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站着死的，成全了自己，放弃了江山

1644年四月二十五日，当朱由检解下衣带套上煤山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时，这位勤政程度堪比朱元璋年轻的皇帝根本就没意识到，他留下来的根本不是个烂摊子，他的最大的错误不是刚愎自用，而是在此刻选择了逃避，自挂东南枝。

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面对的是个死局吗？未必。

虽然北京被攻破，但南京作为明朝的留都，它的行政体系堪称北京的备份。据《明会典》记载，南京六部依旧保持着完整的官员编制，仅礼部就有郎中4人、员外郎2人、主事5人的完整架构。

这种制度设计源于明成祖迁都后的长远考虑，就是为了确保明朝在任何突发情况下都有一个能够迅速启动第二行政中心。

事实上，南京方面也确实早就备好应急预案：凤阳总督马士英屯了三千精兵在徐州接应，应天巡抚祁彪佳准备了二十艘改装战船停泊在天津港，就连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都腾好了乾清宫的床铺。

这配置比起南宋初年赵构的草台班子，简直是奢华。

不仅如此，此时明朝虽然在北方节节败退，但南方的军队实力尚存，根据明末兵部档案，崇祯十七年时，在南方各省，左良玉部有20万驻扎在武昌，黄得功部有8万驻扎在庐州，高杰部有4万驻扎在徐州，郑芝龙还有3万水师驻扎在福建，再加上各地卫所兵及新募乡勇，总兵力超过60万。

对比李自成进京时的10万老营、30万新附部队，以及多尔衮入关时的6万八旗精锐，虽然明朝这些部队凑起来战斗力参差不齐，但起码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好好利用的话还是能掰掰手腕的。

另外，在经济方面，晚明江南的赋税贡献率高达全国的75%，仅苏州府在崇祯十六年就上缴税银128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辽东军费的1/3，南京户部的存银记录显示，至崇祯十七年三月，国库尚存现银470余万两，丝绸26万匹。

以上这些优势都说明，如果崇祯顺利占据南方后，明朝完全有机会站稳脚跟，事实上，弘光政权在南京的迅速建立就印证了南方行政体系完全可以运行。

史可法五月初三抵达南京，五月十五日就完成监国仪典，这种效率在和平时期都属罕见，况且南明的战略布局也并非全无章法：四镇防区的划分借鉴了唐代藩镇经验，左良玉的'清君侧'虽引发内耗，但恰说明地方军阀仍具相当程度的动员能力，缺的只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统治者，而崇祯恰恰就是这个人。

另一方面，再来看看明朝的对手。

李自成三月十九日拿下北京城时，大顺集团的势力范围看似覆盖整个北方，但翻开《甲申传信录》就会发现，山西总兵周遇吉在宁武关用4000残兵硬刚了闯军七天七夜，山东总兵刘泽清牢牢把持着济南城，就连近在咫尺的天津卫都还在明军手里。

此时清军和多尔衮正忙着和李自成较量，张献忠在四川忙着搞兼并，就连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派代表来谈联合抗清，这种局势对明朝来说是大好的机会，若能抓住1644-1645年的战略窗口期，大明完全可能上演逆风翻盘——至少南明史不会在十八年后就潦草完结。

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明朝的民心尚在，江阴八十一日的抵抗中，6万义民就敢直接和24万清军硬刚，这种自发性的抵抗运动持续到1674年的三藩之乱，就连康熙初年的奏折中也多次提到'朱三太子'引发的民间恐慌，可见明朝正统观念的生命力之顽强。

与南明相似的是一个例子是前文提到的南宋，靖康之变后，赵构的流亡政府用12年时间（1127-1139）重建防线，而南明弘光至永历政权存在时间（1644-1662）其实更长。

只不过，差别在于，南宋获得了长江天险和四川山地双重屏障，而南明却因党争错失了利用这些地理优势，原因在前文也提到过，那就是南明缺少一个众望所归的正统皇帝，而崇祯就是这个最佳人选。

可惜，崇祯早已在煤山亲手终结了一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