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都刑辩·十三邀”
一、律师被抓事件频发：权力干预下的执业危机
近日，张新年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因揭露当地领导涉嫌违纪问题，被望奎县警方带走。
这一事件并非孤例，此前熊昕律师“被窃听入罪”、周筱赟律师办案中被抓等案例，均暴露出刑辩律师执业的深层困境——因履职触怒权力而遭打击报复。
此类事件的核心矛盾在于：律师依法揭露违法事实，却被视为“触动敏感神经”。
张新年律师揭露某领导构陷女下属，熊昕律师代理案件中质疑程序违法，均直接指向公权力滥用。当律师的辩护行为威胁到少数人利益时，刑事强制措施便可能异化为打压工具。
二、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低成本违法的恶性循环
为何侵犯律师执业权利事件频发？
根源在于违法成本极低。
从过往案例看，抓捕熊昕、周筱赟律师的相关人员未受追责，违法者零代价的后果，导致公权力滥用形成“破窗效应”。
办案人员甚至产生“抓律师无风险”的错误认知，进一步加剧辩护环境恶化。
这种畸形生态下，律师群体陷入双重困境：依法辩护可能招致打击，沉默妥协则背离职业使命。
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国律协受理的律师维权案件中，涉及公权力压制的占比超60%，凸显制度性监督缺位。
三、系统性危害：从个案危机到法治根基
律师被随意抓捕的连锁反应，正在瓦解刑事辩护制度的根基：
1. 辩护功能虚化：
个案中律师被抓直接中断辩护，更让同行“不敢辩”。某涉黑案件中，前辩护律师被抓后，继任者仅提交3份书面意见便草草结案，当事人上诉权形同虚设。
2. 权力监督失效：
当律师因监督公权力而获罪，司法制衡机制名存实亡。如某征地案中，律师调查取证遭刑拘后，涉案官员最终被查实为贪腐分子，但当事人已含冤入狱三年。
3. 法治信任危机：
据中国政法大学调研，72%的当事人认为“律师在刑事案中作用有限”，这种认知正在侵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四、破局之路：舆论监督与制度刚性的双重守护
张新年等律师最终因舆论关注获释，折射出当前维权的无奈——不得不依赖“围观救命”的非常规路径。
但舆论热度终会消退，根本解决需从两方面着力：
1.强化职业豁免权：
明确律师在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言论不受追究，参照《律师法》第37条，细化“威胁、侮辱、诽谤”的认定标准，避免泛化适用。
2.建立反向追责机制：
对违法抓捕律师的办案人员，除党纪处分外，应纳入检察官、法官惩戒体系，情节严重者追究滥用职权罪。2023年最高检《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已提及此方向，需加速落地。
最后总结
刑辩律师是法治防线的“守门人”，当他们自身难保，公民的辩护权将荡然无存。
每一次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侵害，都是对司法公正的公开践踏。唯有通过制度刚性约束权力，让监督者不再因言获罪，才能避免“今天抓律师，明天无辩护”的法治悲剧。
这不仅关乎律师群体，更是守护每个公民在法庭上获得公平审判的底线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