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新干线  革命先驱陈望道  到上海，我考虑的是拜谒包括陈望道先生在内的几个名人墓地。 晚上9点半，我在上海远郊清浦区重固镇住了下来。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下起了中雨。我在酒店寻思去不去墓地。去，下着雨；不去，耽误时间。最后心一横：去！不能因为下雨，而影响我凭吊名人墓地的行程。 在上海福寿园，管理人员给我指点了一下位于东园的陈望道先生墓地的大致方向。我打着雨伞，路过汉白玉桥，踩着路上的积水，一边走一边看路边的墓碑。还好，陈先生的墓地就在十字路口的一角，不是很难找。 我走进草坪中的陈先生墓地，布鞋和裤脚口都湿透了。这里矗立着陈先生和夫人蔡慕晖的铜像。戴着眼镜，烫着头发，身着外套和裙装的夫人，坐在椅子上。留着背头，穿着风衣的陈先生站在一边，一只手搭在夫人的肩上，相亲相爱的表情荡漾在二老的脸上。 陈先生夫妇铜像身后，是修剪整齐的八株各两米多高的柏树，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屏障，在为他们遮风挡雨。陈先生夫妇铜像脚前，一块约十公分厚一平方米的方形枣红色花岗岩铺在地上，形似一面党旗，左上角是镰刀加铁锤的金黄色党徽，寓意着这里埋葬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骨灰。“旗”的中间横刻着“陈望道夫妇纪念像”8个金黄色的行体大字。“旗”的右下角也用金黄色的行草刻着先生“独子陈振新、儿媳朱良玉以及孙子陈晓明、陈晓帆和孙媳林孟儒、陈海丽敬立”。 在陈先生夫妇铜像左侧，一块上厚10公分、下厚25公分、长两米、高一米的枣红色花岗岩，上面竖刻着陈先生百年诞辰时，两位前国家领导人于1990年的题词手迹。左边，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女士的题词：“革命先驱，万古长青”；右边，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的题词：“望道先生，一代名人。事功学问，遐迩同钦。待人以宽，律己不苟。德高望重，典型永存”。 在陈先生夫妇铜像右侧，也有一块类似左侧大小厚薄的枣红色花岗岩，其上用金黄色的行草分别横刻着他们夫妇二人的简介： 陈望道1891——1977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文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编辑《新青年》杂志。192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并参与党的创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高等教育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编辑委员会总编辑等。 陈望道先生毕生从事语文科学研究，代表作《修辞学发凡》和《文法简论》，首创中国修辞学体系，为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陈望道文集》（四卷）广泛涉及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领域，并有精深造诣。 蔡慕晖1901——1964 我国现代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等职。译著有世界名著《艺术的起源》和《世界文化史》等。 三块枣红色花岗岩，呈倒“品”字形。修剪得非常整齐的长绿灌木半月形地围绕着纪念铜像和枣红色花岗岩。墓地四周是一大片绿色草坪，这些绿植经过雨水的滋润，更加显得生机勃勃。  在陈先生夫妇墓地左前方两三米远，一棵大香樟树下的草坪中立有一块约厚十多公分、一米高、八十公分宽、自然未经打磨、类似扁子弹头的黑灰色石块。上面横刻着红色的、没有标点符号的两段话：“向中国共产主义先驱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陈望道同志学习”，“陈望道同志百岁诞辰纪念”。落款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一九九一年元月”。 之所以中央领导称他为革命先驱，首先是因为他参与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我想起了早先我剪贴的一张报纸，上面说《新青年》1917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1920年初《新青年》又随陈独秀迁到座落在上海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编辑部主要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俞秀松等。同年12月中旬，陈独秀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致北京的胡适、高一涵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每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负责……”这就告诉我们，他早年就参与了革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之所以中央领导称陈望道先生为革命先驱，其次还由于他是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到中国的第一人，是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传播到中国的启蒙者和布道者。 陈望道1915年赴日本留学，曾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他于当年6月回国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与进步教师一道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 1920年初，他收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星期评论》杂志社社长邵力子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随信还捎来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精通日语、英语，又有出色汉语功底的他，当仁不让的接下了这份重任。 为了能避开各种干扰，静下心来译书，他回到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的老家，把自己关进离家不远的柴房，在两个长凳上架一块木板当书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之中。于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简短有力而又震撼人心的句子，在他的笔下一一流出。我在福寿园内的人文纪念博物馆内漫步时，看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一段小故事： “一天，母亲特地包了粽子，配着家乡特产的红糖，想给陈望道补补身体。粽子、红糖送入后，过了一会，母亲在屋外问道：'是不是还要加点糖？’就听陈望道说：'够甜，够甜了！’等到母亲进去收拾餐具时，只见陈望道满嘴乌黑。原来他把砚台里的墨汁当作红糖，拿粽子蘸着给吃了。” “就这样，陈望道忘我地逐字斟酌推敲，历经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之后的校订工作，同样倾注了他巨大的努力。” 2012年11月29日，当选总书记仅15天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他指着一本泛黄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讲述了陈望道翻译这本书的故事，还由此说了一句：“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墨汁吃到嘴中的那份“甜”，其实更像是翻译过程中尝到的真理的味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真理的味道则是一种带着大多数人走向光明的味道。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那时出版印刷都很仓促，8月版的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因封面是马克思的红色头像，所以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首版只印了一千册，目前国内只存11本。1920年9月，再版重印一千册，同时把书名改为《共产党宣言》，并换成了马克思的蓝色头像，被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作为中文全译版的首译者，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推向上海，推向全国。中文全译本的问世，意义非凡，如闪电，如路标，如烛光。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加劲，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领航，为中国革命英才筑魂，为中国革命的深入开展助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发挥了引领思想，激励精神，鼓舞斗志，凝练意志的作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大家都是从学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这本《共产党宣言》被誉为“红色中华第一书”，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 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从湖南到上海拜访陈独秀，在陈的书桌上看到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稿。十多年后，在延安窑洞，毛泽东对美国作家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毛主席所说的三本书，除了《共产党宣言》，还有《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有资料称，仅《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就读了一百遍。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他当着代表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也讲过，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现身于党的事业。” 邓小平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之所以中央领导称陈望道先生为革命先驱，再次还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翻译完《共产党宣言》之后，陈望道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秘密组织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随后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入党的上海17位党员之一。中共一大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 然而，陈望道却退出了共产党，这是怎么回事？我看过著名作家叶永烈的《历史的绝笔》一书，他在文中写到“二陈反目”以及陈望道脱党复党的过程：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强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和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三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 这件事，错在陈独秀。不过，陈望道脾气也急躁，年轻时有“红头火柴”的雅号，容易发火。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虽然党组织派沈雁冰（茅盾）劝说陈望道无效，但陈望道明确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这样，陈望道在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退出了共产党。  他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同志，作了长谈，回溯往事，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他的资历、身份非同一般人，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毛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入党之后，他的党员身份没有公开。直至1973年8月，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在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1977年10月29日凌晨4点，87岁的陈望道溘然长逝。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这是党中央对陈望道先生一生的高度肯定，也是他最大的荣誉。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陈望道在这一世界名校任校长25年，是复旦大学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大学，担任25年大学校长的人，估计凤毛麟角。 写完这篇稿子，我想还是用雷洁琼先生的题词作为结尾，陈望道先生万古长青！  责编 杨志强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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