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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0 08:29:44来源：活字文化
李零《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 【文/ 李零】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帛书。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不过，话说回来，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文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年），[2]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文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王国维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年），[3]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月名图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年）；[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年）。[5]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此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受限，许多现在觉得非常简单的字，当时大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子弹库帛书”第三卷《攻守占》文字 我记得，上海博物馆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其次，字义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李零教授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窗户纸，一捅就破。文字破译，用不着饶费口舌。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也没用。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道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极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前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倪明昆（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比较完整的帛书。目前，这样的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5~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30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6] 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器的学者未必懂，懂的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也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书的发表却在五年后。[7] 当时，我把楚帛书分成三个“版本”：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中国大陆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据蔡修涣本，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比如当时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文革”前，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会本是1966年才发表。整个“文革”期间，大陆的研究完全是空白。与此形成对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会本。巴纳（Noel Barnard）的《楚帛书译注》（1973年）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究。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大都会本为依据的著作。 张政烺先生鼓励我写这本书，并推荐此书到中华书局发表，就是希望引进最新材料，汇集最新研究，为学界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这是我第一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5~1988年，学界有一批新作发表。如李学勤的四篇论文，饶宗颐、曾宪通的《楚帛书》，以及高明、何琳仪、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写过一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就是读这些新作的笔记。这篇文章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届年会（长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论文，十二年后才被印出来。印出来，已经变成古董。 这是我第二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当时，没事干，我开始写《中国方术考》。书中涉及子弹库帛书。我对帛书释文又有所修正。 子弹库帛书是数术性质的古书。读者不难发现，我后来出版的《中国方术考》，其中讲数术的部分，无论式盘，还是日书，都来源于我对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反过来，它们也深化了我对子弹库帛书的认识。 1990年，我在西雅图，有一天，张光直教授打来电话，说他读过我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4月27~28日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举行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我说，我当然愿意。
赛克勒美术馆提供的黑白图版 这个会是为辛格（Paul Singer）医生85岁生日而召开，会上展出了子弹库帛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件稀世珍宝。它在纽约曾经发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迹反而变得很清楚，与过去的照片不一样。饶宗颐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书，他说，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让帛书再次发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开二度”。后来回到北京，我给《文物天地》写了篇《楚帛书目验记》，就是讲目验帛书的感受。 那次会议有四场报告，主讲人是李学勤、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兰（Alain Thote）和马麟（Colin Mackenzie）。我是参加讨论的人。 当时有个叫格利芬（Jane Tilley Griffin）的女士提问，希望李学勤先生能给大家讲讲帛书十二神。李先生说，正好，有两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在场，一位是饶宗颐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问题交给他们来回答。 当时，饶先生讲了几句话，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根本没说话。会议论文集有我一篇发言，其实是后来写的。这篇文章的中文题目是《楚帛书与“式图”》。 帛书的思想意义，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窥一二。 这是我第三次读楚帛书。1992年6月12日，我44岁那天，柯强匿名捐献的楚帛书残片入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当时，负责此事的齐思（W. T. Chase）先生跟该馆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商量如何保护这批残片，苏博士建议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他们的揭剥工作。因此第二年，我去了美国。1993年1~5月，我住马里兰，每天乘地铁去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上班。我除自己作研究，经常去弗利尔美术馆的实验室陪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揭帛书。我第一次有机会经常看帛书，既包括众所周知的那件帛书（他们叫“第一帛书”），也包括从未发表的帛书残片（他们叫“第二帛书”），这使我对子弹库帛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另外，我还阅读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保存的有关档案，访问了住在新泽西的辛格医生和住在西雅图的吴柱存教授，对楚帛书在美国的流传也做了详细调查。 这是我第四次读子弹库帛书。 1993~1996年，我一直和巴拉德女士保持通信。但1997年，揭剥工作突然停了下来。 2000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和罗泰教授谈起这件事。结果，由他提议，与会的27名国际学者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馆长毕齐（Milo C. Beach）博士，呼吁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重启揭剥工程。 我们又有了希望。 2001年9月1~7日，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主任贾宝（Paul Jett）博士邀请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专家白荣金先生前往华盛顿，与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研究进一步揭剥。这事正好在“911事件”发生之前。 这是我第五次读子弹库帛书。 2007年，帛书残片的揭剥工作终于结束。所有揭开的残片都用有机玻璃板封存。揭不开的残片，则按原状保存。10月21~26日，我和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华盛顿，仔细读过这批残片，做过记录。 这是我第六次读子弹库帛书。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的结果。我用的帛书底本是赛克勒基金会和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提供的最新数码照片。它既包括那件相对完整的楚帛书（本书题为《四时令》），也包括同出的其他残片（本书题为《五行令》和《攻守占》）。前者即1964年柯强售出，1966年被赛克勒医生购入，后来借存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后者即1992年6月12日，柯强匿名捐献，入藏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两者都是由柯强带到美国，现在都在华盛顿。 子弹库帛书，留在国内，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属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块残片和一幅照片。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时，书中还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中记录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启子弹库楚墓发表的所有文物，还有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存放帛书的书笈。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可以尽可能汇集所有最重要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本书写作，曾得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很多中外学者也提供了无私帮助。我要特别感谢：
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面世。 楚帛书的研究，对我来说，是一部学术史，而且是我亲身参与的学术史。一是楚帛书的发现史，二是楚帛书的流传史，三是楚帛书的研究史。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长沙故事、上海故事和美国故事。我将用另一部书讲这些故事。 楚帛书是一批老材料，不像新材料，炙手可热。但老材料有老材料的味道，更能体现学者的创业维艰和百折不回。 回顾以往，有几个名字，将为人们铭记： 蔡季襄，第一个收藏、揭裱、测绘、报道、研究楚帛书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开端。
蔡季襄（1898—1979） 巴纳（Noel Barnard），第一次为帛书做科学检验（包括照相、测绘等）、文字复原（包括行款复原）和图像复原的人。他的研究为197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巴纳（Noel Barnard，1922—2016） 梅原末治，第一个发现帛书表面还有反印文的人。林巳奈夫给它做了摹本。
梅原末治（1893—1983） 李学勤，第一个指出帛书十二月即《尔雅》十二月的人。他对帛书考释和思想探讨无疑有重大贡献。
李学勤（1933—2019） 陈梦家，拿古代时令书与帛书作系统比较，也很关键。他对《管子》之《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试做复原，对后人启示良多，也有重大贡献。
陈梦家（1911—1966） 商承祚，第一个指出“德匿”即“侧慝”的人。侧慝与日月赢缩和妖祥灾异有关，这对帛书甲篇（十二行者）的理解非常关键。
商承祚（1902—1991） 严一萍和金祥恒，最早考证帛书有伏羲、女娲的人。他们对帛书神话人物的考证也是重大突破。饶宗颐和曾宪通，也是对帛书考释和内容理解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饶宗颐（1917—2018） 这是一场时越六十余年，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大讨论。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海外的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有学者参加讨论。 这六十年来，有多少人参加讨论，大家可以看一下本书附录的《参考书目》。我很感谢中外学者对帛书研究的贡献，无论发明，还是失误，都是我的参考。前者予人启发，后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处。 这里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小人物有千虑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谁说大人物就不犯错误？照样会犯。大人物也会犯低级而幼稚的错误。错误就是错误，没什么高低贵贱。大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错误面前也一样。人类的认识史就是这样。这才是学术史的真相。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会犯错误。我是人，非常普通的人。我对帛书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很多步都未必到位，总是留下遗憾。反复修改，不断完善，求的只是逼近真相。我是“老改犯”。我的文章都是反复修改，只要打开电脑，就会改。 电脑的好处是可以覆盖，不像画画，不能反复涂改。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尽量覆盖以前的错误，为后人提供一点方便，让他们不再犯我犯过的错误。 探讨是一种过程，只有咽气蹬腿才是终点。 世上本无完人。完人，只是完蛋的人。 2011年2月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注释： [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正~69页背。 [2] 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观堂集林》卷六，第18页背~21页背。 [3] 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观堂集林》卷七，第1页正~2页正。 [4]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99~118页。 [5] 《文物》1959年第7期，第50~54页；1959年第8期，第60~63页；1959年第9期，第58~61页；1960年第7期，第67~68页。 [6] 以下所引的研究著作，可参看本书第拾部分：参考书目。 [7] 当年，我读楚帛书是在考古所。我的稿子写成后，王世民先生曾让我帮他整理陈梦家先生的遗稿《战国楚帛书考》。我发现，陈先生先已经对《管子·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有所讨论。特别是他在一块纸片上画过一幅草图，跟我的想法很接近。此稿是1984年才发表，我的书是1985年才出版。出版时，我特意在“论著简目”节补充了这一条。但可惜的是，此稿在《考古学报》发表时，并没收入这个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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