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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稍微面积大一点的单位，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大： 省政府大院，原来是一所学校， 市政府大院，原来是公园的一部分， 那么广州市委大院呢？ 在明朝时候，是天关书院， 在清朝的时候，是法政学堂， 在民国的时候，是中大附中， 今天，《广州旧闻》说一说 广州市委大院， 即法政路30号大院 千年历史变迁。  1906年，广东法政学堂创立，以夏同龢为监督。设法律速成科、法政讲习科、法律特别科。这个大院，就是现在的广州市委大院。图为曾执教该学堂的朱执信（左一）与同事合影。 湛家大院与天关书院  法政路30号，广州市委大院所在地附近，有两条道路，即东风路与法政路，这两条道路与教育机构有关系。 历史上，市委大院大门口附近，有一条巷子，叫做天官里后街；市委大院面对的这一段的东风路，历史上叫做天官里。 天官里也好，天官里后街也好，因源自于明朝的一所教育机构——天关书院。  1835年道光时期广州地图上的天官里、天官里后街 湛若水与湛家园  天关书院的创立者是湛若水。 湛若水与市委大院旁边的湛家园，是市委大院历史上有故事可说的起始。 清代黄芝（1778～1852）所著的《粤小记》记载： “会城内东北里许，有旷地数十亩，乃前明湛文简退休之所，今呼湛家园，里曰天官。虽荒废，而树木依然，石桥仍在。” 清同治《番禺县志》也记载： “湛家园，在小北门内，相传为明湛若水游憩之地，未知何时变为民居。今其地尚以湛家园为为街名。经咸丰七年夷乱，毁为平地。” 湛若水(1466～1560)，明代广东增城甘泉都（今新塘）沙贝村人，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他22岁被荐举为应试士子在广州府求学，弘治五年（1492年）中举人。  位于新塘的湛若水雕像。（图片来源：公众号荔乡拾贝） 弘治七年（1494年），湛若水赴新会拜著名理学大师江门学派创始人陈献章（号白沙）为师，认真钻研心性之学，有独特见解，深被献章器重，并陈在去前的一年传其“衣钵”，以示“有无穷之托”。 弘治十八年（1505年）遵母之嘱咐参加奉会试中进士，殿试为“榜眼”（第二名）。 先后官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礼部、吏部、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简”。 他为官清廉，70岁获准辞官回故里，在今法政路湛家大街一带置地建居住地，主体就在今市委大院东面的湛家大街，占地十亩，附近的马庄一、二、三巷（在今市委大院西面）相传是湛家的养马房。 虽然该府邸后来变为民居，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夷为平地。但其地仍以湛家园为名。  1860年咸丰地图上的天官里。 天关书院与天官里 广州天关书院在今广州市越秀区政法路湛家大街附近。湛若水致仕前，已命家人在当时广州小北门郊外买下数十亩荒地。退休后，他在荒地上建了湛家园。 湛家园内，北边是他晚年起居憩息、聚儒会友的屋舍花园；南边是他设帐授徒的天关精舍，即天关书院。 湛若水在天关书院开坛讲学，羊城学者纷纷慕名而至。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海庞嵩在云南曲府致仕归来，便到天关书院拜若水为师。湛若水知庞嵩德才兼备，便让其主持书院。庞嵩掌教后，天关书院名声更大，众多年过古稀的老人纷纷前往拜师。 第一个是好学不倦的吴滕川，他敬仰湛若水的道德学问，以77岁高龄请湛若水收他为弟子。三年后，82岁的黎养真和81岁的黄慎斋又先后而至，天关书院又多了两位老学生。  1870年地图上的天官里。 湛若水视学生如弟兄，把他俩与吴藤川称为“天关三皓”，并为其写下深情的诗篇： 养真慎斋与藤川，三皓同时及我门。 八十头颅事事真，老来赤子心还存。 不久，天关书院又来了一位102岁的简姓老翁。当他以弟子之礼拜见湛若水时，湛若水连忙扶起这位百岁长者，并以上宾之礼接待。湛若水官至上卿，又是著名学者，对一个老布衣却谦让礼遇，实在难能可贵。一位画家见天关精舍“一堂之上，师生弟子皆庞眉鹤发，太古衣冠”，创作灵感蓦然而生，便把湛若水、庞嵩与四个耄耋学生切磋学问，共谈人生的动人情景绘成国画《师弟六皓图》。 清初学者屈大均，还以《师弟六皓》为题，把此事录入《广东新语》中。 庞嵩不负若水重托，湛若水辞世，他不仅主持丧事，为其墓壁题书“山斗八座，真儒千古，九十五年，全归不朽”；而且在若水辞世后仍主持天关书院20年，每年都召集名人雅士在书院聚会一次，交流学问，畅谈人生。天关书院弦诵之声依然不断。 清代道光年间，天关书院更是群星璀璨。当世名人张维屏、杨荣绪、黄培芳、谭莹、陈沣、冯询……等都在书院留下深深的足迹。  湛甘泉与他的长者学生（李绍周雕塑）（图片来源：公众号荔乡拾贝） 就连广东后来出现的私人书院，包括阮元创办的“南海学堂”，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等极负盛名的书院，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天关书院精神的延续。 然而，这样一座在中国教育史上作过重要贡献的天关书院连同湛家园，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侵略军的炮火毁灭。 后来，“湛家园”遗址上逐渐建了民居，通了马路。 人们为了纪念湛若水，便把他晚年居住的地命名为“湛家大街”。 天关书院遗址之处取名“天关里”。 湛若水当过尚书，当地居民又将“天关里”谐称为“天官里”。 今天德政北路的天宮后街，就因此而得名。  法政路新修小公园的湛若水标志（图片来源：公众号荔乡拾贝） ▲广州旧闻注：本板块部分资料选自公众号荔乡拾贝 法 政 学 堂  现在，贯通广州老城区的东风路，在1947年的时候，仍然是一条“断头路”，即整个道路仅仅是有德宣西路和德宣东路。 而德宣东路通到现在的小北仓边路的时候，只能向北拐进来，然后再经过法政路才能继续向东。 为什么现有法政路，后有东风中路呢？ 1922年改版的《最新广州市面马路区域全图》，黄色的是或已经建成的，法政路已经开始修建。红色是计划中修建的。而法政路前面地段的东风路都不在计划中。 法政学堂的创立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法政学堂。 晚清时候，广东设立的课吏馆，位于现在的教育路、广州市教育局附近，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和甄别为一体的官方非编制内机构，一般由两司总理，督抚直接督促。 岑春煊上奏朝廷申请创办法政学堂。 晚清，随着废除科举、举办新式教育的出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广东提学使于式枚联名奏请，将广东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广东法政学堂正式在广东课吏馆内创立。 1905年，科举制度取消，清政府下了最大决心进行宪政改革，法政学堂既担负了培养宪政人才的重任，同时也是政府为传统士绅在失去科举考试仕进之路后提供的另一条出路选择。 根据朝廷规定，由法政学堂毕业后可授予官职或取得功名。清政府急切地要求各地尽快办理法政学堂，岑春煊申请创办法政学堂的奏折上奏仅二十天后就获得了批准。 1906年2月 在提及广东法政学堂的书籍、文章中，大多认为其创设时间是1905年11月，这是混淆了阴历与阳历，实际这个时间应该是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换为阳历应为1906年1月。 根据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正式发行的广东法政学堂自编期刊《法政丛志》第一期《校记》中刊登的“本校沿革大要”，广东法政学堂的创设时间有三个时间点可供参考： 一是岑春煊上奏朝廷申请创办法政学堂的时间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6年1月17日）； 二是获得朝廷批准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906年2月7日）； 三是正式开学的时间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一日（1906年6月22日）。 1906年4月。 1906年11月 法政学堂来到天官里 法政学堂由课吏馆改设，最初由“于学使署之东偏创建校舍四，阅月乃成”。 1907年，学堂另择校址。当时在广州天官里后街，即现在的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市委大院。 该地块在成为广东法政学堂校址之前，是寂寂无闻的小村落，有小屋、菜圃、鱼塘等。 该地块曾计划建筑广州中学堂，经照公用征收手续验契发价，监派囚徒填拆平坦，变为官地14亩余。旋以建筑费过巨，改用旧越华书院为校址，此地被弃置。 法政学堂主要的筹办人是夏同龢。夏同龢左右周旋，与街道商议，选择此地作为法政学堂新址。 而正好广东学署东的法政学堂因地方狭窄和建筑破旧要择地扩建，当时担任监督的夏同龢商于当道，择为校址，并拨出士绅王颐年报效之白银七万元为建筑基金之用，名匠估价，共需建筑费十万零五百元，不足之数由善后局筹拨。 经与工匠等核算，修建学堂需要资金10万余元（1元相当于100元人民币。 法政学堂主要的筹办人是夏同龢 政府无法给付这笔巨额资金，夏同龢找到了香港富商王颐年，王颐年原籍广东番禺，是进出口商贸商，王颐年敬重夏同龢，他的家乡沙湾镇“作善王公祠”祠名的题写者正是夏同龢。 此次新建法政学堂，王颐年慷慨解囊拿出7万元，剩下的3万元由善后局筹拨。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新法政学堂得以顺利开工建设。 新学堂的建设历时两年建成： “宣统二年（1909）落成，校门南向，通道东西便俱园林，至大堂后亦筑长通道以达礼堂旁则东西两院各设办公室18座礼堂之东为花厅，西为教务总办公厅，此则为课室，横连五座楼，共设课室10间，课室之后有后楼，上下设有住室40间，始为教员宿舍，继为学生宿舍，美轮美奂，蔚然大观”。 这段描述，应该是现在市委大院地块比较早的有关建筑事项的详细描述。 1906年前后的广州地图，这里是一片菜地 法政学堂的历史功绩 法政学堂由法政速成科招募的学业优异的教师中相当一部分倾向革命，加入了同盟会。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同盟会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集会，到会人员大多为留学界之中坚份子，对以後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至为重要”。 蒋永敬所列的“筹备同盟会员名单”共有73人，其中广东有15人，15人中后来到法政学堂任教的有金章、古应芬、杜之杕、李文范、朱执信、张树枬等6人。 除了这6人外，其他如陈融、叶夏生、姚礼修、张澍棠26等也都是同盟会员，这批优秀的留学生回国后就成了广东法政学堂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校授课，发展同盟会员，老师邓铿、学生陈炯明、邹鲁、伍汉持等都是同盟会员。 1910年的1910年《最新广东省城明细地图》局部：此时法政学堂已搬到今法政路 继陈融之后出任校长的是原法政学堂教员曹受坤，随后原法政学堂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法律特别科甲班毕业的吴英华继任校长。 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民国11年（1922年），增设学制4年的法律和政治本科，成为正规的大学。陈融、吴英华、区大原、叶夏声、张乃璧、何沣文、金章（曾任广州市市长）、陈达材、黎庆思等人先后出任校长。 民国12年（1923年）8月，改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 1923年，黎庆恩接任校长，他亦是原法政学堂教员，他将学校改组为广东省立法科大学。 1924年，孙中山令将广东省立法科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广东省立农科专门学校和广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等合并为广东大学，派邹鲁为筹备主任。 1926年广东大学又易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邹鲁为首任校长，邹鲁是法政学堂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政治特别科甲班毕业生。 尽管学堂办学仅六年，但从老师到学生，这所学堂的影响力决不仅只六年。民国后广东法政系统的各级官员“绝大部分都是公法毕业的人”， 公法即指民国后广东法政学堂更名后的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即是原法政学堂教习陈融，而校中教员大多也是原先法政学堂的教习及学员。 广东政法学堂从成立至并入广东大学，据共培养了2253名毕业生，包括陈炯明、邹鲁等。时广东老一辈的司法、行政人员、多毕业于此校。 广东法政学堂影响深远。 1924年前后的法政学校。 法政学堂与法 政 路 法政路，东起越秀北路，西接小北路，全长475米，虽然不很长。但是，由于有法政学校以及后来的法政专科学校，使得法政路成为广州市区比较早开辟的非主干道路之一。 法政路是早在1922年已经兴筑，不过由于钱不够，无按计划全部完成，只到了当时的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门口，而且是“略为整理路面，以便行车”，比较简陋。 1924年，就法政路修筑情况再次启动。广州市工务局给学校去信，希望配合： 市厅已饬令工务局，兴筑法政路，限期竣工，特复函法科大学云，径复者，展诵大函，嘱饬工务局，将法政路一叚马路，提前兴工建筑，以利交通一事，自可照办，除经饬工务局，将此叚马路提前赶筑，务于三月内竣工外，相应函复台端，希为查照，是荷，专此并颂文绥。 1924年 不过，由于开路需要收割两边地块，这是学校开始提出意见。提出的理由也很勉强： 理由一是“尊严系之，学校尊严，国体尊重，相需相因，关陈密切，未可忽視” 理由二是“兹者学校则早经成立，马路则尚未动工，自惟有以马路而就学校之理，决无以学校而就马路之势” 市工务局的解释也比较合理： “查此路线，经过贵校之头门，计被割者右便一百零七尺，左便九十九尺，中部七十七尺，均属贵校围墙之一部分，于课堂宿舍，全无关系，故在拆卸期内，仍可陆续授课，乃来函谓祇有以马路而就学校之理， ”因贵校一小部分之围墙，不肯割让，必至路线曲折，既不符工程学理，且路线所经过之新建筑物，乃依照原定路线建筑者，又须拆卸改建，此种办法。于理于势，两无所可 最后，市政府拿出“杀手锏”，即以往案例： “试问广府学宫，自拆建以来，于旧日尊严，有丝毫丧失否，又如敝局拆通人行路一案，当时外人设立之医院学校如韬美眞光等” 广州市工务局与学校关于修建路线的争论。 也就是说，广府学宫可以让路，韬美医院都可以让路，眞光学校都可以让路，唯独里广东大学不能让路？ 1924年4月底，广州市政府正式决定，不更改线路： 市政厅函致广东大学筹备处函云，径启者，现准贵处公函，以法政路线应行酌改，并代修复门前围墙各节，函厅查照令局等由，当查该处路线已定，万难更改，前经详复在案，至修复围墙，应请由贵处自理，本厅未便代劳，相应函复，希为查照，此致广东大学筹备处。 最后市政府不让步。 不过，这么一折腾，耽误了时间，1924年大事一个接着一个发生。法政路修路的事情，也就耽搁下来。 再次提起修路的事情，是1928年。真正落实到位的是1929年。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在1929年7月24日《广州市政日报》的《工务局完成法政路》报导可以获得： “本市法政路、兴筑于民国十一年、随因款绌、旋作旋辍，只将小北路至现在中大附中学校门前一段路基筑妥，略为整理路面，以便行车。上至由附中学校至仓边马路一段路基，尚未建筑。 “现工务局对于路政积极进行，特将此路赓续完成，经于七月四日开投工程,到投商号计有和兴公司、荣兴公司、广兴隆公同等，但取价均超过栏票价额。 “随由该局呈准市政厅，由和兴公司照栏票价额每尺路长工料费二十七元五毫四仙承办，现已订立合约，准日内兴工。查该路线长约一千一百尺，宽度八十尺，两旁人行路十五尺，准建骑楼，建筑期限为一百二十天云。” 1929年关于重启法政路修建。 法政路上的中大附中 1926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法科学院才迁往中山大学校本部。 一年后，1927年，市委大院地块又迎来了一所中学——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搬迁到这里。 从1927年起，学校也搬迁到天官里后街法政学校旧址。 学校操场 1930年代的市委大院建筑图 1930年前后，中大附中即广东实验中学的校址，即现在的广州市委大院（下图）。其前身是法政学堂（上图）。 法政路时期，学校平面图 A通报处 B校警室C东院 普通教室八间 学生招待室 D西院 1普通教室；2阅报室；3.4图书馆；5教员住室；7平民学校办事处 ；6 8 9普通教室 E 礼堂F红梅馆 童军部办事处G 白梅馆 成绩室 H中院 楼下：1童军特别教室；2储藏室；3 办事处；4仪器标本室；5理代实验室； 楼上：1史地音乐特别教室；2普通教室；3导师室；4手工教室；5图画教室； L北院楼下：1至4 教职员住室；5应接室；6校工住室；7至14学；5 生宿舍；楼上：教职员宿舍 J 膳堂k 体育部：1洗浴室；2更衣室3体育部办事处；4校医室； L乒乓波棚；M 女厕 ；N 浴室；P旧厨房；Q 厕所 学校建筑图 这个时候的附中，辖属于国立中山大学，直接受大学正副校长及教育学系主任之指挥监督。 设主事一人，由大学校长聘请大学教授兼任之，商承正副校长及教育学系主任主持全授校务。 在广州市委大院地块的中大附中，就设有网球场。 学校秩序保障 本学期全校工警共二十七人，校警三人系由公安局小北分局派来，司启闭校门，负全校治安之责。 工人管理工人二十四人，设工人班长一人。班长任务为管工及商承办事人员吩咐，通知工人工作，并随时报告各工人之勤惰。 其余各工人因各部之需要情形，于学期开始时妥为分配，指定服务场所，负整理洒扫该处责任，并听候差遣。 如遇纪念会则不分服务地点，共同合作，专办理开会事情，公共假日工人输流值班替换休息。至于临时发生事项则斟酌指泒工人服务。 工警管理工警之管理训练由杂务股主理，每日由事务员巡视及工人班长报告，记录工警之勤惰，以为赏罚之根据。 工警有失职时，施以个别指导，工人请假须於事前将事由陈明事务员，填写请假单，经事务员许可后方合手续。 假满后仍须持准假单销假。工人请假须依，准假所限时间以前返校，如请假逾期不返，又不績假，当施以相当惩罚。 1929年《广州市街图》上的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沦陷时期：汪精卫公馆 抗战广州沦陷期间，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曾在此修筑住宅，俗称“汪公馆”，门牌号码为“法政路33号”。时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陈璧君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又兼任“广东政治指导员”。 她把广州作为她的根据地来经营，经常乘飞机往返于南京广州两地，有所谓“两月驻京(南京)、两月驻穗”之说。她让其弟陈耀祖来做伪广东省建设厅长、省政府代主席（省府主席陈公博不到任）、主席兼伪绥靖公署主任、并曾兼广州市长，汪精卫之侄汪屺出任省警务处处长，后出任广州市伪市长，在陈耀祖被刺后又曾任伪省政府代主席（一直到新省长陈春圃到任）。 其余所有伪官员也多数是由她一手派来的，包括伪财政厅长汪宗准（汪精卫侄子）、伪教育厅长林汝珩（她的所谓契仔、也曾是汪精卫秘书。 这个汪公馆就是在这时候修建，同时修建的还有位于东山农林上路二横路东端（今15号）的陈璧君寓所。 1925年地图上的法政学堂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丧事完毕，陈璧君即带领一群亲信，回到了广州，交替住于法政路与东山之间。 其时，日军南进失败，盟军大举反攻，加之汪已死，伪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春圃见大势已去，逃跑到别处，陈璧君推荐其堂妹夫褚民谊继任。 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陈璧君为防不测，在汪公馆及附近实施紧急戒严。第一层由伪二十师陈胜特务团第一连负责，第二层由陈文铁的伪教导总队负责，最内一层由其贴身警卫负责，并配备轻机枪六挺，驳壳枪十数支，用来拒捕顽抗。并在卧室放置烈性毒药一瓶，作为随时自杀之用。 而据说在日本宣布投降时，陈璧君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议研究出三条“出路”由陈选择： 第一条同伪教导总队，向东纵曾生部投降； 第二条按陈公博来电乘日机秘密前往东京，或按日方人员建议由日方派出人员护送她和褚民谊到澳门暂避； 第三条向蒋介石自首。 法政学堂管理规则。 陈璧君认为第一条有失“尊严”，第二条她自知已受军统的严密控制，不可能外逃，故电复陈公博“不必往日，自有办法”，第三条有人主张，有人反对。最后陈璧君还是感到束手无策，呆在寓所得过且过又说在抗战胜利国军进入广州后，陈璧君住法政路汪公馆，当时巳被控制，一直到被蒋介石设计诱捕其到重庆受审。据说当时她有死心塌地的警卫游氏兄弟游杰、游成、游豪，终日在馆内保护，以防不测。陈得其助力，心略安定,对游氏也是多多赐与，以收买其不变之心。当陈被计捕时，游氏兄弟犹张牙诸爪,手持快掣轻机、仍似有不甘示弱之意 关于汪公馆在市委大院的位置，众说纷纭。 《广州旧闻》的一位长期在市委大院工作的朋友大致讲述了她印象中的“汪公馆”。 一进市委大院，左手穿过一片绿地就是4号楼。4号楼的前面是一片比较大的绿植和绿地。汪公馆的原址位置大致位于现在4号楼的右前方，与现在的2号楼南北对应。 按照描述，汪公馆是二层木楼。通过楼梯走上二楼去，脚底咚咚的脚步声是比较大的。 这座“汪公馆”建筑一直到90年代以后市委大院改造被拆掉。 1930年代广州经界图上的中大附中。篮圈处就是现在的小公园。其格局基本构成了现在市委大院前半部分的基本格局。 光复后，广州行营宫舍 抗战胜利后原“汪公馆”成为广州行营宫舍，有关其记录并不多，但也是可以从中窥得端倪。 其中有《七十二行商报》1946年4 月2日第4版《澳门总督戴思乐昨日抵省拜访当局预算今日下午三时返澳》，报导了戴思乐到广州后“乘行营专车赴法政路行营官舍休憩；下午四时，赴行营拜会张主任发奎；四时三十分，赴省府拜会罗主席卓英；五时赴市府拜会陈市长策；六时三十分张主任发奎、罗主席卓英、陈市长策、联袂赴行营官舍囘拜澳督；七时张主任发奎在行营宫舍设筵招待澳督……” 又有《七十二行商报》1946年5 月3日 第1版《张主任招待记者》报导：“（本市讯）广州行营张主任，定明（四）日下午三时、在法政路行营宫舍招待本市各报社通讯社及外报驻市记者，并举行鸡尾酒会，请柬今可发出。”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行营宫舍至少是是接待客人用的场所。 1949年，解放前夕的地图。德政路穿过大院。 新中国初：中南军区疗养院 解放初，现法政路30号大院一带成为中南军区疗养院，拆分广州和武汉两个军区后，成为广州军区疗养院。林彪夫妇曾居住这里。 林彪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叶群则是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据说仅挂名，并无来上班。 而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委”）办公地是在永汉北路。 具体位置是广东省财政厅旁边的广州大厦。这里在民国时期这地方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 1955年的广州地图。 广州市委迁入 “文革”初期市委被停止了工作，成立市军管会。 市军管会以人民北路的原市委招待所（今羊城酒店）与广州军区置换法政路此处做办公。 而之后的原北京路市委办公地方改做招待所，后演变为榕园大厦，今天为广州大厦。 市军管会撤销、恢复市委后，办公地点在法政路30号大院一直没变，只是大院已经过多次改造和扩建。 从历史地图的变迁，可以看出，现在的市委礼堂门口一线向西，就是原来的湛家大街。无论是法政学堂也好，中大附中也好，一直是以这里为北界限的。 市委迁入法政路30号以后，北部界限的范围逐步突破原来的湛家大街，一路向北，范围扩展至越秀路的原来的旧城墙边。 现在的市委大院的北门，就是越秀路，也即原来广州市城墙的东北角，沿着越秀路再走下去，就是原来的广州城小北门，也即现在的小北花圈。 1959年的地图 1982年 广州工艺局以及其他 法政路除以上湛家园和今30号大了大院外，其他还有一些人文情况也值得介绍，主要是30号大院附近，据资料特别是旧地图，曾有过广州工艺厂、广州工艺学堂、广州工艺局、火药局、永济药库、硝磺局、永胜药库、硝磺厂、军械局、陆军通讯学习所、第一制弹厂等。其中： 广州工艺厂、广州工艺学堂、广州工艺局：在小北马庄巷，东面是永济药库。 据宣统《番禺县续志》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州知府龚心鸿湛筹建，招募艺徒，延师孝悌，制造藤器、凡床、几、桌、椅、筐、箧之属皆备，并仿造 景泰青器皿，颇有可观，销流亦广。异经费停缀。”不过，从地图看，工厂应该没有停办。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国地图上显示这里又成了广州工艺学堂和广州工艺局。 火药局、永济药库、军械局：在湛家园的后面、飞来寺东面。乾隆四年（1739年）建。今有局前街，因位于火药局前得名。该火药局叫“省火药局”或“广协火药局”。后改名“永济药库”、军械局、永胜药库。 1907年 第一制弹厂：1929年地图上开始出现，30年代地图上仍有，一直到后来1937年地图上不再有，可见它是与陈济棠治粤有关，应该是从原永胜药库扩建的。因为地图上可以看出，该厂范围不仅包括了原永胜药库，还有原广州工艺学堂。而此前一直存在的硝磺厂也消失了，有可能是并入了第一制弹厂。 又今天所见到的情况，法政路除有市委办公地外，还是写字楼的集中地，不到500米，有粤财大厦、东照大厦、达信大厦、建银大厦等，咫尺之近的还有越秀城市广场、东建大厦等。 1923年 1990年 参考书目 旧志书： 1.《粤小记》 2.《番禺县志》 3.《番禺县续志》 4.《广州城坊志》 晚清资料： 5.《学部官报》1910 年 民国刊物： 6.《国立中山大学现状》，1934年中山大学编。 7.《教育杂志》1911 年 8.《中大附中概览》1930年 9.《附中季刊》1931年 10.《非非画报》1930 年 11.《文明之路》1935 年 12.《中大附中周刊》1933 年 13.《广东省政府特刊》1927年 14.《广州青年》1935 年 15.《见闻(广州)》1938 年 16.《广州市市政公报》1936年 民国时期报纸： 17.《广州民国日报》 18.《现象报》 19.《黎川民国日报》 20.《中山日报》 21.《越华报》 22.《申报》 23.《新中华》 24.《时报》 25.《现象报》 26.《广州市政日报（广州日日新闻）》 新中国时期： 27.倪俊明，《广州城市道路近代化的起步》，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图说城市文脉》，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出版； 28.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主编冯民牧），香港大道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出版； 29.《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30.《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31.赵青、钟庆，《夏同龢创办广东官立法政学堂史实考辨》，教育文化论坛 2015年1期； 有历史才有现在， 知过去才知兴衰； 《广州旧闻》， 讲述广州2300年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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