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武侠小说最后只剩金庸独领风骚？

学者杨照在《不止江湖》中说到，“金庸出现之前，武侠小说是面目模糊的”。金庸之前的武侠，有点像后来的网文，读者只会记得男频、女频、玄幻这样的大类别，武侠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大家迷恋的是一种整体的武侠氛围。

这一切从金庸开始变得不一样。当1955年他开始在报纸上连载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个由人而非江湖组成的武侠时代拉开帷幕。武侠发展至今，期间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武侠作家，但如今提起武侠，为什么几乎只剩下金庸独领风骚呢？下文便尝试着解答这一疑惑。

本文摘选自《不止江湖》。

金庸

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01

报纸与武侠

金庸的武侠小说该如何谈起？读者为什么会津津有味地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必须从小说的角度去探索和分析。

提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背景，就必须从金庸在报业的工作开始讲起。可以这么说，金庸武侠小说作品的生成，与编报、办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诞生，是因为香港报业的变化和发展，这必须从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过程及顺序来谈。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1955 年《新晚报》开始刊登《书剑恩仇录》。金庸为何开始提笔写武侠小说，这与他原先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译的渊源有关。

影视剧《书剑恩仇录》（2002）

本来金庸在《大公报》从事国际新闻编译工作，因为香港报业受到左派及右派大斗争的震荡影响，《大公报》决定扩张，于是1950 年创办了一份报刊《新晚报》。1954 年，为了刺激读者掏钱买报，时任总编辑罗孚（1921—2014）在头版上预告“本报增刊武侠小说”，隔日开始连载梁羽生（1924—2009）的《龙虎斗京华》，日后其集结成梁羽生第一本武侠小说。

连载《龙虎斗京华》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刊登武侠小说有助于增加销量。于是《龙虎斗京华》连载七个月后，接着刊登《草莽龙蛇传》，最后一篇连载结束于1955年2月。梁羽生顾不上再写连载武侠小说，在此情况下，报社当务之急就是找人承接写武侠连载小说的重任。

金庸自1952年从《大公报》转调《新晚报》，他和梁羽生两人有共同的嗜好，都喜欢下围棋，私下也经常评说武侠小说。报社的人都知道金庸很懂武侠小说，于是指派他接替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2月5日《草莽龙蛇传》连载完结之后，2月8日金庸接着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面写《书剑恩仇录》。

对我而言，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来历非常重要。正是为了卖报纸，才开启了金庸从此后的写作生涯。他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的确确对《新晚报》的销量有很大贡献。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与香港报业、杂志业密切相关，另外，新派武侠小说与媒体也有密切的关联。

金庸曾经以笔名林欢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甚至一度在1957 年离开了报业，专心为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1953—1985年，金庸出产了七部电影剧本。1956 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直到写第三部作品《射雕英雄传》才真正开创出大名著的局面；1957—1959 年，历时两年，《射雕英雄传》一共连载八百多集，最后一集刊登在1959年5月19日这一天的《香港商报》上。

《射雕英雄传》连载一结束，隔天的5月20日，《明报》创刊，这是金庸——查良镛——创刊的报纸。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为报社写连载武侠小说的这段经验，金庸不会有勇气去办报。

过去写连载武侠小说刺激报纸销量的经验，让金庸确信借由武侠小说连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报业。所以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连载最后一集，5月20日《明报》创刊，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如此一来，5月19日读者看完《射雕英雄传》结尾后，5月20日就要到《明报》看《神雕侠侣》连载，利用这种方式无缝接轨，打算将《香港商报》的读者引流到他的《明报》。

影视剧《射雕英雄传》（1994）

从此之后，金庸开始了创作生涯非常关键的历程。了解这段经历，对我们如何去读他的武侠小说，其实真的很重要。《明报》刚创刊的时候，只有三个员工，基本上是一人负责编辑部，一人负责营销部，另外一人是打杂的，整个编辑部实质上就只有金庸一人。草创时期，创办人金庸必须负责两件事情，这也是《明报》成功的关键。金庸采用香港小报（tabloid）的做法，以四开报的形式发行，根据金庸自己的说法，《明报》创办后三十天以内的报纸没有被保存下来，他曾一度悬赏以二十万港币收购任一张《明报》创刊后第一到第三十天的报纸，但仍一无所获。

《明报》四开报的形式，第一面头版主要刊载香港社会新闻或与香港有关的大事，第二版刊登小说，第三版刊载金庸《神雕侠侣》，第四版是杂文副刊。刚开始的时候，《明报》一天连载《神雕侠侣》一千一百字，一个礼拜之后增至一千二百字，接下来一个月之后一天刊载一千六百字。报纸办了一个多月之后，金庸进行第一次调整，他知道有人会甘愿为了武侠小说买报纸，但他也知道连载武侠小说存在另一个问题，读者太容易读完连载武侠小说后就丢掉报纸，或另觅免费的途径读报。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必须另辟蹊径，让大众读者觉得购买这份报纸是值得的。

金庸做了一个决定，时至今日再回顾他此次调整，才觉得这是有道理的。金庸开始在《明报》头版开辟了社评专栏，社评的内容极为严肃，这与他过往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译的经历有关，由于他擅长写国际新闻，才能够写出严肃的时评政论。金庸开始写社评之后，《明报》就变成香港报业中非常奇特的报纸，当时香港任何左派、右派的报纸，都少有《明报》那种严肃又有深度的社评。

例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都是大型报纸。虽然大报一定会有社评，但此时都比不上《明报》社评的内容，缺乏像《明报》那样视野广泛又严肃的社评。为什么金庸创办《明报》时，香港其他报业无法企及他所写的社评？因为他结合了查良镛所写的社评，同时又有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让市井小民追着看，又可以雅俗共赏，让人觉得这是一份值得买来看看的小报。

金庸这个办报策略虽然高明，《明报》仍然经营得非常辛苦。幸好金庸有写武侠小说的本事，他极尽写作能力，在经营报业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写连载武侠小说。因此，金庸创作武侠小说与他办报的历程，完全无法切割开来。

02

下午写武侠，晚上写社评

《神雕侠侣》正在连载时，金庸同时写了另一本奇特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在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里，《飞狐外传》的篇幅不长，但它的形式及写法都很特殊。

影视剧《飞狐外传》（1993）

《明报》创刊时，财务状况极为困难，金庸必须想办法把他写武侠小说的本事变成挹注《明报》财务问题的资金，于是金庸另外创办杂志《武侠与历史》，创刊之后开始连载《飞狐外传》。这本杂志以周刊形式出刊，每七天刊登一篇武侠小说，正因为如此，金庸写《飞狐外传》就跟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方式截然不同。他通常熬夜写稿，大概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写，写到隔天早上，篇幅约一万字。依照《飞狐外传》的写作背景来看，不同的连载形式势必影响同一作者在写作题材上的选择。

《明报》创刊之后，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一路支撑《明报》的收支。一直到1962年5月，发生一件极为关键的事情，让他进而将社评与武侠小说转变成经营《明报》的双刃。在严肃社评与通俗武侠小说这两种格格不入的写作基础上，《明报》以其特殊的风格渐渐稳固下来。

1962年5月，爆发了逃港潮。刚开始的时候，香港港督束手无策，只能采取拒收、遣返的应对之策，却进一步引发香港本地非常严重的大骚动。

《明报》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坚持政治中立、不分左右派、不抱成见的立场。借由社评，金庸为《明报》的立场定调，《明报》是最早而且是惟一敢于冲撞港英政府政策的报纸，它谴责港督残酷对待处境艰难的难民，并且站在难民的角度，派记者到第一线报道，《明报》实质上建立起第一批记者。这批记者走到最前线，如实报道难民悲惨的境况。一夕之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良心的声音，在报界的地位扶摇直上，引起读者重视，从此之后不再是小报。

即使不再是小报，《明报》的基本结构仍未改变，金庸还是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从《神雕侠侣》一直到他写完《鹿鼎记》前，前后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金庸一直处在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的状态。通常是下午写武侠小说，晚上撰写社评，这是他每一天的基本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显露出社评与武侠小说两者之间必有互涉（intertextuality），金庸的武侠小说必然呼应了他在时评当中的观察。

影视剧《神雕侠侣》（1995）

阅读金庸武侠小说，对照金庸时评里所反映出来的时势变化，才能察觉单独阅读武侠小说时那些视而未见的意涵。在时评的对应之下，金庸武侠小说的层次变得立体起来。

回顾1962—1974年这段时间，金庸在时评里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局？

当他晚上写时评的时候，必须面对三个显而易见的议题。首先，是香港正在快速建设和变化，累积日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这其实与1962年英国港督政府调整政策，香港因此快速金融化，城市也迅速进行新的建设。倘若不对照金庸写时评的时局背景，可能无法体会到香港真正的样貌。金庸还没被《大公报》转调香港之前，长期待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当他1947年从上海抵达香港时，香港城市建设远远落后于上海，这跟我们今天的想象和理解不同。香港是在他写时评的这二十年当中，化身成为世界级的东方明珠。

其次，在香港脱胎换骨进行建设、转型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同时，内陆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动荡。他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海宁世家、大地主查家，他的父亲因此受累而被枪毙，从这一渊源上来看，金庸对这段时间的动荡必然有深刻的感触和观察。

最后，是金庸与台湾、国民党之间的纠结，这必须回溯至他的求学背景。在他以金庸这个笔名写武侠小说之前，他没有正式学历。查良镛的退学记录远超过毕业记录，他曾就读于现在政治大学的前身，也就是当时的政治干部学校，但他只在国民党的政治干部学校念了一年半的书就被退学。更重要的是，他其实很早就对国民党心生不满。在这个背景之下，金庸既写时评，又创作武侠小说。后来，国民党视他为眼中钉，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成为禁书，他本身也被禁止踏足台湾。

基于这些时代背景，金庸时评里的基本价值观一定会渗入他的武侠小说，在两者互涉的同时，金庸武侠小说呼应了香港、内陆（大陆）及台湾的时事变化。如果有谁愿意翻出金庸当年的所有时评，在他所有武侠小说情节脉络中进行查证及对照，其实可以做出别有意义的研究。

从大局势来看，金庸武侠小说架构中的某些象征显而易见。例如《碧血剑》，小说主角是袁承志。明朝历史是武侠小说里的特别元素，金庸让真实的历史人物走进小说里，他从这条路数写武侠小说，以抗清儒将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为主角。

拿历史人物当作武侠小说的素材，让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故事背景，必然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能随意篡改真实存在的历史。但金庸依循历史小说这条路数去撰写武侠小说，必须回溯到他小学时代的阅读经验。

他曾经说过当时读《三国演义》，全然是护卫刘备蜀汉这一方。也许很多人也有这种情感上的投射，因为《三国演义》在罗贯中笔下，本来就是有意让读者认同蜀汉，尤其是敬佩诸葛亮。所以金庸说他第一次读到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时，他就合上《三国演义》，完全无法再读下去，心情备受煎熬。蜀汉从五丈原撤退之后发生的故事，金庸是从他表哥口中得知的。金庸不能接受蜀汉竟然会最先灭亡，为此和他表哥激烈辩论，以至于他表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书上几行字指证历历，证明邓艾、钟会灭了蜀汉的历史真实，金庸才悻悻然服输，甚至流了不少眼泪。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伤痕一直都在，致使他创作武侠小说时，经常喜欢试图在武侠小说中改写历史，但如此一来，不容你否认及推翻的历史真实也就会一直徘徊在小说中。《碧血剑》小说主角袁承志即是一例，他的武功如此高强，竭尽所能去帮助闯王得天下，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对抗清军、诛杀明朝崇祯皇帝。但是说到底，历史是人力无法撼动的事实。李自成攻进北京城，然后崇祯上吊，接下来清兵入关，大败闯王李自成，多尔衮攻入北京，自始清朝入主中原。

影视剧《碧血剑》（2000）

金庸小说情节的主线，是以袁承志的复仇之志为铺陈。依照史实，袁崇焕以“通虏谋叛”的罪名而遭凌迟，是故袁承志立誓辅助闯王进攻北京，以报父仇。至于他的报仇对象，想当然耳，必然是崇祯皇帝。袁崇焕服刑之惨烈，源头来自对抗金人——后来的清军入侵中原。

无论如何，清军终究还是攻进北京城，建立大清王朝，小说家不能为了成全袁承志报父仇的志愿去改写历史真实，所以在《碧血剑》连载的当下，金庸心里有数，只能让袁承志心灰意冷草草结束小说结尾。金庸让袁承志意兴萧索之余，远征异域，选择在南方的海岛隐居。金庸刻意借由这座海岛来隐喻香港，这则隐喻含有深长意味。对照原先的连载版，以及金庸改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修订版，我们发现小说开场及结尾都做了一番修改。

连载版《碧血剑》一开场，“陕西秦岭道上一个少年书生骑了一匹白马，正在逸兴横飞的观赏风景”。连载版描写了侯朝宗在“斜阳将堕，归鸦阵阵”时的少年身影，但到了修订版，开头改为叙述浡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国王朝贡明成祖——“西南海外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来朝”。金庸改写连载版本的小说开头，如此一来，就与袁承志隐居海岛的结局相呼应，并且借由让袁承志决定去海岛做化外之民的小说寓意，使象征性作用更为强烈。

此外，金庸武侠小说的框架承袭帮派、武林的大系统，但他的确曾经发明了性质鲜明的大帮派：一个是《倚天屠龙记》中对抗元廷的明教，由于教徒行事诡秘，教派仪式、口号及教风既神秘又暧昧，与其他江湖门派格格不入，江湖中人视之为“魔”；另一个则彻彻底底的魔教，即《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用教主东方不败的口号“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东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去对照金庸撰写《笑傲江湖》的时间点，其深意不言而喻。

03

为什么武侠小说最后几乎只剩下金庸独领风骚？

过去有这么多武侠小说问世，在金庸之前，郑证因（1900——1960）、王度庐（1909—1977）、宫白羽（1899—1966）、司马翎（1933—1989）、欧阳云飞（1930— ）、东方玉（1924— ）、卧龙生（1930—1997）前仆后继地闯荡在武侠小说世界中，这些作者让武侠小说界风起云涌。

但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在集体的环境下写作，他们依靠其他武侠小说所累积的江湖世界、武侠想象，吸引读者阅读；在读者心目中，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才是他们心向往之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的武侠小说。少林、武当、昆仑、峨眉印象反复出现在不同小说家的作品中，这一片江湖武林才是读者痴迷的对象。

为什么武侠小说最后几乎只剩下金庸独领风骚？包括上官鼎（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共同的笔名）在内的众多武侠小说家都被遗忘了，在金庸崛起之前，很少有武侠小说读者只读一家作品。但金庸塑造了不一样的武侠世界，他笔下的小说主角辨识度极高，读者常热烈讨论金庸小说里的角色像现实中的谁，在现实世界里找寻小说主角的面目。

这意味着金庸塑造太多令人无法遗忘的角色，譬如杨过、小龙女、张无忌这些形象鲜明的主角，或是抢眼的配角如岳不群。金庸在小说角色的介绍上，无论是人性心理的丰富性，或人物形象上的描摹刻画，都引起读者高度兴趣，展现高超的小说艺术。

影视剧《笑傲江湖》（2001）

黄蓉博学多才，中国诗词、术数等知识学问无所不精，在《射雕英雄传》之前，从来没有一部武侠小说出现过这样的角色。金庸等于是把想象中的武侠“隐世界”，套接到“显世界”的大传统中。大传统中的主流学问，包括中国诗词和术数，通过黄蓉显现出来，黄蓉这个角色则象征着大传统。除此以外，大传统中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也被金庸写进武侠小说。

金庸大幅扩张中国武侠小说的可能性，并且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他自己曾在《射雕英雄传》修订版序言里，提及“密室疗伤”那一回目。郭靖身受重伤，在牛家庄密室里疗伤七天七夜，郭靖和黄蓉必须待在密室里，“七日七夜之间，两人手掌不可有片刻离开”，“决不可与第三人说一句话，更不可起立行走半步”。密室之外，各路人马不知道他们两人待在里头，发生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尔虞我诈之事，郭靖和黄蓉暗暗在密室内目睹一切。这是一出舞台剧，而且还是个非常精彩的“单目”舞台剧，金庸用舞台剧形式写小说，实在精彩无比。

另外，也是在《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和黄蓉遇见江南六怪之首柯镇恶，两人到了桃花岛，郭靖才发现五个师父都死在岛上。所有证据都指向东邪黄药师就是凶手，但这是金庸设置的机关，真正的凶手不是黄药师。小说场景换到了古庙，黄蓉在柯镇恶左手掌心写道：“告我父何人杀我。”她直接从藏身之处闯出去，与欧阳锋、傻姑一来一往地对话，一点一滴地套出事件真相。这一段情节是名副其实的推理小说，黄蓉化身为神探，在不合理的线索中重建案发现场，像一个神探般解谜，揭发真正的凶手。

在金庸之前，武侠小说是纯粹的类型小说，类型小说最大特色是集体创作与阅读。从中国侠义小说的脉络往下梳理，譬如《水浒传》《三侠五义》，及至清代盛行的公案小说，一路传承下来。清末民初，平江不肖生（1889—1957）开始创作新式的武侠、江湖概念；自此之后，中国类型小说从传统的侠义小说脱胎换骨，转变成现代武侠小说。

现代武侠小说在多元时代蓬勃发展，“南向北赵”[南向指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的本名；北赵指赵焕亭（1877—1951）] 时期之后，郑证因、白羽、王度庐写出风格别具的武侠小说，紧接着出现还珠楼主（1902—1961，本名李寿民）的武侠奇书《蜀山剑侠传》。

当时的武侠小说家擅用传体笔法，创造出变化多端的武功招数，栩栩如生地描摹这些武功的招式，而侠义小说《水浒传》梁山泊英雄展现武功本领时，武打的场面都是在几句话之内结束，比较少细节描述。现代武侠小说家倾力着墨武功细节，这些小说家的笔下逐渐勾勒出江湖、武林中侠的人际关系及原则。

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白羽、郑证因、王度庐、还珠楼主等现代武侠小说家，他们的风格和笔法差异颇大，及至1949年之后，武侠小说进入了新阶段。1949年之后，武侠小说不能在内陆（大陆）继续存活下去，而是到了台湾另辟天地，开启另一段新的文学生命。

上述这些武侠小说家来到台湾之后，在武侠小说创作的背景上，他们几乎都是同一代小说家，大部分也有军中背景。流亡时他们以武侠小说作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到了台湾，这些作家开始在杂志、报纸崭露头角，大量出版武侠小说，这些小说相互影响他们彼此的写作。

这一代小说家在大量创作的过程中，迸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共同性，他们亦步亦趋地模仿平江不肖生的江湖、武林门派，换句话说，他们的作品让平江不肖生成为传统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平江不肖生笔下的武侠门派也就成为台湾武侠小说的共同门派。在这个背景之下，包括平江不肖生式传统武侠小说在内的台湾武侠小说，影响了香港新武侠小说。从这个脉络来看，武侠小说的集体性格，也就更加明朗。

所谓集体性格，意味着无论这本武侠小说是由谁执笔的，小说内容不会有太大差别。虽然读者还是会在意图书封面冠上哪一位作家的名字，但是在武侠小说的阅读环境中，读者“博览群书”，你不可能只读卧龙生的小说，也不可能专攻东方玉的作品集，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武侠小说阅读方式。大部分读者会追着涉猎出版的所有武侠小说，当然很重要的阅读乐趣是去评价这些武侠小说家作品的优劣胜负。在金庸出现之前，武侠小说面目模糊，它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建构在它的集体性上。

读者不会沉迷于单一小说或单一作者，而是沉浸在武侠小说共同塑造的集体记忆中。然而这种武侠小说的阅读形态，自从金庸小说出现之后就完全改变了，这也是直到今日金庸的武侠小说仍然值得一读的缘由。

从武侠小说传承的角度来看，金庸小说不再是集体论述当中的武林世界。金庸小说突显的独特性，是那么鲜活，以至于在武侠小说的集体意识中，金庸自成一格，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武侠招牌。

影视剧《鹿鼎记》（1998）

武侠小说原本是集体阅读的类型小说，一般来说，读者已经熟稔于所有武侠小说所建构出来的集体阅读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武侠小说写得太具原创性，风格太强烈，很可能就会让武侠小说的读者不买单，因为需要重头熟悉、记忆这个新创立的武侠体系，很容易造成阅读疲累。但是金庸打破了这种阅读规则，所有嗜读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沉迷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即使他在武侠小说的集体意识中添加许多独创性的内容，仍然掀起一股阅读金庸武侠小说的风潮。这在武侠小说创作文类中，是前所未见的特立独行。

金庸的武侠小说催生了奇异的阅读效应，他的武侠小说养坏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原本，武侠小说家都在集体的武林通则中混战，只要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写，读者都会买单。但金庸额外在武侠小说中增添了许多内在故事，以至于到后来，当读者阅读完金庸小说之后，就无法回头再看其他的武侠小说，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更多期待——武侠小说怎么可能就只写到这种程度，金庸的小说有更深的叙事结构及层次。金庸之后，武侠小说的创作迈向新的标准。

金庸武侠小说的叙事别具一格，其他作者无法任意模仿他的笔法，例如像黄蓉这个角色，容纳中国传统知识学问，琴棋书画，无所不知；阅读这个角色的同时，读者不知不觉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中潜移默化，而且注意到其他武侠小说不会给你这样的阅读经验。

你不需要完全理解黄蓉所精通的知识，当她为瑛姑解开三道算题，传授解题的算式：“以三数之，余数乘以七十；五五数之，余数乘以二十一；七七数之，余数乘十五。三者相加，如不大于一百零五，即为答数；否则须减去一百零五或其倍数。”即使你完全对于这个解答摸不着头绪，也无碍于阅读上的乐趣，反而跟着瑛姑神驰目眩，目不转睛地看着黄蓉解开一道又一道谜，暗暗赞叹，并且折服于这个角色的聪颖，进而被小说故事说服了。

也因为如此，当我们看瑛姑为了解救困在桃花岛上的周伯通，日夜苦思、钻研术数，即使心知肚明她再研习一百年奇门术数也无用，无法胜过桃花岛主人黄药师的学问，仍然殚精竭虑，陷在术数的魅力中，欲罢不能，我们完全认同瑛姑的痴狂。读至此，小说角色和故事完全虏获了我们。

普通的小说家写不出这样满腹经纶、魅力十足又令人信服的角色，无法像金庸一般将中国传统知识架构在小说叙事里。叙事层次丰富的作者可以描写扁平的扁形人物，换言之，立体的圆形人物不可能出自叙事简单的作者笔下。对照之下，意味着小说最复杂的角色，往往回应了小说作者的复杂程度，由此来看，至少在武侠小说这个类型小说的领域里，金庸独一无二。

金庸创作过的角色，比如杨过、小龙女都令人印象深刻，这两个角色的纯粹形象都属于性格偏执的类型人物，一般小说家也可以掌握这种角色的叙事技巧。可是，金庸的最大挑战是那些错综复杂的角色。他早期的突破之作《射雕英雄传》，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黄蓉，而非郭靖，相对而言，郭靖是比较好驾驭的角色，难写的是黄蓉及黄药师这两个角色。

到了创作中期，金庸在叙事上又有所超越，表现在《笑傲江湖》中岳不群这个角色身上。如果小说家的内心里不存在层次丰富的深度，绝对写不出像岳不群这种表里不一、诡计多端的人物。

再往后看，在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史上，《鹿鼎记》极为重要，这部作品综合了金庸写作小说的本领和叙事技巧，所以说《鹿鼎记》是一部登峰造极之作，也就一点不令人意外。《鹿鼎记》之后，金庸再无新作，因为他已写尽他所能写的武侠小说。

写作初期，金庸创造出黄蓉；到了创作第二阶段，他描摹出《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这样一个复杂角色；接下来，从岳不群这个角色延伸出去，则是《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到了他小说创作的后期阶段，《鹿鼎记》韦小宝跃然纸上。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前所未有，考验作者的能耐；小说家本身的内涵一定超越了一般读者的想象，才能将韦小宝这个角色写得驾轻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