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大中华文学•散文】曾令琪/1973年中秋的那一块月饼

 曾令琪西南文学 2025-05-20 发布于四川
图片
大中华文学·散文随笔展台


图片
——微刊总第2689——

图片

  【作家简介

  曾令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散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大中华文学》杂志总编。

图片
     1973年中秋的那一块月饼  

PART-01

  为纪念慈父祥钟公(1925——1973)百岁冥诞而作。

    ——曾令琪题记

  说到父亲这个词,我的脑海凸现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伟岸,是威严,是强壮,是声如洪钟。而在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亲却是白白净净、文文弱弱的。

  四哥亚骐前天写我们的父亲,他还能直接说出当初父亲教导他的时候说的原话;而我,搜寻所有关于我们父亲的记忆,我却写不出哪怕10句父亲的原话。我最小的哥哥五哥幼骐比我大10岁,四哥亚骐比我大11岁。当我七岁半进入小学发蒙的时候,父亲的生命已经处于最后两个多月的倒计时了。

  但是,那一块1973年中秋的月饼,香了我半个多世纪,也令我后悔了好多年……

  那是1973年秋天,那个影响我们家族每一个人的秋天。

  那年的9月,我从老家资中县水南区苏家湾街上,来到归德区共农公社小学发蒙,进入一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尹秀华女士。不多久,尹老师被抽调到共农公社搞社教,继任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易素华女士。我为什么到远离家乡的共农发蒙,这几十年间我从没有想过是谁决定的。今天写这篇文章,我问四哥亚骐,四哥告诉我,可能是大哥小骐决定的。

  小骐比我大16岁,在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中,我跟着大哥的时间最长。从出生到15岁,中间扣除在共农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年,我和大哥在一起整整生活了十四年。在我们家,除了爸爸,权威人物就是大哥。

  和很多公社小学不同,共农小学不在公社的所在地,而在公社下属的二大队二生产队的地盘上。现在想来,原因大概是:那里原来是一家土糖房,是一个大大的四合院,当地人称之为“老漏棚”。应该是在解放初“毁寺办学”“占房办学”热潮中,就被用作学校用房。我入学的时候,四合院外边,有一个土坪操场;土坪上是一个篮球场,篮球场背面的山上,是两排教室。

  那时候,父亲在共农小学任教,但入学的时候他老人家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在休养了。

  开学第一天,新书新本发下来了。我一看,同班同学的书本,都是“全新”的,而我的全部书本,都写上了我的名字。

  尹老师说,是我的父亲给我的每一本书、每一个本子,都写上了我的学名

  对于父亲的字,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收藏着一个白色的陶碗,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一个“曾”字。我知道,那是父亲祥钟公用过多年的饭碗,这是他老人家专用的。这个碗,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都还在老家大哥小骐家里,放在一个漏罐上。后来不知所终,估计多半是被我的侄儿打碎了。实在是可惜啊!多年后,当我长期浸淫在书法艺术的天地中时,仔细回忆,祥钟公的字,大致在颜鲁公(颜真卿)、柳少师(柳公权)之间,笔力雄健。母亲李太夫人曾经告诉我,我的父亲除了教书的本职工作,还擅长书法。前几年,二爸宗瑶公在世的时候,曾对我说:“你们爸是读过两年私塾的。”原来如此!

  现在想来,我上大学后能喜欢上书法,也许,冥冥之中,与父亲当年擅长书法有一点关系?遗憾的是,现在想寻觅父亲当年的“手迹”,已几乎不可能。我们仅仅从祥钟公当年送给二爸宗瑶公的一张大哥小骐的寸照上,还看得到他老人家寥寥几笔的赠言。

  顺便说一句,我们家父系、母系两支,都是有书法传统的。父亲祥钟公不必说了,我的二爸宗瑶公,那一手漂亮的字迹,我上高中的时候都非常喜欢。受父亲与二爸的影响,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钢笔字也不错。母亲的字也很不错的,我的四舅、五舅、四姨妈、幺姨妈的字,印象中也非常可观。四舅晚年还坚持写毛笔字呢。四姨妈更是突出,前几年我和内子张炳华到重庆看望四姨妈,只见她的客厅挂着一副小篆对联,非常漂亮。而四姨妈的二儿子张一农,还是师从当代书法、篆刻大师徐无闻教授的全国第二批书法、篆刻硕士生,在西南师范大学(现在叫西南大学)教授书法、篆刻。

  遗憾的是,近些年电脑兴起,废了好多人的书法。在我们的子侄辈中,字写得好的已经寥寥无几,实在令人叹息不已。

  这些年,在和一些文友交流中,我偶尔提及,此生有几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不通音乐。我的父母都擅长音乐,唱歌弹琴、乐器演奏都很不错。大哥擅长竹笛,四哥擅长口琴。而我,读死书,应考试,一直到大学时代,才自学了弹琴和口琴。所幸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喜欢(或者说叫“热爱”)书法,勉强能对得起擅长书法的父亲了。

  川人有一句俗谚:“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个,在我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41岁,母亲42岁。也许,教师出身的父母深知读书之苦,我小时候几乎就是“敞养”的。磨子山下,吊脚楼前,沱江河畔,新米市街,都是我儿时的乐园。在苏家湾街上,不知道曾训骐(曾令琪)的可能很多,但不知道“弟弟”是谁的,估计是少之又少。在我们那一批孩子中,我是相对年龄较小的一个。在家中,老祖母何氏叫我“弟弟”,父亲、母亲叫我“弟弟”,哥哥姐姐叫我“弟弟”,全街上的老少都叫我“弟弟”。以至多年后我工作调动到县委宣传部资中报社,偶尔在街上还会遇见一个七老八十的人,叫我一声“弟弟”。报社同仁往往诧异:“你辈分那么高?”——当我被告知要到父亲执教的共农小学发蒙读书时,我已七岁半了。

  在那之前,二姐小玲、四哥亚骐,已经被街上有关领导“冒充”为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到远离老家苏家湾镇六七十里路的归德区共农公社插队落户了。落户的地点,就是二大队二生产队。而父亲执教的学校,就坐落在二大二队。之所以这样,主要是考虑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在父亲身边,可以互相照顾。

  一九七一年,二姐19岁,四哥年仅16岁。从此,二姐与四哥就在二大二队那并不广阔的“广阔天地”之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四哥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一直到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才回到城镇。也许,因为如此种种的关系,我从大学时代开始,比较关注知青写、写知青的作品,梁晓声、王小波、史铁生、叶辛、邓贤这些知名作家及其作品,也就进入了我的视野。此是后话。

  共农小学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带帽”完小,有小学的五个年级、初中的两个年级。记忆中,每个年级也就一个班,每个班大约三四十人。

  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人一上年纪,就乐于“忆旧”。大约十年前,我专程从成都回到资中,准备到共农小学寻找父亲祥钟公的“手迹”。因为,听四哥亚骐说,估计“文革”中父亲写了不少的“自我批评”的检讨性材料,我想搜集起来,作为以后写作的素材。可是,陪同我的尹朝全先生说,几经辗转,沧海桑田,老曾老师的手迹,早都没有了。

  朝全先生是我父亲祥钟公的学生,也是我的四哥亚骐的好友,他当年回到老“回乡知青”的时候,还短暂地代过我一段时间的语文课。后来他做过县教育局局长,对县域内的学校情况非常了解,何况共农小学就在离他们家不远处呢。所以,那一次,我们也没有到共农小学,而是去到了高楼小学。而高楼小学的校长尹泽胜先生,辈分上比朝全先生高一辈;泽胜的夫人游军,却是我小学同班同座的同学。游军的父亲游良,是当时共农小学的副校长。

  看来,我们以共农小学为中心画了一个圈,而盘根错节的生活,竟然让我们在这个圈圈里遇见好些“圈内人”,怎么绕,也绕不过。

  小学的课程,也就语文和算术两科,加上每周一节的军体课、音乐课。祥钟公住在学校,二姐、四哥住在知青点。

  我就和二姐、四哥住在一起。知青点在学校与公社之间,距离公社差不多一公里,距离学校只有几百米。前几年,四哥他们组织那一批插队共农的老知青聚会,纪念他们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我作为共农公社“最小的见习知青”,还应邀参加他们的聚会,并发表了一场演讲。

  那时,小学课程少,几乎没有什么作业,我也就如一只没拴住的羊,和二大二队的同班同学疯耍。不像现在的孩子,每天除了应付繁重的作业,还要参加什么课外班的学习。一天放学的时候,父亲叫住我,说要带我到公社去一趟。

  曾家的家法,是宽于侄而严于子,畏于父而亲于叔。对于父亲,我几乎很难主动地跟他说话。可能他老人家晚年身体欠佳,精力不济,话也不多。“静水流深”,我对父亲也就“望而生畏”,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

  放了学,我在前,父亲在后,从学校出发,向公社所在地慢慢走去。路过知青点的时候,我将书包放下,跑出来,又和父亲默默地走着。学校在一个山湾里,知青点在一个山腰小平坝,公社所在地在一个山头上的马路下边。到了供销社,父亲静静地摸出一毛钱,买了一个硬饼子,轻轻地递给我,说:“弟弟,你吃吧。”然后,我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啃着饼子;父亲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走着。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当时,我却不知道,这是父亲在生时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象!

  那个时候,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整个社会物资缺乏,也没什么吃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买烟要烟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在供销社售卖的为数不多的零食中,可能那种还没有巴掌大的“硬饼子”(老面饼子),算是最实惠的一种。在没有什么零食可吃的时候,那个小小的、圆圆的月饼,可能花了一个多小时,我才一点一点地吃完。父亲当时什么表情,什么感受,现在回忆起来,我却一片茫然,一无所知,也什么都说不出。

  前年,在父亲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我特意查阅了一下万年历——1973911日,星期二,正好中秋节。现在想来,父亲带我去买饼子的事,估计就是中秋那一天。那时,我刚刚入学不久,也就10天。这些年,我偶尔也在思考,为什么当时父亲要带我到公社供销社去买饼子。也许,这就是“百姓爱幺儿”的具体表现之一;而更有可能的是,父亲自知时日不多,他的愿望就是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在他逝世之后,能在哥哥姐姐的扶助下,好好读书,平安长大。

  就在那之后两个月零一周,父亲即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唉!

  前年,和知名散文家万郁文女士谈到我的父亲,说到这件事,我真是后悔万分——那时,我居然一点也不懂事,没有先问一声父亲吃不吃,没有掰一点请父亲品尝!——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不禁一阵揪心的疼痛!

  这些年,东西辗转,南北奔波,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耍过?但看遍天下风景,却再也没有当年父子二人夕阳下的影子那样的美丽;尝遍世间百味,却再也没有当年父亲所买的那一个饼子那样的美味。

  噢,我那遥远的1973年中秋!

  噢,我那记忆犹新的1973年中秋的月饼!

    2025518日,星期日

    农历乙巳年四月二十一日,于西都长乐居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