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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父子皆为文学家的不少，如：三苏（苏辙、苏轼、苏洵）、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等。 本文为您推荐现当代中祖孙三代知名作家（叶圣陶、叶至善、叶兆言）关于父爱的三篇散文：做了父亲（叶圣陶）、父亲的希望（叶至善）、父亲的话题（叶兆言），文学世家的笔下对于文学有另外一番解读，也表达了他们对家庭教育的见解和期望。这，就是一种传承！ 叶圣陶：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代表作：《倪焕之》、《稻草人》。 叶至善：叶圣陶儿子，作家。代表作有：《诗人的心》。 叶兆言：叶至善儿子，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花影》、《南京传》。 01 — 做了父亲（叶圣陶） 假若至今还没儿女，是不是要与有些人一样，感叹人生的缺憾，心头总是有这么一桩失望牵索着的？ 我与妻都说不至于吧。一些人没儿女感到缺感，因为他们认为儿女是他们份所应得，应得而不得，失望是当然；也许有人说没儿女便是没有给社会尽力，对于种族的绵延不曾负责任，那是颇堂皇冠冕的话，是随后找来给自己解释的理由，查问到根底，还是个得不到所应得的份不满足之感而已。我们以为人生的权利固有多端，而儿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内，所以说不至于。 但是儿女早已出生了，这个设想无从证实。在有了儿女的今日，设想没有儿女，自觉可以不感缺憾；倘今日真个还没儿女，也许会感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惆怅吧，这是说不定的。 “教育是专家的事业”，这句话近来几成口号，但这意义仿佛向来被承认的。然而一为父母就得兼充专家也是事实。非专家的专家担起教育的责任来，大概走两条路：一是尽许多不需要的心，结果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一是结与一个“无所有”，本应在儿女的生活中给充实些什么的，却并没有把该给充实的付与儿女。 自家反省，非意识地走的是后面一条，虽然也像一般父亲一样，被一家人用作镇压孩子的偶像，在没法对付时，便“爹爹，你看某某！”这样喊出来；有时被引动了感情，骂一顿甚至打一顿的事情也有；但收场往往像两个孩子争闹似的，说着“你不那样，我也不这样了”的话，其意若曰彼此再别说这些，重复和好了吧。这中间积极的教训之类是没有的。 不自命为“名父”的，大多走与我同样的路。 自家就没有甚么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练之中，怎么能给后一代人预先把立身处世的道理规定好了教给他们呢？ 学校，我想也不是与儿女有甚么了不起的关系的。学一些符号，懂得一些常识，交几多朋友，度几多岁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经担过忧虑，因为自家是小学教员出身，知道小学的情形比较清楚，以为像模像样的小学太少了，儿女达到入学年龄时将无处可送。现在儿女三个都进了学校，学校也不见得特别好，但我毫不存勉强迁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这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须保藏在装着暖汽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贵胄华族以外，谁也不肯给儿女作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的，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可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无谓。 何况世间为生活所限制，连小学都不得进的也很多，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学校好坏于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关系呢？——这样想时，以前的忧虑尤见得我的浅陋了。 我这方面既然给与一个“无所有”，学校方面又没什么了不起的关系，这就拦到了角隅里，儿女的生长只有在环境的限制之内，用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这里所谓环境，包括他们所有遭值的事和人物，一饮一啄，一猫一狗，父母教师，街市田野，都在里头。 做父亲的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若去请教专门的教育者，当然，他将说出许多微妙的理论，但要义恐怕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样诱导呢？我就茫然了。虽然知道应该往那一方向走，但没有往前走去的实力，只得站住在这里，搓着空空的一双手，与不曾知道方向的并无两样。我很明白，对儿女最抱歉的就在这一点。将来送不送他们进大学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适宜的诱导是在他们生命的机械里加燃料，而送进大学仅是给他们文凭、地位，以便剥削他人而已（有人说振兴大学教育可以救国，不知如何，我总不甚相信，却往往想到这样不体面的结论上去）。 他们应付环境不得其当甚至应付不了时，定将怅然自失，心里想，如果父亲早给点儿帮助，或者不至于这样无所措吧；这种归咎，我不想躲避，也没法躲避。 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 所谓人间所谓社会虽然很广漠，总直觉地希望它有进步。而人是构成人间社会的。如果后代无异前代，那就是站在老地方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凭这么想，我希望儿女必须胜似我。 爬上西湖葛岭那样的山便会气喘，提十斤左右重的东西行一两里路便会臂酸好几天，我这种身体是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强壮的身体。 人家问一句话一时会答不上来，事务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我这种心灵是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明澈的心灵。 讲到职业，现在做的是笔墨的事情，要说那干系之大，当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没有！自家却使用了人家所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岂不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供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我希望他们与我不一样：至少要能够站在人前宣告道，“凭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其时手里拿的是布匹米麦之类；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个成为玄学家，也希望他同时铸成一些齿轮或螺丝钉。 02 — 父亲的希望（叶至善） 为了把父亲的散文编成集子，又读了一遍他的《做了父亲》。这篇文章是1930年写的，发表在他编的《妇女杂志》上。《妇女杂志》的读者不限于妇女，我父亲写这篇文章，是跟有儿女的读者谈谈他做了父亲的心情。我算了算，父亲那一年三十六岁，三个儿女，我十二岁，妹妹八岁，弟弟四岁。 文章分五节。开头一节，我父亲说：他自信不至于跟有些人那样，把没有儿女看作人生的缺憾，可是真个没有的话，“也许会感到非常寂寞，非常惆怅吧。”——不是一般的寂寞和惆怅，而是“非常”的，可见父亲是“非常”爱我们儿女的。这句话没有明说。 爱儿女自然要想到儿女的将来，想到目前对儿女的教育问题。中间三节，我父亲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节说，做了父母，即使不是教育专家，也得担负起教育儿女的责任来。可是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怎么能把立身处世的道理预先规定好了，教给子女们呢？ 第三节说到学校，说像个模佯的学校实在太少，也不必非把儿女送进合乎理想的学校去不可。连小学也进不了的还多得很呢，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 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儿女的，学校教育又未必有多大的作用，怎么办才好呢？在第四节我父亲说，只有让儿女凭自己的心思和能力去应付一切了。做父母的如果真个想给儿女点儿帮助，只有诱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锻炼应付一切的心思和能力。可是怎样诱导呢？又觉得茫然。 父亲说的都是真心话，是就三十年代初的情况说的，搬到现在来未必合适。在我的记忆中，从父亲那里，我没有听到过应该怎样立身处世的说教。他跟他的几位朋友一个样，不太满意当时的学校教育，这正是他们办起《中学生杂志》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待《中学生杂志》的读者，他们跟对待自己的儿女—个样，总是鼓励和诱导读者自学——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锻炼自己的心思和能力。这样的鼓励和诱导，从父亲那里，我得到的可不少。在我父亲，也许都是试探性的，他不是说了吗：“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父亲的鼓励和诱导，在我身上是起了作用的，使我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产生了广泛的兴趣。至于见解的肤浅和幼稚，那是怪不得父亲的，我喜欢新鲜而又浅尝辄止，从不肯下功夫深入。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节，父亲才说到对我们儿女的希望。“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这两句话本来可以并作一句，父亲不但分成了两句，还特地作两段写。我读着，好像听到了他当时斩钉截铁的口气。 为什么希望儿女胜似自己？我父亲说他希望社会进步，而社会是一个一个的人构成的。“如果后代无异于前代，那就是站在老地方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话是对有儿女的读者说的，他希望所有做父母的跟他一个样，为了社会的进步，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胜过自己。 对于儿女，我父亲希望在哪些方面胜过他自己呢？第一是身体。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完全不行，爬上杭州葛岭那样的山就会喘气，提十斤重的东西走一两里路，胳膊就得痠几天。因而希望我们儿女有强壮的身体。第二是心灵。他认为自己的心灵完全不行，人家问一句话，会一时答不上来；事务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因而希望我们儿女有明澈的心灵。第三是职业，留到后边说。 我不喜欢体育，跟父亲一个样；长得比父亲高大，是否比父亲强壮，可难说了。就说登山吧，父亲六十一岁上的黄山，是人家用轿子抬上去的；我六十三岁上的黄山，凭自己的两条腿爬上去的。从这个孤证看，我的身体比父亲强壮。 可是就作为发动机的心脏说，父亲七十三岁害了心机梗塞，后来没发过；我却六十一岁就得了冠心病，心绞痛发过好几回：到底谁胜于谁，恐怕医生也无法下断语。加上近几年不断加码的超负荷运转，我恐怕到不了父亲的高龄。至于心灵，既不能用天平称，也不能用尺子量，就更难说了；只觉得某些问题，我和父亲一样糊涂，甚至比父亲更糊涂。这样看来，身体和心灵，在我身上都打了折扣，只不知道这个折扣打得多大了。 说到职业，我就更糟了，父亲不希望儿女承继他的职业。他说：“说到职业，现在干的是笔墨的事，要说那干系之大，当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自家使用了人家生产的切实有用的东西，岂非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能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他希望我们子女不要像他那样专干笔墨的事，希望我们子女至少能够站在人前宣告：“凭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 自己靠别人生产的东西生活，却生产不出一件东西来供别人使用，使我父亲感到非常羞愧。就此成了“剥削阶级”是不会的，我体会父亲所以这样说，正出于他“菲薄自己，达于极点”。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感情，在我父亲的好些篇小说、童话和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诚然，我父亲是注重作文的，他写过不少指导青年少年作文的文章，只因为作文跟说话一个样，是做人的必需，在生活中工作中都用得着。他从未鼓励读者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也从未鼓励我们儿女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他希望我们儿女跟工人农人一样从事物质生产，能生产出供人家切实有用的东西来；还跟我说过，如果真的有了感受，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可以，写成了发表也可以，作为日记留着自己看也可以；可不要因为发表了几篇东西，就把写东西作为自己的职业。 受了父亲的鼓励和诱导，我非常羡慕工人农人的劳动。所以念完中学之后，我学的是农产制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农产品加工。学农产制造是我自己的选择，父亲当然非常支持，还特地到学校去看同学们怎样实验怎样实习。他梦想真有那么一天，能看到我站在人前作他所盼望的庄严宣告。我当时是认真学的，毕业之后还认真干过。如果是现在，我会一直干下去的，也许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拿出一两件新鲜的东西来供人家使用。可那是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农产品成了囤积居奇的筹码，哪儿谈得上正经的加工。我碰了几次壁，结果走上了父亲走过的路，先是当教员，后来当编辑，编编写写四十多年，跟父亲一样，尽干的笔墨的事，从未生产出一件可供别人切实有用的东西来。 尽干笔墨的事并非我的本愿，已经干了四十多年，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何况编辑这一行总得有人干，认真干起来也挺有滋味。只是每次重读父亲在三十年代初写的这篇《做了父亲》，我总不免感到羞愧，这种羞愧决非“无名英雄”、“灵魂工程师”这一类“高帽子”能掩饰得了的。真正的无名英雄是从事物质坐产的工人和农民。至于“灵魂工程师”，自己也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哪里拿得出一张像个样儿的灵魂图纸来呢？ 03 — 父亲的话题（叶兆言） 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父亲，隐隐地觉得还有话想说，于是将写过的旧文章翻出来看，话好像都说了，又觉得还没说透，下面就是当时写的那篇《父亲的希望》： 常有人问我，你写作受了家庭什么样的影响。刚开始，我对这样的问题，一概以毫无影响作答。我想这也是实情，自小父亲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长大了别写东西。三百六十行，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当作家。父亲是个作家，他这么说，很可能让人产生误会，是干一行厌一行。 事实却是父亲最热爱写作。他一生中，除了写作，可以形容和描述的事情并不多。记忆中，父亲写作时的背影像一幅画，永远也不能抹去。我所能记住的，是他的耐性，是他写作时的不知疲倦。作为儿子，我不在乎父亲写作方面达到了什么水准，出了多少书，不会去想他得过什么文学奖，有过什么文学方面的头衔，进过什么名人录，还有谁谁谁曾对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好评价，这些评价是包装父亲的绝好材料，因为这谁谁谁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父亲生前把功名看得非常淡，我若写文章为父亲脸上贴金，很显然吃力不讨好。 恢复高考以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大学，因为录取的是文科，父亲甚至都懒得向我祝贺。事过境迁，重新回忆二十多年前的情景，我仍然忘不了父亲当时的恐惧。父亲说，为什么非要选择文科呢？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相信父亲所以不愿意子承父业，要让儿子远避文学事业，是由于他个人的不幸，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由于“文革”的挨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我终于明白，除了这些恐惧，父亲顽固地相信，一个人若选择了文科，选择了文学，特别是选择了写作，很可能或者说更容易一事无成。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老话可以做多种解释。父亲热爱写作，一生都在伏案书写。父亲不自信，尤其是在写作方面，受他的影响，我也很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或许只是清醒，建立在写作是种高风险行业的基础之上，高风险不仅意味着政治上容易出错，经济上可能受窘，更大的可能是会成为一名空头的文学家。空头文学家不仅浪费自己的生命，还会浪费别人的宝贵时光。当我读到一些很坏很无聊的文章时，就想起父亲如果还在，一定会非常愤怒地加以指责。父亲生前，我们常为阅读到的文字没完没了地议论，父亲总是一针见血，非常明确地表明什么好，什么不好。他觉得一个人要么别写，要写就一定要写好，写出来就应该像个东西。 我写这篇小文章，想谈谈父亲对我的希望，行文至此，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对我的不希望，远比希望更重要，更有用处。天下的父亲对子女都会有许多良好的希望，然而希望难免虚无缥缈，难免好高骛远，难免太浪漫。不希望却是非常具体，非常简单和直截了当。坦白地说，希望通常要落空，影响我做人的标准，并不是父亲的良好希望，而是父亲深深的担忧，父亲不希望我成为空头文学家，不希望我为当作家而硬着头皮当作家。我所要努力的方向，只是不要让父亲的不希望变成事实。 一字不差地将写过的文章抄下来，当然不仅仅是偷懒。去医院参加例行体检，遇到很多单位的熟人，这些熟人曾经也是父亲的朋友。他们看到我，纷纷向我祝贺，理由是前天的本地晚报，头版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我女儿的一篇作文，入选了《中学语文读本》。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是标题比较隆重，又配了照片，熟人见了忍不住要议论。我忽然想起自己文章刚发表时的情景，一方面，父亲好像很不当回事，一方面，又暗暗得意，他当时的心情正好与我现在完全一样。 女儿今年才十八岁，已经出了两本书。她说起自己的心情，说没什么特别激动的，她说我爸爸出的书更多，不就是写了一些东西。这次有作文入选教材，她甚至都犹豫是否要告诉我，怕我又要对她说大道理。这种姿态和我当时刚发表作品时一样，不是因为成熟，不是故作谦虚。我不止一次告诉那些对文学世家这话题有兴趣的人，说作家后代的文学梦想和其他人可能略有些不同。或许耳闻目睹的缘故，作家后代享受文学成功的乐趣，要比别人小得多，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父辈的阴影下，说一点不沾沾自喜不是事实，说一下子就忘乎所以更不是事实。父辈像一座山似的挡在面前，作为小辈或许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真没有太多的理由骄傲。 父亲过世转眼已十年了。我现在住五楼，闲时喜欢看楼下的樟树，那是刚搬进来时种的，也不过三年工夫，郁郁葱葱很像回事。古人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从树想到人，不由黯然泪下。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数字，过去的十年，正是我写作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所谓个人最出成绩的日子。父亲喜欢书，书架上有一层专门用来放自家人的书。父亲过世时，我正式出版的书只有两三本，当时出书很困难，但是父亲已很得意，现在一层都放不下了，如果他还健在，真不知会如何高兴。 言传身教看来真是很厉害。我发现自己现在与当年的父亲相比，在唠叨方面，有过之无不及。我无数次地提醒女儿，说我们并不想沾光，可是不知不觉就可能沾了光，因此保持一份清醒非常必要。父亲生前是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我发表小说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这家伙近水楼台，开后门太方便。“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说是这么说，真正操作起来，其实有很多难度。我如今要说父亲对我在文学方面的要求，要比对别人更严，相信的人有，怀疑的人也会有，因为人们通常更愿意从“人之常情”去思考问题。父子关系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没必要做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想说的只是，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真把事情做好。事实胜于雄辩，我曾经很努力想用实战成绩来证明自己，而这种证明才是对父亲教育的一种最好报答。 我想起自己最初发表的两篇小说，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两篇小说写于同一天，上午完成一篇，写完了给父亲看，父亲说还有点意思，就是卷面太肮脏，即使巴尔扎克也不过如此，我为你重誊一遍吧。结果父亲帮我一笔一画地抄，我却在下午风风火火又写了一篇小说，当时真没想到写小说这么容易，小说在同一个月里分别由两家刊物发表了。记得父亲改了几个字，父子还为是不是病句争了一场。我自然是错，然而不服气，狂得莫名其妙。我似乎有过一段才华横溢的日子，可惜在接下来的五年之内，连一篇小说也发表不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根本不看儿子的小说，他知道我还在写，写什么也懒得问。一个人真要想当作家，别人帮不了忙。我的小说终于有机会发表，终于有一点影响，父亲那一阵特别忙，别人对他说你儿子的小说写得不错，他便对我说，喂，把那什么小说给我看看。看了也就看了，喜欢或不喜欢，满意或不满意，反正是儿子的东西，儿子大了，有些事已经管不了。 回想父亲对我写作的帮助，热情鼓励少，泼冷水打击多。可怜天下父母心，热情鼓励是希望子女有出息，泼冷水打击是怕子女走错路，他更多的还是不闻不问。父亲生前常说，学医可以传代，学画也可以传代，唯有这写作传不了代。他告诉我，作家不走自己的路，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他还告诉我，作家的后代不成为作家是正常的，成为作家反而不正常。我想我能有今天，不要说自己想不到，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也不会想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发自真心的高兴。文学是父亲喜欢的事业，薪火相传，虽然属于意外，毕竟不是一件坏事。 自从父亲过世，每年清明、七月十五日、除夕夜，我都要烧些纸钱。父亲生前，对所有的迷信活动都不相信，我受他的影响，也未必深信不疑，但是，还是要忍不住这么做。很多事是不能忘记的，如果没有父亲，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还是那句话，我能成为作家，既是无心插柳，又是事出有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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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東泰山人 > 《学习学\读书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