解他心气盛衰的程度之后，再将养志四法（即潜心、潜息、真定、出定）传授给他，看看他是否勤加练习、奉行不辍，就能知道他能否担当大任。

养志之法若想获得成效，在于持之以恒，若半途而废，先前所聚集的心气就会溃散，心气溃散则所虑不周，所虑不周底气就会显得不足，底气不足（在谈判时面临对手的诘问）应对便不能迅猛快捷，应对不迅猛快捷那么任务就无法完成、志向就无法实现，体内的气血也会因身遭败绩而动荡不安，终至衰疲虚弱。谋不如志、气血两虚就会一蹶不振、精神颓丧。精神颓丧，便会恍惚不清；神志恍惚不清，就不可能专一地探求、领会事理（由此可见，培养志向的事情不能半途而废）。培养志向的法门首先要使自己镇定；自己镇定了，志向意愿便会充实坚定；志向意愿充实坚定，威势就不会分散。精神明畅，经常固守，就能够对任何事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动中肯綮。

【案例分析】

范雎：蚕食诸侯、助秦成帝的他缘何大起大落？

范雎早年间曾经周游列国，四处陈说自己的主张。但由于家境贫寒，没有办法筹集活动资金，因而在纵横事业上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只有先寄身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以残羹冷炙聊以自存。

一，死里逃生，秉志不回

据清末李春霖著《辩经》旁引所载：有一次，须贾出使齐国，范雎为其仆从。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也无法完成魏王之命，不得不做出离开的决定，于是向齐襄王告辞。当时齐襄王久闻范雎之名，就将其召来饮酒叙话，席间襄王问道：“我听说，羽毛丰满的老鹰必定想要高飞，爪牙锐利的野兽必定图谋进击。现在先生谈锋高妙，辩才无碍，将做出什么打算呢？”范雎见对方以礼相待，态度恳切，遂不加掩饰的表露出自己的志向：“佐尧舜，除檮（杌）、穷（奇），治太平。”意思是自己想要在乱世之中辅佐一位雄主，助其廓清寰宇，统一天下，开创盛世。齐襄王欣赏他的才能和志向，想要把他留在齐国。范雎不愿无故辩诘，便委婉拒绝了他的请求。齐襄王终究一代帝王，城府极深，虽然未能如愿，却并未对范雎稍加见责，反而以珠宝酒肉相赠。

须贾得知此事大为恼火，认为范雎必定与襄王私相授受，里通外国，所以才得到这种馈赠，于是他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之类的礼品，而把黄金送回去。回到魏国后，须贾心里嫉恨难平，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魏国宰相。宰相听后勃然大怒，就命令左右近臣用板子、荆条抽打范雎，打得范雎胁折齿断。幸而范雎急中生智，佯装死去，宰相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了卷，扔在厕所里。又让宴饮的宾客喝醉了，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故意污辱他借以“杀鸡儆猴”，让别人不准再乱说。只剩下半条命的范雎为了苟全性命，就对看守说：“您如果放我走，我日后必定加以重谢。”看守心怀不忍，就将范雎当成死人，扔在了乱坟岗，范雎因而得以逃脱。

其时，乡里的无业游民纷纷出言讥刺他说：“如果召忽遭受您这样的境遇，恐怕早就一头撞死了吧。”平日里跟范雎有嫌隙的人也纷纷劝他自杀。

历代希求建功之士大都会碰到类似“范雎”式的困厄，或是受到强权的蹂躏践踏，或是受到世人的冷嘲热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太史公对此曾经有过评述：“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榄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意思是：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如今我的手脚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被加罪于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是由于时势所造成；坚强或荏弱，也是环境所决定。范雎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并未轻生。

范雎的朋友们听说他大难不死，也都纷纷赶来为他摆酒压惊，并建议说：“您是一介草莽，却总想着出人头地，怎么能不招致祸端呢？不如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抱负，踏踏实实的做个平民百姓，以求躲避灾难。”范雎回答道：“如果因为一时时运不济，就改变自己的志向，即使贤如管仲、圣若仲虺，也难以流芳后世吧？”险死还生的范雎不但没有放弃本业，反而对捭阖之策钻研日深，“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恰是他此时的真实写照。

二，乘时进言，克成大业。

后来，范雎通过郑安平与王稽的帮助，辗转来到秦国，易名张禄，并成为那里最下层的一个幕僚。

王稽不忍见到范雎怀才不遇，于是跟秦昭王说：“魏国有个叫张禄的，是个难得的纵横家。他曾经跟我闲聊，说'秦国已有倒悬之急，累卵之危，我祈求亲自向圣上陈说利害和祸福’。我看他言之凿凿，不像胡言乱语，希望您能抽空接见他！”

昭王刚想推辞，王稽便说：“张禄先生说昭王您自恃战功赫赫，辟土千里，肯定不屑于与说客讨论政事，一定会拒绝他的请求。不过没关系，他托我呈上书信一封，您看过后如果觉得言无可采，我就替您把他哄走！”

秦昭王见范雎竟能未卜先知，不禁兴趣盎然，于是静心阅读他的信件，其文意大略如下：“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推行政事，有功劳的不可以不给奖赏，有才能的不可以不授官职，劳苦大的俸禄多，功绩多的爵位高，能管众多事务的官职大。所以没有才能的不敢担当官职，有才能的也不会被埋没。假使您认为我的话可用，希望您推行并进一步使这种主张得以实现；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可用，那么长久留我在这里也没有意义。

谚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如今我的胸膛耐不住铡刀和砧板，我的腰也承受不了小斧和大斧，怎么敢用毫无根据疑惑不定的主张来试探大王呢？即使您认为我是个微贱的人而加以轻蔑，难道就不重视推荐我的人对您的担保吗？况且我听说周室有砥砨，宋国有结缘，魏国有县藜，楚国有和氏璞玉，这四件宝玉，产于土中，而著名的工匠却误认为是石头，但它们终究成为天下的名贵器物。既然如此，那么圣明君主所抛弃的人，难道就不能够使国家强大吗？我听说善于中饱私囊的大夫，是从诸侯国中取利；善于使一国富足的诸侯，是从其他诸侯国中取利。而天下有了圣明的君主那么诸侯就不得独自豪富，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它们会削割国家而使自我显贵。高明的医生能知道病人的生死，圣明的君主能洞察国事的成败，认为于国家有利的就实行，有害的就舍弃，有疑惑的就稍加试验，即使舜和禹死而复生，也不能改变这种方略。要说的至深话语，我不敢写在书信上，一些浅露的话又不值得您一听。想来是我愚笨而不符合大王的心意吧？还是推荐我的人人贱言微而不值得听信呢？如果不是这样，我希望您赐给少许游览观赏的空闲时间，让我拜见您一次。如果一次谈话没有效果，我请求伏罪受死。”

昭王于是接见范雎，问他说：“您将以什么方略教导寡人？”

范雎的回答很有艺术，堪称刚柔相济、劝讽并用：“秦国地势险要，山川形利，北有高山、谷口，南临泾、渭二水，东倚陇山、蜀道，西据函谷、肴坂，兼有雄师百万，战车千辆，  进可攻，退可守，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地方啊。您的百姓不敢因私事而争斗，却勇敢地为国家去作战，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百姓啊。

现在大王同时兼有地利、人和这两种有利条件。凭着秦国士兵的勇猛，战车的众多，去制伏诸侯，就如同放出壮犬去捕捉跛足的兔子那样容易，建立霸王的事业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可是您的臣子们却都不称职。秦国到现今闭关固守已经十五年，之所以没有完全霸控山东诸国，都是因为穰侯为秦国出谋划策不肯竭尽忠心，而大王的计策也有失误之处啊！”

秦昭王长跪于地，道：“愿意听从您的开导！”

范雎首先直斥其非：“秦国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这不是个好计策。出兵少就不能损伤齐国，出兵多反会损害秦国自己。我猜想大王的计策，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尽遣兵力来帮助秦国，这就违背情理了。现在已经看出这两个友国实际并不真正亲善，您却要越过他们的国境去进攻齐国，合适吗？这在计策上考虑太欠周密了。况且曾有过这种失算的先例，先前齐湣王向南攻打楚国，杀楚军、斩楚将，开辟了千里之遥的领土，可是最后齐国连寸尺大小的土地也没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到土地吗，是形势迫使它不可能占有啊。各诸侯国看到齐国已经疲惫困顿、国力大衰，国君与臣属又不和，便发兵进攻齐国，结果大败齐国。齐国将士受辱溃不成军，上下一片责怪齐王之声，说：'策划攻打楚国的是谁？’齐王说：'是田文策划的。’于是齐国大臣发动叛乱，田文被迫逃亡出走。由此可见齐国大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耗尽兵力攻打远方的楚国反而使韩、魏两国从中获得厚利。这就叫做'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秦昭王点头称是。

范雎趁热打铁，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放弃近国而攻打远邦，不也太荒谬了吗？再说，过去中山国领土有方圆五百里，赵国独自把它吞并了，功业建成，声名远播，利益到手，天下没有谁能侵害它。现在韩、魏两国，地处中原是天下的中心部位，大王如果打算称霸天下，就必须先亲近中原国家，把它们作为进取天下的踏脚石，以此威胁楚国、赵国。楚国强大您就亲近赵国，赵国强大您就亲近楚国，楚国、赵国都亲附您，齐国必然恐惧了。齐国恐惧，必定低声下气拿出丰厚财礼来奉事秦国。齐国亲附了秦国，那么韩、魏两国便乘势可以收服了。”

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建议，果然在开疆拓土方面大收成效。

两年后，范雎又设下计谋，帮助秦昭王剪除国内的利益集团，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等蠹政害民、贪污公帑的贵族都被清理。自此而后，秦国“内登至治，外服四夷”，范雎也得以封爵应侯。

鉴古明今，不少人认为范雎之所以能为秦国所重，一方面在于他对昭王的性格有着深刻的认识，知道与他交谈应该采取何种技巧；另一方面，在于其遣词绝妙、分条析理、言能中的。确实如此！但是，观面知心的本领和深刻犀利的谈锋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后天长期砥砺修行的结果。

《养志法》云：“内以养志，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分职明矣”又云：“志意不衰则思理达”。信然不虚！

三，妒心炽烈，终以亡身。

公元前264年，秦国进攻韩国，夺取汾陉，并靠着广武山筑造城墙。五年之后，秦昭王采用范睢的谋略，施行反间计，使赵国疑其老将，赵王因而让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代替廉颇统帅军队。结果大败亏输。

常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此后不久，武安君白起的锋芒渐起、圣眷日盛，范雎深以为忧，就向秦昭王进谗，将白起杀害。

白起死后，秦国一时将才难觅，只能让郑安平临危受命。郑安平素无韬略，加之不孚众望，根本无法调度三军，最后只落得个临阵倒戈的下场。对此应侯自知罪责难逃，整日闭门不出。

秦昭王安慰他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欲让范雎不以前事为念，精研苦思，再出奇计。

范雎一时彷徨无计。过了几天，辩士蔡泽力劝范雎引咎退位。范雎十分恼火，骂道：“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呢？”

蔡泽引经据典道：“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然亦可原与？”

意思是，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它们（代指春夏秋冬）各自完成了使命就自动退去。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啊！您强行霸占着丞相的位置不肯归隐，难道是想要重蹈商鞅、吴起、文种的覆辙吗？

范雎知道对方是故意拿这三个人来堵自己的嘴，于是反驳道：“公孙鞅奉事秦孝公，终身没有二心，设置刀锯酷刑来禁绝奸诈邪恶，切实论赏行罚以达到国家太平，终于为秦国擒敌建功，开拓了千里之遥的疆域；吴起奉事楚悼王，使私人不能损害公家，奸佞谗言不能蔽塞忠臣，他议论从不随声附和，办事也不苟且保身，不因危险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坚持大义不躲避灾难，楚国因为他的存在而兴旺发达；大夫文种奉事越王，君主即使遭困受辱，仍然竭尽忠心和毫不懈怠，君主即使面临断嗣亡国之难，也仍然竭尽全力挽救而不离开，越王复国大功告成而不骄傲自夸，自己富贵也不放纵轻慢。像这三位先生，本来就是奉行道德大义的标准，坚守忠诚气节的榜样，为什么说不能效法？”

蔡泽继续诘问道：“人们要建功立业，难道不期望功成人在吗？自身性命与功业名声都能保全的，这是上等。功名可让后世效法而自身性命不能保全的，这是次等。名声被人诟辱而自身性命得以保全的，这是下等。如今您的人主亲近忠臣，不忘旧情比不上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而您的功绩以及受到的信任、宠爱又比不上商鞅、吴起、大夫文种，可是您的官职爵位显贵至大，自家的富有超过了他们三位，而自己不知引退，恐怕您遭到祸患要比   他们三位更惨重，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老百姓常说'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圣人也教导我们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就连《易经》上都有'亢龙有悔’的说法。事物发展到鼎盛就要衰败，这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常规。进退伸缩，附合时势的变化，这是圣人恪守的常理。”

范雎听罢，为之语塞。

蔡泽抓住了应侯“不应”的这个缝隙，趁势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翠鸟、鸿鹄、犀牛、大象这些动物，都是难得一见的猛禽，在百兽之中地位显赫，老虎和狮子都对它们忌惮三分。然而，它们却还是无法避免死亡，纷纷死在猎人手里，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是被诱饵所迷惑。您现在死死的攥住名位，跟那些猛禽死死的叼住诱饵有什么不同呢？您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送回相印，把它让给贤能的人，自己泛舟西湖，颐养天年呢？这样的话，您一定能够保全爵位，世代称侯，而且拥有许由、延陵季子那般谦让的声誉，像王乔、赤松子一样的高寿多福，这么做比起来终遭灾祸怎么样？道家推崇'欲而不知，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失其所以有’，希望您理解这句话！”

范雎无奈道：“先生幸教，雎敬受命。”于是辞官，不久后抑郁而亡。

按理说，范雎与蔡泽同为纵横大家，论辩之术不相伯仲。可此次双方交战不到三个回合，范雎就无言以对了。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形格势禁，范雎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恩深雨露”和“兴国之谋”，故而失去了继续为相的底牌；二是恼恨自己曾为利欲所蔽，排挤同僚，以致秦国走上了下坡路，觉得有愧前志（佐尧舜，除檮（杌）、穷（奇），治太平。），心气先就怯了，所以败下阵来！

《养志法》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诚是此理！后世养志者当以范雎为鉴！

实意法螣蛇

【导读】

人有三业：身、口、意。“意业”为三业之本，指思量所造成之业。《净住子净行法门·涤除三业门》篇有云：“次忏意业，意为身、口之本，罪福之门。”李洪云先生在为本篇破题时也说：“意有真妄，蛇能屈伸，故实意者法螣蛇也。”可见“实意”一章的重要性。

简明扼要的说，“实意”就是指将“真意”存贮于心（即《性命圭旨》中所言“心中无物”、“念头不起”），将“妄意”（自己凭空构想之意）排出脑外，这样才能在游说时判察对方的真实目的。如若不然，杂念丛生，到头来只能是“以我观物，则万物皆着我之颜色”，那么敌人的“所思所想”就有可能完全是自己的主观臆断。

【正文】

实意法螣蛇【1】。实意者，气之虑也。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神策生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2】。意虑定则心遂安，心遂安则所行不错，神自得矣，神得则凝【3】。

识气寄，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言无由心矣【4】。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

计谋者，存亡之枢机。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信，虚而无实。

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思之太虚，待神往来。

以观天地开辟，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5】。——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宿矣。

【注释】

【1】笔者注曰：“郭璞释《尔雅》云'螣蛇者，龙类也，能兴云雾而游其中，故无不达，而人莫知其所在’，此言修阴符者当得静定，不视、不听、不言、不闻、不动，而五脏之精气生尅制化，朝归黄庭，则虑无不至，及其发也，众生莫知。”

【2】高金体注曰：“意虑虚则神来，神来者实，实则神气常明，如日居午，如月在空，物不得而蔽之。”

【3】俞棪引韩非子曰：“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

【4】笔者注曰：“寄，谓之客寄。言修阴符者用功非真，学步邯郸，信小术以为道，则神来而复去，但客寄耳。故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如此则言皆虚浮，无复从心也。”

【5】笔者注曰：“《韩非子》云'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嗟夫！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因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

【译文】

要使思想充实，必须效法无处不在的螣蛇。坚定意志，就是要在调养五气和锻炼思维上下功夫。心情要安详宁静，思虑要周到深远。只有心情安详宁静，精神才能爽朗充沛；只有思虑周密深远，计谋才能应若弦发。精神爽朗充沛，心绪就不会左右摇摆、纷扰紊乱；计谋应若弦发，功业便持盈保泰、不可抹杀。意志思虑既定，内心就顺遂平安；内心顺遂平安，行为就不至于颠三倒四。长此以往，就可以培养出奔腾澎湃的精纯元气（《云笈七签》曰：“致令六腑神气衰，百骸九窍不灵圣。”郭象又曰：“夫德充于内则神满于外。”此言养德可以致神气），精纯元气灌注五脏，做起任何事情来都会全神贯注。

反之，若智识和心气客寄体外而不能在心中扎根，奸邪之气就会充塞胸中，“六贼”也会趁势暗放冷箭，妄加侵扰（楞严经曰：“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能以眼﹑耳等六根为媒介，劫掠'法财’，损害善性，故称六贼。”），使我们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谋算皆不如意。所以，我们要经常治心养性（作者按：“苏子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坚守道家所提出的“无为”、“自然”之法而不轻易改变，（如此则心明澄澈，犹若净泉）充实本我，涤濯伪情，息止惑障（治昏沉暗塞障、恶念思惟障、境界逼迫障等多种障）意志和思虑才能有所交会、保持一致，听到的情况便客观详尽，看到的东西才真实可信。

计谋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必须等到意志和思虑有所交会、保持一致的时候才能制定）。如果为心魔所蔽，意志和思虑不能“法出一门”，听到的情况便不周详；看到的事与物也会失去本来面目，（这个时候如果依据所观所察去设定计谋）就会发生失误。这就是说，实意之法倘若得不到贯彻实施，那么我们的所感所闻就都有可能都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

充实意念，必须从锤炼心术开始。要以静泊无为之法来立身行道，使五脏之气安闲自得，让六腑之气和顺通达，令精、神、魂、魄诸气各安其所，才能做到内视脏腑，反听体音，使“志、意、思、虑”犹若山峙渊渟。长此以往，穷理体德，坐忘遗照，化炼内息，神妙的灵感就会往来于心间，并逐渐演变成出人意料的智意和悟性。（张随法言化炼内息曰：“夑理阴阳守巨厥，意念相随趋元海。通督有碍复勿助，百会蓄力衍生机。”）

而后，便能领会天地开辟之理，洞悉世间万物造化之功，明见阴阳二气的交化终始，明察圣贤御世的治理机要，这样一来，不出门户，就能够推知各路诸侯的兴衰成败；不望窗外，就可以认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不现身于市井之间、庙堂之畔，也能让三教九流听从调遣；不亲自参与具体琐务也能让事业有条不紊的发展，这就叫作达到了“实意”之道的最高境界。经常按照本篇的要则以锻炼自己的精神和志气，可以应付万变之机、危难之局，即使处境困厄也可以常出奇计。

【案例分析】

充实头脑，锤炼心境

历代文人墨客在为“实意”一章破题之时，总爱援引儒家之言，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后将“实意”二字简单的与“诚意”划等号，解释为“诚恳的心意”（亦即使其意念发于精诚，笃守仁信之道，不矫饰欺人）。

这不得不说是怠惰因循、不愿深入思考的做法。我们知道，鬼谷子生在“得士则生，失士则崩”的春秋战国，在那个大争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圣人说：“治世守德信，乱世从权宜”。宋襄公就是因为不通权变，在决机于两阵之间时还死抱着儒者那套不放，才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试问堪称事功学派鼻祖的王诩，怎么可能不鉴察往事，还一味的提倡“尾生”旧风呢？

《史记》有载，其文略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圣人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由是可见，纵横家的立身之道，就在于“敌以信，我以诚；敌以诈，我以谲”，一切都是相时而动，绝不拘泥于儒家所谓的“诚意”。

本篇当中的“实意”，更多程度上讲的是“充实头脑，锤炼心境”，讲得是自身的修业，并非对外的交际原则。（关于对外交际所应固守的原则，鬼谷子在“纵横十四篇”中着意表述，此处略而不提）

中国的纵横之学与近来迅速兴起的成功学不一样，它高度强调“身与心”、“道与术”、“内圣与外王”的无间配合。一个人如果不能时时调动三魂七魄固守心境，以致外邪入侵，他就不能有效的感知周遭环境，不能有效的感知周遭环境，就无法筹谋定计。（《云笈七签》云人有三魂七魄，所谓三魂者：一曰爽灵，二曰胎元，三曰幽精；所谓七魄者：一曰尸狗，二曰伏矢，三曰雀阴，四曰吞贼，五曰非毒，六曰除秽，七曰臭肺。）

那么如何避免为外邪所惑？先贤的办法是八个字“期于大成，持心有道”。就是给自己订立一个宏远的目标，并时刻以此自激，迫使自己的精神暂时进入一种无欲、无得失、无功利的平静的状态，这样外界事物的一切属性就会展露无遗，无所藏蔽，进而成为自己谋取事功的重要依据。

我们看看明代画家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怎么说：“乃知点墨落笔，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既日对上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垢墁之土争巧拙于毫厘也。”主体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进入到虚静状态，这时“烟云秀色”、“天地生生之气”等现实中的种种生动形象，便自动涌入心间，笔下才能幻出“奇诡”妙境。总之，主体只有达到“虚静”的境界，才能深入了解万物内在精神美，才对画理有深刻的体悟。

画理如此，纵横之术亦然！如果才辩之士不能在外交的过程中摒弃种种杂念，轻则所谋不成，重则万劫不复。

《韩非子—解老》一篇当中对有为之士不能固守心境，最终行差踏错的事情痛心疾首：“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祸莫大于可欲’。”

单纯的说教显得呆板而苍白，故在此处，我们再列举商业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菲奈斯是一位法籍华裔，也是里昂市索恩河畔丰坦镇的纺织业巨头，还不到四十岁便坐拥九亿美金的资产。在面对Standard Treasury网站采访时，记者曾经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问他出道以来碰到过的最难缠的对手是谁！

当时，菲奈斯的众多拥趸认为他一定会说出Hiltrude的名字，因为Hiltrude在法国纺织业跟他龙争虎斗了十五年，并且由于Hiltrude的精心设计，菲奈斯甚至一度锒铛入狱、妻离子散。

殊料菲奈斯对此人只字未提，只是淡然一笑，回答说，一直以来，有七位夙敌对我穷追猛打、如影随形。

第一位叫作“无喜”，此人来时，令我嗔怨骤起，杀心炽烈，难以平静。每每思及'月灯三昧’，才能加以慑服。

第二位叫作“幻惑”，此人来时，令我不辨是非，杂念纷杳，胡思乱想。每每思及'楞严三昧’，才能加以慑服。

第三位叫作“妄念”，此人来时，令我骄傲自大，极度膨胀，神魂颠倒。每每思及'梵摩渝经’，才能加以慑服。

第四位叫作“执缚”，此人来时，令我偏激狭隘，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每每思及'内彻拾虫’，才能加以慑服。

第五位叫作“可意”，此人来时，令我贪得无厌，专行劫剥，广求财物。每每思及'慧安自足’，才能加以慑服。

第六位叫作'险伪’，此人来时，令我追求虚荣，刚愎自用，闭目塞听。每每思及'勤修多闻’，才能加以慑服。

第七位叫作'断修’，此人来时，令我万念俱灰，精神沮丧，昏昏欲睡。每每思及'遍见无碍 ’，才能加以慑服。

观之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菲奈斯所说的“夙敌”，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心魔”。

自佛学西渐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钻研《四禅八定》，追求内心的安详。菲奈斯就是一个代表。

《实意》一篇实际上和《四禅八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为明心见性，消除“五十阴魔”，只不过修习的法门偏于道家一路。

《解老篇》曰：“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智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诚哉斯言！

时下，随着国学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民间学者开始为《鬼谷子》作注，但为了抓人眼球，顾及市场化的需求，他们往往对《阴符经七术》弃如敝履，而后断章取义的对《捭阖十四技》大书特书。这是极为有害的，会导致阅读者“浸淫权谋，罔顾心术”，最终危害社会。

有志于学习纵横之术，并且期于大成的，必须先从“盛神”、“养志”、“实意”篇修炼，有了一定成效之后，才可以循序渐进的探究“分威”、“散势”、“转圆”、“损兑”四章中的要谛。当我们已经对《阴符经七术》务于精熟，并且能够身体力行、朝夕不辍之时，才可以阅读《鬼谷子》一书中的沟通技巧。

分威法伏熊

【导读】

本篇是鬼谷心法中的第四篇，前面盛神、养志、实意三篇，旨在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而《分威法伏熊》则更倾重于叙述如何将内在的心神用于处理外在的事物。

虞翻在为本篇破题时，曾经援引韩非子的著述：“《外储说》云'马惊于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辔筴之严不足也，威分于出彘也’。此言彘出忽然，遂令马畏，威乃分也。故分威者，言散发己势，乘其所疏，以实攻虚。谙此数者，说于他国，譬如鸡卵在彼盲手，我从攫之，无不得也！”

那么，“分威”之术为什么要效法“伏熊” 呢？明末学者萧镇元解释说：“熊之所善者三：一曰静意固神，匿形待敌；二曰内志坚实，表里相副；三曰应风披靡，有的放矢。”简而言之，就是它具备善于蛰藏、沉着冷静、攻敌不备三大特点。

【原文】

分威者，神之覆也【1】。故静意固志，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2】。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3】。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者。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也【4】。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以视间。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5】。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6】。

【注释】

【1】笔者注曰：“覆，犹衣被也。此言分威之术，其行也，必先藏神，若婴儿置于襁褓之中，人莫知其动静。”

【2】笔者注曰：“舍者，志意之宅也，亦指本心。此言分威者必先致神，致神之道，必须静意固志，自归其舍，则神之威覆隆盛矣。”

【3】笔者注曰：“外威既盛，则反助内志，二者既盈，则物皆肃然，畏敬其人若天也。”

【4】笔者注曰：“言审识唱和之理，则言语之孔疮可知也。内则杜门塞窦，以绝其害；外则间敌扩阂，以分其威。以间视间，此之谓也。”

【5】笔者注曰：“杨子法言云'自后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此能让己者也。”

【6】笔者注曰：“形势者，谓神存于内，而兵亡于外。纵横家云'奉庙胜之规，总五辞之妙（病、恐、忧、怒、喜为五辞），足以慑其酋帅’。此言献俘阙下，不以兵车，以其说也。”

【译文】

分威之术，要效法伏在地上准备出击的熊（李时珍日：“熊者雄也，每升木行气，或坠地自快，俗呼跌膘，即庄子所谓'熊经鸟伸’也。”熊在偷袭前，先把身体伏在地上，观察形势，然后才采取行动）。只有始终保持精神的旺盛，才能发动己方威势以摄人心魄，进而令人不由自主的听取我们的意见。所以，要使志向坚定，思想安静，精神专一，言辞才能气势磅礴。一个人如果话锋凌厉，众理皆备，节节贯穿，势不可挡，那么他一定内心充实，志向坚定。内心充实，志向坚定，那么就没有人能以诘难的方式阻喝他。如此一来，就可以让游说对象威势动摇，神为之夺，心生戒惧，畏敬其人犹若天神。这跟兵法中的“以实击虚，以有取无，以重御轻”是一个道理。所以，只要一动便一定有人跟从，一唱便一定有人附议。只要弯动一个指头，便可看到其他指头的渐次变化。威势一经发出，就可使情况发生逆转，没有谁能够寻隙反击。仔细的品味吟歌作曲中“唱”与“和”的道理，就可以悟出人们日常说话时容易出现的破绽，那么自己一方面可以杜门塞窦，查缺补漏，另一方面则可以抓住对方的不足，迎头痛击。动变合节，明于至道，没有谁的威势不可以分散。（但有志于纵横大业者也要切记）自己要对诸侯展开游说行动，一定先要培养志向、隐蔽意图，不可轻举妄动，待天下有衅，方能有所作为。（一旦出世，便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使自己思想意志充实坚定，这是养护自己的方法；二是恪守“天处高而听卑”的谦退原则，这是使别人驯服的方法。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达到“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的境界，营造“以智服人，不以兵车”的形势。

【案例分析】

苏秦的成功之道：潜修蓄势，威若雷霆

真正的游说大家，绝不能“胜则骄，败则馁”，而应时时刻刻效法善于蛰藏、待机而出的“伏熊”。在这方面，“败不旋踵而逞隙穴之窥”的苏秦值得一提。翻开厚厚的《战国策》，我们看到的大都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的苏秦，因为其“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甚至“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真可谓风光无限！其实，他早先出道之时，也受到过十分沉痛的打击。

苏秦起初用“连横”的策略去游说秦惠王，说：“大王您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为您提供农业之利，北面有胡貉和代马给您补充军械物资，南面有巫山、黔中作为坚固屏障，东面有肴山、函谷可以开垦良田。这真是能攻易守之地啊！凭着大王的贤明，士民的众多，车骑的充足，兵法的精湛，可以兼并诸侯，独吞天下，登上帝位。希望大王能对此稍许留意一下，我来给您建言献策。”

（取自《苏秦始将连横说秦》，原文：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之，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刚想继续陈述自己的方略，未料秦惠王突然打断道：“我听说，羽毛不丰满的雏鹰不可以振翅高飞，法令不完备的国家不可以奖贤罚庸，道德不崇高的君主不可以统治万民，政策教化不顺应天意的君主不可以号令大臣，如今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秦国登庭指教，寡人内心非常感激，不过现在秦国还不具备图霸的资本，先生最好还是等将来再说吧！”

此时，秦惠王已经不想再听，苏秦却一副喋喋不休、不依不饶的架势：“想要一统天下，就不能怕麻烦。以前神农攻打补遂，黄帝讨伐蚩尤，唐尧放逐欢兜，虞舜大战三苗，夏禹消灭共工，商汤推翻夏桀，都要经过一番辛苦，哪有不劳而成的？现在您守着大好的形势，却无所动作，说的好听些是'自规西伯，招诱以德’，说的不好听就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秦惠王强压怒火道：“先生累了，还是先去驿站休息吧！”

苏秦口不择言道：“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国不能也。”

秦惠王于是吩咐左右说：“我永远不想再见到苏秦了！”

苏秦之后又连续上书十次，陈述“连横”的功效，都没被采纳。他的黑貂皮袄也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最后甚至连房旅费都没有了，不得已只好离开秦国回到洛阳。他裤子打着补丁，脚上穿着草鞋，背着一些破书，挑着自己的行囊，形容枯槁、神情惟悴，面孔又黄又黑，失意至极。他回到家里以后，正在织布的妻子不理他，嫂子也不肯给他做饭，甚至父母也不跟他说话，因此他深深叹息：“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我游说的技艺还不够炉火纯青啊！哪有身为纵横家却不能封妻荫子、奉养双亲，反而穷困潦倒的呢？”

于是，苏秦翻出他下山时师父送给他的《太公阴符》，埋头诵读，选择重要的地方反复琢磨。数日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游说失败：其一，进言的时机不对。自己虽然对秦国的山川地利、军事能力洞若观火，对其政治形势却了解不够。彼时秦惠王廊庙未平，异己犹存，当以“参疑内争”为要，哪里来的心思统一天下呢？其二，未能很好的控制情绪，以致出口伤人。当秦惠王明确表示不想再听时，自己应先行告退，翌日再抽刀换路，试着使用“纵横十四篇”中的其他技法加以劝诱，绝不该直斥其非，不给对方一丝颜面。其三，舍本逐末，废弛心法。自得授鬼谷名篇以来，苏秦一直注重外在的文辞雕琢，却忽略了内在精神力的锻造，以致身心两顾、言语虚浮，让秦惠王觉得他“非为秦国之邦畿，实图一己之私利”。

然而，已经参透“往者不谏，来者可追”的苏秦，并没有立刻复出，与他国的策论之士争一时之长短，而是闭关苦修、砥砺奋进。当他读书读到疲倦而要打瞌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自己的脚上。他自语道：“哪有游说人主而不能让他们掏出金玉锦绣，得到卿相尊位的呢？”过了一年，他的研究和演练终于成功，他又自言自语说：“现在我真的可以去游说各国君王了。”

这一次，苏秦没有再去找秦惠王推销自己的“连横”，而是抽刀换路、豁目开襟，改推“合纵”。他秉持着“济弱扶倾”的理念，先来到了燕国。此举堪称“别具慧眼，自出机杼”，因为此时冀、辽一带“才少上邦，艰难竭蹶，国势积弱”，自己若倾身委命，必然备受重视。

苏秦见到燕文侯，先是一番盛赞，说：“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烦，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呼沱和易水。纵观境内，土地纵横千里，精兵劲卒十万，战车良骑无数，粮食堆积如山。人民仰仗碣石和雁门的丰饶物产，依靠大枣和栗子的获利收成，即使不加耕作，也能安闲度日。这就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

待得燕文侯喜上眉梢之时，苏秦突然话锋一转，道：“若论安居乐业，域内清平，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燕相比，除了您治理有方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您知道吗？”

燕文侯道：“您可以直言不讳！”

于是，苏秦开始正式建言献策：“燕国之所以不遭受战争洗劫，是因为有赵国在南面作屏障。秦国和赵国发生了五次战争，秦两胜而赵三胜。秦、赵龙争虎斗于前，您则隔岸观火于后，这不就是燕国不受侵犯的缘故吗？现在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秦国要发兵攻打燕国。那么，秦军不仅要越过云中和九原，还得打通代郡和上谷，长途跋涉几千里，才能勉强会师于临易境内。正所谓'冲风之末，力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极，力不能入鲁缟’。此时他们即便能够攻下燕国的一城半池，也根本无法守住。因此，秦国不敢轻易加兵于燕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如果赵国攻打燕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只要一声令下，不出十天，数十万军队就能进驻到东垣一带。之后再渡过呼沱和易水，不到四五天就可以到达燕国的都城了。因此说秦攻打燕，须得在千里之外开战；而赵攻打燕，则是近在咫尺的事情。不担心近在咫尺的祸患而看重千里以外的战事，这是外交策略的严重失误。因此我希望大王您能和赵国缔结盟约，充当合纵的表率，那么天下诸侯必然闻风响应，联合抗秦，这是谋求万世平安的大业啊！”

（《战国策-燕策一》原文：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蔽，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

文候见其所言切中要害，且兼气贯长虹、鲸呿鳌掷，不禁神为之夺，忙即说道：“寡人愚钝，幸得先生赐教，今愿举国听从你的指挥。”

梅花香自苦寒来！苏秦此次游说之所以成效显著，正在于“以己之势分敌之威”！这种由内向外发的威势，是自然的，也是强大的。

陶弘景曰：“精虚动物谓之威，发近震远谓之分。熊之搏击，必先伏而后动，故分威法伏熊。”

故而有意于“言动四方”者，如有不达，不妨先“伏”，静意固志，强化心力，以待天下之衅！

散势法鸷鸟

【导读】

本篇是《阴符经七术》的第五章，讲的是如何将敌人的强大威势散去。时人段金雪曾在题下作注：“鸷鸟轻灵机巧，其应敌也，飞舞柳间，高低左右，回转如意，而走兽擒之不得，徒为所诱，东西奔蹿，且受攫啄，久则势散！”

《散势法鸷鸟》若配合《分威法伏熊》一起使用，效果更佳。对此，高金体先生有过阐释：“伏熊之法，既分其威，必急击之，其势乃散。若不少击，使得知备，则其威乃振，不可复击。故惊鸟之翔，一伏一擎，不撄其所备，不失其所不备。”

【原文】

散势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间而动【1】。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夫散势者，心虚志溢；意衰威失，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2】。故观其志意，为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短长【3】。无间则不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4】。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可神肃察也【5】。

【注释】

【1】笔者注曰：无间则计不行，故必待之有间，而后行以“抵巇”之术（其说见于《鬼谷子·抵巇第四》）。

【2】笔者注曰：志意衰微而势颓，精元挫缩而不专，则言多疏而计不定也。

【3】笔者注曰：探其志意隆替，乃复以《揣篇》之术说之。则其所图必尽圆方之理，合短长之用也。（其说见于《鬼谷子·揣篇第七》）  

【4】笔者注曰：《钟吕传道集》曰：“心藏神，先天为礼，空於哀，则神定；肝藏魂，先天为仁，空於喜，则魂定；脾藏意，先天为信，空於欲，则意定。肺藏魄，先天为义，空於怒，则魄定；肾藏精，先天为智，空於乐，则精定。”此言散势之为用，必先以“盛神法五龙”育其精神，以“养志法灵龟”定其魂魄，以“实意法螣蛇”去其妄念，然后五气可化，复察虚实之理，必可知其间否，故能不失分散之实也。  

【5】笔者注曰：势败者，不可神肃察也。此言游说者必先修“阴符”以盛神，而后徐图技法。

【译文】

使用散势之术，必须以己方精神旺盛作为依托。想要散去对方的威势，一定要抓住时机和对方的破绽，才能采取行动。己方威力收敛集中，内部精神旺盛，善于利用各种矛盾，那么，对方的威势就会日朘月减。使用散势之术时，己方一定要思想虚静，考虑周详，意志充沛，明察善断，这是成功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意志衰微，便会丧失威势，加上精神不专，那么说起话来就不能切中时弊、高屋建瓴，而且会造成前后矛盾，变化不定的恶果。所以，要观察对方的思想意志和办事标准，运用揣摩之术游说他，并采取不同的权略加以辅助，有时可以圆转灵活，有时可以方正直率，有时可以滔滔不绝，有时可以言不尽意。如果己方的“志、思、神、德”不能归于心舍而和谐共生、发荣滋长，对方内部也没有破绽和矛盾可以利用，那么散势之术就会功败垂成。所以，熟谙此术的人，一定是内部蓄积着五脏的精气，对外能观察形势的虚实。他一旦行动，便不会失去散发威势的实效，便会紧紧抓住对方的思想意志，及时了解对方的计谋。总之，言说中势才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从而远离失败，发挥权变的最大威力。倘若我方势溃计绝，这往往是因为不能够集中精神去审察事物的结果。

【案例分析】

李园如何巧退秦、梁联军？

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派兵攻打燕国，夺取燕国的貍阳城。战事还未结束，秦国将领王翦、桓齮趁机率军进攻赵国，夺取邺地的九座城邑。次年，秦国欲以凯旋劲锋踏平楚国，邀约魏国共襄盛举。魏景湣王迫不得已，答应了秦国的请求。两国大军结盟后，嬴政任命辛梧为联军统帅，带领秦、魏两国的虎狼之师讨伐楚国。

楚国上下闻讯，无不惊恐万状。众人见亡国之势在即，不免有骨鲠之士兴叹：“春申君在世时，西连强赵，东灭鲁国，南定夷羌，与秦国分庭抗礼，其势未尝至此也！”言外之意，是暗讽权臣李园用阴谋诡计害死黄歇之后，不能踵武赓续，毫无帅才，以致国力衰颓，外侮横来。

楚幽王惶惑无计，哀求道：“还请舅舅以社稷为念，出一计以保全国祚。”李园为自己开脱道：“当初黄歇自以为是，不顾楚国的国力和民情，率领五国联军一路打到函谷关。结果呢，偷鸡不成蚀把米，被秦国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的五万精锐丧失殆尽。如果这些皓虎貔熊还在，使之分据鄀、鄢、陈、黔，臣自提中军，开往西陵，又怎么会担忧秦国来犯呢？”

楚幽王道：“正因为黄歇胡作妄为，先王才罢黜他的爵位，您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耿耿于怀了，寡人的国家灭亡了，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

李园故弄玄虚道：“《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楚幽王大奇道：“不动刀兵，如何让秦、魏两国退军呢？”

李园胸有成竹道：“臣下已思得一策，可令楚国偏安一时。”

楚幽王于是赏赐李园三十万金币，令其游说辛梧。李园见到辛梧后，先是躬身作揖，而后将自己所得三十万金币尽数献给辛梧。

辛梧盛气凌人，一副桀骜不驯的架势，冷笑道：“想要免去亡国之祸，这三十万金币可不够！少给我玩花活！乖乖受死吧！”

李园丝毫不惧，平和一笑道：“崇候、恶来知道不顺从纣王的话，自己会身首异处，却看不到武王会灭掉纣王。比干、子胥知道自己的君主必然败亡，却不知道自己会万劫不复。所以说崇侯、恶来懂得谋身，不懂得谋国；比干、子胥懂得谋国，却不懂得谋身。能够二者兼谋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辛梧听罢，一头雾水，道：“你是什么意思？”

李园道：“灭掉楚国有三种祸患，暂缓进兵则有三种好处，请允许我为您陈说。”

辛梧骄狂依旧，呵斥道：“将要身死国灭的宰相，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李园故作大义凛然状，道：“我此来皆是为将军着想，如所言不中，情愿以头颅为您试剑！”

辛梧立即拔剑在手，插在案桌之上，示意李园有话快说。

李园道：“《易经》说'日中则昃，月满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人乎！’昭阳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陈轸说出'画蛇添足’这个典故时，他就偃旗息鼓了。您现在功勋卓著、战绩彪炳，不亚于昭阳，而所侍奉的主上却比楚王更加雄忍善猜。在这种情况下，您不践行'知止不辱’的理念，反而贪得无厌，这是祸患之一。”

（作者补叙《画蛇添足》原典：楚将昭阳为攻打魏国，破敌斩将，夺得八城，又调兵去进攻齐国。齐王派陈轸为使臣，去见昭阳，祝贺他取得胜利。昭阳问：“您有什么要教导我的话吗？”陈轸反问：“按照楚国的军法，破敌斩将，拓土开疆，应该赏赐什么官职？封给什么爵位？”昭阳如实答道：“赏赐上柱国的官职，封给上执珪的爵位。”陈轸说：“可您现在已经是上执珪了啊！还有比上执珪更高的爵位吗？”昭阳说：“那只有令尹了。”陈轸说：“据我所知，楚国的令尹之职早就有人担任了啊！楚王会为您再设一个令尹吗？”昭阳道：“令尹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官阶，其执掌一国重器，身处上位，以率下民，对内监督百僚，对外主持战争，总揽大权于一身。不会设置两个的！您为何发出这种提问？”陈轸道：“我给您打个比方好吗？楚国有个达官贵人，祭祀祖先以后，把一壶酒给了他的左右亲近。这些人商量说，这些酒给我们几个人分，根本是杯水车薪，谁也喝不痛快。如果给我们其中之一，那就再好不过了。不如我们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谁就喝酒。有一个人最先画成，他拿起酒壶准备喝，就左手拿着酒壶，右手又继续画蛇，说'我能给蛇添上脚’。殊料，还没有添完，另一个人画成了，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怎能给它添上脚呢？’就夺过酒壶，一饮而尽。那个给蛇添脚的人，本来可以捷足先登，结果却丢掉了一壶酒。这难道不可惜吗？您现在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他们锋芒挫缩，齐国闻讯，割地献金。您有这样的威名，足够煊赫一世了。您即使再把齐国灭了，官爵也不会再增加！不懂得适可而止的人，将会有杀身之祸，爵位也会归给他人，就好像画蛇添足一样。”昭阳听了以后，认为说得很对，于是撤军而去。）

李园继续说道：“现在楚国疲弱，不堪一击。面对强敌，莫不惊骇，朝堂之上，纷纷主降。我恐怕您所带领的军队还没开到朝歌，幽王就已经俯首系颈，向秦王投诚了。如果真是这样，楚地那帮文人墨客一定会集体向秦王告状（作者注：秦承周制，允许百姓直接越级向大仆诉说冤情。其律令原文如下：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哭诉说'我们已经投降了，而辛梧大将军为了贪功逞威，居然还要攻打我们’。届时，您在秦国的政敌麃公、杨端和等人也一定会以此为据，纷纷对您加以构陷。那么嬴政为了搞政治平衡，即使不杀您以谢天下，也会把您罢官夺爵。这是祸患之二。”

“楚国归降之后，幽王不知轻重，一定会和秦王念叨说'《周礼》曰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君何背之？’以秦王的一贯做法，秦王一定会说'我知道我们两国在五年前签订了友好条约，约定彼此互不侵犯。这次不是我要侵犯贵国，实在是魏国的主意，我们发兵不过是为了斡旋其间啊！一切都是为了道义，哪里是为了土地呢？’这样一来，就把罪责推给了魏国。魏国本就想独得天下，见到秦国霸占了楚国的土地，已经是忿忿不平了，而今又把不仁不义的罪名扣给人家，魏王肯定更加怒火中烧，图谋雪耻。秦王是万乘之尊，魏王料也不敢对他如何，可他难道不敢为难将军吗？我听说魏王的大将徐獒专交死士，在阴山附近供养了八千杀手，专门挑敌国不顺眼的大臣当靶子，搞定点清除！我私下为您的安全感到忧虑啊！”李园言之至此，辛梧的脸上已然色变，先前的傲气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忧虑。

李园又道：“将军听说过井忌的事情吗？他当年是秦赵联军的总指挥，地位和您一样炽手可热。秦、赵本来约定好了瓜分燕国，可这时燕国有一个姓蔡的谋士，来给文信侯吕不韦送礼，并且许诺割让河间之地，说燕国愿意世世代代为秦屏藩，不敢有贰！只盼百姓不要饱受战乱之苦！秦国得了好处之后，马上把侵略燕国的罪名扣在了赵国头上。赵国恼怒秦国无信，就派人把井忌做掉了！当时秦国有人主张，秦王当为井忌报仇！穆公却说'罢了！燕国的地盘我们已经得其大半，井忌的用处已经没了。没必要为了他和赵国再起干戈。’于是井忌白白的成为了牺牲品。殷鉴不远，在夏之后啊！”

辛梧此时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道：“你们这些文人思考问题的角度的确刁钻，你说的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虽然如此，不攻打楚国，我有什么利益呢？”

李园道：“不攻打楚国，则有三种利益可以图取啊！您戎马半生，所向披靡，而今已是功垂竹帛、重光累洽，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请求换帅，秦国的后辈青俊们一定对您感激不尽，认为您是有意栽培他们，让他们建功立业，那么您的美名就会在四海之内显扬，自己也摆脱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好处之一；楚国感谢您存国之恩，定会每月向您提供绢25万匹，金币八百斤，这是好处之二；您再向魏国陈明情由，说'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此盗跖之所知也，而况于国主乎？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请求秦王顾及秦、魏两国的长远利益，把楚国之地平分，不要一个人独占其利。可是秦王不听！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位。我因此辞职不干了。’那么魏王也会酬谢您的恩德，这是好处之三。”

辛梧紧握李园的手说：“如果不是先生来教导我，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个道理！我今天就向秦王请求换帅。”言毕，向李园深鞠一躬，为刚才的粗鲁无礼表示歉意。

李园转身欲走。辛梧叫住他说：“先生且慢！即便是我不去攻打楚国，嬴政也还会派其他人攻打啊！”

李园道：“择选将帅是大事，不是儿戏。非一年半载不可！难道有人能阻挡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吗？虽然如此，楚国一年不亡，我们就有一年的好处，一天不亡，就有一天的好处！”

辛梧道：“说得对！”

（化用自《战国纵横家书》，原文如下：秦使辛梧据梁，合秦、梁而攻楚，李园忧之。兵未出，谓辛梧：“以秦之强，有梁之劲，东面而伐楚。于臣也，楚不待伐，割絷马免而西走，秦与楚为上交，秦祸案还中梁矣。将军必逐于梁，恐诛于秦。将军不见井忌乎？为秦据赵而攻燕，拔二城。燕使蔡鸟股符胠璧，间赵入秦，以河间十城封秦相文信侯。文信侯弗敢受，曰：'我无功。’蔡鸟明日见，带长剑，按其剑，举其末，视文信侯曰：'君曰：我无功。君无功，胡不解君之玺以佩蒙骜、王齮也？秦王以君为贤，故加君二人之上。今燕献地，此非秦之地也，君弗受，不忠。’文信侯敬诺。言之秦王，秦王令受之。与燕为上交，秦祸案还归于赵矣。秦大举兵东面而剂赵，言毋攻燕。以秦之强，有燕之怒，割赵必深。赵不能听，逐井忌，诛于秦。今臣窃为将军私计，不如少按之，毋庸出兵。秦未得志于楚，必重梁；梁未得志于楚，必重秦，是将军两重。天下人无不死者，久者寿，愿将军之察之也。”）

清末文豪张明法说：“本章之为用，蓄力、循间、破势也。”李园正是循“辛梧与政敌之间”、循“辛梧与秦王之间”、循“辛梧与魏王之间”，而后见缝插针，将敌人的“气囊”一举刺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李园是一个狠辣的投机政客，他去劝说辛梧，并不是为了“全社稷”，而是为了“保富贵”，其人格无疑是值得唾弃的。但是，“散势”这一技法本身是没有正或邪这一属性的，全看是谁在用，如何运用。正如《说苑》所言：“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得权谋之术。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

古时的有道明君，从不敢在国际舞台上轻易运用“散势之法”，因为如果所施不当，便会反噬己身。即令万不得已，他们也要再三参验管仲《大匡》篇中的原则，即：夫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而以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

意思是，对于那些崇尚道义、善政惠民的国家，应当诚挚以结，摒弃权诈，而对于那些丧德败行、民不聊生的国家，才能以“散势之法”破之，使其政府在四方诸侯中孤立无援，在国内众叛亲离。然后就趁机收揽其民众，重修宇内，再造乾坤！

转圆法猛兽

【导读】

台湾学者萧登福先生在为本篇破题时说：“古人以智慧处理外物时，需要随物转化，周圆完密，所以称为转圆。”

转圆之法为何要效法猛兽？明代高金体先生给出解释：“猛兽之威无尽，犹转圆之势无止。圣人心语顺物，莫得而穷之，盖犹是也。”

此外，时人徐静辉先生还认为，“圆”字除了指圆融无碍，还有环绕、兜圈、迂回的意思，他在《猛虎殴狼图》中作注说：“虎之捕食也，如遇群兽纷至，则一时不可尽下，乃圆转其间，或曲或隐，或突或奔，左实右伪，声东击西，遂使敌志乱萃，有所不虞。”引申义是，游说者要懂得在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周旋，相机进退。

【原文】

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1】。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2】。故圣人怀此，用转圆而求其合。故与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3】。

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4】。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5】。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

【注释】

【1】笔者注曰：管仲曰'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此言致事者必先“白心”，则阴符明如洁镜，物感斯应，故不测之智可原。

【2】笔者注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言神道为一，由一而变万类。然则事类无准，故变计常捷。圆者连而无穷，方者止而有分，阴则潜谋未兆，阳则功用明彰，各应其时也。

【3】笔者注曰：《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又曰'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神明者，神志也。

【4】笔者注曰：《尚书》言'慎厥初，慎厥终，终以不困’。此言事端未发，则先备两策，一曰进取，二曰全身。计略周备，而后可以因胜而夺，因败而退。

【5】俞棪注曰：错者，措也。《淮南子》曰'或争利而反强之，或听从而反止之。’'或明礼义，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构妄言而反当。’此则极合语错事之能事也。

【译文】

转圆，是指谋略像圆珠一样运转自如，能够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要能使计谋无穷运转，必须要以“白心”之术加以修持，做到像圣人那样“物感斯应”，从而探究不可估量的智慧，并以这种不可估量的智慧来重新认识化炼内心的更高途径。自然之道是神妙莫测的，处于一种混沌的统一状态。用变化的观点来讨论万事万物，所阐明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智慧谋略，各有各的形态。有的可以全己，有的可以谋国，有的可以公开，有的必须隐秘，有的通达无碍，有的凶险万端，这是为了应付不同的事类。所以，圣人因时因势加以筹划谋算，像圆珠运转一样，使得所设之计与事物发展状况互相吻合。圣人发扬自然造化之道，谋略开始后的一切举动无不包容亘古长存的规律，从而能观察研究神妙莫测的领域。

天地是没有终极的，人事是变化无穷的，各自因形受质，以成其类。观察一个人的计谋，便可预测他的吉凶、成败的结局。计谋像圆珠一样运转变化，有的转化为吉，有的转化为祸。圣人凭借自然之道，能够预先了解事物的成败，因此能够灵活运转而确立某种“行可两全，名能两立，来去裕如”的方略。和而不固，是为了交流融洽；方正坦率，是为了分职定事。通变不穷，是为了观察双方计谋的得失；接触外物，是为了观察别人进退的意图。会通以上四种情况，然后才可以进行游说。

【案例分析】

苏秦如何做到一箭六雕？

“转圆”是游说学中的基本原理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卓有成就的外交家对此都知之甚捻，可是能够将其发挥至炉火纯青之境地的人，遍观古代的策论之士、驱鹜之曹，也唯有苏秦、张仪、甘茂、陈轸、楼缓等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战国策·齐策三·楚王死》一文关于苏秦“一箭六雕”的案例，更是被喜好纵横之术者久久传颂。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楚怀王死在秦国，楚太子在齐国作为人质。苏秦对孟尝君说：“您为何不把楚太子扣留下来，要求楚国割让下东国之地呢？”孟尝君说：“先生不懂政治吗？我如果扣留太子，楚王次子和郑袖等人就会纠集百官，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名，再立储君！这个人质就没用了！这样一来，我岂不是白白为奸佞之徒发动宫廷政变找个了借口，而且诸侯还会非议我做了扣押人质的不义之事。”

苏秦笑着说：“薛公您这是一般人的正向思维，何不试着反向思考问题呢？如果楚国另立新君，您就对楚国的新君说'给我下东国之地，我为您杀掉楚国原太子，替您解除后患；否则，我会联合齐、韩、魏三国共立楚国原太子为君，而后发布矫诏，延揽怀王旧部，广蓄贤士，吊民伐罪，跟您分庭抗礼’。楚国新君一定害怕我们搞出'两个楚国’来，这样下东国之地就一定可以得到了。”

孟尝君说：“我的脑筋始终不如先生灵活，一切全凭先生的意思去运作吧！”

苏秦道：“古言'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我愿尽快为您出使楚国，以防有变！”

接下来，苏秦使用了层出不穷的连环计，一气呵成的为自己实现了六个目标。我们特照录原文于下，以飨读者：

苏秦来到楚国，对新立的楚王说：“齐国的孟尝君已经把楚国原太子扣下了，并且对他威逼利诱，预备让他继承楚国的王位。我看孟尝君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让楚国割让下东国之地，大王如果不赶紧献出下东国，就会因小失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楚国原太子从怀王死的那一刻起，就无时无刻不想着登位九五，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将会不择手段，跟齐国签订更多不平等的条约，以换取齐国的支持。”楚王说：“眼下我还立足未稳，你千万别搞出这样的事情！”于是就献出了下东国。这是苏秦连环计起到的第一个效果：令楚王割让土地。

（《战国策·齐策三》原文：谓楚王曰：“齐欲奉天子而立之。臣观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东国也。今王不亟入下东国，则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齐奉己。”楚王曰：“谨受命。”因献下东国。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

苏秦回到齐国后，跟孟尝君说：“薛公啊！楚王生怕我们弄个傀儡国出来，所以诚惶诚恐。我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敲竹杠。”孟尝君说：“您打算怎么办？”苏秦道：“我们先假意跟楚国原太子推心置腹一番，接着顺水推舟，说这两天就把他送回楚地，扶持他继承国祚。然后把这个消息故意泄露给楚王，楚王一定会以重金相赠，央求我们不要放他回国。”孟尝君说：“不错。”楚王得知此事后，忙即请使者拜谒苏秦，并携带金银细软，殷殷至嘱道：“请苏大人和孟尝君赶紧把人做掉！”这是苏秦连环计起到的第二个效果：令楚王赠以钱财。

（《战国策·齐策三》原文：苏秦谓薛公曰：“楚之势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秦曰：“请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谒君，以忠太子，使楚王闻之。”）

苏秦得到这些钱财后，分文没动，并且贴上了封条，还吩咐左右好好“照顾”楚国使者，自己则一溜烟跑去会见楚国原太子了。楚国原太子一见到苏秦，就迫不及待的问道：“让我回楚国执政的事情怎么样了？”苏秦佯作唉声叹气之状道：“功亏一篑！本来孟尝君是打算今天就送您回国，可是现在回不去了。齐王不让您走了！”楚国原太子道：“这是什么缘故？”苏秦道：“楚王派出使者，给齐王献出了数千斤黄金，条件就是让齐王把您扣押在齐国！您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去看看，楚国的使者现在还住在宾馆里面！”楚国原太子百感交集道：“这可如何是好？”苏秦继续煽风点火道：“还不止如此呐，楚王歹毒啊！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齐王不仅仅是扣押您，而是把您直接杀了，他们就会割出鄢、陈十县之地给我们齐国！”楚国原太子闻言，倍感无助，哀求道：“如此则吾命休矣！请先生救我！”苏秦道：“齐王最喜欢的就是金钱和土地，对土地尤其重视。金钱这方面嘛，你一个人质，哪来的钱啊，我已经给你凑好了。至于土地嘛……”楚国原太子指天为誓道：“我保证，我如果能够在楚国执政，一定会割出鄢、陈二十县给你们！”苏秦道：“口说无凭，立字为据！”

其后，苏秦拿着字据找到楚王，说：“本来我们是想做掉原太子的！可是这个太子太有心计了，他居然越过我们找到齐王，对齐王信誓旦旦的说'如果我能占有楚国，将会把鄢、陈二十县送给你们！’齐王本来就没有主见，这会儿正权衡不定呢！”楚王咬了咬牙，把心一横，道：“我愿意出让鄢、陈四十县给齐王，希望赶快做掉太子！”这是苏秦连环计起到的第三个效果：令楚王加倍割地！

（《战国策·齐策三》原文：苏秦谓太子曰：“齐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请割地以留太子，齐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资齐，齐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适之割而延齐。楚王闻之恐，益割地而献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

时隔数月，苏秦再次谒见楚王，说：“齐王得到土地之后，还是贪得无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还打算继续以原太子为底牌，迫使您出让更多的利益。”楚王道：“正因如此，我才想请您和孟尝君找机会把他杀掉。否则寡人永远不能高枕无忧。”苏秦道：“孟尝君不愿背上不仁不义的恶名，又不敢私下里做有悖君王意旨的事情，他是下不了手的。不过，我可以想办法替您驱逐原太子。只要原太子离开齐国，您就可以暗中下手了。”楚王道：“若真是这样，寡人愿意对您托以国柄！”

于是，苏秦跟原太子说：“您看到了没有？楚王已经把四十个县割让给齐王了。齐王现在是喜笑颜开、志得意满，恐怕将要对您痛下杀手。”楚国原太子说：“我答应登位九五之后，让出半壁江山给齐王，这样行吗？”苏秦道：“恐怕齐王不会相信。毕竟现在专制一国的是楚王，您只不过徒有虚名，况且齐王认为我们从楚国那里得到的好处已经够多了，正打算和楚国再结盟好呢！如果齐、楚再结盟好，您将成为政治牺牲品，不如趁早打算吧！”原太子听罢，连夜收拾行装，坐马车逃离齐国。楚王知道了这件事，如约对苏秦托以国柄。这是苏秦连环计起到的第四个效果：令楚王托以国柄！

（《战国策·齐策三》原文：苏秦谓楚王曰：“齐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挟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权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齐无辞，必不倍于王也。王因驰强齐而为交，齐辞，必听王。然则是王去雠而得齐交也。”楚王大悦，曰：“请以国因。”又白太子曰：“夫专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齐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见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图之。”太子曰：“谨受命。”乃约车而暮去。）

翌日，苏秦又假装派说客在孟尝君面前诋毁自己，说：“薛公啊，您还不知道吧！苏秦这个人太不地道了。他假装为您和齐国谋划，实际上是为了自己！他私下里没少收楚王的重贿！”

孟尝君大怒，于是对苏秦加以见责、贬斥。

苏秦又令多名说客潜入楚地，散布消息说：“苏秦因为替楚王谋划，薛公怀疑他里通外国，把他罢官夺爵了！现在已经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了。”

楚王闻讯，感慨道：“苏秦为了我才沦落到这种境地，真是忠心耿耿啊！”于是册封苏秦为“武贞君”。

这是苏秦连环计起到的第五个效果：令自己加官进爵！

（《战国策·齐策三》原文：苏秦使人请薛公曰：“夫劝留太子者苏秦也。苏诚以为君也，且以便楚也。苏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灭迹也。今劝太子者又苏秦也，而君弗知，臣窃为君疑之。”薛公大怒于苏秦。又使人谓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苏秦也，奉王而赛立楚太子者又苏秦也，割地固约者又苏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苏秦也。今人恶苏秦于薛公，以其为齐薄而为楚厚也，愿王之知之。”楚王曰：“善”。因封苏秦为武贞君。）

后来，苏秦又通过景鲤向孟尝君进言：“薛公啊！这个时候您不能跟苏秦闹翻，其因有三：第一，您之所以名重天下，就是因为您能够礼贤下士，招揽形形色色的人才。您今天跟苏秦闹翻，定会闭塞进贤之道，也不利于以后游说工作的展开；第二，如果您的政敌趁此时机，对苏秦着意拉拢，让苏秦为他们出谋划策，您就危如累卵；第三，当下苏秦在楚国十分得宠，齐、楚又刚刚恢复邦交，您跟他势不两立，必然有碍大局，将要引火烧身！”

孟尝君觉得有些道理，就与苏秦重归于好，并把他的待遇提升到原先的两倍。

这是苏秦连环计起到的第六个效果：令孟尝君更加厚待自己！

（《战国策·齐策三》原文：又使景鲤请薛公曰：“君之所以重于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齐权也。今苏秦天下必辩士也，世与少有。君因不善苏秦，则是围塞天下士而不利说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苏秦，而于君之事殆矣。今苏秦善于楚王，而君不蚤亲，则是身与楚为雠也。故君不如因而因之，贵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苏秦。）

看到这些目不暇接的计谋，后世学者顾延松不禁援引《荀子·儒效》篇的名言来夸赞苏秦：“季子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

观之至此，不少人也许会疑窦丛生：转圆之术并非鬼谷子的不传之秘，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被高明之士所共悉。同样都熟识这一技巧，为何仅得苏秦之流可以“千举万变”？

对此，留法学者徐逸兰女士有更深层次阐释，她认为“计谋之所生者三”：“一曰得定静，二曰法实意，三曰心气长。心为一身之君，禀虚灵而涵造化，具一理以应万机，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阴智慧莫不由之。”

如此看来，苏秦能够“圆者运而无穷，方者止而有分”，主要还在于“心力”的强大。那么，如何化育“心力”？这就要参看《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螣蛇》中的修炼要诀。但是，而今学界某些所谓“贤达”，利用现代人热衷权谋、不喜静修的特点，将《转圆法猛兽》一章与前面的心法做切割，断章取义的把它作为营销学教材，忽悠弟子，诈人钱财。殊不知，此篇的“术诀”太重，假若不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为铭训，就贸然生搬硬套，轻则一事无成，重则玩火自焚。

世界著名营销学大师乔·吉拉德曾拿一对秉性和相貌大致相同的亲兄弟做实验，让他们用自己所教授的同一种技巧卖同一种腕表，在第一个月时，哥哥的业绩比弟弟高出整整百分之二十，但到了第二个月，二人的业绩就逐渐持平。等到第三个月，弟弟的“成就”就让哥哥难以望其项背了。

哥哥不服输，提问说：“先生，您的著作我全都看了，譬如《怎样销售你自己》《怎样迈向顶峰》，并时常加以演习，我实在不知道顾客最后为何离我而去！”

乔·吉拉德问：“《怎样成交每一单》你看了吗？”

哥哥不以为意道：“那一篇没有讲述任何营销技巧，只是一些理念的堆砌，我略过了！”

乔·吉拉德笑道：“那就难怪了，你输在'mental cultivation methods’。”吉拉德所谓“mental cultivation methods”，其实就是东方所谓的“心法”。

由此可见，两个同样禀赋、资源等同的人，使用同一种计谋，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的做事方法一般无二，但若经过一番“剖析毫厘，擘肌分理”，就不难发现，学过“心法”的人，在细枝末节的处理上会与没学过的有十分微小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恰恰会成为人们失败的导火索。修行者，敢不慎哉？

损兑法灵蓍

【导读】

损兑法灵蓍是《阴符经七术》中最受争议的一篇，对它的解读，史学家们历来莫衷一是。

《集金丹黄白方》的作者陶先生在为本篇破题时，曾经这样说：“老子曰：'塞其兑。’ 河上公曰：'兑，目也。’ 庄子曰：'心有眼。’然则兑者，谓以心眼察理也。损者，谓减损他虑，专以心察也。兑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损兑法灵蓍也。”

陶先生将“损兑”解释为“减少他虑，专心察理”。这样一来，《损兑法灵蓍》就变成了“心法要诀”。许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其一，古人对于文章的归类可谓“郢人斤斫”，拿六十六卷的《崇文总目》来说，郭稹、吕公绰等人竟将其分为“四部四十五类”。（经部八卷九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小学类。史部十五卷十三类：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氏族类、岁时类、传记类、目录类。子部三十三卷二十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杂家类、农家类、小说类、兵家类、类书类、算术类、艺术类、医书类、卜筮类、天文占书类、历数类、五行类、道书类、释书类。集部十卷三类：总集类、别集类、文史类）甚至连卜筮、占书、历数、五行等同是“阴阳家之所执”的学问，都要分得如此细致，可见其“剖幽析微”！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损兑法灵蓍》属于心法要诀一类，为何作者不将它放在《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螣蛇》这些修身养性的章节中间，而要放在专一阐述游说原理的《转圆法猛兽》后面。

其二，关于“减少他虑，专心察理”这一铭训，前面的六章已经多有表述，《养志法灵龟》就更加细致入微，连如何修炼才能做到“减少他虑，专心察理”也都和盘托出。一向惜墨如金的鬼谷子何以丰干饶舌，在第七章旧话重提呢？

其三，鬼谷子的心法要诀最重实修，以《养志法灵龟》为例，作者先提出“为何要养志”，即：“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而后便是“如何养志”，即：“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陶先生将“损兑法灵蓍”解释为“以心眼察理”也无不可，但总得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以心眼察理”？想要达到这种境界，应该如何加以实修？而通观全文，“陶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笔者八年前在兰州求学之时，曾经带着这三个疑惑拜访了雅斋居士刘若龙先生，刘先生年轻时曾师学尹桐阳、吴劲铭，可谓文武兼备，名震西北。民国年间，鹿钟麟、汤芗铭都极力邀他入幕，并许以每月二百块现大洋，刘先生以“愚志贻讥清议，直一狂生”为由，辞不就仕。

面对我的提问，刘先生给出这样的解释：“陶氏引庄子'心有眼’之说，谓兑者，以心眼察理；损者，减损他虑，专以心察，其说愚罔，殆难尽从。为纵横者，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其词巧妙，非遐风激骛之学。据下文曰'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疑此文亦当作损益。至于灵蓍者，卦器也，此言揲着求签，有多有少，故曰损益法灵蓍。下文又曰'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兑亦当作益，言增益其辞，必依于知深见广，故曰益者，知之也。而减损其辞，必依于简约易行，故曰损者，行之也。若作兑字，意皆不通。”

亦即是说，本篇的题目应为：损益法灵蓍。意思是，游说诸侯时，言辞的增加或者减损，应该结合当时的形势与游说对象的特性来做判断，不可食古不化，而应像灵蓍一样变化无穷。

【原文】

损兑（益）者，几（机）危之决也。事有适然，物有成败，几（机）危之动，不可不察。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1】。兑（益）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说（益）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之辞【2】。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3】。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因自然之道以为实【4】。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5】。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益），威其机危，乃为之决【6】。故善损兑（益）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势不得不然也。

【注释】

【1】笔者注曰：《管子—九德》篇曰：“夫玉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判，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室，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圣人说人，必辨德察类，然后施治。与仁者言，依于理；与智者言，依于通；与义者言，依于节；与行者言，依于速；与洁者言，依于卑；与勇者言，依于志；与精者言，依于上；与容者言，依于达；与辞者言，依于齐。《鬼谷子—权篇》曰：“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其意略同。

【2】笔者注曰：尹桐阳、萧登福考'说，上文作兑’，则亦为益字之讹。此谓圣人说于诸侯，其辞或以损之以求简明，或以益之以求广博，至于损、益皆不能行，则退之以待其时。

【3】笔者注曰：此言圣人不恃才强辩，专行己说，亦察人之言，以辨其类。其类既别，而后以《鬼谷子—权篇》之“九术”说之，辅以内修，故能辞精而心安，志定而意正。

【4】笔者注曰：此言说人不惟辨察其类，亦当权其时势，量其难易，而后定“损益”之辞。鬼谷子云：“故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亦此意也。

【5】笔者注曰：略有方圆，圆者全己，方者克敌。此言辩者之辞或攻或守，因时而异，可竟大功。

【6】笔者注曰：此言“益”之法诀，话繁而多忌，必以“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相间其中，方使不乱。

【译文】

向诸侯进献主张时，言辞或损（精简）或益（详实），考验着游说者的机权干略，决定着游说者的生死安危。事情有巧合偶然，万物有成败利钝，对于关乎生死安危的大事，不可以不谨慎考察。所以聪明高智之士在进行游说时，先遵奉端拱无为之道，悉心察看对方的品类（即品德与类别，详见注释），然后才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言辞说服对方（说有九术，详见《鬼谷子—权篇》）。以“益”字诀为纲领的言辞，（即长篇大论的言辞）必须以识见广博、智算精深为依托，（否则己方言多必失）；以“损”字诀为纲领的言辞，（即言简意赅的言辞），必须以平直浅俗、便于执行为依托，（否则对方难以领会）。当“益”字诀与“损”字诀都不能奏效时，便不再需要费力解说，应先行暂退以待其时。所以我们在搞外交工作的时候，不能一味恃才诡辩，对人强加已见，先得考察对方的言辞，以分辨其类别。其类既别，而后以《鬼谷子—权篇》之“九术”说之，故能辞精而心安，志定而意正。此外，进行外交工作时，我们还要考察双方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看看是严峻还是良好，再实事求是的制订计划。（总的来说）形势严峻时，要多进“全己之辞”（圆略），形势良好时，要多进“攻辩之辞”（方略），如此方可建立功业。因时制宜的或损或益，是游说他人的基本原理，（但要注意的是）“益”字诀具备话繁而多忌、言多而必失的特点，因此必须配合“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当中的技法加以使用，惟其如此，才能在危急之刻化险为夷并解决问题。总之，善于损益之术的人，处理事情就像挖开千丈大堤放水泄流，或者像沿着万仞深谷转动圆石一样，轻而易举。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善于甄别和利用形势所造成的必然。

【案例分析】

苏代计说二王罢兵休战

苏代是苏秦的族弟，东周洛阳人，也是战国时期了不起的纵横家。《古史考》、《典略》、《战国策》、《史记》对其事迹均有记载，其中，《战国策卷十九·秦攻赵》以及《战国策卷三十·说赵惠文王》可谓“损益法灵蓍”的经典案例。苏代根据政治形势的不同和两位人主性格的迥异将所进言辞或“损”或“益”，堪称曲尽其妙、舌灿莲花。

当初，赵国准备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去劝说赵惠文王说：“我这次来，经过易水，看见一只河蚌正从水里出来晒太阳，一只鹬飞来啄它的肉，河蚌马上闭拢甲壳钳住了鹬的喙。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变成肉干了。’河蚌对鹬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你就成了死鹬。’它们俩谁也不肯放开谁，一个渔夫走过来，把它们俩一块捉走了。现在赵国将要攻打燕国，燕赵如果长期相持不下，老百姓就会疲惫不堪，我担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成为那不劳而获的渔翁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出兵之事。”赵惠文王说：“好吧。”于是就停止出兵攻打燕国。

面对赵王厉兵秣马的架势和席卷八荒的雄心，苏代仅仅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案例，三言两语，便成功的“化干戈为玉帛”，可以说是深得“损”字诀的精要。相比之下，苏代对秦昭王的游说就与此大相径庭，可以说是“大费周章”。

秦国将要攻打赵国，苏代（一说苏秦）对秦王说：“臣下听说贤明的君王对待他的臣民，普遍地施以教化并传授他们各种本领，因此官吏不惰，民力殷实；对于百姓的言论，广泛听取而随时采用，因此国家的事业就不会衰败，丑恶的现象就不会显露。臣下希望大王详察我所陈述的主张，并且以“控名责实”的方法察看其效用。我听说握有贵重宝器的人，不在夜间走路；承担大事的人，不应该盲目轻敌。因此贤明的人责任重大而行为恭谨，聪明的人成绩丰硕而言辞和顺。所以民众不憎恨他们的尊贵，世人不嫉妒他们的光辉。我还听说：土地广大的国家，民众争先归附；功名震主的将帅，国君不再启用；力量耗尽的民众，明主不再压榨；想要得到什么反而不去硬求，这是圣贤治国理政的智慧；建立累世勋业之后，使百姓休养生息，这是君子行军打仗的法则。如今长久用兵而不知停止，民众力量用尽也不罢手，非要得到赵国不可，这是缺乏深图远计的谋算。赵国是个四面输泻通达的国家，属于兵家必争的范畴。如今即使得到邯郸，也会腹背受敌，不符合秦国的长远利益。料想，土地广大而不耕种，百姓疲弱而不蓄养，一味的凭借刑罚驱策他们干这干那，那么他们虽然暂时服从，也不会同心同德。俗话说：'打了胜仗，却让国家占据四争之地，就会战事频仍、应付不暇；开疆拓土，赢得硕果累累，却不懂得权衡进退，城池就会得而复失’。所以干任何事情都要度德量力，把握底线。如果竭泽而渔，即使是父亲也不会从儿子那里得到什么；倘若杀鸡取卵，君王也不会从臣子那里得到什么。因此懂得聚微成著的人可以做诸侯，懂得容民畜众的人可以做霸主，懂得权衡轻重的人可以做帝王。”

（《战国策·赵策二》原文：秦攻赵，苏子为谓秦王曰：“臣闻明王之于其民也，博论而技艺之，是故官无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多听而时用之，是故事无败业而恶不章。臣愿王察臣之所谒，而效之于一时之用也。臣闻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则辞顺。故民不恶其尊，而世不妬其业。臣闻之：百倍之国者，民不乐后也；功业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尽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静，圣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终身不休，力尽不罢，赵怒必于其己邑，赵仅存哉!然而四轮之国也，今虽得邯郸，非国之长利也。意者地广而不耕，民羸不休，又严之以刑罚，则虽从而不止矣。语曰：'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轻者，地不入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故微之为著者强，察乎息民之为用者伯，明乎轻之为重者王。”）

秦昭王反问说：“如果寡人按兵不动，使民众休养生息，那么天下诸侯一定推行合纵之策，图谋对付秦国。”

苏代说：“现今天下诸侯还不能依靠合纵的方略抵抗强秦。臣下认为田单、如耳的作为是特别错误的。不单是这两个人错了！天下各国的君主也完全错了！他们谋划收罗破败的齐国、疲惫的楚国、凋敝的魏国与存亡未卜的赵国，用以平秦破韩，这实在愚不可及。齐国的威王、宣王，是当代的贤明君主，他们德高地广，国家富强，民众乐业，军容雄于朔漠，将士冠绝庶蕃。齐宣王依靠这些资本，曾一度逼近韩国，威胁魏国，讨伐楚国，进攻秦国，将您的虎狼之师围困在壳山、函谷之上，十年之间，夺地千里，弄得秦国上下畏惧远避而始终不忿。然而一度辉煌灿烂的齐国，现在却弄得国空人绝。齐兵之所以被打败，韩、魏之所以所存无几，为什么？这都是因为轻启战端，盲目讨伐楚国、进攻秦国，然后自己遭受了穷兵黩武的祸殃，当今各国没有齐威王、宣王富有，军队也没有齐国逼近韩国、威胁魏国时精锐强大，并且将军也没有田单、司马穰苴的卓越谋略。

所以他们这些跳梁小丑即使合纵，也是不能成功的。秦国之内有其他自命才高的人对我的看法进行诘难，这是臣下如今最忧虑的。刑名家们都说'白马不是马’。以这种诡辩妨害真理，谁还敢建言献策呢？

当初您的上辈发兵攻占怀地，使那里兵屈民服，赵国、齐国、楚国本应该进行救援。可是由于赵奢、鲍佞为将，下达龟缩不进的指令，导致只有楚国的四个将领奋勇来战。面临怀地陷落而不出击，秦人退兵而不追赶。不知道三国是憎恨秦国而爱惜怀地呢？还是憎恨怀地而爱惜秦国呢？敌国攻打而不守望互助，敌兵撤退也不大加挞伐，三国的军队就此陷于窘地。由是观之，赵奢、鲍佞的才能不过如此。从前，五国曾联合起来打败齐国，将其土地瓜分豆剖。值此亡国之际，资质过人的田单横空出世，赢来万众瞩目，可他虽然以火牛阵击破敌军，收复七十余城，其后也仅是闭关自守罢了。他在十四年当中，始终不敢一雪前耻，率兵平秦灭韩，只是雄踞临淄而已。现在各国的将领比田单还不如，即使联合到一起，能把秦国怎么样呢？”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息兵，不出国境，诸侯休战，天下安定，二十九年没有互相攻战。

（《战国策·赵策二》原文：苏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为从以逆秦也。臣以田单、如耳为大过也。岂独田单、如耳大为过哉?天下之主亦尽过矣!夫虑收亡齐、罢楚、敝魏与不可知之赵，欲以穷秦折韩，臣以为至愚也。夫齐威、宣，世之贤主也，德博而地广，国富而用民，将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后富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为齐兵困于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戾。夫齐兵之所以破，韩、魏之所以仅存者，何也？是则伐楚攻秦，而后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齐威、宣之余也，精兵非有富韩劲魏之库也，而将非有田单、司马之虑也。收破齐、罢楚、敝魏、不可知之赵，欲以穷秦折韩、臣以为至误。臣以从一不可成也。客有难者，今臣有患于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如白马实马，乃使有白马之为也。此臣之所患也。

“昔者秦人下兵攻怀，服其人，三国从之。赵奢、鲍佞将，楚有四人起而从之。临怀而不救，秦人去而不从。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忘其憎怀而爱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从，是以三国之兵因，而赵奢、鲍佞之能也。故裂地以败于齐。田单将齐之良，以兵横行于中十四年，终身不敢设兵以攻秦折韩也，而驰于封内，不识从之一成恶存也。”

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同样是劝人罢兵休战，何以苏代运用的游说方式会截然不同呢？其因有二。首先，秦国与赵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有霄壤之殊。苏代游说赵惠文王之时，权势熏天的赵成已经寿终正寝，胡作妄为的李兑也已经被贬乡野，赵惠文王已经完全能够独掌大权。战和大计，一任己意！因此，苏代只要稍稍向他点明利害，做到“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即可，根本不需要连篇累牍。而当时秦昭王所面临的状况则十分严峻，宣太后和外戚魏冉的余党尚未肃清不说，国内的豪强也是星罗棋布。对外扩张不仅是昭王个人的意志，也是那些天潢贵胄、达官贵人、巨商富贾的愿望。所以，苏代对昭王游说，不仅要给他一个交代，也得给秦国的利益集团一个说法。所谓“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轻者，地不入也”都是劝谏秦国决策高层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金玉良言。

其次，赵惠文王与秦昭王虽然都是治国有道、御下有方的“明君圣主”，但是脾气和心胸相却甚远，前者宽简仁和，几乎没有任何忌讳；（作者按：赵王将赴渑池，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夫君储废立，人臣所避，而颇僭之，赵王乃许之而不怒，其非尧舜之德乎？）后者则“刚戾多疑，复矜诈力”（作者：戮白起，罢应候，废文武之良佐，非哉！），故而苏代在自己的言语铺陈当中加入恭维奉承之词，也是十分必要的。所谓“怀重宝者”、“任大功者”、“圣主之制”等等字眼，都寓寄着苏代对昭王治绩和韬略的肯定以及对秦国未来良好发展的殷切期盼，让人听来句句受用，避免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策见用而身不恤”的悲惨下场。

通过参研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称得上“纵横大家”的人，绝非是像李园那样行蛇鼠之智，一心只为自己谋取好处，而是心怀天下，为四方诸侯息争解纷。苏代能使“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功莫大焉！

鬼谷子：术道兼用的大智慧

    纵横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群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合纵”、“连横”之术也是一门万众瞩目的显学。“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是纵横家历史形象的生动写照。他们以草莽之身游说各国诸侯，以三寸之舌化解刀兵之祸。苏秦智慧过人，宰辅六国；张仪雄才大略，巧捷万端；陈轸俊异豪伟，机智灵活；蔡泽“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鲁仲连“藏真人之雅操，抑卿相之跋扈”。司马迁把他们并称为“扶危之士”。

纵横家们为什么筹谋定策、鲜有不中，原因不外乎有三：一，他们掌握了“内圣之道”，自鬼谷子的“阴符经七术”问世以来，从事外交工作的智谋之士们大都奉为圭臬，以此修身养性，砥砺心志，因而造就了息争解纷的胸怀和有的放矢的本领。蔺相如、唐雎、楼缓、胡衍、甘罗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二是他们洞悉了与各色人等交往的原则和方法，鬼谷子云“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说人主者，必与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意思是：同智慧的人说话，要见闻广博；同博学的人说话，要圆通善辩；同善辩的人说话，要提纲挈领；同权贵的人说话，要凭借家庭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说话，要境界高远，言辞豪迈，摒弃世俗；同贫穷的人说话，要动之以利；同善战的人说话，要彬彬有礼；与勇武的人说话，要豪胆果断；与愚钝的人说话，须锋芒毕露。与上司说话，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与下属说话，用切身利益说服他。三是他们进退有据，通晓“多言数穷，不若守中”的道理。对于什么时候应该开口，什么时候应该闭嘴，有着十分准确的把握。范雎和葆申就是“言不妄发，动则有功”的典型。

关于《鬼谷子》中“内圣”的阐微，前面七篇已是浓墨重彩，足堪对以往的著述矫枉过正。但是，有“道”无“术”亦是寸步难行。因此，对《捭阖一十四技》的理解和运用就迫在眉睫。

    西方著名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有句至理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并进一步解释说“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环视当下，中国的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愈发激烈，为纵横家智慧的运用提供了广阔天地。笔者衷心希望《捭阖一十四技》在经过现代科学的洗礼之后，重新发出耀眼的光辉。

捭阖篇

【导读】

“捭阖”是筹谋定计、言动天下的根本法则，其与道家所论之“刚柔”、术家所论之“去就”、儒家所论之“显隐”、法家所论之“赏罚”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人徐焕章在为本篇作注时说：“凡人之欲也，离苦得乐，趋利远害，避死延生，悦善绌恶，故捭阖之道可用，因时而发，权无不中。”

【原文】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1】，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2】。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

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3】。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审定有无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明审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4】。

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5】。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6】。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7】，吉凶大命系焉。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8】。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9】。

【注释】

【1】尹桐阳注曰：阳开生物，阴阖成物，则万物各正其性命，故云命物。

【2】笔者注曰：众生莫不悖亡以求存，故曰其道一也。

【3】笔者注曰：权，谓机略；能，谓工巧。此言智者察人，必量度其机略之深浅，校考其工巧之长短，然后因材施计。

【4】笔者注曰：《礼记·乐记》云'弦匏笙簧，会守拊鼓。’由是观之，守者，待也。此言离合、去就须辨势待机。宜先从其志以尽之，然后适时而动。

【5】笔者注曰：此言阖道两用，或能取利，或能避祸，胜而能守，败可逸之。

【6】笔者注曰：纵横者，合纵连横也；反出者，逆经而动也；反覆者，揣摩之符也；反忤者，忤彼合此也。此言合纵、连横、权变、揣摩、忤合之计皆出“捭阖”。

【7】笔者注曰：言事无开阖，则谈说壅执，祁寒不化。故开阖者，所以变略术，化至坚。

【8】笔者注曰：向者说人，惟务曲从阿谀，鲜知善恶、终始之道，故事有不济。

【9】笔者注曰：《尚书·虞书·尧典》曰'天圆地方。’圆则杌棿，谓“心性圆融通达”；方为吝啬，谓“命事严谨自守”。

【译文】

考察古代历史可以知晓，圣人在天地之间行身立世，往往可以成为民众的先导。（为何能够这样？）因为他们通过阴阳的开合变化来为万物命名，掌握万物的规律，了解生死存废的道理，洞察万物的始终，领悟世人的心理，看到变化的征兆，从而把握事物的关键。所以，圣人在普天之下，从古到今，都遵守同一的大道。然而事物是变化无穷的，各有不同的归宿。有的阴，有的阳；有的柔，有的刚；有的开放，有的闭合；有的松弛，有的紧张。

因此，圣人专一守要，察事定次，量权揣能，较其短长。贤能和不肖，聪明和愚蠢，勇敢和怯弱，慈爱与严厉，是有差别的，应该区别对待。有的要放手使用，有的要拒绝不用；有的提拔，有的斥退，有的可以轻贱，有的可以推崇。要顺应“循名责实”的自然之道来对待他们，使其上下和睦，优劣得所。当要重用某人时，便要周详地判断他有没有才能，为人是真诚还是虚假，根据他的嗜好来发现他的志向、思想。再试探性地驳斥他的言论，反复阐明自己的见解，从而探寻对方的真实情况，注重于了解到他的志向主张。如果对方闭口不说，要想法使他开口，以了解他追求什么目标。然后，或是滔滔不绝地向对方展示自己的想法，或是秉持安静正定的原则，一言不发，以进一步试探对方。向对方展示自己的想法，须用赞同的办法使双方思想相合；向对方表示沉默，是用否定的办法来试探对方的诚意。对方在颔首、摇头之间，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我们就可以趁机管窥其谋，考察双方意见同异的根源。意见乖离或者相合，自己要远走或是留待，都要守住一个根本要点：即首先抓住对方的思想。

如果想行“捭之道”，要以周详为贵，不可草率；如果想行“阖之道”，以隐密为贵，不可泄漏。周详和隐密的可贵，在于它的微妙，并与自然之道相合。捭之道，是为了探测对方的虚实真假；阖之道，是为了争取对方的真诚合作。首先全部了解他对事物重要与否的判断，再确定处理标准，并对他的意见进行思考谋划。如果对方的意见不符合要求，就要针对情况自己独立另行考虑。所以说，行“捭”之后，对适合的计谋要拿出实施，对不适合的计谋要收藏不用；行“阖”之后，了解到对方有诚意便争取他，了解到对方无诚意便离开他。总之，“捭”与“阖”是与自然之道相符合的办法。天地通过“捭”与“阖”，使阴阳二气发生变化，使四季交替运行，万物化育生长。合纵、连横、权变、揣摩、忤合之计皆出“捭阖”。

“捭”与“阖”，是自然之道的最重要的变化，也是游说之辞的主要变化。一定要预先周详地研究开闭变化的方法。口是心的门户，心是精神的主宰。人们的志向、欲望、思想、智谋等，都通过口这座门户说出来。所以，要用“捭”与“阖”来审慎的控制思想的表达。所谓“捭”，便是开启，便是善言，便是阳道；所谓“阖”，便是否定，便是沉默，便是阴略。游说时要阴阳协调，善言与否定始终相佐，才能达成所愿。讲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扬名、宠爱、财利、得意，这是“阳”，取象（始）乾卦，喻人以自强不息；讲死亡、忧患、贫贱、困苦、受辱、抛弃，失利、失意、有害、受刑、被罚，这便是“阴”，取象（终）未济卦，喻人以物不可穷。各种言论属于阳一类的，都叫做'始’，是为'捭’的精髓，它从正面宣传利益好处，促使事情有个好的开端；各种言论属于阴一类的，都叫做'终’，是为'阖’的精髓，它从反面宣传危害坏处，从而结束不适当的谋略。

“捭”与“阖”的使用方法，要从阴、阳两个方面着手。跟性情阳刚、积极进取的人说话，内容要高远向上；跟性情柔弱、消极退守的人说话，内容要微小切近。用低下的言论来求合志向微小的人，用高昂的言论来适应志向远大的人。根据这个办法游说，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出入．没有什么对象不可说服。可以游说老百姓，可以游说士大夫，可以游说诸侯国，可以游说全天下。从小的方面人手，可以小得不能再小；从大的方面着眼，可以大得不能再大。增加或损害，离开或接近，背离或返回，都用阴阳相成之道来控制。阳指活动前进，阴指静止隐藏；阳主“活动外出”，阴主“隐藏入内”。阳反复运动，转化为阴；阴发展到极点，转化为阳。凭借“阳”行事的人，要用德义感化他人；凭“阴”行事的人，要用事功加以自证。如果想以阳克阴，必须道德充怀；如果想以阴克阳，必须事功卓著。阴阳相生相克，必须通过“捭”与“阖”的办法加以实现。这便是天地间的阴阳之道，也是游说别人的方法。它是办好万事的先决条件，也是方正、圆融等各种手段变化的途径。

【案例分析】

捭阖：通权变，言利害

《易经》是纵横家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上》说：“一阖一辟谓之变。”留法学者徐庭栋释义说：“阖者，阴也。其行之于说，或缄默不言，以待敌隙，或尽述祸丧，以明其害。捭者，阳也。其行之于说，或据理不挠，以化险狡，或力陈百善，以彰其利。”

观战国纵横家游说，无不是从阴阳两个方面，大行捭阖之术，进而达到游说的目的，《战国策卷六》当中“黄歇说秦昭王”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楚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西陵，另一支秦军攻陷鄢、郢两地，放火焚烧楚国先君的陵墓，顷襄王被逼迁都于东北的陈城，以存社稷。楚国自此日渐削弱，为秦所轻。不久，白起又率军伐楚。楚国高层听说黄歇博学多闻，善于雄辩，遂以之为使，力祈言和。

黄歇见到秦昭王，首先行“捭之道”，阐述两国建交的好处：“天下诸侯的实力，以秦、楚为最，如今听说大王想要伐楚，臣以为这样无异于两虎相争，最终说不定会让驽钝的野狗占了便宜，大王倒不如与楚修好。臣请求说说其中的利害。

臣听人这样说'物极必反，正如冬夏相替；安极而危，好比堆叠棋子。’如今秦国据有天下半数的土地，西北两方的边界更是横贯绝漠，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大国能与秦比肩而立。从先帝孝文王、庄襄王，到大王共历三代，从未忘记开疆拓土以求与齐国接壤共边，从而切断诸侯合纵抗秦的交通之道。大王多次派盛桥到韩国担任监国要职，盛桥不负所托，并北燕之地以入秦国，大王在没有劳师动众、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拓地百里。大王又发兵攻魏，封锁大梁，占领河内，攻取南燕、酸枣、虚、桃人等地，楚、燕两国军队只是作壁上观，不敢与秦军交锋，大王之功也算不小了。此时假如大王能休兵两年，再出兵攻取蒲、衍、首垣，兵临仁、平丘，那么小黄、济阳之地将不战而降，魏氏俯首臣服。大王再割濮、磨以北之地与燕，加以拉拢，则掌握齐秦之间的通道，便可轻而易举的斩断楚魏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山东诸国即使结聚联盟，也无法挽救其危亡的命运了。眼下大王威名正盛，倘能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守成基业，停止攻伐而施行仁义，不仅免除后患，您的名声也将仅次于三王五霸，传于千古（作者按：三王五霸，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八位杰出的君主，他们指的是：夏启、商汤、周武王、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白虎通义》另有其载）。”

（《战国策-卷六》原文：黄歇说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点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三使盛桥守事于韩，成桥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人，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三年，然后复之，又取蒲、衍、首垣，以临仁、平兵，小黄、洛阳婴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属之燕，断齐、韩之要，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义之诚，使无复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

接着，黄歇话锋一转，开始行“阖之道”，阐述“绝楚之害”：“反之，如果大王倚仗兵威，乘着击败魏国的余锐威服天下诸侯，臣担心秦国自此后患无穷。《诗经》说：'凡事都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却少有圆满的结局。’《易经》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狐狸涉水过河，开始时小心翼翼，生怕弄湿了尾巴，可是由于多种原因，到达对岸时还是把尾巴弄湿了。’这些都说明了始易终难的道理。凭什么断定事理必然如此呢？有事实可据。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很有利，可惜却没有注意到榆次之祸，吴王发现攻打齐国有利可图，可惜料不到有干遂之败。这两个国家都曾战功赫赫，只是由于贪图眼前利益，最终不免灭国亡身。吴王相信越国，放心地全力攻齐，取得了艾陵大捷，胜利归来却被越王擒杀于三江之浦；智伯轻信韩、魏，与之合力攻赵，围攻晋阳，不料大胜在即，韩、魏两军阵前倒戈杀智伯于凿台之上。如今大王念念不忘灭掉楚国，却没有注意到楚国的覆灭会增强魏国的实力。臣因而替大王深感忧虑。《诗经》中说：'有威望的大国，不必征战，自能怀敌附远。’以此来看，地处僻远的楚国应当是秦国的盟友，邻近之国方是肘腋之患。

《诗经》中又说：'别人有害我之心，我应时刻提防，再狡猾的兔子，也躲不过猎犬的追捕。’如今大王为韩、魏所惑而加以亲信，无异于吴王轻信越国，到头来后悔莫及。臣听说：'敌人不可轻视，时机不容错过。’臣认为韩、魏两国是担心亡国灭族才向您卑躬屈膝的，并非心悦诚服。为什么这么说？实在是韩、魏两国与秦国积怨甚深，您不妨想想，他们的父子兄弟，历代死于秦人手中的不可胜计。况且大王数次征伐，又令他们国家残破，宗庙坍塌，百姓被剖腹毁容，身首异处，暴尸荒野的，触目可见，而被掳掠押送的，相随于路。如此深仇大恨，他们真能尽释前嫌吗？所以说，韩、魏不亡，秦国则永难安忱无忧，此时大王却全力攻楚，难道不是大王虑事不周吗？

退一步说，大王出兵伐楚，将取道何处呢？大王不会向仇敌韩、魏借道吧？恐怕出兵之日，大王就开始担忧能否再回秦国了。借道两国，无异于大王把大批兵马拱手赠与韩、魏。如果大王不向两国借道，那只能攻打楚国的随阳、右壤。而随阳、右壤都是高山大河、森林溪谷，人烟稀少，大王即使占有这些地方，又有什么用？徒有灭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

况且大王攻打楚国之时，齐、赵、韩、魏四国势必乘虚而入。秦兵陷于苦战，无暇他顾，魏国必定攻取留、方与、胡陵、砀、萧、相等地，宋国故地尽属于魏。齐国南下攻取泗北之地，大王出兵击溃楚国，不料让他人坐收渔人之利，既扩张了韩、魏国土，又增强了齐国实力。韩、魏两国强大起来，就会与秦分庭抗礼。而齐国以泗水为西境，东临大海，北靠黄河，再无后顾之忧，将成为诸侯中的最强者。齐、魏获得土地保有利益，再加上官吏的悉心治理，一年之后虽然尚无能力称帝，但有足够的力量阻拦大王建号称帝。以大王疆土之广，民众之多，兵革之强，出兵与楚国结怨，反倒让韩、魏支持齐王称帝，这是大王失策之处。”

（《战国策-卷六》原文：“王若负人徒之众，材兵甲之强，乘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后患。《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也；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也。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韩、魏，从而伐赵，攻晋阳之城，胜有日矣，韩、魏反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大王虑而不取。《诗》云：'大武远宅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

《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兔，遇犬获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不可易，时不可失。臣恐韩、魏之卑辞虑患，而实欺大国也。此何也？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累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韩、魏之不亡，秦社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纑谷不食之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于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怨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最后，黄歇又再度使用“捭之道”，展望秦楚两国和平建交后的美好前景：“臣诚心为大王考虑，最好是跟楚国言归于好，和睦相处。秦楚一体，兵临韩国，敌人必然俯首系颈。大王据定崤山之险，保有河曲之利，韩国必然成了替秦国伺察天下诸侯动静的吏属。这时大王以十万大兵进逼郑地，魏国必然震恐，许和鄢陵两城马上会闭城自守，上蔡、召陵闻得此讯，也会明哲保身。这样，魏国也就成为秦在东方的侦察官。大王一旦与楚国修好，韩、魏两国自会戮力攻齐，齐国右方的土地大王就垂手可得。这时秦国的土地，已经可以跨据两海，席卷八荒。这样一来，燕、赵与齐、楚便处于相互隔绝之境，稍加胁迫，就可坐收一统之功。”

（《战国策-卷六》原文：“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内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东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齐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于黄歇的这番劝谏，秦国在数年之内都不敢对楚国妄加刀兵。

“罢干戈，致太平”无疑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最高理想。但是，想要“一言止杀”并不容易，游说者不仅要对天下的形势如观掌纹，还要对“捭阖”之道明若观火，否则很可能在为君王分析利害时词不达意，最终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鬼谷子》曰：“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谋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故“捭而适时，阖而有序”，可竟大功，春申君可谓得其要理！

反应篇

【导读】

本篇探讨的是如何知人得情、因情用计，结构上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言明反应之术的原理，即：事皆有反有覆，运用捭阖之理，或正而求之，或反而探之，其隐必出。其次是讲如何用反应之术，首先要使对方“门户大开”，己方才能“以象动之”，则情可得。最后是论及使用反应术之的注意事项，即：自知而后知人，己不先定，牧人不正。

【原文】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此【1】。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2】。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3】。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犹张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

常持其网驱之，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愚智，事皆不疑【4】。

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5】。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静以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虽非其事，见微知类【6】。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符应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弈之引矢【7】。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铁；若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圆与方。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是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8】。

【注释】

【1】笔者注曰：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又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此反复之说之所由本也。又有墨子云：“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此观往验来之义也。

【2】笔者注曰：《吕氏春秋》言：“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此所谓反而得复者也。

【3】罗大经注曰：人情最深，溪谷不足以喻其险，川泽不足以喻其变。然象事比词以求之，未有不了然灼照者，鬼谷子反应之言，盖如此。

【4】笔者注曰：圣人钓愚则阖以知其诚，钓智则捭以尽其意。故皆得其实，举事谋定而不疑也。

【5】笔者注曰：《吕氏春秋》言：“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又曰：“其智弥觕者，其所同弥觕；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此之谓实理同归。  

【6】王弼明爻通变释之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又按《韩非子》曰：“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此之谓知类。

【7】林希元注曰：君子之得人情以理。此以阴阳变象，探索诸子之书，所以驳处不然。得言立论，多合人情，胡摈之于吾道之外耶。

【8】《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注曰：“天神贵者泰一，其正中庸之道，万变之机。”此言善“反应”之术者可以随方设化，应号无穷。

【译文】

    古代化育黎民的圣人，是与大道互融共生的。他返溯回流，观察过去，以此为据，审验将来；返过去以古为鉴，翻过来才能了解现在；返过去洞悉他人，翻过来才能验证自己。事物动静虚实的道理，如果跟现在和将要发生的情况不合，便返回去研究古代历史，从而寻求出正确答案。事情往往有通过研究古代而明辨现在的情况，这是圣人的教导，我们必须仔细考察。

别人在讲话，这是动；我沉默不说，这是静。要顺着对方的话，了解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如果对话当中有不合真实的情况，便反复旁敲侧击的探问，对方一定会有所表示，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语言用意象表达内容，事物要互相类比。有了意象和类比，就可以观察对方下一步的想法和言行。

所谓“象”，便是以意象所表达的某事物；所谓“比”，便是用言辞类比，在无形中得到对方的响应。启发诱导的“钓饵”如果正中下怀，对方在刹那间必然难掩其情，真实状况便会为我所悉。这就好像张开捕兽的网去捕捉野兽，只要在野兽出没频繁的地方多设置一些埋伏，伺察等候，就一定能捕获良禽。方法适合事理，对方当然会自己说出一切，这实际上是一张钓人的网。

常用钓人之网驱策对方，以便钓情用计。如果发言不合，便改变方法来对付。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打动对方，投合他的内心想法，了解实情，从而控制住他。彼我双方，一来一往，反复交谈，通过揣摩言辞，了解对方底细，进而确定基本方略。因此．在反复交谈中可以判断出基本情况，确定基本的策略。如此反反复复，周密审核，使各类事物都名实相副。圣人诱导愚人和智者的方法不同，但取得的事功毋庸置疑。

古代善于从正反两面反复了解事物的人，往往采用鬼神不测的变化手段来了解真实情况。他的变化适当合理，他的观察非常详细。如果观察不详细周密，得到的情况便不清楚；得到的情况不清楚，决定的基本策略便不周详。运用象征和类比，变化莫测，对方就会犹若投石之潭，有所回响。想要听到对方的声音，自己反而要沉默；想要张开，反而先收拢；想要抬举，反而先贬低；想要夺取，反而先给予。想要使对方开诚相见，就用象征性的语言试探，并说出先例，从而诱导对方发言。（发出）相同的声音自然会彼此呼应，（讲出）相同的道理自然会成为一路。或者顺着这种道理，或者顺着那种道理，或者用来侍奉君长，或者用来管理臣民。这就是听话能分辨真假、能了解彼此间的异同、能掌握对方是忠诚还是欺诈的途径。对方的一举一动、欢喜愤怒，通过这种途径都能加以了解，前提是我们必须定情审基，而不能掉以轻心。只有通过反复的言辞试探，求得对方答复，再观察分析他所寄托的内容，才能最终克敌制胜。使用这种方法，自己要保持平静，才能听取对方的言辞，考察他所说的事情，探讨万事万物，分辨势力强弱。即使对方所说不是自己当前急于了解的事，也可以凭借微小的征兆推知同类的情况。听取对方言辞以揣测对方实情，就像刺探敌情而深居敌境一般，要首先估计敌人的能力，其次再刺探敌人的意向，就会像以符验契一样相合，不致行差踏错。又好似螣蛇指示祸福一般的神奇，更像后羿拉弓射箭一般有的放矢。

所以说，要了解外界的人和事物，必须先从了解自己开始。双方互相了解，志同道合，就好像比目鱼一样相亲相爱、如影随形。及时了解对方，就好像见光出影那样迅捷。了解自己的人，他审察别人的言论时就会周全不失，好像用磁石去吸铁针，又好像用舌头去吮烂熟的骨肉，百无一败且轻而易举。他与人结交方式微妙，他发现情况反应如电。他的方法，有时阴柔，有时阳刚，有时刚柔并济；有时圆转，有时方正，有时方圆齐施。如果情形还不清楚，便采用圆转灵活之道来引导对方；如果情形已经清楚，就用方正直率之道来处理事情。不论前进还是后退，是升迁还是贬谪，都要坚守上述方法来进行交际。若不能做到'自知者明’，处理事情便会弄巧成拙，这便叫作“忘情失道”；自己先有判己察人的明智，再去驾驭别人，那么就可以主导谈话时的局势，做到策略巧妙而不见痕迹，没有谁能看懂其中的奥秘，这就达到了“泰一”那种高深的境界（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

【案例分析】

反应：正反夹击，掌控局势

近人张浩成在为“反应”之术释义时，说：“反应者，奇正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说者亦然。以应言不能化者，乃出反辞以谆其教，复缀钓语于后，或取象比类，或随而牧之，故事无不济。”

意思是，想以三寸不烂之舌对人游说，须以正面劝谕为主，此为“应”；若所谋不成，就用说反话的方式打动对方，此为“反”。然而，无论或“应”或“反”，都当以“钓语”辅助配合，方能做到无懈可击。

什么叫作“钓语”呢？就是能够调出人们真情实意的“话头”。这种话头或是让人觉得怒不可遏，或是让人觉得喜不自胜，因为人通常在大喜大怒时最不易把控自己，可能无意间吐露真情。“真情”一旦为我方所知，我们既可以顺势对其进行开导，让对方“改弦更张”，也可以利用此讯平步青云。总之，是救人慧命，还是谋及身家，皆在掌握“反应”之术者的一念之间。

《战国策-卷十一》当中，谭拾子说孟尝君一章，当是“应”字诀的最佳案例。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秦昭王久闻孟尝君的贤能，欲以质子（泾阳君）进行交换，让孟尝君到秦国参议大事。孟尝君在苏代的恳切建议下，决定回绝昭王。可齐湣王不敢得罪强秦，又有众文武从旁撺掇，最终还是派孟尝君赶赴秦国。

孟尝君来到秦国之后，起先还备受礼遇，但时间一长，昭王猜忌之心渐起，加之以小人从旁进谗，以致孟尝君险死还生。后来多亏了“鸡鸣狗盗”之徒才得以脱身，返回齐国。

齐湣王这个时候也感觉当初派遣孟尝君去秦国是个错误决定，毁了兄弟之情不说，更使庙堂之上少了一位栋梁之才，思前想后，决定派谭拾子去边境迎接他。

谭拾子见到孟尝君面带不悦之色，就探问说：“大王派您去秦国的时候，齐国那些曾经受过您扶持和帮助的士大夫们以为您终身不会再回来了，便见风使舵，有些与您割袍断义，有些甚至落井下石，您心中是否记恨这件事？”

孟尝君直言不讳道：“是！”

谭拾子趁此时机，抛出“钓语”，说：“如果我为您想出一条毒计，把他们这些忘恩负义之辈通通杀掉，您是否感到满意？”

孟尝君闻得此言，心中的愤懑之情再难掩抑，道：“真能如此，再好不过！”

谭拾子道：“公子还是不要这样考虑问题吧。事物总有其发展的必然结果，道理总有其成立的固有规律。您明白吗？”

孟尝君道：“不明白！”

于是，谭拾子开始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道：“人总有一死，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你有钱有势、飞黄腾达，别人就围上来，你穷困潦倒、前途黯淡，别人就离开你，这就是道理成立的固有规律。就如集市一样，早上人挤人，晚上没有人。这并不是说人们早上爱集市，晚上恨集市，只是因为早上集市里有人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来了，晚上东西卖完了，所以大家都走了。”

听了这个道理后，孟尝君放弃了报复的想法。

（《战国策-卷十一》原文：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为言。）

当然，单单将“应”字诀融会贯通，有时还不能应对高度复杂的政治形势，必须辅以“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的“反”字诀方能行之有效，江乙和安陵君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安陵君本欲长享富贵，江乙却劝他“笃志求死”以钓楚王之情，最终不仅助他深化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更达到了风举云摇的目标。

当初，面对“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治国理政之功”的安陵君，江乙劝谏说：“您对楚国没有丝毫的功劳，也没有骨肉之亲可以依靠，却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人民见到您，没有不整饰衣服，理好帽子，毕恭毕敬向您行礼的，这是为什么呢？”安陵君回答说：“这不过是因为楚王错误地提拔我罢了。不然，我不可能得到这种地位。”江乙说：“用金钱与别人结交，当金钱用完了，交情也就断绝了；用美色与别人交往，当美色衰退了，爱情也就改变了。所以，爱妾床上的席子还没有睡破，就被遗弃了；宠臣的马车还没有用坏，就被罢黜了；您现在独揽楚国的权势，可自己并没有能与楚王结成深交的东西，我为您非常担忧。”安陵君说：“那可怎么办呢？”江乙说：“希望您一定向楚王请求随他而死，亲自为他殉葬，这样，您在楚国必能长期受到尊重。”安陵君说：“敬遵您的教导。”

三年以后，安陵君仍然没有向楚王表述自己的殉死之节。江乙再次提醒他说：“我给您说的，到现在您也没有实行，您既然不采纳我的意见，我要求从此不再会见您了。”安陵君说：“我实在不敢忘记先生给我的教导，只因没有遇到好机会啊！”

在这时，楚王要到云、楚地区去游猎，车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五色旌旗遮天蔽日，野火燃烧起来，好像彩虹，老虎咆哮之声，犹若雷霆。忽然一头犀牛像发了狂似的朝车轮横冲直撞过来，楚王拉弓搭箭，一箭便射死了犀牛。楚王随手拔起一根旗杆，接住犀牛的头，仰天大笑，说：“今天的游玩，实在太高兴了！然而孤王百年之后，又和谁能和我一道享受这种快乐呢？”安陵君泪流满面，上前对楚王说：“我在宫内和大王挨席而坐，出外和大王同车而乘，大王百年之后，我愿随从而死，在黄泉之下也做大王的席垫，以免蝼蚁来侵扰您！又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楚王听了大为高兴，就正式封他为安陵君。

各国的王孙贵族听到了此事，就叹息说：“江乙是善于出谋划策，安陵君是善于利用时机啊。”

（《战国策-卷十一》原文：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已。不然，无以至此。”

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

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曰：“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

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牛羊）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

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

内楗篇

【导读】

“内”在本文中的意思，是指以言辞巧结于君。“楗”，是指向国君呈献计谋策略。本篇言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臣如何得君主之情而进说辞，结构上由两个部分所组成：

首先，点明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其次，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臣下在建言献策时如何能够引人注目，获得青睐，即“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在此基础上，“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合者，则己身见用，上下相亲；不合，则需要“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环转因化，生生不已。

假若君王一味闭目塞听，杜绝言路，刚愎自用，则“退为大仪”，即主动辞去官位，隐身待机，另择明主。

【原文】

君臣上下之事【1】，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2】。

事皆有内楗，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货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蚨母之从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内者，进说辞也。楗者，楗所谋也。欲说者务稳度，计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方来应时，以和其谋。详思来楗，往应时当也【3】。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4】。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楗。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楗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5】。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名入产业，曰楗而内合。上暗不治，下乱不寤，楗而反之【6】。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7】。

【注释】

【1】笔者注曰：君者，非惟天子元首之意，谓势之主也，因时而变。以情结友，则友为君；商贾待客，则客为君；有求于野，则民为君；有应于官，则官为君；以下奉上，则上为君。陶说以“君者”为“天下一人”，谬矣。

【2】笔者注曰：义违则日进前而不重，理合则遥闻声而欲得。

【3】笔者注曰：《国语》云：“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又有《说苑》云：“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至时之极，间不容息。”此皆“时当”之义也。

【4】笔者注曰：《韩非子》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此求变之说也。

【5】笔者注曰：此言圣人得情立事，其志在“楗万物而化之”，非奉一人。

【6】笔者注曰：上暗而不治，下乱而不正，则弃旧辅新，“抵而得之”。此同“抵巇”之意。

【7】俞棪引《荀子》曰：“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闻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匽櫽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枻。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枻，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众，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荀子兹论，与本篇盖互相发明者也。

【译文】

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最微妙玄奥的。有的血缘关系疏远，思想上却很亲密；有的血缘关系亲密，思想上却很疏远。有的人与君主近在咫尺，反而不被拔擢重用；有的人离君主万里之遥，反而被再三征召。有的人整日侍奉、不离左右，也得不到君主的赏识，有的人只闻其名，身居僻远，却被君主视若珍宝。凡是这一切情况，都决定于所进献的主张跟君主的执政思路是否吻合。那些被亲密、被任用、被欢迎的人是由于所进献的主张跟君主思想相合，早就发生了根本联系，心心相印。君臣之间的关系，有的因道德相交，有的因志趣相交，有的以财利相交，有的因声色相交。如果通晓“内楗”之术，并用以结交于上，那么，你就能做到想入世就入世，想出世就出世；想亲密就亲密，想疏远就疏远；想靠近就靠近，想离开就离开；想自己得到征召就得到征召，想让君主思念自己就能让君主思念。就好像青蚨虫一样，母虫一定要细心地保护它的幼虫，无论出入，都没有间隔的迹象，自由往来，没有谁可以阻止。

所谓“内”，就是使所进说辞能够深入君主的内心；所谓“楗”，就是使自己的策论不违背君主的执政思路。去游说君主的时候，必须先审时度势，暗中揣测君主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向君主进献计谋时，必须符合当时的政体、国纲。暗中揣度是否可行，再对君主公开说出所得所失，以便令君主的心志为己所用。进献计谋要选准时机，对方一旦稍有兴趣，便立即提纲挈领的陈述主张，以应上意。而后详细思考，再来长篇大论，适应形势。如果自己的言辞或计谋与君主不合，就不能施行。这时就要揣摩时机是否适宜，从“便宜行事”的角度出发，来改换策略。因权设变，以求得纳，就像用钥匙开锁一样，轻而易举。游说时，凡是谈论过去的事情，要采用已经定调的言辞；凡是谈论未来的事情，要采用变通灵活的言辞。善识通变之理者，审知地势则天道可知，天道既明，便可以驾驭四方之精气的往来屈伸，从而牧养人民。参见到君主以往处理事情的计谋和措施，就能知道他的心志和意向。所办的事情有时不能合君心，是因为对君主的心志和意向还不够了解。意见一致了，而不能密切结合是因为只停留于表面亲近，而背地里还有距离。凡是与君主之意不合的事，圣人是不会出力谋划的。

所以那些关系疏远反而得到君主亲近的人，是因为他们能与君主心意暗合；那些关系亲近反而被君主疏远的人，是因为他们与君主心意不一。主动亲近君主反而不被任用的，一定是谋略不恰当，不符合君心；离开君主反而被征召的，一定是他先前所预测的事在后来应验了。天天在君主面前却不被任用的人，一定是建议措施不合君主之意；君主远远听到他的名声就朝思暮想要得到的人，一定是谋略相合，期待他前来决断大事。所以说，如果找不到双方的契合点就贸然撰写策论，必定会被排斥；不了解对方的实情而胡乱游说，必定会被否定。了解到真情，才能制订并实现自己的谋略。使用这种办法既可以入世，也可以出世，既可以相合，也可以离开。所以圣人立身处事，就是遵循这种规律来预先了解情况，从而跟各种人和事物紧密结合的。

在游说时，要顺着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等方面来进言，从《诗经》《尚书》中征引例证，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言辞，或增加或减少，再仔细研讨在当前情况下自己是离开还是留下辅助君主。如果有意晋位王佐，就积极进取，鞠躬尽瘁；如果决定避世不出，就谦虚辞让，道出苦衷。无论是进是退，都一定要通晓与君主相处的规律，这样才可以揣测计划未来的事情，发现疑难之处才可以迅速决断。策略上没有失误之处，就能立德、建功。既能帮助君主处理好君臣之间的职分，又能帮助君主治理百姓，增加财富，使国家繁荣昌盛，这就叫从内部与君主结交。如果君主昏庸怠惰，臣下为非作歹，那么进献谋略就会遭到拒绝，自己要反身而退，不再为其谋划。如果君主自鸣得意而不采纳外人的建议，只能先用“飞钳”之术悦其心神，再徐图教化。此时，假若君主有命令来征召自己，便接受任命，发挥作用，施行自己的主张。倘使形格势禁，拳脚无法施展，想要离开君主，就说自己继续留在君主身边有害无益，这样便可获得自由。总而言之，要做到像圆环一样灵活转动，顺应对方情势的变化，使谁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才能事事全身而退。

【案例分析】

内楗：高明的进谏艺术

韩非子在《说难》一篇中言道：“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纵横家深明此理，于是发明了“内楗”之术。

“内楗”的成败，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看所进主张是否与时代背景相合（详思来楗， 往应时当也），二是看所进主张能否引起上位者的注意或兴趣（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三是看所进主张能否造福于民（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名入产业，曰楗而内合）。

《史记-卷九十七》当中，“陆贾说刘邦”一例可以看作“内楗”之术的使用范本。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时值高祖略定天下，四方承平，河海清宴。陆贾果断的抓住刘邦及其勋贵集团由“打江山”向“坐江山”转型的大好时机，先出钓语以激其情（时时前说称《诗》、《书》），待到成功引起刘邦的注意和呵斥后，便将事先筹谋已久的建议——“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和盘托出，堪称“掷地金声”。

详情如下：陆贾经常在皇帝面前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听到这些，很是不悦，就对他大骂道：“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

陆生回答说：“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和周武，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然后顺应形势以文治守成，文治武功并用，这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啊。从前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因极力炫耀武功而致使国家灭亡；秦王朝也是一味使用严酷刑法而不知变更，最后导致自己的灭亡。假使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高帝听完之后，心情不快，脸上露出惭愧的颜色，就对陆生说：“那就请您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去天下，我们得到天下，原因究竟在哪里，以及古代各王朝成功和失败的症结所在。”

于是，陆生就奉旨而行，采其大略地论述了国家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皇帝，刘邦览毕，啧啧称赞，左右群臣也是一齐山呼万岁，把他这部书称为“新语”。

由于《新语》内容浩繁，在此仅摘各篇主旨，共一十二条，以飨读者：

《新语》

一，为政者当礼法合用，实行善治。

（节自《道基第一》，原文：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二，为政者制定法令必须“应权通变，弘思远益 ”，招揽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

（节自《术事第二》，原文：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三，为政者当坚守“虚静其形，神微周盈”之道，而后控名责实，奖忠惩奸。

（节自《辅政第三》，原文：君子远荧荧之色，放铮铮之声，绝恬美之味，疏嗌呕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颠轻。以小治大，乱度干贞。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

四，为政者当率先垂范，做到“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节自《无为第四》，原文：夫法令所以诛暴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故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湿，而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高山出云，丘阜生气，四渎东流，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五，为政者对贤能之士不能单单加以赞誉，更要赋予权柄，以成其志。

（节自《辨惑第五》，原文：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也，非得神灵之化，罢云霁翳，令归山海，然后乃得睹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湿，照四方之晦冥。今上无明王圣主，下无贞正诸侯，诛鉏奸臣贼子之党 ，解释凝滞纰缪之结，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大化绝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无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其柄者，则无以制其刚。诗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六，为政者当谨记“毋以恶小而为之，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小益而不修，毋以小损而不防”。

（节自《慎微第六》，原文：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是以伊尹负鼎，居于有莘之野，修道德于草庐之下，躬执农夫之作，意怀帝王之道，身在衡门之里，志图八极之表，故释负鼎之志，为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诛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残贼之类，然后海内治，百姓宁。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 ，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此二者，修之于内，着之于外；行之于小，显之于大。）

七，为政者当众端参观，广开言路。

（取自《资质第七》），原文：凡人莫不知善之为善，恶之为恶；莫不知学问之有益于己，怠戏之无益于事也。然而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胜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 存于朝；佞臣之党 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

八，为政者在太平盛世，不要无端生事、妄加干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

（取自《至德第八》），原文：夫形重者则心烦，事众者则身劳；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

九，为政者当心无旁骛、意念专一、精研治道，不能利令智昏。

（节自《怀虑第九》，原文：目以精明，耳以主听，口以别味，鼻以闻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两兼，两兼则心惑，二路者行穷，正心一坚，久而不忘，在上不逸，为下不伤，执一统物，虽寡必众，心佚情散，虽高必崩，气泄生疾，寿命不长，颠倒无端，失道不行。故气感之符，清洁明光，情素之表，恬畅和良，调密者固，安静者详，志定心平，血脉乃强，秉政图两，失其中央，战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圆不乱方，违戾相错，拨剌难匡。故欲理之君，闭利门，积德之家，必无灾殃，利绝而道着，武让而德兴，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十，为政者当轻徭薄赋，宽以养民。

（节自《本行第十》，原文：夫怀璧玉，要环佩，服名宝，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镂，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台百仞，金城文画，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不损其行，以好其容，不亏其德，以饰其身，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

十一，为政者当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有所戒惧。

（取自《明诫第十一》，原文：夫善道存乎心，无远而不至也；恶行着乎己，无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而至，麟凤白雉草泽而应。殷纣无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是以明者可以致远，否者可以失近。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书鱄绝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穷涉寒饥，织履而食，不明之效也。）

十二，为政者当操守方正，和顺纯粹，以一应万，舍小取大。

（取自《思务第十二》，原文：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广听，进退顺法，动作合度，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见邪而知其直，见华而知其实，目不婬于炫耀之色，耳不乱于阿谀之词，虽利之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谈之以王乔、赤松之寿，而行不易，然后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

抵巇篇

【导读】

“抵巇”之术是纵横一十四技当中威力最大的一篇。其行之于“阴”，可令兄弟阋墙，党派倾轧，国家相斗；用之于“阳”，可令邻里修睦，敌我言和，恢复邦交。倘逢德厚流光之人，良金美玉之类，福泽四野之宇，则“抵而塞之”；若遇饕餮放横之徒，暴戾恣睢之众，多行不义之国，则“抵而得之”。圣人用之，因时为业，随境取舍，不可拘执。

【原文】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巇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1】。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2】。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谋，皆由抵巇。抵巇隙，为道术【3】。

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巇罅”。圣人见萌牙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4】。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5】。

【注释】

【1】许富宏释义：鬼谷书依阴阳立论，此五者亦当如此。前四者总归为“塞”，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后一归为“得”，取而代之也。合而观之，谓抵巇之理也。下文所谓“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即此。然“塞”占其四，不得已才“得”之，此见“塞”之占主导。

【2】笔者注曰：见微知著，谓之圣者。故危兆未形，已有名策，乃能独保其身也。然后因化说事，随机用术，通达经纬，防周备密。  

【3】笔者注曰：理政之人，不能内顾，只务外事，智谋因此而起，权弊而行，故能不失其机。巇隙既出，方可行道术。

【4】尹桐阳曰：此即上文所谓抵却、抵息、抵如此、抵如彼者，战国时之合纵、连横是也。右者，尊也，上也。

【5】笔者注曰：言能因巇而抵，则王侯将相之位可居，故能为天地守其神祀。

【译文】

万事万物循“道”而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时与“道”相合，有时与“道”背离。有时近在眼前却看不到，有时远在天边却了解的很清楚。近在眼前却看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仔细考察对方的言辞；远在天边却被认知，是因为能够反观历史，鉴往知来。所谓“巇”，就是裂缝的意思。裂缝不及时堵塞，缝隙就会越来越大，最终令事物一溃千里。裂缝开始发生时是有征兆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待它：或者堵塞，或者排除，或者使事故平息，或者使事故消失；如果已经回天乏术了，便用新的事物来取代它。这就是“抵巇”的道理。

事情有危险的征兆出现，圣人就能有所洞察，并能采用相关措施进行自保。在保存有用之身的基础上，再因时制宜的筹划计谋和制定弥补的策略，并以此辨识细微缝隙产生的原因。祸端初起时如秋毫之末那样微小，发展起来就可以形成震动泰山的效果。所以如果要施策于外，必须根据抵巇的原理，在事物尚处在萌芽状态时，及时发现其漏洞，并想出新的计策来堵塞它。善于发现并运用抵巇之法来弥补缝隙，就是道术的精要所在，也是圣人处理事情的根本方法。

天下混乱，庙堂之上没有明君圣主，公侯之家道德沦丧，贤臣遭到摒退，圣人逃离乱世隐居起来，贪婪奸诈之徒兴起，破坏朝纲；君臣之间互相猜忌，各种势力之间互相攻伐，国家的形势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局面；而普通民众中也是父子离散，彼此反目成仇；这些都叫社会有裂缝的状态。圣人有鉴及此，就会用“抵巇”之法来处理。世道如果还可以治理，就运用“抵巇”之法查缺补漏，使之走上正轨。如果不能治理，就运用“抵巇”之法，循其缝隙，彻底将其打破，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或者用“抵巇”之法达到弥补缝隙的目的，或者用“抵巇”之法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或者用抵的手法反过来，或者用抵的手法倒过去。 

五帝时期，政通人和，即令有隙，不过是纤芥之疾，所以就用“抵巇”之法来弥缝漏洞。三王之时，天下大乱，缝隙已不能弥补，故而汤武革命，推陈出新。现在各诸侯国之间，都是利用对方的缝隙，或抵而塞，或抵而得，不可胜计。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善于运用“抵巇”之法者，可以在诸侯之间占尽上风。

天地万物之间有合有离，有开始有终结，必然会产生缝隙，不能不明察秋毫。事先能够察觉到休咎否泰，并且能够用“抵巇”之术加以控制的，就是圣人。圣人，乃是天地所派遣的特使，假如世间没有裂隙需要抵塞，那么就深深地隐藏以等待时机；遇到裂隙出现需要抵塞，那么就为此谋划。这样，对上可以匡扶社稷，经国纬政，对下可以约束民众，使之归附。如果能够顺应自然规律来运用，那么就能掌握天地间一切事理玄妙。

【案例分析】

抵巇：重修宇内，再造乾坤

“抵”有二义，一作“扺”，音（zhǐ），《说文解字》云“扺，侧击也”。当取“击打”之意。二作“坻”，清末民初的湖湘名宿尹桐阳在为《鬼谷子》作注时，曾引汉代文学家贾谊所撰之诗云“《鹏鸟赋》曰'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坻’字当同'抵’，堵塞之谓。”巇，音（xì），就是缝隙。

这样一来，“抵巇”二字便具备双重含义，既有击打缝隙之意（即利用矛盾，瓦解敌人），又有弥合缝隙之意（即化解矛盾，调和鼎鼐）。

纵观历史，枚乘可以看作前者的楷模，而陈轸可以当作后者的典范。

景帝即位之后，御史大夫晁错进言削藩。吴王心怀不忿，因而与六国谋反，以清君侧为名，率兵西进，直指长安。景帝听说这件事，就杀死晁错，向诸侯道歉，意图拖延时间以整兵备战。

这个时候，枚乘再次规劝吴王悬崖勒马，对其晓以利害道：“从前，秦国在西边平定胡、戎之乱，北边守备榆中之关，南边驻防羌、笮之塞，东边对抗六国联兵。六国凭借魏无忌的威望，采用武安君的'合纵’，重用荆轲般的勇士，同心协力，抵御秦军。然而秦国终于踏平六国，吞并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秦与六国地利不同、百姓多寡不等。现在汉朝占据着原来秦国的全部土地，统领着像原来六国那样多的兵众，修恩义以安抚戎狄，施恩惠以同化异族，汉朝与秦国相比，土地是它的十倍，臣民是它的百倍，这一切您是知道的。”

（《六臣注文选》原文：枚乘复说吴王曰：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筰之塞，东当六国之从。六国乘信陵之籍，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筰，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经过必要的铺陈之后，枚乘开始发动“抵巇”之术，抵吴王与左右近臣之“巇”，陈明造反之举既无出路，也无必要：“现在您身边的小人为了一时的荣禄，就阿谀奉承，为您策划侥幸行险的计谋，丝毫不顾大汉政府的恩深雨露，也不估量己方民力的多寡、国土的大小，这将给吴国带来灾难，我为此彻夜难眠。吴国的兵众若与汉朝相抗，就像以蝇、蚊催击牛背，如同用腐肉抵挡利剑，两军刚一交锋，吴军便会落花流水。由是可见，造反之举实在是荒谬绝伦。况且，时下也并无非反不可的必要。因为天子听说吴国率领那些被削夺封地而失去常职的诸侯，要求恢复先帝的遗约后，就亲自诛杀了晁错，对以前的过错表示道歉。这样一来，大王您就已经播名四海，功盖汤武。再说，吴国虽为诸侯，富贵却胜于天子，又处在僻静的东海，居住的环境远远超过京师。汉朝并有二十四郡、十七诸侯，郡国贡赋一起输入汉朝的国库，车载而行，千里不绝，（即便如此）其中的奇珍异宝还比不过您的束山之府。他们运送粟米西入长安，车辆充塞道路，舟船挤满江河，（即便如此）所运之粮也赶不上您的海陵之仓。他们修整上林，杂以离宫，积聚游乐，圈守百兽，（即便如此）也远不如您的长洲之苑。他们所游乐的曲台殿，虽有宽敞大路，却还不如您的潮汐之池。他们所建筑的城堡，虽然坚固厚实，也不如您的江淮天险。这是我为大王您感到高兴的地方。现在大王您马上撤回军队，还可以有五分的希望免于灾祸，永享富贵，福泽子孙。”

（《六臣注文选》原文：夫举吴兵以訾于汉，璧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天子闻吴率失职诸侯，愿责先帝之遗约，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汤、武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为大王乐也。今大王还兵疾归，尚得十半。）

接着，枚乘又开始抵吴国与鲁、梁、胶束、胶西、淮南等国之“巇”，大造虎狼环伺之势，令刘濞倍感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否则，您若一意孤行，让汉朝知道吴国有吞并天下之心，定会勃然大怒，派羽林水军顺江而下，袭击大王的都城；命令鲁国进入束海，断绝吴国的粮饷供应；命令梁王修缮战车，训练弩兵，囤积粮食，坚守城池，保护荣阳，直到吴国士兵饥饿疲乏。到那时，您再想返回封邑，也不可能了。现在的形势是：淮南三国恪守天子的誓约而不敢背叛，齐王刎颈自杀以毁灭谋反的形迹，胶东、胶西等四国高高挂起，作壁上观，赵王则被囚禁于邯郸，寸步难行。而大王您呢？已距本国千里之遥，而被十里屯兵所控制。张羽、韩安国率兵驻防于您的北部，弓高侯韩颓当领兵阻断您的粮道，吴兵注定不能攻下梁国的城堡，士卒也感到疲累不堪，我暗自为此伤心郁闷。希望大王您反覆考虑。”

（《六臣注文选》原文：不然，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龚大王之都；鲁东海绝吴之饷道；梁王饬车骑，习战射，积粟固守，以备荥阳，待吴之饥。大王虽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计不负其约，齐王杀身以灭其迹，四国不得出兵其郡，赵囚邯郸，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国，而制于十里之内矣。张、韩将此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军不得太息，臣窃哀之。愿大王孰察焉。）

及其下书之日，吴越咸知，上下离心。

当然，“抵巇”之用，不仅仅在于对敌人分化瓦解，也可以用来“化合天下，止息干戈”。《战国策-卷八》中“陈轸说齐闵王”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秦国准备攻打大梁，陈轸联合韩、赵、魏之后，又东去齐国进行游说，开门见山地为其明示祸福：“古代圣王兴兵征伐，都是为了匡正天下，建立功名，以便能够造福后世，流芳千古。如今齐、楚、燕、韩、魏等六国，彼此互相侵略，不但不足以建立功名，反倒使秦国强大，使本国衰弱，这绝对不是山东诸侯的正确选择。”

（《战国策-卷八》原文：秦伐魏，陈轸合三晋而东谓齐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为后世也。今齐、楚、燕、赵、韩、梁六国之递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适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东之上计也。）

接着，陈轸一针见血的指出山东诸侯“同室操戈”以及“各自为战”的危险后果：“能够灭亡山东诸侯的只有强秦。如今六国不但不联手抗拒强秦，反而互相削弱，到最后必然两败俱伤，被秦国吞并，这是臣为山东诸侯担忧的主要原因。秦国毫不费力，天下诸侯就互相割让土地给秦国；秦国连柴火都不必用，天下诸侯就自动替秦国烹煮自己，到时候就有上等佳肴等待秦国享用。秦国真是聪明，山东诸侯又是多么愚鲁，但愿大王能多多注意！

古代的三皇、五帝、五霸兴兵征伐，都是为了铲除无道的暴君，但是现在秦国征伐天下恰好与古代相反，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亡国之君死于屈辱，亡国之民死于掳掠。现在韩、魏人民的眼泪还没有干，只有齐国人民侥幸还没有惨遭秦国蹂躏，这并不是由于齐国和秦国亲善，或者由于韩、魏与秦国交恶，只是由于齐国离秦国远，韩、魏离秦国近的缘故。现在齐国离灾难已经不远，因为秦国正想要攻打魏国的绎县和安邑，秦国有了绎县和安邑之后，再继续往东沿黄河进兵，如此必然能顺着黄河往东攻打齐国，占领齐国土地一直达到东海之滨，接着更向南进兵，使韩、魏、楚陷于孤立，向北进兵使燕、赵陷于孤立。如此齐国就无计可施了，希望大王慎重考虑。”

（《战国策-卷八》原文：能危山东者，强秦也。不忧强秦，而递相罢弱，而两归其国于秦，此臣之所认为山东之患。天下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东之愚耶？愿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虏。今韩、梁之目未尝干，而齐民独不也，非亲齐而韩、梁疏也，齐远秦而韩、梁近。今齐将近矣！今秦欲攻梁绛、安邑，秦得绛、安邑以东下河，必表里河而东攻齐，举齐属之海，未免而孤楚、韩、梁，北向而孤燕、赵，齐无所出其计矣，愿王孰虑之！）

最后，陈轸趁热打铁，发动“抵巇”之术，利用强秦这一外部压力迫使齐国放下与三晋的“新仇旧恨”，言归于好，以期共御外侮：“现在韩、魏、赵三国已经又联合在一起，再度成为兄弟之邦，而且相约共同出精兵去保卫魏国的绎县和安邑，这都是长远的计划。齐国如果不赶紧出精兵联合韩、赵、魏三国，那齐国必将后患无穷。韩、赵、魏三国联合以后，秦国必然不敢贸然加兵，而是转过头往南攻打楚国，楚、秦如果二虎相斗，韩、赵、魏三国必然趁这个空隙拓展疆域、张大己力，定会以先前齐国不肯支援为由，兴师问罪。这就是臣说的齐国必有的大后患，因此齐国应该赶紧出兵联合韩、赵、魏三国。”

（《战国策-卷八》原文：今三晋已合矣，复为兄弟约，而出锐师以戍梁绛、安邑，此万世之计也。齐非急以锐师合三晋，必有后忧。三晋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药剂师专业介绍。谁、秦构难，三晋怒齐不与己也，必东攻齐。此臣之所谓齐必有大忧，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

齐宣王欣然采纳了陈轸的策略，马上出兵联合三晋。由是，山东诸侯与秦国形成均势，互相不敢侵犯长达十多年。

飞箝篇

【导读】

唐朝的太常博士贾公彦曾有言：“鬼谷子有飞钳、揣摩之篇，皆言从（纵）横辨说之术。飞钳者，言察是非语，飞而钳持之。”

本篇结构上由三个部分所组成：首先讲飞箝的基本原理，即“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其次，明述使用飞箝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等。最后，作者笔力独扛，强调飞箝之术不仅能“用之于人”，还能“用之于天下”，将纵横家那种骋怀游目、包举宇内的视野和胸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原文】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1】。

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2】。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壁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其事用抵巇【3】。

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4】。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财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飞箝之缀也。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可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5】。

【注释】

【1】笔者注曰：《淮南子》云：“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檃括之力。”此言同异、是非、内外、有无皆能裁之而用。

【2】笔者注曰：或有形其所为，其短自曝，此言以重累为毁也；或有指摘其劣，令其自进，此以毁为重累也。其人难动，故或重累，或訾毁，以求得用。

【3】尹桐阳曰：事用，功用也。言使之抵巇以立功。许富宏按：此处以抵巇之术行飞箝之事，妙合无垠。

【4】笔者注曰：既知虑怀，又晓好恶，然后循重放轻，又以钓语钩其所好，箝而制之，则何说而不行！  

【5】笔者注曰：间或有败，必能复振，不失主势，此箝之终也。

【译文】

君主经常做着估量他人权略、测量他人才能的事情，这都是为了征召远近的人才为己所用。要确立便于控制别人的势位，制定处理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的规划，一定要先仔细观察事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辨议论的正确与错误；要了解言辞的真实与虚妄，了解策论的有用与无用；要决定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计，确立君臣间应有的亲疏关系（即亲贤远佞）；然后仔细衡量应召而来者的情况。如果他具备匡时救弊的能力，便征召他，聘取他，重用他。

在未见其人之前，使用飞箝之术的原则是：先把歌颂对方的溢美之词传遍内外，以此取得对方的好感。在会谈之时，使用飞箝之术的原则是：忽而表示与对方意见相同，忽而表示与对方意见不合，以便刺探对方的真情。如果对方并非易与之辈，有时便先征召他，给他担负重任，以此试验他的才能；有时先委以重任，再指摘其错误。有时，重用是为了指摘他；有时，指摘是为了重用他。在任用人才时，或者用金钱、珍宝、珠玉、美女去试探他是否廉洁；或者操符验契、控名责实、量才器使，考察他是否有智谋；或者抓住他的弱点错误，进一步钳制住他。以上办法都要配合“抵巇之术”。

要在天下运用飞箝之术，一定要揣度所游说君主的权机干略，观察其国家命运的发展趋势，衡量其地形的宽窄与险要情况，估算其人口和财物的多少，了解他与哪个诸侯国亲密无间，与哪个诸侯国疏远仇恨，还要了解他心中的打算。然后依顺君主所最重视的事进行游说，传出诱导赞扬的话语。从而达到寸辖制轮的效果。

如果运用飞箝之术和别人打交道，就要衡量别人的智慧、才能、气魄，以便和他谈话时确定主题和方向，之后便要利用“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原理与他“同辞相应”，时时刻刻揣度他的想法，令其心满意足、怡然自乐。这便是飞箝术中的牵制手段。在和别人打交道时，放出空的赞扬之辞，使对方说出真情，收到实效；然后紧跟不放，研究他话语中的真意。这样，便可制其所行，导其所归：可以与之谋划合纵，也可以与之谋划连横；可以引他向东，也可以引他向西；可以引他向南，也可以引他向北；可以引他往回走，也可以引他走到反面。即使有时失败，也可以恢复主动，不会失去控制大局的优势。

【案例分析】

飞箝：锁住对方内心的智术

“飞箝”之术是纵横家在外交活动当中经常使用的技法之一。肥义、城浑、杜赫、苏秦、公孙衍等等策辩之士在进行游说时都会将其点染其间，以济宏论。但由于他们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故而往往在行此精术时掺用辅料，或间以“忤合”，或杂以“揣摩”，有时甚至还要加上“抵巇”和“内楗”配合使用。这样一来，他们的事迹就不能单独作为“飞箝”的典型案例来分析。

经过考校，在《战国策》的497篇文章当中，“张仪说楚怀王”与“甘罗说张唐”应当更具有代表性。

张仪来到楚国之后，由于得不到赏识，始终无所作为，以致资财匮乏。于是，他的随从心怀愤懑，想要弃主而去。张仪说：“你一定是因为得不到赏钱，才心灰意冷吧？没关系，我这就前去拜谒楚王，顺便诈些盘缠！”

翌日，张仪前去拜见楚王，陈述自己的韬略和主张，楚王听后龙颜不悦。张仪说：“大王不用我，我就到北方拜谒三晋之地的国君。”楚王说：“先生自便吧！”张仪说：“大王对三晋有何所求？有什么需要我带回来的，尽管开口。”楚王说：“黄金、珍珠、玑珠、犀革、象牙都出自楚国，我能对三晋有何所求呢？”张仪说：“大王不好女色吗？”楚王说：“什么意思？”张仪说：“那郑国和周国（韩国属国）的女子，个个花枝招展，霓裳广带，虚步凌波，站在大街巷口，如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仙女下凡呢。”楚王说：“楚国是一个偏僻的国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女子。希望先生为我物色一二，带入宫中。”于是赠送给张仪大笔钱财。

楚王的宠妾南后和郑袖知道此事，大为吃惊，就派人对张仪说：“我们听说将军要到韩国去，那里路途遥远，我这里有黄金千斤，送给您作为养马的草料钱。”郑袖也给了张仪黄金500斤。二人的话外之意，是希望张仪不要挑个艳若桃李的女子回来，以致后宫粉黛无以立身。

张仪辞别楚王时，说：“此一去万里迢迢，关山阻隔，希望能与大王饮酒作别。”楚王说：“很好。”于是设宴与张仪对饮。酒至半酣，张仪一拜再拜，请求说：“这里没有外人，希望大王邀集左右亲近一块畅饮。”楚王说：“好。”于是找来南后和郑袖，一起陪酒助兴。席间，张仪故意瞟了一眼南后和郑袖，而后突然跪地请罪，说：“我对大王犯有死罪。”楚王说：“这是为什么？”张仪说：“我走遍天下，从来没有见过像南后、郑袖二位这样的美人，她们蛾眉螓首、皓齿朱唇、梳云掠月，简直是不可方物。我却恬不知耻的说要为您寻找美人，这岂非大言欺人么？请求大王将我处以极刑！”

楚王放声大笑道：“您就不必挂心了。我本来就认为天下的美女谁也比不上她们两人。”

就这样，张仪既得到了赏赐，又哄的楚王和他的爱妃们笑逐颜开。

（《战国策-卷十六》原文：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归。张仪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归。子待我为子见楚王。”当是之时，南后、郑袖贵于楚。

张子见楚王，楚王不说。张子曰：“王无所用臣。臣请北见晋君。”楚王曰：“诺。”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 乃资之以珠玉。

南后、郑袖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妾闻将军之晋国，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郑袖亦以金五百斤。

张子辞楚王曰：“天下关闭不通，未知见日也，愿王赐之觞。”王曰：“诺。”乃觞之。张子中饮，再拜而请曰：“非有他人于此也，愿王召所便习而觞之。”王曰：“诺。”乃召南后、郑袖而觞之。张子再拜而请曰：“仪有死罪于大王。”王国：“何也？”曰：“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释之。吾固以为天下莫若是两人也。”）

韩非子曰：“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张仪为何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取利益？原因有三：一是张仪能够“量智能、权财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也就是对楚王的智慧、才能以及性格弱点了如指掌。他深知楚王虽怀大志，但是为人枉曲直凑，不过“騃童钝夫”而已，更兼好色无厌、虚荣心强，这就为其发动计谋提供了有利基础。

二是张仪还能不失时宜的“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亦即投其所好。针对楚王的“好色无厌”，他就说“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针对楚王的“虚荣心强”，他就赞美楚王的妃子“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一连两次都出语精当，不失其度，堪称“寸辖制轮”。

三是张仪布局巧妙，动不失机，令楚王陷于“形格势禁”之地。张仪自请死罪，在常人看来是甘行大险，实际上，这却是万无一失的“抵巇”之术。此举既圆了楚王的面子，又令南后、郑袖二人如释重负、怡然自得，同时也显得自己“璞玉浑金、真心实意”。如果楚王真的杀了他，不仅等于承认自己智术短浅、为人所诓，更会拂逆南后、郑袖之心。换句话说，即便楚王此刻知道自己已经中计，也不得不就坡下驴。

当然，张仪为了诈取钱财而妄用“飞箝”之术，不免为人所鄙。相比之下，甘罗小小年纪就为国家社稷献计，更值得赞许。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文信侯吕不韦想攻打赵国以扩张秦国在河间的疆域，他派辩士蔡泽在燕国担任要职，经过三年努力，燕太子丹入秦为质。文信侯还嫌对燕国的控制不够深，又请秦人张唐到燕国作相国，以联燕伐赵，张大己势。张唐推辞说：“到燕国去必须取道于赵国，由于过去伐赵结下仇怨，赵国正悬赏百里之地抓我。”文信侯很不高兴地令他退下。少庶子甘罗问：“君侯为什么这般不高兴呢？”文信侯说：“我让蔡泽到燕国做了几年工作，使太子丹入朝为质，一切就绪了，现在我亲自请张唐到燕国为相，他竟推辞不去！这不是让我功亏一篑吗？”甘罗说：“我有办法让他去。”文信侯厉声斥到：“走开！我亲自出马他尚且无动于衷，你还能有什么办法！”甘罗辩解说：“古代的项橐七岁时即为孔子师，我今年已十二岁了，君侯为何不让我去试一试，怎能不由分说便呵斥于我呢！”

于是，吕不韦便允许甘罗去游说张唐。

甘罗见到张唐，先是巧设疑问，反复试探，诱敌深入。亦即鬼谷子所说：“或先征之，而后重累。”其言如下。

甘罗问：“阁下认为您的功勋比武安君如何？”张唐说：“武安君战功赫赫，攻城略地，不可胜数，我张唐不如他。”甘罗问：“阁下果真自知功劳不及武安君吗？”张唐答道：“是的。”甘罗又问：“阁下您看，当年执掌秦政的应侯范睢与今日文信侯相比，哪一个权势更大？”张唐说：“应该不如文信侯。”甘罗问：“阁下确认这一点吗？”张唐说：“是的。”

（《战国策-卷七》原文：甘罗见张唐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战胜攻取，不知其数；攻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罗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与？”曰：“知之。”“应侯之用秦也，孰与文信侯专与？”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曰：“卿明知为不如文信侯专欤？”曰：“知之。”）

甘罗见张唐“已经入瓮”，就开始发动攻辩，即“以重累为毁”：“ 很早以前，应侯想攻打赵国，可武安君阻拦他，结果应侯在离咸阳七里处绞死武安君。现在文信侯的权势比过去的应候大得多，而您的勋劳和地位又不及当年的武安君，文信侯亲自请您去燕国任相，阁下却左右不肯，我不知道阁下身死何地啊！”

张唐听罢，沉吟道：“那就麻烦您跟文信侯说我张唐乐意接受这一使命。”于是他让人准备车马盘缠，择日起程。

（《战国策-卷七》原文：甘罗曰：“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矣？”唐曰：“请因孺子而行！”令库具车，厩具马，府具币，行有日矣。）

甘罗又去跟文信侯说：“请君侯替我备五辆车子，让我先去赵国替张唐打通关节。”于是甘罗去见赵王，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他。

甘罗复以“飞语”诱之，如说张唐一般：“大王听说太子丹入秦为质的事吗？”赵王道：“有些耳闻。”甘罗道：“您也听说张唐准备入燕为相的事情了吧？”赵王道：“倒是也听说了。”言到此处，甘罗话锋中立刻露出“箝子”，说：“太子丹到秦国，燕国就不敢背叛秦；张唐在燕，秦国也不会欺辱燕国。秦、燕相亲，就是为了伐赵，赵国就危险了。秦、燕相好，别无他故，只是为了攻伐赵国，扩张河间地盘而已。为大王计，若能送给我五座城邑去拓展河间之地，就能使秦国遣还太子丹，并且联合赵国一道攻打燕国。”

赵王当即割让五座城邑，秦国也打发太子丹归燕。赵国攻打燕国，得上谷三十六县，分给秦国十分之一的土地。

（《战国策-卷七》原文：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见赵王，赵王郊迎。谓赵王曰：“闻燕太子丹之入秦与？”曰：“闻之。”闻张唐之相燕与？”曰：“闻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则伐赵，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也。今王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割五城以广河间，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

忤合篇

【导读】

本篇为“忤合”篇，相离为“忤”，相结为“合”。忤合即背反与亲附之术。

全篇结构上由三个部分所组成：首先讲忤合之原理，即“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其次，点明“忤”与“合”势不两立，“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两者只能择其一而行。最后言说有志之士如何选择搭档与之共事。对那些“成于事而合于计谋”的君王，则以身亲附；对于那些轻虑浅谋、不知自量之辈，则“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而“与之转化”，“忤”于他而另择雄主。做到这一“合”一“忤”，就可以“如乘骏马，不须鞭勒，无不当人意”。

【原文】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 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1】。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 ；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2】。

其术也，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3】。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4】。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5】。

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知，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6】。

【注释】

【1】笔者注曰：《邓析子》云：“因势而发誉，则行等而名殊；人齐而得时，则力敌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势之在外。”此化转形势之义也。   

【2】笔者注曰：《淮南子》云：“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备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之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乐而终于哀。”此反忤求合之义也。

【3】笔者注曰：欲行反忤，必用飞箝之术以弥缝之，方始无败。

【4】笔者注曰：《孙子九变》篇云“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此化转求合之道也。  

【5】笔者注曰：纵横家善权相背，故能知天命系于汤、文，去于桀、纣。故二臣归二主，不疑也。

【6】笔者注曰：魏国公云：“苏秦、张仪之谋，趋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短长术。”即此所谓量长短者，如揣能也。

【译文】

无论是志同道合而共举大业，或是意见相左而各奔东西，都要有恰当合适的计谋。事物不断变化运转，像铁环一样连接而无中断。然而，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故而，人们要反反复复从正反两面仔细斟酌，因事设计。所以，圣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立身处世，治理国家，实施教化，弘扬美好名声，阐明事物名分，都一定要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观察社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家什么富裕、什么匮乏，根据这一切预先了解的情况，促使事物发生运动变化。

世界上没有永远尊贵显耀的事物，做事情没有亘古不变的学习对象。圣人经常办事，没有什么该做的事不做；圣人听取各种情况，没有什么该听的情况不听。只要看准哪位人杰前途远大，虚己让人，就委身报效，把他作为自己的主公，替他筹谋大事。自己与那一方结合，必然会背离这一方，因为计谋不可能对双方都忠诚、有利。所以肯定会有“违背抵牾，互相矛盾”的现象发生。意欲趋就于此，必将行忤于彼，反之亦然。这就是忤合之术的要则。

要在四海之内行忤合之道，一定要衡量天下的情况再决定跟随谁；如果运用到一国之内，则定要衡量各路诸侯的情况再决定投奔准；如果运用到大夫之间，那么就要衡量其治下的情况再决定投效谁；如果运用到攀交个人，便须衡量其人的才能、气魄再决定怎么办。无论对象的大小或策略的进退，运用的原则都是一致的。一定先要谋划考虑，胸有定见，然后用“飞钳之术”加以配合（以实现察人择主目的）。

古代善于忤合之道的人，能够在全天下所有的诸侯国之间畅行无阻而不露行迹，在或者相违背或者相契合的不同地方变化圆转。然后根据情况选择君主，与他共济伟业。所以，商朝的贤臣伊尹，五次接近商汤，五次接近夏桀，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了商汤；周朝的元勋吕尚，三次接近文王，三次进入殷都，反复琢磨，最终选择了文王。他们在实践中不断考察，渐渐的明白了天命的归属，所以最后毫无疑虑地背旧取新。

人们如果不聪明绝顶、品德高尚、通晓事理，便不能平治天下；如果不劳心苦思，便不能格物致知；如果不全神贯注地观察实情，便不能功成名就；如果不颖悟绝伦、心灵性慧，便不能运筹沙场；如果为人迂腐而无真知灼见，便不能识人辨能。所以要实行“忤合之术”，决定背离谁与归向谁，一定先要衡量自己的斤两能够成就多大的功业，做到心中有数，接着，便要估计远近各方之间的高下，确定他们的优劣得所之后，再加以实施。诚能如此，就可以进退裕如、纵横天下。

【案例分析】

忤合：良禽择木，贤臣择主

《六韬》有言：“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

故而，纵横之士多重进退、求明主，绝不为一家一姓徒献愚忠，而是有着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文中说“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正是此意。

当然，“忤合之术”并不提倡毫无原则的“朝秦暮楚”，它要求我们必须“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去就”之时，不仅要对各国元首的政治素质进行全面的比较，还要观察天下百姓的民心向背（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最终才能像伊尹、吕尚一样，找到真正的归宿。

《史记卷九十二》中的李左车，便是善于“忤合”的典型代表。

井陉之战开始之前，李左车苦心孤诣的为成安君分析形势，希望他不要一时冲动，误中敌人之计。但成安君固执己见，致使二十万大军几陷不测，最终一败涂地。谚曰：“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李左车在韩信的“礼遇兼加，惟渥惟丰”之下，开始为大汉出谋划策，一举平定了燕、齐之地。然而，楚汉对峙之时，韩信开始进退失据，既不纳蒯通“三分之计”，也不学张良“明哲保身”，李左车料其必遭横祸，于是远离是非，授教东宫。韩信被杀之后，李左车辞官隐居，扶危济困，广施恩德。

当初，韩信和张耳率领几十万人马，想要突破井陉口，攻击赵国。赵王、成安君陈余闻听此讯，在井陉口聚集兵力，号称二十万大军。广武君李左车向成安君献计说：“听说汉将韩信渡过西河，俘虏魏豹，生擒夏说，新近血洗阏与，如今又以张耳为辅，计议夺取赵国。这是大胜之师，锐不可挡。可是，我听说'千里转运粮草，士兵就会劳累不堪；临时烧火做饭，军队就会面带饥色’。眼下井陉这条道路，两辆战车不能并进，骑兵队伍不能成行，声势浩大的人马迤逦百里，押运辎重的苦力望尘莫及，希望您临时拨给我三万人，从隐蔽小路拦截他们的后援，而您则深挖战壕，高筑营垒，加固防御，不与交战。这样一来，他们向前求战不得，向后无法还师，我再趁机出其不意，坚壁清野，使他们失去供给，用不了十天，两将的人头就可送到将军帐下。希望您仔细考虑我的计策。否则，一定会被他二人俘虏。”成安君说：“我听说兵书上讲，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它，超过敌人一倍就可以交战。现在韩信的军队号称数万，实际上不过几千。竟然还敢跋涉千里来袭击我们，现在一定已经极其疲惫。如今像您说的这样龟缩不出、不加进击，强大的后续部队到来，又怎么对付呢？诸侯们会认为我胆小，就会轻易地来攻打我们。”于是不采纳广武君的计谋。

（《史记卷九十二》原文：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派人暗中打探，了解到敌人没有采纳广武君的计谋，大喜过望，这才敢领兵进入井陉狭道。结果陈余身死，赵王被擒。当时，有人捆着广武君送到军营，韩信亲自给他解开绳索，请他面向东坐，并执以师礼。

其后，韩信问广武君说：“我要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怎么办才能成功呢？”广武君推辞说：“我听说'打败仗的将领，没资格谈论勇敢，亡了国的大夫，没资格谋划大业’。而今我是兵败国亡的俘虏，有什么资格建言献策？”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在秦国而秦国却能称霸，这并不是因为他在虞国愚蠢，而到了秦国就聪明了，而在于国君任用不任用他，采纳不采纳他的意见。果真让成安君采纳了您的计谋，像我韩信也早被生擒了。正因为没采纳您的计谋，所以我才有机会拜您为师。”

广武君说：“我听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俗话说：'即使是狂人的话，也有可以听取的一面’。虽然我担心自己的计谋不足以采用，但既然承蒙将军看重，我只好竭献愚诚，忠心效力。成安君本来有百战百胜的计谋，然而一着不慎，军队在鄗城之下战败，自己在泜水之上亡身。而今将军横渡西河，俘虏魏王，在阏与生擒夏说，一举攻克井陉，不到一早晨的时间就打垮了赵军二十万，诛杀了成安君。名声传扬四海，声威震动天下，敌国的百姓预感到兵灾临头，都放下农具，停止耕作，抱定'活过一天是一天’的心态，专心倾听战争的消息，等待死亡的来临。像这些，都是将军在策略上的长处。然而，您近来用兵太繁，致使士卒疲惫，很难再启战端。如果将军贸然伐燕，唯恐两三月内，不能克捷，反而会大伤元气。届时，假若我们的军情已被敌方了解，又处在劣势的地位，加上旷日持久，粮食耗尽，而弱燕未附，齐国就一定会趁机发力，拒守边境，以图自强。燕、齐两国坚持不肯降服，那么，刘、项双方的胜负就不能断定。像这样，就是将军战略上的短处。我的见识浅薄，但我私下认为攻燕伐齐是失策啊。所以，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不拿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拿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韩信说：“虽然如此，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广武君回答说：“如今为将军打算，不如按兵不动，安定赵国的社会秩序，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方圆百里之内，每天送来的牛肉美酒，用以犒劳将士。摆出向北进攻燕国的姿态，而后派出说客，拿著书信，在燕国显示自己战略上的长处，燕国必不敢不听从。燕国顺从之后，再派说客往东劝降齐国，齐国就会闻风而降。即使有聪明睿智的人，也不知该怎样替齐国谋划了。如果这样，那么，夺取天下的大事都可以谋求了。用兵本来就有先虚张声势，而后采取实际行动的，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韩信说：“好。”听从了他的计策。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到消息果然立刻降服。

（《史记卷九十二》原文：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原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鄗下，身死泜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罢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

这是李左车人生中第一次“忤合”。（忤陈余，合韩信）

后来到了楚汉对峙之时，蒯通劝说韩信：“现在刘邦、项羽两人的命运就掌握在您的手里。您帮助汉王，汉王就会取胜，与楚王联合，楚王就会成功。我愿意推心置腹地向您表达愚陋的诚意，就怕您不能采纳我的建议。据实而论，不如让他们两方都得到好处，共同存在下去，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势必无人敢先发难。凭您的贤达圣明和兵多将广，假若能够据有齐地，联合燕、赵，再出兵攻克楚、汉未得之地，之后顺应民心，引军西向，令刘、项两家息争罢斗，天下之人，谁敢不听从！届时，您坐拥淮、泗，以恩德安抚诸侯，拱手安居，礼让贤士，那么仁人志士都将对您竞相朝拜。我听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希望您深思熟虑。”

韩信不听从。

又有人劝说韩信：“既然将军不想跟楚、汉两国分庭抗礼，还想做刘邦的臣子，请您采纳'还师’之术，不要做出不符合规矩的事情。古语说'虽破敌于外，立功于内，然而战胜者，以丧礼处之。将军缟素，请罪于君！’人臣深晓此道，则能全功保首，希望您能采纳！”

韩信又不纳。

李左车见韩信进退失据，于是离开了他，为刘邦所用。这是李左车人生中第二次“忤合”。（忤韩信，合刘邦）

开汉之后，韩信旋即被诛。李左车遂不恋权势，隐居乡野，著书教徒，深受百姓爱戴，死后便葬身于此。为了纪念他，后人把广武镇改名为李左村，一直延用。（忤刘邦，合万世）

揣篇

【导读】

揣（chuǎi）有两义，一取“测量”之意。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十二·手部》曰：“揣，量也。从手耑（chuǎi）声。度高曰揣。”二取“推断”之意。《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第五十四》曰：“子夏既过方进，揣知其指，不敢发言。”东汉司空掾高诱题注云：“揣，定也。摩，合也。定诸侯使雠其术，以成六国之从也。”

    本篇旨在说明何谓“量权”和“揣情”。所谓“量权”，就是考量诸侯国的综合实力，涉及财货、人口、贫富、天时、地理、人心向背、君臣关系等；“揣情”，即测探对方内心的隐秘实情。能否对此驾轻就熟的加以运用，关乎策士进献谋略的成败，“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此之谓也。

    据实而论，“量权”与“揣情”虽同为纵横家所重，但相较而言，“量权”是衡量游说对象的客观条件，尽管绝非易事，但毕竟有形可见，只要焚膏继晷，便不难探骊得珠；“揣情”则是揣测游说对象的主观心理，它本身是无形的，比较困难，如遇不露辞色、沉潜刚克之人，就更为棘手。因此，文章中才说：“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有谋虑。”故而，在这一节中，鬼谷子对于怎样“揣情”，讲解的堪称至孅至悉。甚至连《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二都将此篇引作《揣情》，这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称为《揣篇》，兼顾二者，显得更加全面。

【原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能知此者，是谓量权【1】。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者，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2】。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探情【3】。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4】。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可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5】。

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蝖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6】。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也。

【注释】

【1】笔者注曰：《易经》云：“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处。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叠叠者。”此权量揣情的学说之所由本也。

【2】笔者注曰：因喜惧之时乘势用机，犹不能有所明见，乃暂置其人，无与之语。复更问斯人之所亲，则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3】笔者注曰：《论衡》云：“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来言，听其来言以省其往行，观其阳一省其阴，察其内以揆其外。是故诈善没节者，可知饰伪；无情者，可辩质诚；居善者，可得含忠守节可见也。”此之谓测深揣情。  

【4】笔者注曰：用量权则社稷可谋，用揣情则人主可制。谋虑、情欲皆揣而后行。故曰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也。

【5】俞樾注曰：大字衍文也。谋之本、说之法，相对为文。不当有大字。本与大上半相似。每易致误。汉书董仲舒传：“元者，辞之所谓大也。”汉纪武帝纪：大作本，是其证也。此文本字误作大，校者旁注本字，传写因作大本矣。注但曰“揣情者乃成谋之本”而无大字，是其所据本未衍。

【6】笔者注曰：《淮南子》云：“圣人者，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是故患祸弗能伤也。”生事者，事未形而动其几也。故曰几之势也。

【译文】

古往今来，善于依靠天下各种条件来大展骏足的人，一定要洞察到天下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揣度各路诸侯内心的真实详情。如果对天下局势和各诸侯国综合实力不能熟知，就不了解各国强弱虚实的差别；如果对诸侯国国君思想揣测不能到位，就不知道对方内心隐秘的真实主见，以及他对外界情况发生变化时的心理活动。什么叫做量权？就是要考虑一个国家的地域的大小，谋士的多少，估量一个国家的物产资源和国家财富的数量，人口的多少，物资丰富或者缺乏的有哪些；分辨清楚地形的险要之处与平易之处，哪里的地形有利，哪里的地形有害；对一国之谋士，要了解哪些谋士高瞻远瞩，哪些谋士务于眼前；揣测君臣之间亲疏关系，发现大臣中的贤与不肖；预料到对方宾客的智慧是多还是少；观察天象时序的变化，何时给人带来福祉，何时给人带来祸患，何时行为为吉，何时行为为凶；诸侯之间的交往，哪个可以利用，哪个不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民心向着谁背着谁，这种民心的变化，什么样是安全，什么样是危险，老百姓心里真正喜爱什么，憎恨什么。能够从多个方面熟练对以上情况进行辨别，并能够知道如何应对，就叫做量权。

揣测人真实的思想感情，一定要选在那个人最喜悦的时候，前去会见他，最大限度地刺激他的欲望，因为他被欲望所蔽，一时间便不能有所防范，定会露出蛛丝马迹；或者选在那个人最忧愁的时候，前去会见他，最大限度地诱发他想起所憎恶的人或事物，因为他被憎恶所激，一时间便不能有所防范，定会露出蛛丝马迹。还一定要了解那个人感情欲望的变化。如果触动了那个人的感情，但还是摸不清他的变化，便暂且放开那个人，不跟他交谈，转而去询问他亲近的人，从而了解到他的心思到底落在什么地方。内心发生感情变化，一定会从外部表现出某种形态。所以，一定要经常从外部表现出来的形态去深入了解内心隐藏的思想感情。这便叫做揣测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

所以谋划社稷大事，就用量权之法，要对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周密调研；游说国君的，便用揣情之法，要测探游说对象心里的真实想法。一切谋略和考虑的出发点都在于此。有的人显贵，有的人低贱；有的人被重用，有的人被轻视；有的获利，有的受害；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规律是一致的。那就是，善于揣情和量权的人便显贵、获利、成功；否则，便低贱、受害、失败。所以说，即使有先王的治国方法，有圣人智者的谋略，如果不用揣情和量权之术的话，也没有办法彻底弄明白那些隐而不见但却十分重要的东西。由此可见，量权和揣情实是谋略的根本，也是游说的要则。

对人实施揣情和量权之术，就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争锋，但用揣情之术者，必须身负先见之明，在办事之前未雨绸缪，这是最难做到的。所以说揣情最难掌控，它要求我们每出一言都要探查对方内心的谋划。即使是昆虫飞行爬动那样微末的事情，也都包含着利益与祸害，可以生出意想不到的事端。大的事端生出来，往往都有小的征兆，这就需要我们详加考察。此外，实行揣情之术，必须要修饰言辞，使之华美动听，然后再进行论说。

【案例分析】

揣术：量权揣情，先事而至

“揣术”是“鬼谷一十四技”当中最难运用的一篇。它的发动，不仅需要游说者拥有“辨物察机”的本领，同时还得具备丰厚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即文中所言“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如果对各个诸侯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地理、历史了解的不够充分，自己再是机灵百变、舌灿莲花，也只能无功而返。

就连近人朱长宏亦曾慨叹：“吾尝请命于（西北）三马，未果，终以日蹙。此量权之不审也！”

本章以“苏代劝燕昭王”为例，阐本释末。

秦国想要和燕国商议结盟的事情，燕王准备前去。苏代劝阻他说：“当初秦国以枳、宋两地为诱饵，企图诱骗楚、齐为己所用，结果楚、齐虽然最后得到了那两个屁大点的地方，却沦丧了更为广阔的国土。这是得不偿失啊！此次秦王又向燕国撒下了什么诱饵呢？值得您这样动心！”

燕王说：“先生谬矣！联合秦国，寡人将为天下诸侯所倾重！”

苏代于是力陈秦国的虎狼之心与霸道行径：“秦国一心想要夺取天下，所推行的不是仁义，而是实施强暴。秦国在天下逞其淫威，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楚国说：'蜀地的军队，从汶河出发，凭借夏天盛涨的水势进入长江，五天就可到达郢都。汉中的劲卒，从巴山挺进，凭借夏天盛涨的水势进入汉口，四天就能到达五渚。寡人在宛地集结军队，向东进讨随地，聪明的人来不及谋划，勇敢的人来不及发怒，秦国这样做就像拈弓搭箭去射死雏鹰一样容易。楚王却要等待天下诸侯攻打函谷，这和实际情况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楚王因为这个缘故，十七年来一直侍奉秦国。秦王也曾恬不知耻地告诉韩国说：'我从少曲起兵，一天之内就可以阻断太行要道。届时再从灵宝以东，中牟以西调兵遣将，略定平阳，二天之内，群小束手。之后便离开两周直逼郑地，五天时间就可以攻占整个韩国。’韩国认为是这样，因此就开始侍奉秦国。秦王又照猫画虎地告诉魏国说：'我攻下安邑，阻塞女戟要道，再断韩国、太行的交通。之后从枳地进发，取道南都，打通封、冀，包围两周，复仗夏水，遣以舳舻，强弓在前，利戈殿后。这时如果掘开荥泽河口，魏国就将失去大梁；如果掘开白马河口，魏国就没有了济阳；如果掘开宿胥河口，魏国就会丢掉虚地、顿丘。值此危如累卵之际，假若秦军在陆地进攻，就可以攻破河内，假若秦军在水路进攻，就可以灭掉魏国。’魏国认为是这样，因此就去侍奉秦国。”

（《战国策-卷三十》原文：“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銛戈在后。决荣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苏代见燕王为之动容，便继续深入揭露强秦之恶，指出它胁迫诸侯的手段不仅仅是“威逼”，兼有“利诱”，但所许都是“蝇头小利”，并非“终岁之计”，应该加以提防：“秦国想攻打安邑，又担心齐国来救援，就把宋国抛给了齐国对付，秦王说：'宋王不行君道，制做一个木头人，画上寡人的模样，射木人的脸。寡人的国土与宋国隔绝，军队远离，不能进攻宋国。齐王如果能攻破宋国并占有它，寡人就如同自己得到了宋国一样。’秦国占领安邑后，堵塞女戟要道，于是又把攻破宋国算做齐国的罪过，在四海之内大加鞭笞。秦王要攻打齐国，又担心天下诸侯加以援手，就把齐国丢给天下诸侯对付，并向壁虚构说：'齐王四次与寡人订约，四次欺骗了寡人，坚持率领六国攻打寡人就有三次。因此有齐国就没有秦国，没有齐国才能有秦国，一定要进攻它，一定要灭掉它！之后我会和天下诸侯共分齐地。’可强秦在得到宜阳、少曲，夺取蔺、石两地之后，又自食其言，把攻破齐国说成是天下诸侯的罪过。秦王想攻打魏国，又担心楚国与其互成犄角，就把南阳抛给楚国说：'寡人本来要同韩国绝交！所以攻下了均陵，封锁黾塞，假如能对楚国有利，就如同寡人自己得到好处一样。’于是魏国抛弃盟国与秦国联合，功成之后，秦国故技重施，又把封锁黾塞定为楚国的罪过，号召不明真相的文人墨客口诛笔伐。”

（《战国策-卷三十》原文：“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秦欲攻齐，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国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鄳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鄳隘为楚罪。”）

显而易见，苏代在此行之前是备足了功课，亦即“量权”在先。所以他不仅能对六国的屈辱历史张本继末，而且还将强秦进行“连横”时所说的巧言伪辞加以重演，并且一一解构。纵论之间，滔滔不绝，举重若轻。

在文章的末尾，苏代还刻意营造“厝火积薪，岌岌可危”的可怖气氛，仿佛再不悬崖勒马，燕国就将万劫不复一样：“秦国军队在林中被围困，它才想到尊重燕、赵两国，把胶东交给燕国，把济西交给赵国。同魏国讲和后，秦国把公子延送去做人质，又再度随魏将公孙衍连续不断地发兵攻赵。待其军队在离石受挫，兵将在马陵折损，强秦就更加尊重魏国，甚至把叶、蔡两地交给魏国。但是同赵国讲和后，又开始威迫魏国，索要原先割让的土地。由此可见，秦王在秦国陷入困境时，就拜请太后、穰侯去讲和；一旦秦国凯旋得胜，就欺骗舅父和母亲。用占领胶东的事谴责燕国，用占领济西的事谴责赵国，用占领叶、蔡两地的事谴责魏国，用阻断黾塞的事谴责楚国，用占领宋地的事谴责齐国，其诓人之语反复循环，无休无止。发动战争就像绣花一样轻松，母亲管不住他，舅父约束不了他。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国所杀的三晋百姓有数百万，现在活着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英烈遗孀。西河以外、上雒之地以及泾河、渭河、洛河等处，更是死伤枕籍，其人数几近韩、赵、魏人口总和的一半。秦国的祸患如此之大，而燕、赵两国的亲秦势力，却都争先恐后的主张侍奉秦国，这是臣下最忧患的事。”

（《战国策-卷三十》原文：“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赵得讲于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兵伤于离石，遇败于马陵，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穰侯为和，赢则兼欺舅与母。适燕者曰：'以胶东。’适赵者曰：'以济西。’适魏者曰：'以叶、蔡。’适楚者曰：'以塞鄳隘。’适齐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绣，母不能制，舅不能约。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陆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细观其辞，字字句句都与“揣术”的技巧深相暗合。（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者，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

最后，燕王答应了苏代的请求，不再去秦国缔约，继续推行当初苏秦在世时的合纵战略。

摩篇

【导读】

摩者，切磋、研究之谓也。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十二·麻部》曰：“摩，研也。从手麻声。”《礼记·学记·大学之法》亦云：“相观而善之谓摩。”

日本德川时代后期的哲学家中井履轩曾有言：“摩在揣度之后，如以手摩弄之也。'摩’在'揣度’之后，如以手摩弄之也。既能晓通彼人之情怀，而以我之言动摇上下之，以导入于吾橐中也。或扬之，或抑之，皆有激发，即所谓'摩’也。”（见《史记会注考证》之《苏秦列传》注）说明“摩”是“揣”的方法和手段。

【原文】

摩者，揣之术也。内符者，揣之主也【1】。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 以其索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索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窌、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2】。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用之，事无不可。

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3】。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 ，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4】。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5】。

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 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

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6】。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事誓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 ：独行之道【7】。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化成。

【注释】

【1】笔者注曰：此谓揣而得情，然后以其所欲探诱之，故摩为揣之术；内符者，谓情欲动于内，必有符兆验见于外端，故内符为揣之主也。  

【2】笔者注曰：窌同窖，穴地藏物谓之窖。“塞窌匿端，隐貌逃情”，意谓泯除迹象，藏匿形貌，使无端绪可寻，无形貌可求，故能成其事无患也。

【3】笔者注曰：钓者外其饵而内其钩，故鱼不见而可得；贤者立功而身退，故人不知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胜不以蛮暴杀伐而画策设谋，故曰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

【4】笔者注曰：人有九品、十二类，材性参差，故摩者亦消息盈虚，备策十项，因几而动之。  

【5】笔者注曰：十策之变，众人莫不有之，然而不竟者，用之非道。此谓平、正、喜、怒、名、行、廉、信、利、卑必以其类而应之。

【6】邹守益注曰：火性燥，故就燥；水性湿，故就湿，其性合也。事成必合于数，说听必合于情，亦是此理。

【7】笔者注曰：《易经》云：“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此言几动甚微，善适而不晚也。

【译文】

“摩”是“揣”术在具体实战当中的一种策略。使对方的内心想法以相符合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被自己所把握，这便是揣术的要旨。运用“摩”的要领，其关键在于要做到有所障翳。暗暗地运用“摩”的手法，根据对方的需要，从满足其喜好欲望的角度，加以试探，对方内心在欲望的驱使下一定会有反应。一旦有了反应，就会形之于外，我们就可以据其表现而有所动作。在目的达到之后再悄无声息的离开，这就叫做堵塞漏洞，藏匿头绪，隐蔽己方外在表现和内心的真实想法，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让对方和他人都不知道己方的行为和心理，这样便能功成而无患。我们触摩、试探人主，让他吐露真情，言听计从，采取行动，然后自己从旁呼应，便无往而不利。

古代那些精于摩术的人，就好像持钩待鱼，装上钓饵，投到水中，是一定能够如愿以偿的。所以说，这种人宰执天下，每天处理事务都能成功而别人却无法感知；参与军机，每天都能决胜千里之外，令士兵相信统帅的谋略而不惧怕敌人。圣人谋划在暗中，所以称作“神妙”；成事在明处，所以说是“圣明”。 所谓“主事日成”者，是指他不动声色，暗中广施德政，老百姓安居乐业，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些好处；他还在暗中扶贫济弱，老百姓生活在善政中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大治的局面。人们把这种“谋之于阴，成之于阳”的政治策略称为“神明”。所谓“主兵日胜”者，是说他经常不用攻杀的手段进行战斗，也没有耗费人力和物力就结束了战争，因而老百姓不知道他是怎样使敌人顺服，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使敌人害怕的，这样天下人就把他比作“神明”。

摩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用“平”，有的用“正”，有的用“喜”，有的用“怒”，有的用“名”，有的用“行”，有的用“廉”，有的用“信”，有的用“利”，有的用“卑”。“平”的方法，能够使对方可以用平静的心态处理事务；“正”的方法能够使对方觉得这样做刚好合适；“喜”的方法是让对方高兴；“怒”的方法是让对方激动；“名”的方法是让对方名声能够得到传播；“行”的方法是让对方能够成就事业；“廉”的方法是让对方感到这样做是廉洁自律；“信”的方法是让对方因为讲信用而被人们期待；“利”的方法是让对方能够得到自已所求的东西；“卑”的方法是让对方隐藏起来，以韬光养晦的方式以自保。所以圣人使用的这些方法，普通人也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很少有人能成功，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掌握好规律。

所以说，谋略最难达到的在于周详缜密，游说最难达到的是使对方全部听从，办事最难达到的是一定要取得成功。在谋略、游说、办事这三个方面都做得正确，只有圣人才能够达到。要想谋略一定周密，必须选择与自己亲密结交、思想相通的人士策划运筹；所以说这就像给绳子打结一样紧密而没有缝隙。要把事情做成功必定要符合游说所要求的技术，这就叫做道理、技术、时机三者相互结合。

游说时所说的话要使对方听从，就一定要合于对方内心的真情，只有内心情感切合的才会听取。所以物都是以类而聚，抱着柴薪走向火，干燥的会率先燃烧；平坦的地面注入水，湿洼的地面先积水。这就是物类相应的道理，而在情势上必然产生的趋向也是这样。这里说的内符回应外摩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运用摩的手法，就是要用同类去感应，如有不应，就改用满足对方欲望的办法来引诱，这样对方哪有不听从的呢？因此说，触摩试探之术是使游说和谈判得以成功唯一通行的方法。总之，见到了事物的几微迹象便毫不迟疑地积极行动，不坐失良机；事情成功了却不保守居功。长久地使用并演练这种方略，办任何事情都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案例分析】

摩术：摩人以欲，千变万化

《揣篇》与《摩篇》密不可分，并称“揣摩”。揣，重在周密的衡量对方的主客观情况，并以此为据，进行独出心裁、不落窠臼的战略布局；摩，则重在接触、试探，亦即在人际交往或外交活动中观察对方，想方设法中其下怀，以求所言得用。总的来说，前者偏重于“规划”，后者着力于“实施”。

“摩”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逃不过“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这几大要领。苏秦游说六国抗秦时多用此计，可堪赏鉴。

苏秦想要替燕国完成“合纵”大业，于是来到赵国，说：“我为大王着想，不如让人民休养生息，不要轻启战端，涂炭生灵。而使人民得以安定繁荣的根本，首先就在于和什么样的国家建交。选择的建交对象合适，百姓就能鼓腹含和；选择的建交对象不合适，江山就会玄黄翻覆。请允许我谈谈赵国的外患：齐国和秦国是赵国的两大敌人，这是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的原因所在。

放眼当今，假若联秦割齐，则无异于与虎谋皮，人民就得不到太平；假若合齐攻秦，则无异于蚂蚁缘槐，人民也得不到安宁。大王如能真正听从我的话，那么燕国一定会给你送上盛产毡裘、繁育六畜的土地；齐国一定会给你割让渔业发达、食盐广布的海滨；楚国一定会给你奉献生长柑橘、甜柚遍地的云梦；韩、魏两国也会年年纳贡，岁岁称臣。这样一来，大王的宗族亲戚都可以封侯拜相、荣禄无限。从别国割地取财，这是从前王霸雄杰损兵折将而追求的目标；给宗族裂土封爵，就是商汤、周武也得经过连番厮杀才能如愿以偿。如今大王毫不费力，唾手而得，这是我祝愿大王的事情。

如果秦军沿轵道而下，南阳就会危在旦夕；再攻掠韩国，包围周室，赵国便会锋芒挫缩；秦国再占据卫国，夺取淇水，齐国就一定会臣服秦国。秦国的欲望既然已经得逞于山东六国，必然会发兵攻打赵国。秦兵渡过黄河，跨过漳水，占据番吾，就可以打到赵国的邯郸城下了。这是我替大王忧虑的。现下，山东各国没有比赵国更强的。赵国土地广袤，披甲百万，车乘千辆，战马万匹，粮草丰足。西有常山，南有黄、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国本来就是弱国，不足为虑。而在各诸侯国中，秦国最怕的就是赵国。然而，为什么秦国不敢发兵攻打赵国呢？是因为怕韩、魏鹰瞵于后，抄它的老巢。因此，韩、魏两国是赵国南面的屏障。

秦国要进攻韩国、魏国就不同了。韩、魏没有名山大川可做依靠，只要稍加蚕食，就能一直逼近两国的首都。如果韩、魏无力对付秦国，就必然臣服秦国。而韩、魏臣服了秦国，秦国就扫除了进攻赵国的两个障碍，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祸患就会直接落到赵国头上。这是我为大王担心的。

我听说古代的尧一开始地位卑下，舜也没有尺寸之地，然而后来都拥有了天下；禹聚集的人群不到百人，最终也能登位九五。商汤、周武的士兵不足三万，还是照样跻身至尊。这实在是因为他们都实施了正确的谋略。所以圣明的君主，对外要能判断敌国的强弱，对内要能衡量人才的长短。这样不用等到两军战场对阵，就对双方胜败、存亡的可能性胸中有数了。岂能被众人的闲言碎语所蒙蔽而糊里糊涂地决策呢？我曾按照天下各国的地图加以考察，发现天下诸侯的土地，相当于秦国的五倍；诸侯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六国集中力量，一致向西进攻秦国，秦国必定被攻破。可如今各国却甘愿面西事秦。击败别人与被人击败，征服别人与被人征服，岂可同日而语？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与秦国讲和。与秦国讲和了，那些人就可以钟鸣鼎食，安居华室，一旦秦国来伐，他们都会弃主潜逃。对此，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遇事不惑，不信谗言，力防流言蜚语之害，堵塞结党营私之门。这样，那些愿意报效国家的贤能之臣才能争相尽忠于君王。我为大王着想，觉得不如联合韩、魏、齐、楚、燕、赵六国的力量对抗秦国。让各诸侯国的将相一齐到洹水来会盟，互相交换人质，歃血为盟，共订合约。约定：假如秦国攻打楚国，那么齐、魏就分别派出精锐部队帮助楚国，韩国就切断秦国的运粮要道，赵军就南渡河漳支援，燕军就固守常山以北。假如秦国攻打韩国、魏国，那么楚军就切断秦国的后援，齐国就派出精锐部队去帮助韩、魏。赵军就渡过河漳支援，燕国就固守云中地带。假如秦国攻打齐国，那么楚国就切断秦国的后援，韩国固守城皋，魏国堵塞秦国的要道，赵国的军队就渡河漳挺进博关支援，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去协同作战。 假如秦国攻打燕国，那么，赵国固守常山，楚国的部队驻扎武关，齐军渡过渤海，韩、魏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协同作战。假如秦国攻打赵国，那么韩国的部队驻扎宜阳，楚国的部队驻扎武关，魏国的部队驻扎河外，齐国的部队渡过清河，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协同作战。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

如果六国实行合纵联盟对抗秦国，秦国就必然不敢出兵函谷关侵害山东六国了。这样大王的霸业就成功了。”

赵王说：“好！就听你的。”

（本段化用自《长短经-雄略》引苏秦言【译文】。作者按：苏子说赵，动以“割地包益，封侯贵戚”之语，此谓“有以利”。）

苏秦说服了赵国参加合纵联盟后，又来到了韩国。他劝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洛之坚，东有宛、穰之便，西有宜阳、常阪为险，南有陉山、新郑作屏。不仅如此，我还听说，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从韩国出产。

韩国士兵举足踏地，拈弓搭箭，须臾之间即可连发百次，远处可射穿胸膛，近处可透心而过。韩国士兵的利刃，都如龙泉、太阿那般锋锐，在陆上能够砍断牛、马，在水上能够击杀鹅、雁。靠着韩军的坚强有力和大臣的英明贤良，却俯首系颈，西向事秦，使国家蒙受羞辱，被天下人讥笑，这真是奇耻大辱！因此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大王不要去侍奉秦国，如果去侍奉它，它必定要求得到宜阳和成皋。如果现在奉献上去，第二年它就会更加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倘若继续割让，就将山穷水尽、无地供给；不予割让，就将前功尽弃，受其凌害。况且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欲望无穷。以有尽之地去迎合没有止境的欲望，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市怨结祸者，不战而地削’。我听俗话说：'宁为鸡口，不做牛尾。’如今大王对强秦唯唯诺诺、俯首称臣，让人平白无故的颐指气使，这和做牛尾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之聪睿，军队之彪悍，却有牛尾巴的名声，我私下替大王惭愧。”

韩王听了愤然变了脸色，手按宝剑仰天叹息说：“我虽然不贤明，也一定不去侍奉秦国！”于是韩国也参加了合纵。

（本段化用自《长短经-雄略》引苏秦言【译文】。作者按：苏子说韩，言“羞社稷而为天下笑”，复以“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语之，以激其志，此谓“有以怒”。）

接着，苏秦又去游说魏襄王说：“大王的土地，南有鸿沟、汝南，东有淮、颍二河，西有长城为界，北有卷、衍为依。土地方圆千里，到处都是房屋田地。您士民众多，车马骈阗，日夜往来不断，极有声势，就如同三军将土在野外开拔一样。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主。如今竟有意臣服于秦，自称为东方属国，不仅改易服饰，春秋两季纳贡不断，更耗费民力给秦国建造宫殿。我真替大王感到不值！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越甲尽吞吴国，周武以百辆战车胜于牧野。难道是他们的士兵多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能以'邦畿虽小，天命在吾’的使命自我激励啊！如今我听说大王的士兵，足有七十万之众。这远远超过了越王勾践和周武王的兵力。如今却听从了群臣的邪说，竞打算以臣子的身份去侍奉秦王。而侍奉秦王，一定得割让土地，送上人质，因此军队还没用上而国家就已受到损害了。而那些做人臣的，割让君主的土地以便对外勾结，窃取一时的功绩而不顾及国家的后患，损失国家的土地而满足个人一时的欲望。希望大王对此能够明察！《周书》上说：'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将用斧柯。’事前不当机立断，事后必有大祸，届时悔之晚矣！如果大王真能听从我的意见，六国合纵结亲，团结一致，就一定不会遭到强秦侵扰。”

魏王说：“我听从你的意见。”

（本段化用自《长短经-雄略》引苏秦言【译文】。作者按：苏子说魏，典多中规，又杂《周书》，约文申义，敷畅厥旨，此谓“有以正”。）

其后，苏秦劝齐宣王说：“齐国幅员辽阔，粮草如丘，且兼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固若金汤。所辖临淄有农户七万，平均每户就可抚育三名壮士，根本不必征调远方的兵力，光是首都就可以组成二十一万大军。无怪乎赵王在临别时对臣下说'齐王攘破蝥贼，安其疆宇，克膺鸿瑞，勒功乔岳，四海所倚’。 不惟如是，我这一路走来，目见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万民敦富，志高而扬。凭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富强，天下诸侯都不敢跟齐国对抗。不料如今齐国竟然往西去作秦国的附庸，臣私下实在为大王感到可惜。”

齐宣王面有惭色，支支吾吾道：“魏国和韩国都去依附强秦，我实在不敢有逆大势！”

苏秦道：“韩、魏所以恐惧秦国，是由于跟秦国搭界的缘故。秦国出兵攻打韩、魏，不到10天就可以决定胜败存亡的命运。假如韩、魏能够战胜秦军，那韩、魏军必然要损失大半，四面的边境就无法防守；假如韩、魏一战而败，那接踵而来的就是灭亡，所以韩、魏不敢轻易向秦国挑战，只好忍气吞声当秦的附庸国。

现在秦假如攻打齐国，情形就有所不同，首先秦国的背后有韩、魏为患，时欲滋扰。其次，秦军必然经过卫地阳晋的要道和亢父的险阻，在那里车马都不能并行，只要有数十人守住隘口，即使千军万马也无法通过。秦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虚张声势，佯作用兵之态。可迄今为止，他哪里敢有任何动作？大王不仔细估量秦国的窘态，反倒想要往西给秦国当附庸国，这就是群臣在谋划上的错误。您如果肯听从的我建议，一定可以避免屈膝称臣之辱，名霸诸侯！”

齐王说：“就按你说的办！”

（本段化用自《长短经-雄略》引苏秦言【译文】。作者按：苏子说齐，多颂功德，褒采一介，抽扬威严，兼示荣辱，此谓“有以名”。）

最后，苏秦去说服楚威王，道：“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径、郇阳，全国土地方圆5000里，军士百万，良将近千，战马嘶江，粟支十年，这是建立霸业的资本。可您却打算听命于秦国，那么诸侯必定不会入朝楚国的章台了。秦国最引以为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强盛则秦国削弱，楚国衰弱则秦国强大，楚、秦两国势不两立。所以为大王考虑，不如六国结成合纵联盟来孤立秦国。 大王如果不组织六国合纵联盟，秦国必然会从两路进军，一路出武关，一路下汉中。这样，楚都鄢、郢必然会引起震动。古人说：'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祸患临头，然后才去发愁，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希望大王及早谋划。您若真能听取我的意见，我可以让山东各国四时都来进贡，奉行大王诏令，将国家、宗庙都委托给楚国，还训练士兵，任大王使用。大王真能听从我的愚计，那么，韩、魏、齐、燕、赵等各国的歌女、美人必定会充满您的后宫，赵国、代郡的良马、骆驼一定会充满您的马厩。因此，合纵若能实施，楚国就可以称王；连横如果成功，秦国就会称帝。希望陛下慎重抉择！”

（本段化用自《长短经-雄略》引苏秦言【译文】。作者按：或言苏子说楚，略与赵同，谬矣！苏子说赵，曰：“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楚必致桔柚云梦之地，韩、魏皆可使致封地汤沐之邑，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此皆实益厚利，言之凿凿，确可信据。而表楚王，杜弊则恢恢有余，许惠则空洞浮泛，徒以“混一天下”之名，复投“妙音美人”、“ 良马囊驼”之好，外饰忠鲠，内藏谄媚，权以济事也！故曰“有以喜”。）

权篇

【导读】

权，音quán，从木从雚，本意是“黄花木”，因其坚硬、难以变形，被用于秤之杆、锤之柄、拄之杖。引申为“衡器”。在本篇中，“权”取衡量、变化、比较之意，《吕氏春秋·举难》有言：“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

纪晓岚在为本篇作注时言道：“权者，反复进却，以居当也。”意思是，要根据游说对象的特点而反复衡量、修饰游说的言辞，以达到游说的目的。《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二引用本篇时，称本篇为《量权》篇。

【原文】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 。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1】 。

佞言者，谄而干忠；谀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决而干勇；戚言者，权而干信；静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进谋者，权也；他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2】。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者见）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也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圣人故不事也【3】。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4】。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亦知其用而用也。故曰：辞言有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 。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5】。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6】。

是故与智者言，将以此明之；与不智者言，将以此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而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忘。听贵聪，辞贵奇【7】。

【注释】

【1】笔者注曰：《韩诗外传》云：“夫繁文以相假，饰词以相悖，数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则论便，然后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谓之隐，外意外身谓之讳，几廉倚跌谓之移，指缘谬辞谓之苟。四者所不为也。”由是观之，繁辞者，饰言也；用譬者，成义也；臧否不入者，却论也。

【2】笔者注曰：孟子云：“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难，遁辞知其所穷。”孟子知言之说，与此通义。  

【3】笔者注曰：《中论》云：“君子之与人言也，使辞足以达其智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过其任而强牵制也。苟过其任而强牵制，则将昏瞀委滞，而遂疑君子以为欺我也。”与本篇意合。

【4】笔者注曰：《邓析子》云：“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争，勿争，以避其声。一声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此圣人所不事者也。

【5】笔者注曰：此五者失其常义，非用之在精，行之在利，不可轻启。

【6】笔者注曰：《中论》云：“辩之言，必约以至。不烦而论，疾徐应节；不犯礼教，足以相称。乐尽人之辞，善致人之志，使论者各尽得其愿，而与之得解。其称也无其名，其理也不独显。若此，则可谓辩。”又云：“辩之为言别也，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徐干之言与本篇互相发明。又有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此亦通“与贵者言，依于势也。”

【7】笔者注曰：《墨子》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此能见纵横与墨家互通也。

【译文】

游说就是为了说服对方，要说服对方必须要让对方感觉你的话对其有所裨益。修饰言辞，需要借助动人的话语，要借助动人的话语，就要对言辞加以增减、兴革。回答对方骤然临至的喝问，要用机巧的言辞泛泛而谈。申说义理的言辞必须要对方明白某个道理，若使对方明白某个道理，又必须要列举事实加以佐证。言谈时双方可能意见不合，就需要反复论道，意欲让使对方让步。双方互相攻辩时，己方不接受对方的言论，不接受对方言论的目的是为了把对方隐微的事打探出来。

圆滑的言论，谄媚讨好，而显示出忠诚；阿谀的言论，炫耀渊博，而显示出智慧；表现忧愁操心的言论，善于权变，而显示出真诚；朴素的言论，直截了当，而显示出勇敢；镇静的言论，易所不足，而显示出胜算。所谓“谄媚”，是预先揣摩到对方的意愿，顺承他的欲望，以博取欢心；所谓“渊博”，是指堆砌饲藻，以炫耀自己；所谓“权变”，是指善于选择谋略，然后开口说话；所谓“果决”，是说话时斩钉截铁，对放任什么或舍弃什么都毫不犹豫地表示态度；所谓“反”，就是转变到反面，改正原来的错误，堵塞漏洞，以图取胜。

口，是言语发出的机关，是用来宣布或闭锁情意的。耳朵和眼睛，是心的辅助，可以察知发现奸诈邪恶。所以说只要口、耳、目三者协调呼应，就能遵循有利的途径而后行动。这样便能做到：言辞繁多但不会混乱，行动自由但不会迷失方向，情况变化而不被欺骗，这都是因为看准了要点而实施对应的原则。所以说，对没有视力的人不可能显示给他各种颜色；对没有听力的人不可能给他谱奏乐曲。因此，有些人是无法进行交涉的。他或者思想闭塞不通，或者心胸狭隘，不能容物。谚语说：“嘴巴可以吃东西，却不可随便说话。”这是说，语言往往有讳忌。俗话说：“很多人开口议论，连金属都会熔化掉。”这是说，人们说话，往往由于偏私而扭曲事实。

一般人的想法是，自己说的话必须有人聆听奉教，自己干的事必须能够成而无患。因此。聪明人决不使用自己的短处，宁可使用愚蠢人的长处；决不使用自己的笨拙之处，宁可使用愚人的巧妙之处。如此便不会进退维谷。说出对方的有利条件，是为了发挥他的长处；说出对方的有害因素，是为了避开他的短处。所以，有甲壳的动物在捍卫自己时，一定凭借又坚又厚的甲壳；有毒腺的昆虫在活动时，一定使用毒针刺伤对方。由此可见，禽兽也懂得要使用自己的长处，游说的人当然应该懂得使用自己该使用的长处。

在谈判场上的应对言辞，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病言，二类是怨言，三类是忧言，四类是怒言，五类是喜言。病言便是气息衰弱而没有精神的语言；怨言便是伤心到极点而没有主见的语言；忧言便是感情抑郁而不顺畅的语言；怒言便是胡乱发泄而没有条理的语言：喜言便是尽情诉说，散漫而没有要点的语言。这五种言辞，要手拿把掐才能适当应用，在情况有利时才能实行。同智慧的人说话，要见闻广博；同博学的人说话，要圆通善辩；同善辩的人说话，要提纲挈领；同高贵的人说话，要凭借地位与声势，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说话，要境界高远，言辞豪迈，摒弃世俗；同贫穷的人说话，要动之以利；同职位低下的人说话，要彬彬有礼；与勇武的人说话，要豪爽果断；与愚钝的人说话，须锋芒毕露。这便是说话的技术，但一般人常常违反了这个规律。

所以，跟聪明人讲这个道理，他容易明白；跟不聪明的人讲这个道理，便须再三开导，这是很难办到的。总之，言语有很多规格，事情有很多变化。如果整天讲话，不超过规格，事情就不会混乱；言语整天都随着事物变化，却能不失掉主旨，在于智慧镇静不乱，这是很可贵的。听话贵在聪睿善察，智慧贵在明俊通达，言辞贵在神奇巧妙。

【案例分析】

权术：应权通变，因人制宜

在《三国志》中一直被司马懿、华歆等辈评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诸葛亮，或许因为“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而不配称为一个胆略过人的雄杰家，甚至因为不懂《左传》中最浅显的道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终遗“谯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祸，而不配称为一个“智虑无方的术家”。但是诸葛亮却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艺深明的儒学家、应对捷疾的口辩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辩才，堪称独超众类，比肩苏、张，在同一时期无人能出其右。“铁腕治蜀”和“纵横捭阖”形成了他赖以飞翔的双翼，使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战争之海中总能浮沉自如，游刃有余。辩才作为实现谋略的重要手段，在诸葛亮畅言《隆中对》、力促孙刘联盟与及回书斥王朗的佳作《正议》中一再地被加以运用、发挥，其高度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屡试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击节喝彩。

一，诸葛亮赖以“舌战群儒”的金科玉律

抛却《三国演义》这部“姜尚渭水钓文王”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单观《三国志》及《魏略》两部书，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他具体的“作战”方式被留法学者张宁总结为：谲诈者不拘，故语之以权变；富贵者卑近，故语之以高远；贫贱者腹馁，故语之以财货；愚鲁者暗事，故语之以机锋。

这数条金科玉律，其实与《鬼谷子-权篇》所言不谋而合。（《权篇》原话为：“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义，只述大略，未尽详实。譬如对于文中“与富者言，依于高”的这个“高”字，资质低劣者未免会以为'高’字仅仅代表高深玄奥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辞令中的大忌了。再如古人常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尤其是在乱世之中，枭杰奸佞是最善于伪装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对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贵者？连对方底细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据鬼谷子的口诀出招？

孔明先生则不仅对该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个关键字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更对如何识别、判定这十类对手写下心得，载于《七略》。即：“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运用此七种策略察人观物，不惟可以探知对方性格、品质、才情如何，甚至连他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生平履历也都能了如指掌。

二，诸葛亮纵横捭阖的实战案例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拟演练，是在南阳草庐之中。他纵论天下大势，详略得当。这其中有规谏，譬如指出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告诫“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东孙权，三世基业，“国险而民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谈及荆州，诸葛亮对其战略区位优势赞赏有加：“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荆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论及益州，诸葛亮更是神采飞扬，“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且“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后诸葛亮对未来主人刘备的政治号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评价：“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综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时，孙权南借地利，刘备独据人和，只要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一旦时机成熟，“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无怪乎刘备听罢，“与亮情好日密。”

在他给刘备的申论《隆中对》里，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从头到尾都扣紧了两个字：霸业。这份宏论中的“实在劲”，在当时来看，除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无人可比。

按理说儒家讲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却句句离不开怎么教刘备获取“事功”，这不是因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时而动、因人设谋的道理。

试想一个“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枭雄，要想“伸大义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地盘。这个时候如果对如何攻城略地丝毫不提，大作官样文章，对穷困潦倒的刘备复有何益？诸葛亮如此言辞，正是对《鬼谷子》中“与贫者言，依于利”这一口诀的绝妙运用。

孔明先生的第二次亲身实战，始于刘备兵败长坂，待吴救援之际。他见到孙权之后，先是说了这样一句开场白：“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

仅仅一句话，就起到了三个作用，其一，不卑不亢的抹掉了刘备新败之后，狼狈不堪的窘态。其二，抬高孙权身价，间接道出张鲁、韩遂、马腾、刘璋等辈无法与其相比。其三，拉孙权下水。指出当今对江东基业威胁最大的就是曹操，不联刘抗曹则无以自存。

紧接着便开始向孙权确认信息：“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诸葛亮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虽说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对“淮泗将领”掌控东吴军政，其核心要员程、黄、韩、蒋等人从不轻易妥协的状况有所了解，但毕竟只是风闻。所虑者，乃是万一孙权怀有异议，不能与“淮泗将领”同心同德，又或其年轻怯懦，魄力不如其兄，故此试探。

孙权佯装年轻气盛，出口驳道：“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诸葛亮何等机智，到此已知孙权决意抗曹，只是有些话迫于他根基不稳，不便明言，要借自己这客居江东的人来说出口，于是便毫无顾忌的说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句话又是“与富者言，依于高”这一口诀的浅用。目的有三，其一，美化刘备。其二，指桑骂槐，敲打“流亡北士”。其三，讨好周瑜、甘宁等淮泗将领。

孙权见诸葛亮竟能读得懂自己外交辞令中的潜台词，自然心下大喜，遂顺着他的话语继续敲打张昭、步骘、陆绩、虞翻等人，道：“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至此，相信江东主降派的理论根基已被撼动，难持异议。

江东抗曹之心既定，鹰派已在气势上占了八成赢面，诸葛亮素知周瑜“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手下能臣干吏又不胜枚举，远非己方可比，生怕其“吞刘抗曹”，而非“联刘抗曹”。于是极力彰显己方的战略构想和利用价值，娓娓道来：“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散，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此段话不仅要言不烦，而且句句切合“与贵者言，依于势”的要义，听得孙权拍手称快，周瑜的战略构想也从先前的“吞刘抗曹”暂时变为“联刘抗曹”。

关于孔明先生的谈话艺术，最出彩的还是回书骂王朗一事。魏国大司徒王朗劝降许靖不成，又来撺掇诸葛亮背反蜀汉。

诸葛亮遂拟写《正议》，训斥王朗，严正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这段寥寥数百字的檄文，正是罗贯中塑造“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这一文学掌故的原料。在演义中，诸葛亮对王朗“顺潮流，识时务”的“高论”嗤之以鼻，并以逆子二臣反唇相讥，痛斥王朗违背人伦臣纲，疾言厉色，穷追猛打，如秋风扫落叶。王朗愧愤难当，竟倒撞马下，被活活气死。

事实上，无论是史实还是演义，都从侧面凸显了诸葛亮对“与愚者言，依于锐”这一口诀的驾轻就熟。

三，诸葛辩才，雄视四方。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孔明先生率先垂范，以身作教，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外交舞台上，我们应该学会“量体裁衣”，与不同的人物谈话应该运用不同的作战方式，不能千篇一律，尽说些官话、套话，给人以呆板僵滞之感。

谋篇

【导读】

本篇中的“谋”字，取考虑、谋划之意，《管子·霸言》篇有言：“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谋”篇讲的是鬼谷子谋略的专篇，其谋略可分为谋政、谋兵、谋交、谋人四个方面。也可分为上谋、中谋、下谋。上谋往往“大象无形”，让人不见端倪，它使事情成功但不为人所知。中谋则是有形的谋略，它可助人发名成业、蜚英腾茂，不过，却难掩其迹。下谋便是迫不得已所使用的下下之策，它也能扶危济困，但费力伤物。以上三种计谋，相辅相成，可以制定出最佳的方案，也就是奇谋。奇谋既出，所向披靡，自古皆然。

《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二引用本篇时，称本篇为《谋虑》篇，道藏本与《四库全书》本均无题解。

【原文】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始于古之所从【1】。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 ，亦事之司南也。

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成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2】。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异同之分也。故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斯盖其分也【3】。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仪，仪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4】。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5】。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也【6】。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7】。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身者，危。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行而阳取之。

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8】。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是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

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在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之义，则可于语。由能得此，则可以谷远近之诱【9】。

【注释】

【1】笔者注曰：谓察情得计，必立上智、中人、下愚。然后众端参观，奇策可得而生，奇策既生，则畅通无虑，故不知其所壅蔽。然此奇计，乃法于古之顺道而动者，故曰'所从’。

【2】笔者注曰：荀子云：“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步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又有鹖冠子云：“夫乱世者，以粗智为造意，以中险为道，以利为情，若不相与同恶，则不能相亲。相与同恶，则有相憎。”又有《学问》篇曰：“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所谓忠者，久愈亲者也。所谓信者，无二响者也。”此数者与鬼谷子互相发明。

【3】笔者注曰：曾子云：“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又有《韩诗外传》云：“无内疏而外亲。”又有王弼注《周易》云：“同救以相亲，同辟以相疏。”此言同异、亲疏之别也。

【4】笔者注曰：数通术，法也，道也。一道、一数，义同。百事一道、百度一数相对成文，意谓事物、规制，皆因其本。

【5】笔者注曰：鹖冠子云：“临货分财，使仁犯患，应难使勇，受言结辞，使辨虑事，定计使智。”又云：“夫仁之功，善与不争，下不怨上，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听行从，近亲远附，明达四通，内有挟度，然后有以量人。”又有荀子云：“知者明于事，达于数，不可以不诚事也。故曰君子难说，说不以道，不说也。” 此皆与本句互相发明。

【6】笔者注曰：法圣云：“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画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与此说同。

【7】笔者注曰：孙子《计篇》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可证。陶注亦可参详。

【8】笔者注曰：《曾子传》云：“诚于中，形于外。”又云：“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此言以'至情托焉’为必要也。

【9】笔者注曰：陶注云：“谷，养也。若能得此道之义，则可与居大宝之位，养远近之人，诱于仁寿之域也。”劳权校改“诱”作“义”字。又有俞樾云：“谷，当读为觳。”又有尔雅释诂：“觳，尽也。”又有《史记》云：“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又有索隐云：“觳，音学，谓尽也。”此谓觳远近之义，即尽远近之义。作觳者，古字通耳。陶注未达文章之旨。正文言远近之义，不言远近之人，训觳为养，岂可通乎？

【译文】

凡是出谋划策，都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可以遵循。这就是首先一定要追寻当前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它发生的经过，特别是当下处境等实情。了解这些以后，设计上、中、下三种计略，然后将其相互参验，便可细加斟酌而定出奇妙的谋略。奇妙的谋略顺从事理，机略畅通，无所不克。奇计良方并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始于古人的实践。所以，郑国人进山采玉的时候，一定要驾上司南车，便是为了不迷失方向。那么，度量别人的才干、能力，揣摩他的真情等了解对方的做法也就是办事的司南车。

凡是思想欲望相同而互相亲近的人，是因为双方可以利益均沾；凡是思想欲望相同而分道扬镳的人，是因为一方独霸其利。凡是同时被人所厌而互相结盟的人，是因为双方都受到了损害，才同仇敌忾；凡是同时被人所厌而互相疏远的人，是因为只有一方损失巨大。所以说，相互有利就亲近，相互损害就疏远，这是经常发生的事。这也是审察同异分界的一种根本办法。因此，墙从裂缝处崩塌，树从有节处折断，缝隙与节疤，便是墙和树木的分界之处。新的事物、新的情况都是旧事物发展变化才产生出来的，为解决新的问题才需要谋略；需要谋略，才需要计划考虑；计划考虑，就必须商讨议论；商讨议论就产生了游说的言辞；游说是为了进取；有进取，就有退却；有退却，就有规制。因而要使用符合规制的办法来处理事情。可见，任何事情，其内在的基理完全一致；任何策略，其运行规律尽皆相同。

品德高贵的人轻视财物，不可能用利益诱惑他，却可以叫他拿出财物；勇敢的人不怕危难，不可能用祸患吓住他，却可叫他镇守险要的地方；聪明的人通达事理，不可用诡计欺骗他，可向他讲明道理，使他建立功业。这是驾驭三种人才的方法。愚蠢的人容易蒙蔽，不成才的懦弱者容易被吓住，贪婪的人容易被诱惑。这是要我们因人而异，采用不同的处理原则。强大是从弱小循序渐进的成长起来的，平直是靠锯、刨等工具逐步削去弯曲的部分积累起来的，有余也是从不足积累起来的。懂得这个道理，道术就得以实行了。

所以对外表亲热而内心疏远的人，要从对方的内心着手去游说；对于那些内心愿意亲近我们，但外表没有表现出来的人，要从外表着手去游说，让他表现出来。所以对方有怀疑，要顺着他的怀疑而变更策略，使他不怀疑；对方看见了，要顺着对方所看见的东西来肯定他；对方说话了，要顺着对方的观点来应和他；对方已经形成有利的态势了，要顺着对方的形势来成全他；顺着对方厌恶的东西为他谋划对付办法，顺着对方遇到的祸患设法为他消灾解难。通过摩的手法使他感到害怕；把他不断抬高，位置高了就会不稳，这样使他处于晃动的不安之中；让他衰败然后自己来纠正他，让对方认为自己真诚可靠；为他设计一个祥瑞的征兆，然后经过操作应验了，使他相信自己；堵塞、蒙蔽他，使他处于混乱迷惑之中；使对方分不清是非，然后为我所用。这些都叫计谋。

在商定和使用谋略时，公开商讨，不如私下密谋；私下密谋，又不如结成盟党；结成了盟党，便不会有空隙而泄漏出去。正常的谋略，不如出人意料的奇特谋略，因为出人意料的奇谋是变化不定的。所以游说君王，一定要跟他讲奇特的谋略；游说大臣，一定要跟他讲私人的利害。自身处于亲近地位，但说话不贴心，便会被疏远；自身处于疏远地位，但说话太重，深入内情，便会招来危险。不要把别人不情愿的事强加给他；也不要把别人无法了解的知识强行灌输。别人有什么爱好，要学习仿效，加以顺从；别人有什么厌恶，要有意回避，讳莫如深。这叫做暗中揣摩别人的内心而行动，从而取得他的公开的赞同合作。

所以，将要除掉某人，先要放纵其人；放纵他正是为了乘机制服他。如果某人不随便表示喜悦，也不随便表示厌恶，那便说明他思想深刻。可以开导的人，便可以使用他；不可以开导的人，是智谋之士不能使用的人。所以说，办事以能控制别人为贵，而不以被别人控制为贵。所谓控制别人，便是自己要掌握权柄；所谓被别人控制，便是被别人掌握命运，供他驱使。所以，圣人的谋略隐蔽，不露声色；愚人的谋略公开，大肆张扬。跟聪明的人办事容易，跟不聪明的人办事困难。由此看来，面对自取灭亡而一意孤行的人，其谋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造乾坤的，面对身处险境而洋洋自得的人，其谋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力挽狂澜的。这样看来，便要顺应自然而推崇智谋。

智慧要用在众人目前无法察知的地方，才能也要用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智慧和才能的使用贵在隐秘，如果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做到隐秘，那么就选择不宜公开做的事来实施，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智慧、才能不能够做到隐秘，那么索性公开自己的谋略主张，用之来做事，向对方显示自己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对方。所以，先王处世的法则是讲究阴。俗话说：“天地的造化在于高深莫测，圣人治世的法则在于隐藏不露。”运用智慧、才能虽然讲究隐秘，但是施用之际，既不能违背忠信、仁义的训诫，又不可丢掉中正不偏的原则。懂得在忠信、仁义和中正法则的前提下运用谋略的人，才能和他共商大计。能够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就能够悦近来远，令四海拱服。

【案例分析】

谋篇：得其所因，出奇制胜

香港学者萧立认为，本篇是《权篇》的补充和评释，其中蕴含着“得其所因，出奇制胜”的智慧。《战国策-卷九》当中“张仪事秦惠王”一文可以看作是《谋篇》的最佳教案。

张仪为国家利益四处奔走、施展计谋，因此树敌很多。在秦惠王死了以后，他马上沦为众矢之的，几无容身之地。对待迫在眉睫、急如星火的祸患，精明老练的张仪很快想出了应变对策，他巧妙的利用自己“是非之身、纷争之源”这一特点，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担任“祸水他引”的诱饵，以期让初登大宝的武王能够“乘乱取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与人主言，必与之言奇”的出色运用。待到主上了解他的“赤胆忠心”之后，他又利用齐王“愚者易蔽，不肖者易惧，贪者易诱”的特点，派出冯喜，将刀兵之争化于无形。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张仪曾宣劳勠力的侍奉秦惠王，惠王死后，武王即位。武王的左右近臣乘机毁谤张仪，指责他过去为人刁钻、品行不忠。祸不单行，齐王这时又派使者前来谴责武王，说他不该重用张仪。

张仪听说这些事后，跑来对武王说：“臣有一条计策，虽然并不高明，仍欲冒死呈献！”武王道：“但说无妨。”张仪说：“为大王的江山社稷考虑，其上策莫如山东诸国发生变乱，大王乘势攻城掠地，扩充疆土。如今齐王对臣恨之入骨，无论臣走到哪里，他都会不顾一切发兵攻打。所以臣愿意捐弃不肖之身前往魏国，从而挑动齐王出兵攻魏。当齐、魏兵马在大梁城下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大王可乘机侵入韩国三川之地，使秦兵东出函谷畅通无阻，麾兵直逼两周地界，索取天子祭器，然后挟至尊，按图籍，君临天下，这可是万世不移的帝王基业啊！”武王称善，于是派出30辆兵车，把张仪送到魏都大梁。

齐王果然发兵攻魏。魏王震恐。这时张仪站出来说：“大王不要忧心，臣可令齐国退兵。”于是张仪授计舍人冯喜，把他派往楚国。冯喜借用楚国使者的名义前往齐国。冯喜到齐，处理完齐、楚之间的事务后，借机对齐王说：“素来闻说大王恨张仪入骨，可是令臣奇怪的是，大王为何在秦王面前如此抬举张仪呢？”齐王奇怪的问道：“寡人非常憎恨张仪，张仪在哪里，寡人必定攻打哪里，令其无处藏身，先生何故说寡人抬举张仪？”冯喜说：“愚下认为正是大王抬举了张仪。张仪离开秦国之时，曾与武王密谋计议。张仪说：'为大王计，莫如东方战乱大起，秦国便可乘机扩张土地。齐王对臣十分痛恨，无论臣在何处安身，不管山高水远，不管多高的代价，必然引兵来伐。臣愿以身为饵，到魏为臣，使齐王攻魏。当两国兵连祸结之时，大王可乘势攻韩，取三川，出函谷，直逼两周，收取天子祭器，而后挟至尊，按图籍，以图王业。’秦王觉得很是不错，就依计而行，用30辆兵车，送张仪到魏。大王果然中了张仪的诡计，为一个张仪而引兵伐魏，此举对内使民众疲弊，对外令盟国交恶，也让您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更重要的是，您这步棋让张仪那厮更加得到秦王的宠信了。这就是臣所说的'抬举张仪。’”齐王醒悟，赶忙停止进攻魏国。

自此而后，张仪见用于秦，又名重于魏。

（《战国策-卷九》原文：张仪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恶张仪，曰：“仪事先生不忠。”言未已，齐让又至。

张仪闻之，谓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王曰：“奈何？”曰：“为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今齐王臣憎张仪，仪之所在，必具兵而伐之。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即举兵而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曰：“善。”乃具革车三十乘，纳之梁。

齐果举兵伐之。梁王大恐。张仪曰：“王勿患，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藉使之齐。齐、楚之事已毕，因谓齐王：“王甚憎张仪，虽然，厚矣王之托仪于秦王也。”齐王曰：“寡人甚憎张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何以托仪也?

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仪之出秦，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

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举兵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是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与革车三十乘而纳仪于梁。而果伐之，是王内自罢而伐与国，广邻敌以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王曰：“善。”乃止。）

决篇

【导读】

决，在本篇中取“决断”之意。《淮南子·时则训》有言：“（立秋之日）命有司脩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由于年代久远，本篇之中的部分要谛已经散佚，从现存的文字来看，主要是讲针对各种犹疑不定的事情如何作出决断。面临纷繁复杂的情况，怎样才能迅速的进行判断并采取有效的行动？篇中提出“善诱”的办法。只有深刻了解各方面的情形，才能“断其可否”。可见“决”篇与“揣”篇、“摩”篇互为佐使。

【原文】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用患【1】；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罹害者，此事之失【2】。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3】。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事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4】。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贵则决之；去患者，可贵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5】。

【注释】

【1】笔者注曰：蒯彻语云：“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又有《国语》曰：“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又引《管子·禁藏》篇曰：“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又曰：“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就福避患，即决之果也。

【2】笔者注曰：《荀子》云：“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其语与本篇互相发明。

【3】笔者注曰：《淮南子》云：“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又云：“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此之谓阳德、阴贼。又云：“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此之谓信诚。

【4】笔者注曰：《韩非子》云：“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又云：“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又云：“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此皆为息患定乱之义也。

【5】笔者注曰：《尚书·洪范》云：“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此卜筮之说本源也。

【译文】

鬼谷子之所以发明“决”篇，是因为世间的事情千头万绪，让人犹豫难定。善于决断就会得到福报，不善于决断就会招来祸患。善于决断的人，一定先诱得实情，然后其决断就不会有迷惑和偏失。决断要带来利益，决断不能带来利益，人们就不会接受它，而每次决断都要带来利益，就必须寄托于决断的变幻莫测，做到出人意外。如果所做决断从总的方面来看是有利的，但其中蕴藏着不利的一面，那么这个决断就不会被人们接受，反而导致关系疏远。如果决断招来败绩，或者遭受灾害，这是决断中的不当。

圣人之所以能办成事的原因和方法有五种：一是“阳德”，二是“阴贼”，三是“信诚”，四是“蔽匿”，五是“平素”。以上五种分为“阴”和“阳”两类：使用“阳”一类的方法时，要讲究言辞如一，前后一致；使用“阴”一类的方法时，说的话要真假难辨。“阳”的一类手法和“阴”的一类手法，加上“平常”使用的手法和“关键”时刻使用的手法，这四者要在不知不觉中使用。能做到上述要求，再以历史为参，以未来为验，以平常为度，就可以决断了。给王公大人做事，有以下五种情况可以帮其决断：王公大人处在危险之中，而且事情做成之后能够获得好名声的，可以给他决断；不用费多少力，事情就能办成功的，可以给他决断；虽然此事做起来费力，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做，也可以给他决断；能够为对方去除祸患的，可以给他决断；能够替对方招来福祉的，可以给他决断。

总之，决断事情与消除疑虑，是办好各种事务的关窍，关系到社稷的治乱兴亡，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利钝，是非常难办的，要认真对待。所以，即使是圣明的先王，也要用蓍草和龟甲占卜，从而使自己的决断正确无误。

【案例分析】

决篇：审情察势，当机立断

本篇着重论述的是如何使游说对象依照我方意图作出决断，其方法有五种：“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但总的来说，分为“阴”、“阳”两类，且“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使用“阳”一类的手法时，要求我们所说言辞如一、前后不悖；使用“阴”一类的手法时，要求我们所说旁引博征、真假难辨。

在《战国策-卷四》当中，甘茂游说秦武王所用之法就是“以信诚之”，属于“阳略”；《战国策-卷七》当中，姚贾答对秦始皇所用之法就是“以蔽匿之”，属于“阴谋”。

当初，秦武王对甘茂说：“我想出兵向东进攻三川（韩国一地名），取周室而代之，如果能实现这一夙愿，我即便死了，也会永垂不朽。希望先生替我谋划！”甘茂说：“我要求去魏国与他们缔结盟约，共同攻打韩国。”于是，武王派亲信向寿和甘茂一同出使魏国。

甘茂来到魏国，对向寿说：“您回去告诉武王说：'魏王已同意我的约定。但我希望大王深思熟虑，不要立刻进攻韩国。’当大事成功之后，一切功劳归于您。”向寿回到秦国，把这话告诉了武王，武王便到息壤这个地方迎接甘茂。

甘茂到了息壤，武王责问说：“先前我已经告知您了，攻克三川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您现在却让我深思熟虑，不要立刻进攻，什么意思？”

甘茂闻言，故作为难道：“要进兵三川，必须先攻下宜阳，宜阳是韩国的大县，是上党和南阳之间的贸易要道，长期以来，在宜阳积聚了两地的人力和财物，它名义是县，实际上相当一个郡。现在大王的军队要经过重重险阻，跋涉千里去攻打宜阳，实在太难了啊！”

武王说：“再难我也要攻打！”

武王虽已再三明志，然而“览闻辩见，目达耳通”的甘茂深知“宜阳难下”，在攻战期间，必然会招致国内亲韩势力的非议和打击，届时不仅前功尽弃，自己也有可能遭受谗害，朝不保夕，于是研精殚思，巧构说辞，以成“有言在先”之效：“我听说，张仪西并巴、蜀，北取河西，南占上庸，诸侯并不因此就赞扬张仪的能耐，却称颂先王（秦惠王）的贤明。魏文侯派乐羊为将，进攻中山，不到三年就凯旋得胜。乐羊返回魏国，称道自己的战功。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箱群臣诽谤乐羊的意见书给他看，乐羊赶紧接受了文侯的批评，心悦诚服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君的功劳啊！’我现在只不过是寄居在秦国的人，而秦国权臣樗里疾、公孙衍倚仗和韩国的关系，将来如果在攻打宜阳时对我进行非议，从中作梗，大王必会听从。如果这样，大王就欺骗了盟国魏国，而我又会白白招致韩国相国公仲侈的怨恨。

从前曾参在费地，费地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杀人’，她仍然照样织布。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然织布。又过了一会，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便惊恐万状，扔掉梭子，翻过垣墙，遁逃而去。就连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他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疑惑和不信任。现在我不如曾参贤能，大王对我的感情和信任也远不及骨肉至亲那样'盘石桑苞’，如果将来非议我的不止三人，我担心大王恐怕会有所动摇！”

（《战国策-卷四》原文：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为多张仪而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者，挟韩而议，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杼也。）

武王坚定地说：“我不听信别人的议论，让我们订立盟约吧！”于是武王和甘茂在息壤订立盟约，并任其为帅。

后来甘茂攻打宜阳，五个月还不能攻下，于是樗里疾和公孙衍二人在武王面前进甘茂的谗言，武王几乎都要听信了，因而召回甘茂。甘茂到后对武王说：“息壤的盟誓还算数吗？”武王不得不说：“算数的”。于是又坚定信心，动用了全部兵力，继续让甘茂指挥作战，最后终于攻克了宜阳。

后世司马贞赞其事曰：“甘茂并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寿，乃攻宜阳。”

其实，除了甘茂之外，姚贾也算得上是深通《决篇》的高手，他面对同僚斥责、主上见罪的危境，不仅安之若素，反以唇舌之利倒转乾坤，最终令秦王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当初，燕、赵、越、楚想要结成联盟，一致对抗秦国，秦王召集大臣和宾客共六十多人商议对策。秦王问道：“当下四国准备联合攻秦，而我国正当财力衰竭、战事失利之时，应该如何对敌？”大臣们不知怎样回答。这时姚贾站出来自告奋勇说：“臣愿意为大王出使四国，一定破坏他们的阴谋，阻止战事的发生。”秦王觉得可行，便拨给他战车百辆，黄金千斤，并让他穿戴起自已的衣冠，佩上自己的宝剑。于是姚贾辞别秦王，遍访幽、冀，深结其君。四国素来知道秦国不好招惹，此次又得到钱帛无数，便决定暂时罢兵言和。秦王知道后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姚贾的功劳，马上封给他千户城邑，并任命他为上卿。

韩非却认为秦王对姚贾嘉奖太过，其因有三，首先，姚贾不过是魏都一个守门之人的儿子，他曾在魏国当过盗贼，后来侍奉赵王，也因谋事不利被驱逐出境，对于这样一个“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不可过于抬举。其次，诸侯的合纵战略早在苏氏兄弟相继逝去后便已失效，各国之间离心离德，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联盟”。 燕、赵、越、楚虽号称“和衷共济”，然而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图自保。类似这种乌合之众，只需稍加点播，间以利害，久必自散，完全不用派姚贾“重金以结”。此外，姚贾出使荆、吴、燕、代等地，长达三年，耗去秦国财货无数，不仅没有换来敌国“割地纳贡”之实，而且就连资金去向也没有明确记录。如此看来，他若非“中饱私囊”，就一定是“结外邦以自重”。

于是秦王召来姚贾问道：“你有没有把寡人给你的钱挪作私用，抑或用之结交诸侯？”

未料此时姚贾竟然毫不隐瞒，直言坦陈道：“有这回事。”

秦王变了脸色说道：“那么你还有什么面目再与寡人相见？”

姚贾说：“我如果不把这些钱其中的一部分挪作私用，我周游列国又靠什么生活呢？我如果不把这些钱用来结交诸侯，他们凭什么答应我罢兵言和呢？”

秦王不语。

姚贾趁机煽情道：“虽然如此，我对大王的忠心天地可鉴！昔日曾参孝顺父母，天下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儿子；伍胥尽忠报主，天下诸侯都愿以之为臣；贞女擅长女工，天下男人都愿以之为妻。大王试想，假如我不忠于大王，四国之君凭什么信任臣呢？夏桀听信谗言杀了良将关龙逢，纣王听信谗言杀了皇叔比干，以至于身死国亡。如今大王听信谗言，就不会再有忠臣为国出力了。”

秦王又说道：“寡人听说你是世监之子、魏之盗贼、赵之逐臣，可有此事？”

姚贾见招拆招，并没有游斗闪避，而是使出“托于似类”的伎俩，正面回答秦王的问询，说道：“姜尚在齐国时是妻子所弃的庸夫，在朝歌时是血本无归的贱屠，在庙堂上是权贵摒斥的家臣！他在棘津时降格以求，情愿充当苦力，聊以为生，却都无人雇佣。但文王慧眼独具，以之为佐，最终击败纣王，取得天下。管仲不过是齐国边邑的商贩，在南阳穷困潦倒，在鲁国时曾被囚禁，齐桓公不计前事，以之为佐，其后九合诸侯，一匡华夏。百里奚当初不过是虞国的一个乞丐，身价只有五张羊皮，可是秦穆公任用他为相后竟能无敌于西戎，还有，过去晋文公倚仗中山国的盗贼，却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这些人，出身无不卑贱，身负恶名，甚至为人所不齿，而明主加以重用，是因为知道他们能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假如人人都像卞随、务光、申屠狄（古代隐士）那样，只注重奇节异行，而不讲究实际，危难之时又有谁能为国效命呢？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对臣下吹毛求疵，而是将他们去芜存菁的加以利用。古来能够安邦定国的雄才，不听信外面的毁谤，不封赏空有清高之名、没有尺寸之功的人。这样一来，所有为臣的就不敢用虚无缥缈、无法定量的东西向国君邀宠了！”

（《战国策-卷七》原文：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工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立革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于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而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

姚贾复道：“我听说韩非子在文章里口口声声叫嚷着'应以事功评价一个人’。然而入秦多时，并没有见他为秦国建立任何事功！”

秦王道：“爱卿说的在理。”于是仍让姚贾出使列国而责罚了韩非。

符言篇

【导读】

符，又称符节。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用金、铜、玉、角、竹、木、铅等不同原料制成。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符言在本篇的意思是，鬼谷子这九句金玉良言，都经过实践检验。 

全篇结构上由九个部分所组成：分别为：主位、主明、主德、主赏、主问、主因、主周、主恭、主名。与管仲《九守》篇各章大致相同。

【原文】

安徐正静【1】，其被节先肉。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

右主位。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2】。

右主明。

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德术正静，其莫之极【3】。

右主德。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而目之所闻见，其所不闻见者，莫不谙化矣【4】。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

右主赏。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5】。

右主问。

心为九穷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6】。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家于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闻，开闭不善，不见原也。

右主周。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谙变更。

右主恭。

循名而为贵，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7】。

右主名。

【注释】

【1】笔者注曰：老子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又有《韩非子》云：“虚而待之，彼自以之。”此安徐正静之说所由本也。

【2】笔者注曰：《韩诗外传》云：“独视不若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若与众听之聪也；独虑不若与众虑之工也。故明主使贤臣，辐辏并进，所以通中正而致隐居之士。又有诗云：'先民有言，询于蒭蕘。’释义甚明。

【3】笔者注曰：《六弢文礼》云：“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又有管仲云：“听之术，勿望而距，勿望而许。”与此意同。

【4】笔者注曰：管仲云：“用赏贵诚，用刑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䦣化矣。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姦伪也。”又有《六弢》云：“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夫诚畅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于人乎？”此刑、赏之正也。

【5】笔者注曰：张守节正义云：“天官古云：荧惑为执法之星，其行无常，以其舍命国，为残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荧惑所在有灾，故有国者须察之。

【6】笔者注曰：邓析子云：“为善者，君与之赏；为恶者，君与之罚。因其所以来而报之，循其所以进而答之。圣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与此意同。

【7】笔者注曰：管仲此句以下作：'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译文】

    在位者须安稳平徐公正沉静，就像骨节必须有肉附着于其上一样，才能活动，发挥作用。在位者要善于给予或放纵对方，使之不能安静，自己则平心静意坐观其变，以待其倾覆毁损。以上是讲在君主应该如何统摄其位。

眼睛以明察秋毫、遍见万物为贵，耳朵以听力灵敏、不遗细小为贵，心灵以智慧灵巧、一秉至公为贵。君主不能凭个人的视力、听力和智慧，而要利用天下人的视力、听力和智慧。如果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一切，就没有什么看不到；如果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取一切，就没有什么听不到；如果用天下人的心来思考一切，就没有什么不懂得。各种人才都集中起来，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君主的明察便谁也堵塞不了。以上是讲君主如何做才能英明。

崇尚德行的方法就是：不要将任何乐于归附的人拒之门外。当诚心接纳他人的时候，那么自己的团体就会多一个成员，这样就巩固了自己的防守阵营；如果拒绝接受他人，减弱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阻绝了其他人继续加入我们的路径。山再高，只要我们朝上一步一步地攀登，总是能到达山顶；水再深，只要我们坚持测量，总能够测量出它的深度。德的地位像神明一样神圣，崇德之术也要求我们平心定气、虚怀若谷，如此，则无与伦比。以上是推崇德行的方法。

实行赏赐以讲信用为贵，实行刑罚以公正为贵。赏赐讲信用，刑罚讲公正，都要从君主身边经常接触的人和事情做起，这便可以使远离自己的人暗中受到感化。真诚地践行这种办法，可以使天下的人和神明都信服；何况那些想干扰侵犯君主的小人，更是无机可趁了。以上是讲如何实行赏赐。

君主询问的范围，包括天象、地理、人间三个方面。四方、上下、左右、前后的情况都要了解得清清楚楚，那就不会存在什么被蒙蔽和迷惑的事了。以上是讲如何询问情况。

心是九窍的主宰，君主是各级官员的主宰。官员中，做了善事的，君主就应该给予赏赐；做了坏事的，君主就应该给予惩罚。君主顺应他们表现出来的一切施行赏罚，就不会劳神费力。圣人这样来使用赏罚二柄，所以官吏们可以各安其职。国君如果能遵循这个道理来治国，那么就能够使国祚长久。以上所说的主要是在说明因顺而动的重要。

要学会聚合天下人的目力使自己高瞻远瞩，聚合天下人的敏锐让自己耳听八方，聚合天下人的智慧让自己明察万里，让自己始终处于对各种情报信息的明确了解之中。要明白知道千里之外的情况，了解隐蔽微小的事情，这就叫做能够洞察天下，这样所有的奸邪之徒必然改弦更张，不敢稍有异图。 以上是讲如何洞察验证一切。

控名责实，索实定名，务使所取之“名”与“实际”契合不二。“名”与“实”是相辅相成、互融共生的。所以说，只有所取之“名”符合实际，它才能称为“名”。（否则便是“伪名”、“鄙名”，只能徒增混乱）；事物的“实”是由事物的“理”决定的，而理也是生于名实的德，名实之德产生于名与实间的相互符合，两者相符合，那么取名就得当。以上是说循名督实的重要。

【案例分析】

符言：主宰天下，独握九术

翟玉忠先生在《说服天下》一书中谈到：“《符言》与前面各篇的写作手法大相径庭，后者都围绕一个侧重点进行论述，本篇则并列九个方面。”留英学者徐若棉更进一步指出，《符言》主要讲的是“为君之道”，与游说之术无关，其意在告诫领导者如欲有所建树，必须从宏观上做到以下九点：安徐定静、众端参观、广纳雅言、刑赏信正、因时顺势、正心诚意、察情观衅、防微杜渐、循名责实。

当然，学界中也有与徐女士截然相反的意见，譬如李大昌老师就曾强调，《符言》应是鬼谷子为臣下“上书言事”所提供的大纲，亦即是说，与帝王家言，必须紧紧把握“主位、主明、主听、主赏、主问、主因、主周、主参、主名”这几个核心，才能见用于朝，有所匡正。《谏太宗十思疏》、《上高宗封事》、《上孝宗封事》等等名臣奏章，咸此类也。

本次我们选取《上明公许王书》作为案例。其作者章延宗文采卓绝，博物洽闻，曾在天顺三年“赐同进士出身”，却因苦无背景而赋闲家中。公元1463年，明英宗病情日重，目不能视，宫中太医皆束手无策。章延宗审时度势，认为许王朱见淳福慧双修，遂以身党附，多有辅弼之言。许王亦将之视为羽翼，迁为吏部侍郎。后宪宗即位，随即罢免章延宗，并销其所论，流放海南。

《上明公许王书》是章延宗第二次与许王朱见淳晤面时所献“议对”，许王览毕，啧啧称赞，叹曰“鄙王莅位日浅，幸得先生金玉之言，或由登阙，敬以国从”。成化七年，礼部以书中“谋所不达，混绝道别，僭越已甚”为名，不作录述。今文仅见于章延宗后代私著。

书曰：臣闻三代以降，谏或不智，比及景泰，王振用事，群僚缄口。然贤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恪节，才周经济。太宗雅涵，子孙长世。愚下虽驽，诚愿效之。

《志》云'察誉有偏颇之缪 ，接物有爱恶之惑，度心有大小之误，品质有早晚之疑，变类有同体之嫌，论材有申压之诡，观奇有两尤之失。’故先王简才，首论策术，次论法制，三论道德，乃举之而不疑。今吏部拣选，诋欺为先，有乖章宪：司封徒以形貌之辨、片言只字定其能否；考功复凭宗族门第、家世优劣进其爵位，此臣之所虑一也。

圣人执要，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虚施则士蓄之于君，罚妄加则民残之于官。武帝达理，仲卿、曼倩之才朋比周列；太祖明虑，伯时、三益之骾并入于朝。逮至正统，刑惠非人，苛察缴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惩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律，不能禁其恶，此臣之所虑二也。

夫先知达见，洞悉乾坤，杰者之倕也，而治世不以贵于常。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众化。故邈不可及者，不以为规矩。行不可法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不意三杨为辅，乃作训曰：“桓桓文敏，君子之绳；稍眚不断，小人之萌。”岂非两末之论乎？不退其言而守中道，反以谠议为美，此臣之所虑三也。

理国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格于势，而治不可图，且坐受其弊。囊者，师出历年，兵戈北指，以社稷未安，疆域不平也。然成祖五伐，鞑靼慑服，安南亦定，陆运之盛，几追汉唐。元匪虽隼质难羁，狼心自野，计无所施。而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常怀不轨，寇略凤州，欲返辽阴之旧物，创中山之新社，类帝禋宗，僭拟斯备。又建绥大旱，颗粒无收，流民遍野，将以为盗。郡县晦鲁，工役繁兴，不加赈恤，反助其害，仲秋以来，四县皆叛，折意缙绅，倒山倾海。下意先留心女真，复定西南，以蒙、回为后事，而兵部不许，此臣之所虑四也。

传曰：“谨备于其外，忧生于其内。”正圣人所以备周而庸人以为不足患也。昔闻屈巫就吴，而楚以衰；阉竖从匈，而汉以疲。愚非以鄙夫去就可以为国家轻重，盖招诱无术，足以增虏人之颉颃耳。仁宣来叶，科举不足以尽士，劝誉不足以荐奇，茹冤抱恨者不可胜计。其中亦有卓然自欣而不徇孔孟者矣，是将至死俯首、守土于大明乎？抑亦破垣越棘而求用于异族乎？未可知也。故愿朝廷广含弘之量，开言事之路，官其可采，以取江南之士；明昭有司，时散俸廪，以优渥四皓之徒。外而敕州县吏，使之蠲除科敛，平亭狱讼，以抒其忿恨无所伸诉之志。如此，则四海咸附而不变节。此臣之所虑五也。

世有围棋之戏，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败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此庸人之所知。而户部农垦之策，既无三决之全，复失揆度之谋，而商屯争为盐引，是本末倒置也。洪武帝曰：“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此重本抑末之纲。隆庆三年，高拱上《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乃兴贾利，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然税法无常，苏泰官宦，取之至轻，膏脂遍地，豪强蜂起，抗衡州官；燕赵所属，侵渔甚暴，不遗锱铢，肆行劝借。愚以为天子治下，俱为一体，不应宽严异法，当于浙江杭州府、直隶芜湖县设置抽分衙门，遣差部官管理，而工部未复，此臣之所虑六也。

臣之所言，悃愊无华，披心相付，愿祈详察。

转丸篇

【导读】

晋朝新建县侯温式之校考《尸子》时指出：“颖川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以为号，时有门徒三十七，而达者五六。（王）诩以《胠乱》授苏秦，以《转丸》授陈轸。轸遂骖风驷霞，抵触佥壬，骋辨耀辉，雄闻战国。及其身没，遗篇流于户牖，百载之后，复为陈平所得。”他又强调：“陈平曲逆见宏，好略能深，奇谋六奋，嘉虑四迥，其策多出于《转丸》。后嘱子孙云'吾多阴谋，今世即废亡，已矣，终不能复起’，乃销外经二十三部，秘不示人。”

清人张达川在为《鬼谷子》作注时言道：“转丸篇述苟全之计，君子不为；又及独有之法，道家所禁，所以不传。”

今文据周建德（太子太傅，周勃之孙）义子周正范十世孙所考，载于周炳堂（周正范二十六世孙）私著，历有千年。《崇文总目》编修以“教人诡诏激讦，险盩峭薄，非正心之论”不加收录。

【原文】

凡辞能化四方者，必原万物之因，而转弊祸之丸。炁藏不明，不知物文理哲之法；转丸不明，不知三要反覆之虚实【1】。

何能原因？曰：“象、常、制、度、心术、决壅、计划。不明于象，而欲论材任选，犹以尺适履，以寸量衣。不明于常，而欲号令百姓，犹搭箭镞于弓弦之上，发之则必受其害。不明于制，而欲齐民导众，犹右箸而左誊之。不明于度，而欲移风易俗，犹朝造屋而夕将安憩。不明于心术，而欲理喻群生，犹一傅而众咻。不明于决壅，而欲目指气使，犹冬生穗而夏育梅。不明于计划，而欲成大功，犹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故曰：“七者天下之大经，错仪画制，敺众徙远，必立于不败。能谙此者，可以原其因。【2】”

转丸者，以绌为巧，以退为进，以柔见刚，以昃求盈，以塞求达，此其通义，或将反之。人动我静，人言我听。能固能去，在我而问【3】。

将欲用之于庙堂，必审机会、察势位、观人心、磨技艺。事圣君，有听从无谏诤；事中君，有谏诤无谄谀；事暴君，有补削无矫拂【4】。

用之于下，则安行乾道，各正性命。知性则寡累，知命则不忧。忧累去则心平，心平而仁义着矣【5】。

用于之俦，不忘不就，若存若亡，正来奇往，可使前后。其策术者四：“兼利、独有、苟全、偕败。”兼利者，并益也。独有者，霸行也。苟全者，图存也。偕败者，玉石同焚而最下策也，然而见为者，迫于势也【6】。

【注释】

【1】笔者注曰：《内丹术》云'视之不息，则神从眼漏；听之不息，则精从耳漏；言之不息，则气从口漏。’是知逐于外而失于内，心为形役，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者也。

【2】笔者注曰：管仲之《七法》云'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铉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敺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而必拘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故曰：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是知前圣后循，其揆一也。

【3】笔者注曰：孔颖达注《易经》疏：“万物之象皆有阴阳之爻，或从始而上进，或居终而倒退，以其往复相推，或渐变而顿化，故云进退之象也。”是知“固”、“去”者，进退也。此言说者明于“转丸”，则免于维亟。

【4】赵凝江注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故事之以从；中君尊崇濂闽，以义制欲，明训克闻，而智有不达，故事之以诤；暴君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故事之以削。

【5】赵凝江注曰：仁为施恩及物，义乃裁断合宜。然行仁蹈义，必始乎性命双修。何谓之性？元始真如，一灵明炯是也。何为之命？先天至精，一气氤氲是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贤者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非欲以为资也，实以本也。

【6】赵凝江注曰：火焱昆岗，玉石俱焚，智者不取。然奸党当朝，忘仇斁伦，戕伐国本，胁制天下，则不取浑元运物、保身遗名之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译文】

想要使游说之辞畅行四海，就必须“甄坟索之渊奥，该前言以穷理”，把万事万物蕴藏的玄机研究的明明白白，并懂得去芜存菁的使用它们。不了解五藏与五炁的运作机理，就不能寻求智慧和知识的所在，不知道对事物如何去芜存菁的加以利用，就无法探知对方在视野格局、集思纳谏、教谕属下方面怎么样（道家之外三要为眼、耳、口，眼主察，耳主闻，口主言）。

怎样把万事万物蕴藏的玄机研究的明明白白，以便为我所用？首先要对“象、常、制、度、心术、决壅、计划”这几项内容燎如观火。不明白“象”，而想要选贤任能，就好似以长尺量鞋，以短尺裁衣一样；不明白“常”，就好像拈弓发射时倒置箭身，一定会作法自毙；不明白“制”，而想要治理江山，教化人民，就好像用左手拿筷子，用右手去写字，必然力不从心；不明白“度”，而想要砥砺风俗，弘扬道德，就好像早上盖房子，晚上就要居住；不明白“心术”，而想要以理服人，就好像站在讲堂之上面对善于起哄的学生交流一样，到头来必然沦为单鹄寡凫；不明白“决壅”，便想下达指令，就好像让冬天长出麦穗，夏天长出梅花一样有逆天时；不明白“计划”，便想建功立业，就好比拿着火折子躺在薪草之上睡觉。所以说，“象、常、制、度、心术、决壅、计划”这七者是匡正环宇的法宝，以它们来建立制度，完善法规，调度众生，必能立于不败之地。懂得这些道理，才能去探究万事万物蕴藏的玄机。

善于转丸之术的人，把笨拙当作灵巧；把后退当作前进；以柔弱彰显刚强；以不足来求有余；以韬晦来求通达。这是在与足智多谋之人、枭雄霸主之流共事时所选择的处世哲学，如果用到一般的人际交往上，就要反过来。在与人交流或者谈判时的原则是，对方动若游龙，我就安静守备；对方滔滔不绝，我就悉心聆听，这样才能伺机察其破绽，时时刻刻把握进攻或防守的主动权。

如果想在庙堂之上使用转丸之术，就要掂量自己出场的时机是否到了，自己的权势地位是否强大，自己的背后有无百姓的支持，自己的技术本领是否炉火纯青。使用转丸的基本原则是，面对明君圣主，只有听从，没有异议；面对庸君暗主，只有诤谏，不能谄媚；面对暴君，只能私下弥缝其阙，不能直言鲠议。

想以转丸之术驾驭属下，自己就必须在“安顺履常”、“性命双修”上下功夫，深刻了解自己内在的心性、思想、精神，并时刻加以雕琢，就能弃旧图新，从而减少负累；深刻了解自己外在的身体、能量、运势，并时刻加以估算，就能未卜先知，从而减少忧愁。忧愁和负累全部卸下，才能够回归本我，践行仁义。

如果以转丸之术对付敌人，就要不疾不徐，对于双方都想褫夺的利益，我方应该做出“既不想苦心孤诣的争夺，又不会轻而易举的放弃”的姿态，用平实中略带机谋的方法进行交涉，局势有利就前进，局势不利就后退。根据前进或后退的程度不同，预先设定四种方案：兼利、独有、苟全、偕败。所谓的兼利，就是合作双赢；所谓的独有，就是一家独大；所谓的苟全，就是暂退待机；所谓的偕败，就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偕败是四种方案中最不可取的，然而还是有人舍生忘死的使用，这是由于形势的逼迫啊！

【案例分析】

转丸：骋其巧辞，伏其精术

本篇的御下之术和事上之法在《素书》“求人之志章第三”、“安礼章第六”中多有体现，管仲所撰写的《牧民》一文，也与其旨归相类，因此我们不多做赘述，只对“转丸术”中的克敌之法浅议一二。

纵横家们认为，最高明的克敌之法在于一个“化”字，即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使得双方共享其益。这与《礼经》中的“普氾兼爱，利益羣生”、荀子讲的“长养人民，兼利天下”是异曲同工的。《战国策-卷三十二》当中“胡衍说樗里疾”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秦国准备攻打卫国的蒲地。胡衍对樗里疾说：“您来进攻蒲地，是为了秦国呢？还是为了大梁呢？如果为了大梁，那么确有其利，如果是为了秦国，那么就很不划算了。卫国之所以还算卫国，就是因为有蒲地。现在如果蒲地归入秦国，卫国必然会掉头投向大梁。大梁失去西河以外的土地之后，再也没有重新夺取，是因为大梁衰弱了。如今假如卫国并入大梁，大梁必然会再度强盛。等到那一天，西河以外就危险了。再说秦王也会观察一下您这次战事的结果，倘若损害秦国的利益而给魏国带来好处，秦王一定会怨恨您。”

樗里疾说：“那怎么办呢？”

胡衍说：“您放弃蒲地，不要再攻打，请允许我替您进入蒲城告诉蒲城守备不要再打了，以此使卫国国君感激您的恩德。”

樗里疾说：“好吧。”

胡衍于是进入蒲城，对蒲城守备说：“樗里疾知道蒲城困难重重，他声称，'我一定要攻下蒲城。’现在我能让樗里疾放弃蒲城，不再进玫。”

蒲城守备两次拜谢，于是又献金三百镒，说：“秦兵真能撤离，请允许我让卫国国君重赏您。”

胡衍从蒲城得到了酬金，并让自己在卫国受到重视。樗里疾也得到了三百镒酬金而罢兵休战，又使卫国国君对他感恩戴德。

（《战国策》原文：秦攻卫之蒲。胡衍谓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为秦乎？以为魏乎？为魏则善，为秦则不赖矣。卫所以为卫者，以有蒲也。今蒲入于魏，卫必折于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复取者，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将观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请为公入戒蒲守以德卫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释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镒焉，曰：“秦兵诚去，请厚子于卫君。”胡衍取金于蒲，以自重于卫。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归，又以德卫君也。）

圣人云：“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可谓博识清度，雅正高古，然而未免太过于理想化。在不能保证“双赢”的情况下，纵横家们主张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是所谓的“独有”。《司马错论伐蜀》一文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其时秦国西有巴蜀为患，东有韩师相抗，导致疆域不稳，民心难安。为此，张仪和司马错都认为应该“大出王师，剡路除棘”，所别者，无非是一个倾向先定中原，一个力图平灭夷敌。经过二人这场争论，秦国解决了用什么战略统一天下的大问题。

秦惠王问：“韩国和巴蜀对我们的威胁都不小，应该先进取谁呢？”司马错主张进攻蜀国，张仪认为不如进攻韩国。

张仪说：“我们先和魏国、楚国亲近友好，结成同盟，然后出兵三川之地，堵塞轘辕、缑氏两个重要隘口，挡住屯留险要的道路，魏国断绝南阳，楚国兵临南郑，秦国则趁势攻下新城、宜阳，一直打到东西二周都城的近郊。此举既能声讨周君“无德而禄”的罪行，又能顺便耗去楚、魏两国的兵力。而且，这样一来，周君自知无力回天，定会献出传国九鼎。秦国凭借九鼎之威，依照地图户籍，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四方没有敢于抗拒的，这才是帝王的大业啊！如今蜀国只是西部偏僻的国家，西北少数民族的领袖。进攻蜀国，既使军队疲惫，又令百姓劳累，况且也得不到什么利益。我曾听说，争夺威名要到朝廷去争，争夺利益要到市场去争。现在三川之地和周王室，就是整个天下的市场和朝廷，而大王不在这里争夺，反而去褫夺夷狄所居，这与帝王之业相去太远了！”

（《战国策》原文：张仪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说：想使国家富裕，必须开疆拓土；想使军队强大，必须养护百姓；想建立万世之业，必须博施德政。只有这三者都具备了，才有称帝图王的资本。现在大王统治的国家，地方小，百姓穷，所以我希望先办容易的事情。蜀国是西部偏僻的国家，西北少数民族的领袖，然而朝政却像夏桀、商纣一样混乱，以秦国的国力攻打它，就像驱使豺狼追逐羊群一般。取得蜀国的地盘，足以使秦国的疆土扩大；得到蜀国的钱财，足以使秦国的百姓富足。只要缮治兵甲，派出军队，虚张声势，再以'吊民伐罪，周发殷汤’为旗帜，用不着对垒厮杀，蜀国便会降服。这样一来，虽动兵戈，而天下人不认为我们强暴不义，获尽资财，而四方诸侯不认为我们贪得无厌。可谓名利双收！现在张仪却想攻打韩国，劫持天子，实在谈不上高明。就劫持天子而言，这是会招致人们唾弃的骂名，即使这样，也未必得到什么好处，而且还会被天下志士按上'强忍寡义，志欲无餍’的罪名，受尽口诛笔伐，这实在是太危险。请您听从我的劝告：周朝是天下诸侯国国君的宗室；韩国是周朝结交的友好国家。如果周朝知道自己会失去九鼎，韩国知道自己会丧失三川之地，那么，他们一定会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以对付秦国，而且还会向其他四国求救。如果周朝把九鼎给楚国，韩国把三川之地给魏国，以此来换取他们出兵相救，我们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了吗？相比之下，不如进攻蜀国才是万全之策啊！”

（《战国策》原文：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秦惠王说：“好！我听从您的建议。”秦国最终起兵伐蜀。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攻取蜀地，于是蜀国被平定。将蜀国君主的称号更改为侯，又委任秦国大臣陈庄为蜀相。蜀国既已附属于秦国，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因而就更轻视诸侯各国了。

杀身有地初非惜，报国无时未免愁！假若势去人散，敌我强弱太过悬殊，纵横家们出于无奈，也多出“苟全”之计。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清廷决定出兵缅甸，生擒永历皇帝，以绝后患，并降下敕书说：“兹以逆贼李定国已经败窜，怙恶不悛，宜尽根株，以安疆圉。特命尔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统兵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

面对吴三桂这位昔日的大明良将，朱由榔虽然满怀悲愤，也不得不令帖式提笔做书，堪称字字沥血：“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崇祯）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臣民。将军志兴楚国，饮位秦廷，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哀，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字，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诛，仆于此时，儿不欲生，犹暇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廖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失，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

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变自辜矣。乃将军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旋之身，何视天下之不予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赐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弟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侧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王之祖若父乎？

不知大清何思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干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谥单薄，奕（礻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干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沐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大德也。惟冀裁之。”

末落帝王，大明遗珠，低首乞哀，言尽辛酸委屈，故人见之，想必是“铁佛无泪也凄惶”。正如梅毅先生所说，此书不仅仅是哀求一已之生，永历帝也从吴三桂自身着想，一针见血指出：“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试想，连对家门世受其恩的旧主都肯斩尽杀绝，不留一丝情面的人，新主子在“赞叹”之余，内心深处真的不会起疑心吗？万世千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

果然，吴三桂见书如晤，权衡良久。直到莽白献诚之后，方才有所动作。

纵横家们还有一种打法，叫作“偕败”。偕败者，顾名思义，就是为了能够有效打击敌人，不惜自受其害的战术。由于它“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特性，历来被喜好谋略者列为下乘。西汉田窦之争时，气急败坏的田蚡为了铲除异己，曾运用此策。

元光四年，田、窦二人均以“灌夫”为切入点，在朝堂上互相攻讦。窦婴极力夸赞灌夫的长处，说他酗酒获罪、情有可原，而田蚡却拿别的罪来诬陷灌夫。田蚡接着又竭力诋毁灌夫骄横放纵，犯了大逆不道的罪。窦婴思忖没有别的办法加以应付，便攻击田蚡的短处。田蚡说：“天下幸而太平无事，我才得以做皇上的心腹，爱好音乐、狗马和田宅。我所喜欢的不过是歌伎艺人、能工巧匠，不像魏其侯和灌夫那样，招集天下的豪杰壮士，不分白天黑夜地商量讨论，腹诽心谤，深怀对朝廷的不满，不是仰观天象，就是低头密议，窥测于东、西两宫之间，希望天下发生变故，好让他们立功成事。我倒不明白魏其侯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于是汉武帝向在朝的大臣问道：“他们两人的话谁的对呢？”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戈戟冲入到强大的吴军中，身受创伤几十处，名声在全军位列第一，这是天下的勇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罪恶，只是因为喝了酒而引起口舌之争，是不值得援引其他的罪状来判处死刑的。因此，魏其侯的话是对的。但丞相又说灌夫同大奸巨猾结交，欺压平民百姓，积累家产过亿，横行颍川，凌辱侵犯皇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其后果不是折断，就是分裂。因此，丞相的话也不错。希望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这件事吧。”

（《史记》原文：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为之“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馀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如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

事后，田蚡责备韩安国说：“咱俩曾经商量好了一起对付窦婴，为何事到临头，你却首鼠两端？”

韩安国说：“你为了证明窦婴谋反，言语之间竟然承认自己'好音乐狗马田宅’，又把'爱倡优巧匠’的罪名往自己脑袋上扣，这实在算不上聪明。”

田蚡说：“我与窦婴势不两立，当时又是迫在眉睫，所以我口不择言。”

韩安国过了好一会儿才对田蚡说：“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魏其侯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给皇上，说：'我因为是皇亲国戚，才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像这样，皇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内心惭愧，闭门龟缩。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吵架、悍妇撒泼一般，多么不识大体呢！”

最后，田窦之争以双方不得好死为结局落下帷幕。

当然，有的时候“义之所驱”，为了家国天下，许多仁人志士甘愿“惟论道之存亡，不计术之高低”。即使殒身不恤，也要与祸国奸党同归于尽。胡铨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的代表作如《上高宗封事》，决然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并主张“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可以看作是“偕败”之术的经典名篇。有志于恢弘正气、激扬清浊者可以参考。

附录：《上高宗封事》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斯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眼，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 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 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 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 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 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 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 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 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附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 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 取容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胠乱篇

【导读】

近人汪实华在评注“中经”时说：“转丸之辨，术浮于炙輠，而亡于汉；胠乱之能，智隃于彻札，而毁于秦。”

正德元年，学者吕柟为著《泾野子外经》而延揽群贤，会于高陵。诸生以为天下将乱，意当有所匡正，遂尽列家藏，以图宣教，有“儒家心法阐微”十三篇、“通玄真经阐微”一十八篇、“法家贵刑论阐微”一十九篇、“鬼谷子胠乱训诂”十九篇。

在十九份有关“胠乱” 篇的训诂当中，妄生穿凿、蚕绩蟹匡者居多。唯有河南孙贤（明代状元）、洛阳苏肱（苏代族侄苏赟后人）所献精彩绝伦，堪称“扼亢拊背”之作。吕柟评价二人说：“（二人）俱鸿俦鹤侣，衔华佩实，辞趣翩翩。然舜卿（指孙贤）摛翰振藻，多为养心圭旨，恐非时要所趋。”由此可见，这位老翰林更加欣赏苏肱的才辩，认为他拥有的竹简更加符合鬼谷子“旋转乾坤”的要谛。

逮至有清，震泽任兆麟、元和惠栋、阳湖孙星衍、萧山汪继培等发掘古墓，探得《尸子》遗篇中《远害》一文有诸多语句与苏氏所藏《胠乱》互相验证、不谋而合，有些字句甚至完全一样。据帛书的残破程度来看，《远害》一文至少应是1400年以前的作品。也就是说，苏氏所藏《胠乱》无论是否伪作，都应诞生在隋代以前。今整理如下，以兹广布。

【原文】

胠乱者，平豭之术也。自知曰明，知人曰济，和以反中，形性相参。事有聱瑜，情有真伪，觿解其纷，守暗见疵。故隐而发之，是谓砺佞谄，一日数试，而下不因，故能积铁室而无祸【1】。

胠之在己，乱之在彼，阳取阴废，计无不审。古之善胠者，见而不见，闻而不闻，通而不通【2】。函掩其迹，匿有端，人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人不能度。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不言以善应，不约以善增，填其汹渊，毋使水清，探其怀，夺其威，下其势，斧其枝，国乃常安。故曰：惠乎如甘露，百姓利其泽；害乎如雷霆，蜂螫不能避【3】。

其胠者，有虚使，有藏知，有反言，有诡争，有废置，有似类。虚使者，伪也。藏知者，诱也。反言者，逆也。诡争者，困也。废置者，谪也。似类者，惑也。故先王独摄以见万有之私，以备于我；然而跌蹙者，其说不行也【4】。

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5】。

故曰：“裁截周转之方，斯为大备。”夫术行必审于时，故曰：“持饵待机，颡鱼入挹”。诈者动必趋于利，故曰：“责其效能，料功黜陟”。故法无常设，以类相应也，爱白者憎以黑，韵商者舍以徵，好膻者恶以焦，嗜甘者逆以苦。此道动合权，去毞见本之经也。故曰：“以绳审长短，以器受少多，以衡量轻重，以法辨清浊，以名责虚实，以简治繁冗，以易定险难。”万事皆归于一，乱乃自胠【6】。

【注释】

【1】笔者注曰：《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云：“夫矢来有乡，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备之则体不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此以尽敌之无奸也。”此“铁室”之说所由本也。

【2】笔者注曰：李凤云：“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此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谬矣！见而不见，闻而不闻，通而不通者，谓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

【3】笔者注曰：《抱朴子·广譬》云：“二仪不能废春秋以成岁，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此言居上者必明宪核法，审刑德之原。

【4】赵凝江注曰：刘勰云：“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其说必原道、征圣、宗经，然后假文采而饰之，方能如计。

【5】赵凝江注曰：圣人立说，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辩之，明之，持之，固之而不能得其心者，古来鲜见。

【6】赵凝江注曰：尹文子云：“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此与鬼谷之说互相发明。

【译文】

胠乱之术是用以肃清朝野，纠察奸邪的利器。自己能够深刻的了解自己，叫作“明智”，能够深刻的了解别人，叫作“济克”（即成功），禁己忿欲之私，宣以中和之正，自身就可以化为一面宝镜，反照施诈不轨之徒。事情办起来有顺有逆，情意看上去有真有假，想要完全探清内在的玄妙，就需要守静处虚，暗中观察。采取“偃旗息鼓”、“阳匿阴发”的态度使用胠乱之术，才可以真正的砥砺佞谄。一天之内数发此计，那些妄图鱼目混珠、趁机作乱的人就会感觉失去了凭恃，而自己就像住在用钢铁铸造的密室一样万无一失。

君主要想平治乱臣贼子，一定要采取表面上沉默（或赞许），私下里积极备战（或调查）的方法，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不动声色。那些精于此道的人，对于臣下的蝇营狗苟、笑里藏刀，看见了好像没看见，听到了好像没听到，知道了好像不知道。自己不露出任何将要突然发难的痕迹，掩藏任何可以被他人窥探的端倪，那些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党徒就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因而鸮鸣鼠暴，无所防备；自己不刻意展现修齐治平的虎略龙韬，不发挥英明果断的能力，始终韬光韫玉，乐行鼪鼯之径的人就会无从揣度而不知大难临头。保守自我意图而验证臣下，谨慎把握权柄而修门拒虎，臣下已经提出主张，君主就拿来作为参考；臣下已经做出事情，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拿了凭证和参考进行验核，就可以作为将来赏罚的依据。善处大宝的人，宵小之徒见了他就好像面临万丈渊沼，看不清沼中所藏何物，也不知渊水多深多浅。待到乱臣贼子赃迹已现，罪证确凿，自己又实力充足以后，就将其罢官夺爵，对于其同谋中的怙恶不悛之徒，就加以拘禁，对于其同谋中的闭阁思过之人，就加以教化，这样社稷才能安稳。所以说：“好的上位者对于老百姓来说，如同甘霖天降；对于乱臣贼子来说，好像风暴雷霆。”

胠乱中常用的招数有：虚使，藏知，反言，诡争，废置，似类。虚使，是伪予臣势；藏知，是守竿诱鱼；反言，是倒错其言；诡争，是促令激斗；废置，是佯言升降；似类，是故布疑阵。以前的圣王独自掌握这些技巧而不外泄，就能遍见朝臣之私。今人如果行之无效，必是因为说话的功夫不到家。

说话的功夫不到家，别人不加采信，是因为没有把道理说清楚；把道理说清楚，别人还是不信，是因为佐证的论据不充足；佐证的论据充足，别人还是不信，那是因为没有击中对方的下怀。如果才辩无碍、道理清楚、论据充足、正中下怀，言语也文采秀发，简洁珍异，明白易懂，纤波浓点，错落有致，能够动人心魄，就一定可以让对方深信不疑。

所以说，胠乱之术是集裁（裁短补长）、截（截势辍权）、周（周旋各方）、转（转动圆机）为一体的战略，几乎无所不备。使用这套智慧必须审察时机，不可冒动，所以说：“临渊持饵，待鱼入网。”乱臣贼子的一举一动必然是为了褫夺利益，所以说：“善用赏罚，稳操二柄（他们就无计可施）。”胠乱之术的法诀并不固定，必须因事而裁，对于喜欢白色的人，把黑色呈现到他眼前，他就会憎厌；对于喜欢商音的人，给他弹奏徵音，他就会反感；对于喜欢膻味的人，把烧焦的食物给他吃，他就会不满；对于喜欢甘甜的人，把苦涩的东西递给他，他就会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去探测臣下，他们怎么可能掩盖得住喜怒哀乐而不露行迹呢？所以圣人用绳墨来计算物体的长短，用器皿来测量东西的多少，用秤砣具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用法制来辨别人性的善恶，用名分来考查事物的虚实，用简明来决断烦琐和疑惑，用变易来排除危险和困难。总结万事万物中殊途同归的道理，用以治国，自然不会产生诸多乱象。

【案例分析】

胠乱：平治乱象，法出六绝

治国之道，贵在上下弃诈，坦诚布公。但是纵观历史，总有相当一部分官员至死信奉着“蛇鼠之学”，并以此为能。对于此间中人，硬生生的“刨根问底”往往是一无所获，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这就需要我们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完善全民监督和社会功勋机制，让奸欺之行无所隐匿；另一方面，适时使用一些策略和手段以“扶善惩恶”，也是十分必要的。

《陇山策》是近人王耀成编纂的一部纵横家游说技巧全集（非信史），在这本宏著当中，作者以“淮阳帝”、“张国相”为主人公，连类比事，将我国古代“慧心妙舌”的语言艺术彰显无遗。此次我们将书中“虚使”、“藏知”、“反言”、“诡争”、“废置”、“似类”六个事例一一录述，有志者可以钻研。

一，虚使

淮阳帝命进士杨成安为吉县县令，并嘱咐说：“来春桃华水盛，有填淤反壤之害。朕今着户部播银八十万两，用以修筑堤坝。”

杨成安道：“往年播银，省院衙门多有克扣，能用之于百姓者十之三四而已！”

淮阳帝于是邀杨成安到御花园赏游百卉，期间只是吟诗作对、谈天说地，并且足足聊了两个时辰。

内监总管说：“该给陛下和杨大人传膳了！”

淮阳帝令道：“今日我与杨大人对议良久，上至国体，下及黎庶，无所不包。可谓相谈甚欢！你要将此事传遍京畿，让文人墨客、市井百姓把这作为君臣相得的美谈！”

内监奉命而去。

翌日，杨成安赴吉县上任，向临汾知府索要治河款项。

户部侍郎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和河道衙门放风说：“皇帝曾和杨成安并肩而坐，畅叙大事，长达一个上午！我恐怕杨成安身膺特殊使命，意在纠察贪浊。此次不如不加盘剥，一年之内就把八十万两银子划到临汾知府的账册上。”

河道衙门惊恐莫名，不敢再玩猫腻。其后，堤坝按期竣工，百姓皆免其害。

为政者作势对某人“虚礼盛馔，下席行觞”，表现出一副十分器重的样子，再将其遣往地方，心怀不轨的官员就会杯弓蛇影、战战兢兢，这就是“虚使”的要谛。

《韩非子·内储说上》：“数见久待而不任，奸则鹿散。”与此意同。

二、藏知

张国相微服私访，到了安平境内，发现当地知府巧取豪夺，压榨行商坐贾，心中不悦。但还是强忍怒火，隐而未发。

次月，张国相随周边“四省三十六道”的七十多名官员再次检视安平，并召见其知府，问道：“课官一任，可曾尽心？”

知府回答说：“臣虽驽钝，然清洁自守，语不及私，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视事数岁，甚得名誉于吏部。”

张国相道：“看来你比尹翁归、盖宽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知府回答说：“臣不敢自比古之名臣，惟尽心事上，德以养下而已。”

张国相道：“上个月八号，姚州客商李静敏被你勒索白银五百两；芜湖客商王辉真被你勒索黄金八十两；闽浙客商张克文被你勒索宝钞三千贯，还敢抵赖？！”于是命左右除去知府的乌纱。

张国相复对“四省三十六道”的一众人等说道：“你们作奸犯科之事，朝廷一一看在眼里，只是顾及太平盛世的体面，才不将你等戳穿！现在我手里就有一份举报你们这些土皇帝的名单，贪官污吏共计47人，其中贪污十万两以上者8人，贪污五万两以上者20人，贪污一万两以上者19人。今限期六天，能到有司衙门自认其罪、退还赃款者，前事不计。如若不然，按律议罪！”

四省三十六道的人见张国相对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官的罪行都能言之凿凿，以为周边都是朝廷派下来的密探，对那份子虚乌有的“举报名单”自然也不以为疑，六天之内跑去自首的竟然多达52人。

张国相又对这些已经坦白交代的人说：“能够检举他人受贿者，有功无过！”于是一月之内，被敲打者竟近千人。

之后，朝廷将这些官员贪污所得一部分充归国库，一部分用来赈济西北的旱灾。

“深知一物，藏而不露，待机而问，众隐皆变”——此“藏知”之技。

三、反言

淮阳帝怀疑吏部尚书张晨居与户部尚书高廷宝朋比为奸、私相授受，于是私下试探高廷宝说：“圣人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社稷之祸，莫大于党争。当初牛僧孺与李德裕纠斗不休，连武宗、宣宗都无法禁止，以致大唐国力日衰。殷鉴不远，在夏之后啊！”

高廷宝回复说：“我圣朝自开祚以来，并无党争啊！”

淮阳帝说：“我听说你和张晨居素不协睦，私底下互相排挤，有这种事情吗？”

高廷宝道：“这是谣言，请您不要听信。我与张大人不仅没有内讧，反而抱德炀和、精诚团结。上个月初七，我的堂侄女就嫁给了张大人的外甥！”

淮阳帝因此确认张晨居、高廷宝二人过从甚密，属于同一利益集团。

王先慎评价此术时说：“倒错其言，反为其事，以试其所疑，则奸情得也。”

张国相也使用过类似的方法试探属下的品质。一天，张国相突然忧心忡忡的对左右说：“我的蓝色玉璇玑在游览花园时不慎丢失，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左右说：“请您画出图样，我们召集人手替您寻找。”张国相画好后，就张贴在府院门前。

第三天，张国相的门生“镇远将军”李国福来到府上，对他说：“我昨天游览花园，恰巧捡到了蓝色玉璇玑，与您所给的图样一般无二，这应该是您丢的。”于是把玉璇玑“还给”张国相。

李国福走后，张国相叹息说：“我当初真不应该推举他做将军，这样的人掌握兵权，怎么能不杀良冒功呢？”

左右不解，问：“何出此言？”

张国相道：“我本来没什么玉璇玑。”

四、诡争

淮阳帝将十个儿子聚集在会英殿，让张国相出考题，文武百官做评委，说要一试众阿哥的才能，优胜者可以调到江南任巡盐使。

众阿哥都有意得此肥缺，于是龙争虎斗，各不相让，将自身的才华尽数用于试卷之上。

测试结束后，淮阳帝只留下张国相一个人，对他说：“三阿哥很不安分啊，不把心思用在刻苦读书上，居然斗胆结交外臣，成其私势！”

张国相问：“为什么这样断定？”

淮阳帝道：“三阿哥的策论词句不佳，文理欠通，但得到的好评居然最多，我因此断定他结交外臣。”

人往往在关乎“生死哀荣”的激烈竞争中最容易暴露底牌，这是“诡争”之术屡屡得逞的奥义。

五、废置

朝堂之上，康、福、赵、平四位王爷蛮触相争，矛盾已经上升到白热化的阶段。张国相想试探新晋的兵部主事李清德是谁的人，于是对他说：“在六部之内，唯有你四清六活、精明强干。”

李德清说：“一月之内，居然三次受到您的嘉奖，我实在感到受宠若惊。”

张国相道：“今年的考评，我已经着吏部给你续优一等了。如果六部中有哪个部门的侍郎告老还乡，你就遇缺先补！”

李德清急忙叩拜谢恩。

张国相道：“我视你为左膀右臂，以后但凡本相所预，你都可以参赞其中。”

李德清说：“这不敢当！”

张国相道：“我打算向皇上建议：让陆青任安宁知府，卫贤任兰州知府，鞠建任广平知府，张波任扬州知府，你以为合理吗？”

李德清说：“下官以为卫贤少时曾在扬州担任师爷数年，熟悉内中盘根错节的形势，应该让他担任扬州知府。”

张国相笑着对左右说：“我已经知道李德清是谁的人了。陆青、鞠建、张波分别是康王、福王、赵王的门生故吏，卫贤则是平王的远亲。李德清一心为他谋取肥缺，其幕后主子不言自明。”

将重要的人事安排预先告知需要测试的人，而后悉心察看他的建议，就可以大致推断其与谁党附。

六、似类

淮阳帝新继大统，百僚未服。广威将军王宗翰、勇武将军夏建飞、龙骧将军澹台庸三人互相串谋，沆瀣一气，想要趁机掌控朝局，架空皇帝。

淮阳帝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多次在朝会时赏赐、夸奖夏建飞，而有意奚落其他两个人。不仅如此，他还令张国相隔三差五的给夏建飞写“家书”，言语之间引为兄弟，嘘寒问暖。

王宗翰、澹台庸心下狐疑，于是到夏府询问。恰见张国相的门子在夏建飞身旁耳语，之后转身离去，并附言道：“丞相昨天深夜派我送来的信，希望尽快予以回复。”

夏建飞问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来的？何以未见？”

门房说：“是丑时，半夜三更的，没敢打扰您休息。今早正想给您送来。”

王宗翰道：“夏兄何不将此信公开，以示我等同心无衅！”

夏建飞犹豫片刻，便令门房把信递给王宗翰。王宗翰、澹台庸立时拆开，见信中多有涂改痕迹，但主要内容依稀可见，其文略曰：“某素性愚顽，谬膺特简。自任相以来，事无巨细，惟在安民。天语煌煌，遐迩昭布，非敢谬言。窃以为鼎革之事，自古皆然。天下归圣朝今已八、九，岂衢之两郡能抗乎？今翰、庸等志不可测，妄行恃险，以逆抗顺，必取沦亡。兄既明大义，应博询众谋，幡然改图，反戈奋击，痛自惩创，则未必不转祸而为福也。语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遂略陈鄙意，不避嫌疑，非效轻薄者以笔舌争长也。□□□□□□□□□（模糊不清）八日之约，君其勿负！”

王宗翰览毕，怒不可遏：“八日之后你要干什么？要我们俩的人头吗？”于是三人大打出手，淮阳帝坐收渔利。

法圣曰：“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淮阳帝知其害而逆用之，故能致大功。

纵横家的生存法则：《持枢》与《中经》

中国历史上颇有一些人，他们桀贪骜诈，老奸巨猾，鹿驯豕暴，自以为掌握了一些权术，拥有了一些资源，就可以肆无忌惮。实际上，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在政坛，智者的生存法则远非他们想的那样“彗汜画涂”。

留英学者张养川先生就曾说过：“尚勇角狠，赴急力争，披荆斩棘，无所畏怯，此下智也；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以公实私，此中智也；临国教化，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视天下为己身，此大智也。”

纵横之学自创立之日起，无时不刻不在强调“弭兵息战”，也就是强调张养川所说的“大智慧”。鬼谷子之所以会发明看似诡诈万端的《外经一十四技》，是因为他明白，身在乱世，空言和平根本毫无意义，只有因势为资，据时而为，巧妙策划，让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有效制衡，“天下太平”才有可能。我们要明白，所谓的“歌舞升平”不是靠“喊”出来的，是靠“谋”出来的。

当然，一些纵横家中的末流提倡应在“谋安宗庙，保卒万民”的同时兼顾私利，使得自己也能“钟鼓馔玉，腰缠万贯”，也是允许的。不过这里有个最基本的原则：索取不能超过贡献，贪婪不能逾越界限。亦即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一旦超越了那个“度”，即便百年之内可以幸免于难，子孙后代也必然不得好死。

应该“谋” 什么，怎样把握“度”，《持枢》与《中经》说得很清楚了。

持枢篇

【导读】

所谓“枢”，就是枢纽，指重要的部分，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也指重要的地点或事物关键之处。持枢，比喻人君莅位，一定要把握治国理政的本源。

《持枢》一篇是《鬼谷子》当中残缺最为严重的文献。读者参解时当以管仲所撰《枢言》、刘安门客所撰《淮南鸿烈》、王冰所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为蓝本，互相考较，或有所得。

【原文】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1】，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2】。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3】。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注释】

【1】李贤克注曰：此谓春夏秋冬交替轮回，不为而自然，所以为正也。  

【2】陶潜注曰：含气之类，顺之必悦，逆之必怒，况天为万物之尊而逆之乎。

【3】笔者注曰：法圣云：“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推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与此意同。

【译文】

    持枢，就是掌握行动的关键，顺应和利用自然的规律。比如春季耕种，夏季丰收，秋季收割，冬季储藏乃是天时的正常运作规律，不可悖反。假使倒行逆施，即使成功一时，也终究必败。

由此而知，人君也有他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即组织生产、教化臣子、养护万民、抚恤孤弱，一如四季的生、养、成、藏。谁也不能违抗这些规律，如若不然，即使表面上看似强大，也必将衰弱。天道，是人君必须遵守的基本纲领。

【案例分析】

持枢：顺时应势，始无败绩

本篇着重陈述了“顺势应时”的道理。古语云：“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相机而动，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如果明于此训，即使难于登天的事情办起来也会轻而易举；假若暗于其数，哪怕彗汜画涂的事情办起来也会困难重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蜀地几经易主，可以为鉴。

太和四年，魏明帝下诏，令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攻取季汉。作为曹魏重臣，华歆极力劝阻，严斥其非。他认识到三国鼎立已成定局，此时的西蜀虽然偏霸一隅，但气运未绝，能效死力者甚多，且兼道路崎岖、巉岩林立，故而眼下当以积蓄国力为要，先治理好曹操、曹丕留下的基业，成就一个太平盛世。数十载之后，民殷财阜，再起兵戎，击彼疲兆，必可摧枯拉朽。

其凛凛忠言，载于《魏书》：“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

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

曹叡于是隐忍以待时势。

景元三年，蜀国民用彫敝，奸宄不禁，上下离心，加之以汉中撤防，兵将无饬，司马昭遂日夜练军，枕戈待旦。

次年，钟会与姜维相持剑阁道，乃作檄曰：“蜀相牡见禽于秦，公孙述授首于汉，九州之险，是非一姓，此皆诸贤所备闻也。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祸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项，立功于汉。岂晏安鸩毒，怀禄而不变哉？今国朝隆天覆之恩，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後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毕。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仇贼，还为戎首。咨困逼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候，咨豫闻国事。壹等穷踧归命，犹加上宠，况巴蜀贤智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计，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闻知。”

数月之后，谯周、卻正献表来降。

钟会据蜀，自以为夷凶剪暴，威德振世，一时之雄，继而大放狂言：“某据西充，断略阳，塞骆谷，振三郡之卒以取两川，亦不失为刘备也！”

旧属劝谏说：“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势、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先主值社稷废乱之际，当益州暗弱之秋，抵曹公不察之隙，故能保全西蜀，卒成帝业。今四方已定，北民思归，何得为昭烈？”

钟会不从，尽除左右，后见族诛。

元康六年（296年），氐人齐万年造反，关西一带兵祸扰乱，再加连年大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百姓流亡、迁移，寻找粮谷进入汉川的有几万家，李氏父子（李特、李雄）经常救助赈济、保护这些人，从此得到众人之心。 

流亡的百姓到汉中后，上书请求在巴、蜀寄食，朝廷议政时郑重反对，生怕给政府带来负担，假意派侍御史李宓持节前往慰劳，实则是监督他们，不让他们进入剑阁。李宓到达汉中，见到民意汹汹，不敢曲意遮掩，于是上表直言：“流民有十万多人，不是汉中一个郡所能够救济，如果东往荆州，水流湍急危险，而且没有船只。蜀地有粮食储备，百姓丰足富裕，可以让流民前往那里解决吃饭问题。”朝廷听从李宓的意见。从此，流民散布于梁州、益州，不能禁止。 

李氏父子到剑阁时，一面观看当地险峻的地势，一面拉拢食不果腹的壮士，互相计议说：“这是刘备当年称帝的地方，难道不能据此为业吗？”同李氏兄弟一起逃荒的草莽皆是一惊，认为这对父子很不一般。于是跟随他们在蜀地率流民起义。

太安二年（303年）二月十五日，李特、李辅、李远在新繁被益州刺史罗尚击杀。三月，长兄李荡在追击敌人时被杀。此时，李特、李荡父子相继战死，荆州兵又攻占德阳，形势危急，继任者李流深感恐惧，在妹夫李含的劝说下，五月降于荆州兵前锋、建平郡太守孙阜。然而李雄却坚决反对，独自率军袭破孙阜军，杀伤甚重。正在此时，主帅、荆州刺史宗岱在垫江病死，荆州兵只得退回荆州。六月，李雄攻占郫城。

九月，李流病故，李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住在郫城。罗尚派部将攻打李雄，李雄将其击跑，并夜袭成都少城，罗尚退保大城。李骧攻打犍为，切断罗尚运粮路钱。十二月，罗尚的军队非常缺粮，攻打得又很急，于是留下牙门罗特固守，罗尚弃城在夜晚逃走至江阳郡。

永兴元年（304年），将领们执意请李雄即尊位，于是李雄自称成都王，赦免境内罪犯，建年号建兴，废除晋朝法律，约法七章。

修著晋史的散官对此评议说：“自永熙以后，肇兴乱迹，遗骸莫敛，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罗尚投衅而起，手托强兵，窃命蜒、滇，催迫賨、苴，然而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特、雄薄赋而绥弊俗，约法而悦新邦，往哲通训，继体承基，抚民若亲，拟于其伦，实孙权之亚也，故能摧锋累载，克隆霸业。”

同样想“吊民伐罪，混一宇内”，魏明帝无功而逝，司马昭却能如愿以偿；同样是占据两川，钟会死于非命，李雄却可以晋位帝王，这都是时移势异的缘故啊！

中经篇

【导读】

古人作书，常将其分为“内”、“中”、“外”三部。《淮南子》有内书、外书，又有中篇；《庄子》也分内篇、外篇、杂篇；《韩非子》也循此模式，著有内、外储说及《主道》。由是可见，鬼谷子所谓中经者，当为对内、外经以立名（内经即阴符经七术，外经即鬼谷子一十四技）。

高金体题下注曰：中者，心也。经者，经纬也。此言事有经有纬，士饰言进辞，要在济物，此中经之意也。

【原文】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执，穷者不忘恩也。能言者，俦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盖士，当世异时，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本经纪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生也，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郄而去之【1】。

　　“闻声和音”【2】，谓声气不同，则恩爱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微羽不相配。能为四声主，其唯宫乎？故音不和则不悲，不是以声散伤丑害者，言必逆于耳也。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

　　“解仇斗郄”，谓解赢微之仇。斗郄者，斗强也。强郄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故胜盅，闻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为是也。郄无极大，御无强大，则皆可胁而并【3】。

　　“缀去”者，谓缀已之系言，使有余思也。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往，明款款而去之【4】。

　　“却语”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外，议其短验之【5】。动以忌讳，示以时禁，其人因以怀惧，然后结以安其心，收语尽藏而却之，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

　　“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验之，敬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已。效之于人，验去乱其前，吾归于诚已。遭淫色酒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澜之命，使有后会。

“守义”者【6】，谓守以人义。探心在内以合也。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也。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辱国。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注释】

【1】笔者注曰：《说苑》云：“是以贤人闭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后合。故言无不听，行无见疑。”闭智塞能者，隐情塞郄之谓也。盖待其人，然后求合。

【2】笔者注曰：《反经》引《乐记》云：“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此闻声和音之谓也。

【3】高金体注曰：郄无极大，御无极大者。恃强好斗以御人，虽大可小也，可破也，故曰可协而并。

【4】高金体注曰：会通其辞，必令至于喜悦，又以他人之庶几于此者引而验之，以结往日之诚，而明前言之疑。

【5】笔者注曰：此谓常人不通'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之理，既察其短，必记识之，取验以明。

【6】笔者注曰：荀子云：“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给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此之谓小人。

【译文】

所谓“中经”，就是急公好义，扶危救难。能做到这两点，非要能言善辩、厚德载物的圣贤不可。对身陷囹圄之辈加以援手，这些被帮助的人就会铭感五内。能言之士，必须解纷济困，不失善人之风，而能博行恩惠；施德之人，必须勤修循理，不失君子之风，而能合于大道。只有对遭受苦难的人雪中送炭、解囊相助，才会有谋士、宾客敢于效死。士人生逢乱世，又值四方扰攘之时，有的人能在纷飞的战火中苟全性命；有的人能言善辩却惨被谗害；有的人弃文从武，割据称雄；有的人横遭拘禁，无辜获罪；有的人心事重重而能固守正道；有的人危败之中却仍能图强自立。所以处世之道，贵在制服人，而不是受制于人。能制服别人的人可以掌握主动权；受制于人的人，命运就掌握在了别人手中。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常采用的方法有：“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等。《本经》所记载的是各种道术，它的变化要领，则在《持枢》和《中经》之中。

    所谓“见形为容，象体为貌”，是指人禀性之正邪和行为之善恶，可以通过五行相术加以测知。伪狡者，仅凭他们的仪容和外貌就可以识别他们；而恪守道德的有为之人，他们不看错谬杂乱的东西，他们不听污秽腌臜的言语，他们谈论的都是《诗经》、《尚书》之类，他们没有乖僻淫乱的行为。他们以道为外貌，以德为容颜，相貌端庄、儒雅，不是光用粗浅的伎俩（如《相理衡真》、《柳庄相法》）就能识别的，他们常常是藏名匿形而隐遁避世。

所谓“闻声和音”，说的是人与人如果言语不合、意气不投，就不会相互恩爱友善。这就像五音中商音、角音不能相合，徵音、羽音不能相配，而能协调以上四音的，只有宫音一样。所以五音不和谐，声调必然悲怆。那些散、伤、丑、害等有伤天和、别扭刺耳的言语，就如同乐曲中跑调的音符一样，如果用于游说，肯定会适得其反。倘若双方都有高雅的行为和美好的名声，但是却不能像比目鱼和比翼鸟那样亲密无间、和谐相处，便是因为气质不同、心声不一的缘故。

所谓“解仇斗郄”，“解仇”就是调解弱者之间的你争我夺；“斗郄”则是当两个强大的国家不和时，使他们相争的策略。两个强者既然斗起来，就必然有一胜一负。胜利的一方会夸耀战功，炫耀气势；败北的一方就要哀叹失败，自卑伤感，觉得玷污了自己的名声，辱没了先祖的声威。取胜的一方见到自己的战绩和武功，就竭力进攻而不知退守。失败的一方看到自己名誉扫地便奋发图强，于是增加了成倍的力量，并为此而拼死斗争。这样，两者之间的间隙就会进一步扩大，忙于相斗而疏于御外，我方就可以煽风点火、趁其不备，胁迫、吞并他们。

所谓“缀去”的方法是说对于即将离开自己的人，说出真心挽留的话，以便使对方留下回忆与追念。所以遇到忠于信守的人，一定要赞许他的德行，鼓舞他的勇气。表示可以再度合作，后会有期，对方一定高兴。以他人之幸运，去引验他往日的光荣，即使款款而去，也十分留恋于我们。

   “却语”的方法是说要在暗中观察他人的短处。俗谚道“言多必失”，常人肯定会有薄唇轻言的时候，就难免留下话柄。要议论他的失误之处，并加以验证。要经常揭他忌讳的短处，并证明它是触犯了时政所禁，这样他就会因此而害怕恐惧。然后，便要让他压惊定心，对以前说过的话，也不再说了，暗中则藏起这些证据，秘不示人。而且，不能在众人面前，显出自己的无能、软弱之处。

   “摄心”的方法是，遇到那些好学技术的人，应该主动为他扩大影响，然后验证他的本领，让远近的人都尊敬他，并惊叹他的奇才异能，别人则将会与自己同心同德。对于那些寄人篱下者，要将之与历史上的贤才比论，称其与前贤一样，诚心诚意地相待，这样才能攫取有用之才。遇到沉于酒色的人，就要用玄音妙理感化他们，并以“酒色会致人于死，要忧余命无多”之醒世恒言来教谕他们，让他们高兴地看到见所未见的事，最终认识到遥远的未来，使命之重大，从而充满积极进取的情绪，不再苟且度日。

“守义”的方法说的是，自己要对信义之道躬行不辍，并时刻改造内心、炼性磨情以求一以贯之。（而致功成业，自己志行高洁还不够，还需要择贤选能，同舟共济，如此便要依靠慧眼识人的本领。）想要洞悉他人的内心世界，就要深入了解他的性格，由外至内抽丝剥茧的加以分析，那么不管对方如何伪诈都会露馅。事情总是有联系的，都会由一定原因引起，按一定逻辑发展。小人与君子相比，他们会采用旁门左道，而致使国破家亡。不是贤良智者，就不能用信义理来治理国家，不能用道德来保卫社稷。圣人之所以看重微妙玄奥的“大道”，就是因为运用它可以转危为安，救亡图存。

【案例分析】

中经：纵横家行身立世的七种法宝

《中经》篇是鬼谷子绝学中信息量最大、阐述原则和技巧最多的一篇。本篇一气呵成的列出了纵横家行身立世的七种法宝。

其一是“见形为容，象体为貌”。我们知道，鬼谷子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亦好星历数术，可以说已经把道家、阴阳家、名实家的理论融为一炉。因此，其学说与《邹子》、《邹子终始》有颇多暗合之处，他认为命运和相貌的关系，就好像声音与回响一样。声音从细微之处开始，回音在呼应后消失，这是必然的道理。

有人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有人说：“凤雏以乖陋之姿而身怀偏材，此言人不可貌相也。”其实，这是误解了“察相”之法的要谛。阴阳家们识人辨貌，绝不会因其美如冠玉、国色天香就断言他（她）福禄双全、富埒陶白，也不会因其鼻偃齿露、尖嘴猴腮就料定他（她）作奸犯科、前途黯淡。

南北朝时，对于“风神秀异”的卫玠，就有术士预测：“君边地高深，伏犀明峻，辅角丰秾，此四品之候也。然天庭及口耳之间，若损扶柱，同有凶气，恐寿夭而命促，不过而立。”卫玠果然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对于“鼓吻奋爪”的李克用，反而有人赞美说：“君胸背极厚，头深且尖，龙角纤直，驿马骨高，不及四十，可承寄奴之亚。”李克用后来的权势之盛，正可直追当年的刘裕。

由此可见，相术不以美、丑定其臧否，而以五行测其表征。阴阳五行之气化生天地万物，人禀命于天则有表候于体，一切外在体表特征均蕴含着不同的命运信息，所以圣人认为只要把握规律即可从形貌特征透出的信息推算出人之富贵贫贱及命运休咎变化。《相经》上说：“夫木主春，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其通生长敷荣者，施恕惠与之意也；火主夏，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礼，其通丰盛殷阜者，富博宏达之节也；金主秋，秋主肺，肺主鼻，鼻主义，其通收藏聚敛者，吝啬悭鄙之情也；水主冬，冬主肾，肾主耳，耳主智，其通伏匿隐蔽者，邪谄奸佞之怀也；土主季夏，季夏主脾，脾主唇，唇主信，其通结实坚确者，贞信谨厚之行也。”

所以观相察人最常用的方法，莫过于通过人的“五岳四渎”、“ 五官六府”、“九州八极”、“七门二仪”探其端倪。

（五岳四渎：五岳者，额为衡山，颐为恒山，鼻为嵩山，左颧为泰山，右颧为华山。四渎者，鼻孔为济，口为河，目为淮，耳为江。五岳欲耸峻圆满，四渎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丰则贫；四渎成者，贵人也，不成则贱矣。

五官六府：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六府者，两行上为二府，两辅角为四府，两颧衡上为六府。一官好，贵十年；一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富贵无已。左为文，右为武也。

九州八极：九州者，额从左达右，无纵理，不败绝，状如覆肝者为善。八极者，登鼻而望，八方成形，不相倾者为良也。

七门二仪：七门者，两奸门，两阙门，两命门，一庭中。二仪者，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头小足薄，贫贱人也；七门皆好，富贵人也。总而言之，额为天，颐为地，鼻为人，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天欲张，地欲方，人欲深广，日月欲光。天好者贵，地好者富，人好者寿，日月好者茂。上亭为天，主父母贵贱；中亭为人，主昆弟妻子、仁义年寿；下亭为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饮食也。）

典籍上有很多这类例子。

曾帮助勾践雪耻复国的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尉缭子说：“秦王始皇，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信，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之久游。”

叔鱼出生以后，他的母亲端详良久，说：“是虎目而豕心，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

魏安僖王问子从说：“马回性格耿直，有大夫的气节，我想提拔他当宰相，可以吗？”

子从回答说：“长目而豕视，则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万不失一。臣见回非不为伟其体干，然甚疑其目。”

平原君仔细观察秦将白起之后，对赵王说：“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下，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锐下者，断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

赵王质疑道：“您说对付这种人只能坚守不出，不能直接抗衡，难道仅仅是以面相为依据吗？恕我难以听从。”其后，赵国贸然使出“短兵相接”的打法，果然吃了大亏。

王莽为相时，有人讥刺他说：“莽所谓鸱目虎啄，豺狼之声，故啖食人，亦当为人所杀。”后来他篡夺大汉政权，兵败被杀。

《左传》上说：“没有忧虑却心情悲伤，那么忧愁一定很快到来；没有快乐的事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欢喜起来，那么快乐也会马上降临。”这就是说，人们的心理和神志对即将来临的忧与喜有一种超前的感应，心神预感到后，就会首先在面容上反映出来。

因此扁鹊见到蔡桓公就知道他不久就要死去，楚国大夫申叔见到巫臣后就知道他会偷偷地娶亡了陈国后又被楚国俘获的夏姬。

所谓“见形为容，象体为貌”，大体此类。

其二是“闻声和音”。具体是指通过人的言谈举止断其“类别”。

《周易》上有这样一段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意思是，将要叛逆的人，说话时一般会惭愧不安，声若蚊蝇，低眉耷耳；有惑不决的人，说话时一般会模棱两可，毫无条理，犹若枝蔓；良善有福的人，说话时一般会删繁就简，提纲挈领，少而精当；性情浮躁的人，说话时一般会杂乱繁复、多端寡要、千头万绪；谗害正直的人，说话时一般会言辞闪烁、牵强附会、犹豫不定；失去操守的人，说话时一般会毫无主见、与势沉浮、随声附和。

近人刘德斌在为本章注释时说：“此其常义，而奸雄之流时或反之，不可不察。”有志者可以钻研。

其三是“解仇斗郄”。鬼谷子所谓的“解仇”，是替小国、弱国化解矛盾，维护宇内和平。纵横家向戌就是这样一个典范。

公元前546年，代表中原各中小国家利益的宋国大夫向戌曾奔走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极力宣传弭兵。这时，晋国原来的执政者范宣子病死，由赵文子执政。赵氏是晋国新兴势力的代表，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主张和楚国结盟。向戌既和赵文子（赵孟）交情匪浅，又和楚国的令尹子木秤不离砣。他先到晋国，与赵孟共议此事。赵孟听了向戌的弭兵建议后又同晋国诸卿大夫商讨，赞同者如蚁附膻。赵孟又问：“韩大夫怎么看呢？”韩宣子说：“这几年战火不断，烽烟四起，劳民伤财，涂炭生灵，给各个小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向戌此时发出动议，提出召开休战大会，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因此我们即使不能做到，也得在名义上答应。如果我们不同意，楚国反而同意了，以'止戈为武’来号召诸侯，不是诸侯都要倒向楚国了吗？”于是，赵文子同意了向戌的要求。向戌去游说楚国，楚国也同意休战。向戌又去游说齐国，齐国的公室提出了一些休战结盟的难处，而新兴势力的代表陈文子却说：“晋、楚已同意了，我们怎么反对呢？现在若不应允，齐国诸侯中还有什么威信呢？”于是齐国也同意了。后来向戌向秦国和各个小国通报了情况，大家也都同意了弭兵的主张。于是，向戌约会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朱、腾14国，于当年夏天在宋国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弭兵会议，终于达到了息兵休战的目的，使中原地区出现了暂时的缓和。

（《左传》原文：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今尹子木，欲揖诸侯之兵以为名。如（入）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于日：“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蠢，小国之大畜也。将或饵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入）楚，楚亦许之，如（入）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日：“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可以说，向戌此举，其功勋不亚于后世“止秦攻赵”的苏代。再一次有力的证明了，纵横家们并非单纯如儒者所说“幽险诡秘，势利倾夺，一言成蹊”，也有“止戈散马，鼎鼐调和”的一面。

当然，使弭兵大会顺利召开，并非向戌一人所能，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的发展形势已造成了弭兵休战的客观基础。

首先，晋、楚两国在长期的争霸战争中，国力消耗很大，谁都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若再打下去很可能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其次，晋、楚之间互相褫夺，令华夏大地千疮百孔，让劳动人民不堪其负，同时也损伤了中原中小国家贵族们的切身利益。他们都已厌恶这场争霸战争，强烈要求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此外，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变革，即：各诸侯国的体制已由“王者独掌”开始向“虚君共治”方面转化。国君逐渐失去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世家大族颐指气使、趾高气昂、伪托圣命。由于朝堂之上并没有一个能够“口衔天宪，弹压百官”的权臣，而是呈现“多极并存”的态势，所以卿、大夫忙于在国内发展势力，进行争权斗争，以便掌握大局，故无暇外顾。这种情况在晋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晋国的大权已经逐渐为韩、赵、魏、范、中行、智等几家所操纵，晋国的国君多是无能的庸人，而成为卿、大夫的傀儡。韩、赵、魏、范、中行、智等卿大夫集团不断进行着斗争，谁都希望攻灭对方，控制晋国。晋国的国君到了“令不能行，禁不能止”的地步。楚国的内部形势虽不象晋国那么突出，但王权也在衰微之中。还有，吴国的兴起，已给楚国的边陲造成了很大威胁，楚国不得不调转枪口，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御吴国上面。向戌敏锐地看清了形势所发生的诸种变化，及时抓住了有利的时机，可以说是促成这次弭兵停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学习《鬼谷子》，也要和向戌一样，学会谋势、借势、用势，不能思想简单的认为单凭口舌之利就可以在众多利益集团之间周旋较量。

鬼谷子所谓的“斗郄”， 是当两个强大的国家不和时，使他们相争的策略。客卿造向穰侯魏冉献计，图谋令燕、齐相残，让秦国坐地分肥的故事可以为鉴。

秦国客卿造对秦国相国穰侯魏冉说：“自从秦王把陶邑封给您，至今您在秦国已经掌权好几年了。如果您能攻下齐国的话，您的封地陶邑将会变为万乘大国，诸侯将无不俯首听命，这可以同春秋时代的五霸相比啊！如不攻齐，邻国必然对陶邑虎视眈眈，从此永无宁日。所以进攻齐国，这对陶邑来说，是存亡的关键。

您如果想得到成功，为什么不派人去燕国对公孙国相说：'即使是品格出众、智慧高超的圣人，也难以凭空创造时势，所以机会来了就不能把它放过。虞舜虽贤，如果不遇到唐尧，他也不会成为天子，汤、武虽智，如果不是遇到夏桀和商纣，他们也不会位尊九五。所以即使是万中无一的虞舜、商汤和武王，他们如果不遇到时机，也都不可能睥睨四海。现在诸侯们都要进攻齐国，这是您的大好时机啊！凭借诸侯之力，攻打敌对的齐国，既可以报复燕惠王以前的耻辱，又可以完成燕昭王未尽的功业，还可以为燕国除掉万世之害，这是燕国长远的利益所在，也是您建成大名的良好时机。《尚书》上说：做好事要愈多愈好，除祸害要愈彻底愈好。吴国不乘势灭掉越国，越国反而灭了吴国；齐国不乘势灭掉燕国，燕国反而几乎灭了齐国。齐国几乎被燕国所灭，吴国终于被越国灭掉，这都是因为除害不彻底的缘故。     您如果不乘此时机完成您的功业，除掉您的祸害，一旦秦国里的亲齐派惑乱圣听，让秦王改弦更张，而与齐国联合，您的敌对势力就更加强大了。届时，您将以一敌二，悔之晚矣。如果您动员燕国的兵力，马上消灭齐国，诸侯也一定会像报杀父之仇、灭子之恨那样，争先恐后地响应您的行动。如果真正能够灭掉齐国，我们将把黄河以南一带作为您的封地，您就可以趁势图取中原，并与陶邑为邻，永世没有祸患，希望您一心一意地进攻齐国吧，不要有其他什么想法了。’”

（《战国策·秦策三》原文：秦客卿造谓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攻齐不成，陶为邻恤，而莫之据也。故攻齐之于陶也，存亡之机也。君于成之，何不使人谓燕相国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令攻齐，此君之大时也已。因天下之力，伐仇国之齐，报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万世之害，此燕之长利，而君之大名也。《书》云，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齐亡于燕，吴亡于越，此除疾不尽也。以非此时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从齐，齐、秦合，其仇君必深矣。挟君之仇以诛于燕，后虽悔之，不可得也矣。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从君也，若报父子之仇。诚能亡齐，封君于河南，为万乘，达除于中国，南与陶为邻，世世无患。愿君之专志于攻齐而无他虑也。’”）

其四是“缀去”。鬼谷子所谓的“缀去”，是指对于即将离开自己的俊杰，要放下身段，说出言辞恳切、真心挽留的话，以换取其倾心相助。《战国策-卷十六》中的“苏秦之楚”、《史记·滑稽列传》中的“西门豹治邺”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君主礼贤下士、求才若渴之诚。

苏秦曾到楚国去游说，足足等了三天，才能得见天颜。苏秦心生怨怼，没聊几句，就要告辞。楚王说：“我听先生的指教就像听到古代贤人的教诲一样，现在先生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见我，难道竟无意盘桓几日，现在就急着走？”苏秦回答说：“楚国的粮食比珠玉还珍贵，柴草比桂木还稀罕，掌管进谏的人像鬼魂一样难以相遇，大王像天帝一样不见首尾。现在我好比吃着珠玉，烧着桂木，通过鬼魂来会见天帝。我怎么能够不走呢？”楚王说：“居于深宫，不达外事，是寡人的罪过之一；侍从桀骜，款待简慢，是寡人的罪过之二；不察于细，疏于礼遇，是寡人的罪过之三。请先生在客馆住下，我接受教训了。”

于是，苏秦才献上合纵的战略。

西门豹治邺，清廉自守，不谋私利，执政为民，可对魏文侯身边的近臣却很随意，君主左右的人就联合起来，说西门豹的坏话。任官一年后，西门豹去首都汇报工作时，魏文侯要收回西门豹的印信，西门豹说：“我过去不知道如何治理地方，现在知道了，请大王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治不好，愿意接受腰斩、弃市等罪行。”魏文侯听西门豹说的实在，不忍心收回印信，就再给他一年时间。这次西门豹上任后就加紧搜刮百姓，以便贿赂魏文侯左右的人。一年之后，西门豹再去汇报工作，魏文侯亲自出来迎接他，并向他致谢。西门豹说：“往年我替君主治理地方，君主要收回印信，今年我替您的左右治理地方，君主却向我致谢，我不能再治理下去了，请允许我辞职。”魏文侯听了这句话，幡然醒悟，说：“过去我不了解你，现在了解了，请你继续替我治邺，寡人将不再听信近人的谗言！”于是西门豹竭力辅佐魏文侯，使魏国几乎能够称霸。

其五是“却语”。却语是指暗中观察他人的短处和破绽，一旦获悉，便以之为据，加以敲打，“威胁”过后，立刻自毁“利剑”的处世技巧。

近人徐若英所编私著《残荷斋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河南学政何金寿的门生张铁涯高中进士之后，授任河间知府。初到沧州，他意气风发，难掩轩轩甚得之态，扬言要编书立名，邀集当地秀才、贡生八十一人，共襄盛举。文稿既成，名曰《芹草七章》。付梓之前，将其挂于东门之上，说：“愿比《吕览》，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这时，当地有名的讼师李达旺居然不揣冒昧，星夜往赴府衙“道贺”，并送上黄金玉璧。

张铁涯半推半就道：“李状师太客气了！”

李达旺道：“知府大人有意明彰教化，出书育人，本是好事。怎奈参与编修的人实在太多，难免良莠不齐，如此一来，《芹草七章》就变得白璧微瑕。”

张铁涯道：“你是什么意思？”

李达旺道：“学生只是大概读了一遍其中的内容，发现的纰漏就有二十处之多。倘若一字千金，大人就是赔光家底也力所不及啊！”说着，将书中的错误逐一批示。

张铁涯面色铁青，语气却低沉了不少，道：“承蒙指教，不胜感激！”

李达旺道：“人的精力总是有限，出些纰漏也情有可原。最要命的是，这书中暗藏'反清复明’之语，不可不慎。”

张铁涯大惊失色道：“怎么可能？”

李达旺道：“书中有'晨作轻寒晚作阴，忧怆不觉春已深。飘茵有泪沾风雨，寒鸦无情自古今’四句。”

张铁涯道：“那又如何？”

李达旺道：“这四句是化用自《壬戊清明作》。原句是'朝作轻寒暮作阴，愁中不觉已春深。落花有泪因风雨，啼鸟无情自古今。’后面还有四句：'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销沉。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大人可知原作者是谁？”

张铁涯思忖片刻，倒吸了一口冷气，道：“是屈大均！”

李达旺道：“《屈沱五书》在雍、乾两朝就被列为禁书，屈大均本人更是被斥为'南明余孽’，您手下的人就是再旁征博引，也不该不加辨别啊！”

张铁涯问道：“你想怎么样？”

李达旺随即将录有《芹草七章》纰漏和“反辞”的稿纸撕毁，道：“并不想如何。小人早年间也曾中过探花，一心想为朝廷出力，只是报国无门而已！”

半月之后，吏部下达批文，令李达旺左迁按察司知事，正八品。

徐若英老师在这则故事下面作注：“旺虽携胁讨荣，腹有鳞甲，骛遝诡谲，然所遇非恣刻暴戾之徒、总辔扬鞭之辈，故能苟免。”意思是“却语”之技，行之极险，不可妄发。假若火候掌握的不到家，或是遇见了地痞流氓、枭雄恶霸，不免一死。

其六是摄心。鬼谷子所谓的“摄心”，是指用褒奖或教化的手段收揽人心。

满清入关以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的百年统治，国家逐渐步入安定和富强。但是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中的一些偏僻地区，仍不时发生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刻，荣登大宝的乾隆发现，为了巩固朝廷统治，需要把儒学全面贯彻，那就要求他在朝野强化纲常，重节义，明廉耻。

为了缓和满汉矛盾，乾隆的第一步是想方设法树立正面的前朝忠臣形象。他命朝野大面积搜集前朝与清作战被俘被杀的臣民，经筛选确认，赐其中26人专谥；113人通谥“忠烈”，如张煌言；108人通谥“忠节”，如钱肃乐、沈宸余；576人通谥“烈愍”，如王栩、张名扬；843人通谥“节愍”，如黄斌卿；此外还有495个职官，1728个士民与各地忠义祠立牌位祭祀。

这其中，尤以对史可法的评价最为突出，他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说：“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

乾隆的第二步是痛诋前朝叛臣。公元1778年，清朝国史馆奉命编修《国史列传》，乾隆特地关照，将钱谦益、周亮工、唐通等人列入《贰臣传》乙编，《贰臣传》还附有《逆臣传》四卷35人。前三卷是吴三桂和他的高级文武以及响应“三番叛乱”者，第四卷乃是降而复叛的重要官员，如姜瓖、李成栋、刘泽清。

此举一出，江南士子纷纷作议说：“以前钱谦益这类察时投机之人被抬举的太高，史可法这类忠贞不二的人反而被蔑为逆贼，这是让百姓学习见风使舵而放弃礼义廉耻。现在陛下重修《国史》，不问权谋伎俩之巧拙，惟务道德品质之高低，这是明君圣主的风范啊！”

最后是“守义”。鬼谷子所谓的“守义”，是指对那些道德成就极高、在社会享有盛名的贤达以及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不能施用欺诈之术，而应该秉持“仁义诚信”的原则对待他们，否则自己很有可能身败名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晋文公的做法可以诠释此理。

晋文公攻打原国时，携带了十天的粮食，于是和朝中威名素著的文武大臣约定：无论成败，必在十天内收兵。期限过后，却没有攻下原国，文公便下令鸣金收兵。有个从原国都城中叛逃的文士劝谏说：“经过您的昼夜猛攻，原国已经支持不住，再有三天就唾手可得。”群臣近侍也都进谏说：“原国之内已经粮食枯竭，守城将士也都力量耗尽，此时此刻不可轻退。”晋文公说：“圣人说'小信诚，则大信立。’我当初已经和攻城的忠臣良将们约好了，不能背弃诺言。否则信用破产，以后何以经国纬政？”于是引兵暂去。原国人闻知此事后说：“晋文公一诺千金，宁可放弃即将到手的利益也不失信于朝堂，可以作为乱世中的依靠。”就向晋文公投降了。卫国人闻知此事后说：“见利思义，明主之经！”随后也投降了晋文公。孔子听到后记下来说：“攻原而得卫者，信也。”

“李悝谩两和”则是一个反面教材。李悝初任将帅之时，唯恐手下的将士不尽心守备，于是欺骗大家说：“《经》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小心地警惕敌人，他们就要来袭击你们啦。”像这样的警告说了好多次，但敌人却没有来。左右壁垒的军队都松懈了下来，不再相信李悝。过了几个月，秦人前来袭击他们，打起来后，几乎消灭李悝全军，这就是妄用权诈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