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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4日晚，牛庄陷入一片火海。曾与太平军浴血奋战、随左宗棠收复新疆，还担任过甘肃新疆布政使等重要职务的湘军名将魏光焘，此时已身陷重围，浑身浴血。四周日军的冲锋声和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他麾下的“老湘军”武威营已伤亡殆尽，弹尽粮绝。无奈之下，魏光焘与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一同率残部突围，途中又遭日军混成第6旅团截击。经过激烈战斗，日军追兵被击退，魏光焘等人终于率少量残部脱险。与此同时，牛庄城内的湘军仍在顽强抵抗日军的最后总攻，甚至一度反攻至日军第五师团指挥部附近，迫使日军紧急回援。直至3月5日，湘军伤亡殆尽，牛庄最终被日军攻占。《日清战争实记》中对这场战斗的记录是： “能与日军久战者，唯有武威军，奋死决战，坚守达一昼夜，实为清军中罕见之事。” 在甲午战争中，湘军虽竭尽全力，但最终仍未能改变战争的失败结局。 那么，湘军出征前后经历了哪些博弈？曾经威震天下的湘军为何无法改变战争结果？他们在战争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湘军集团逐渐崛起，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势力。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均与湘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时间，形成了以湘军势力为主体的督抚专政格局，用人、行政、外交等军政大事多被湘军出身的官僚所主导。 对此，晚清最高统治集团并非毫无察觉。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清廷推行“以淮代湘”政策，使得湘、淮两系势力形成对峙局面。   起初，湘、淮两系力量相当，但随着湘军核心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郭嵩焘、鲍超等相继去世，湘军旧部出任督抚等要职的机会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势力不断壮大，在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并掌握了大量资源。 在这种形势下，湘军集团也开始寻求机会重新崛起，而这个机会并没有让他们等太久，因为甲午战争爆发了。     随着中日之间战争的阴云日益浓厚，帝党也希望通过增强自身力量来应对危机。因此，他们主张向朝鲜半岛增兵，加强战备，并借助国内舆论，多次电谕李鸿章积极备战。然而，因为李鸿章本人更倾向于与后党保持一致，常常采取“避战自保”的策略，寄希望于列强出面调停，特别是希望通过“联俄制日”，借助第三方力量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军。 与此同时，清军在朝鲜战场连连失利，北洋海军遭受重挫，慈禧太后倾向于主和。但由于舆论的压力，她一时不敢公然主张和谈。李鸿章对此心知肚明，他既不想违逆光绪帝的旨意，也不敢与慈禧太后产生冲突，因此在备战与议和之间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种思路上的分歧，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隐患。然而，在这种局势下，长期被压制的湘军集团看到了机会。如果能在战争中立下战功，湘军集团无疑将迎来重新崛起的契机。 之后，随着日军侵略行为不断升级，光绪帝几次电谕李鸿章“妥筹办法”，但李鸿章皆态度消极。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刘坤一倒是表现得非常积极。他致书李鸿章说： “朝鲜内患未已，几难自存；倭人觊觎已深，意欲乘隙而动。” 他希望李鸿章在强邻挑衅之际，“控驭维持”“杜其狡谋”。此外，刘坤一还主张对台湾“力为兼顾”，恳请朝廷“加拨数号船只增援”。不久，他又指出俄国虽曾答应“调停”中日关系，但随后又推诿，实则是在为日本拖延时间，使其得以缓兵。他在《筹备海防折》中进一步分析： “（日本）屡次添兵增械，前往朝鲜，并有兵轮多艘驶出长崎各口，居心叵测，尤不可不严为之防。” 他还表示，在情况危急时，“臣责无旁贷，惟有竭尽心力，督率各将士，不动声色，严密筹备”。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甲午中日战争由此点燃。很快，日军在朝鲜半岛发动进攻，驻守的淮军溃败。消息传来，刘坤一悲愤地说： “倭人敢在牙山海面击我接应之师，衅由彼开，神人共愤。” 他认为，既然“倭已启衅，如有兵船驶近各口，即可击之”。面对不利形势，刘坤一十分担心军港旅顺的安危，认为“万一旅顺再有疏失，大局堪虞”。为此，他饬令刘镇光督带亲军五营，会同前调的老湘军五营共五千人迅速北上，做好保卫京师的准备。 战争开始后，李鸿章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尽管他对战争有一定准备，但日军的大胆行动仍让淮军集团措手不及，导致其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平壤很快失陷，日军一路追过鸭绿江，金州、旅顺、大连等地也相继失守，辽东半岛全线告急，京师陷入危机。 在经历一系列战事失利后，清廷对淮军的作战能力丧失了信心。彼时，满朝文武普遍认为“除湘军外，实无其他可倚仗之力量”，于是清廷决定重新启用湘军投入作战。 起初，清廷打算启用湘军老将刘锦棠。刘锦棠接到朝廷旨意后，毅然领命，随即着手召集旧部，准备大展身手。然而，天不遂人愿，他不幸中风病倒。即便在病危之际，他仍“口中喃喃呼将士指述边事，断续不能辨”！ 刘锦棠因病无法再战后，经翁同龢等人极力举荐，清廷召刘坤一进京，任命其为钦差大臣，赋予其“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的权力；同时，委派湖南巡抚吴大澂、四川提督宋庆担任帮办之职。但刘坤一担心关内外将领及巡抚众多，难以有效节制，便以身体衰老为由推辞。后来，清廷授予他“各营将弁如有不遵调遣，不受约束者，即按军法从事，以一事权”的大权时，刘坤一当即表态： “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奢谟，悉心筹画……亟图补救，迅扫狂氛。” 随后，清廷谕令其他湘军部将迅速召集军队，火速赶赴前线，北上支援辽东。湘军旧部如吴大澂、魏光焘、李光久等人，分别率领所部奔赴辽东战场。此外，清廷还在天津增设湘军东征粮台，由藩司陈宝箴主持，以确保后勤物资的供应。 1895年1月，吴大澂率领新老湘军23营共计1万余人出山海关，拉开了湘军在甲午战争中战斗的序幕。 湘军出关之后，他们乐观地认为： “现在关外大军云集，各营枪械亦齐，声威已壮。” “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士卒，齐心并力，迅速克服海城。” 自信的吴大澂调派精锐部队94营，共计3.3万余人，一上来就对海城发起了猛烈进攻。然而，残酷的现实给湘军上了一堂惨痛的课——湘军的参战已经太晚了。 此时，清军在战争中已然丧失主动权。日军不仅士气高昂，而且经过近代化改革，其战斗力与仍处于封建时代的清军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老湘军李光久部抵达海城之前，清军已发动过两次海城反击战，但均以失败告终。待湘军赶至后，又连续发动了三次海城反击战，日军记载“此日之中国兵颇为顽强”“忠勇力战”“决无退却之色”。然而，尽管湘军将士奋勇向前，但其所采用的密集队形进攻战术已严重过时，这种战术在面对太平军或叛军时或许尚能奏效，然而面对日军却毫无优势可言。相比之下，日军已广泛运用近代步兵战术，且其炮火威力是湘军的数倍之多。 尽管湘军将士前仆后继、奋勇猛攻，但实际战果令人痛心。据当时记载，湘军的猛烈攻势仅给日军造成十几人的伤亡，而自身却付出了数百人的惨痛代价： “（日军）以排枪炸炮抵死抗拒，弹如雨点，（湘军）士卒中弹者如墙而倒。” 可见战况之惨烈。 而就在海城激战正酣之时，日军却直取清军战略要地牛庄。牛庄不仅是东北与关内之间的交通枢纽，更是清朝军队守护辽河下游地区的关键屏障。驻守此地的湘军名将魏光焘率部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湘军超过1800名士兵壮烈牺牲，700多人受伤，还有698人被俘。魏光焘与前来增援的李光久几乎仅以身免。 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战——田庄台之战中，面对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湘军依然顽强抵抗，战斗之惨烈，可谓天昏地暗。“死尸堆满街上，流血染红积雪，兵器、弹药，被服到处狼藉”。日军久攻不下后，竟放火烧庄，庄内2000余名守军大多被烧死，但无一人投降。 经历数场大败之后，“湘军力战而败，死伤过多，人心不振。”在此形势下，吴大澂无奈被迫率军撤往锦州等地。自此，北起鞍山，南至大连旅顺，西达营口、田庄台，辽南地区的所有城镇要隘，皆被日军占领，清军在辽南战场的防御体系全面崩溃。 1895年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随之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标志着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湘军将领早在战前就已意识到战争的潜在威胁，多次向清廷提出应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然而清廷对此却置若罔闻。待清廷想起调遣湘军时，局势已然严峻，为时已晚。再如湘军出关作战时，刘坤一发现其麾下部队来源复杂，竟涉及七十多个系统的不同部队，又给统一指挥调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严重影响了作战效能。 湘军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尽管这支部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叛乱时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但面对装备近代化、战术先进的敌人时，其劣势便暴露无遗。早在曾国藩在世时，湘军就已开始裁减，裁减后的湘军实际上已属于预备役性质。甲午战争后期，湘军虽进行重建，但多是通过仓促征调和临时招募的方式扩充兵力。这些缺乏系统训练的士兵，在战场上根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湘军的训练方式极为陈旧，大部分士兵甚至不懂得瞄准射击，仍按照老式火枪的作战方式，盲目地排队射击，结果遭到日军的讥讽，称清军士兵不识瞄准，只会盲射。此外，湘军中能够熟练操作火炮的人员更是寥寥无几，在牛庄之战中，牛庄内有19门火炮，却因无人会操作，最终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并被日军用来反攻清军。 再者，湘军的后勤补给也是困难重重。例如，吴大澂所部就因粮饷和武器供应不上，而气愤地致电斥责： “前敌盼饷未到，盼粮末继，兵单不能调，炮少不能添，日惟焦急，视公如神仙中人。” 湘军的种种困境，无疑是对所谓“同治中兴”虚假繁荣的有力揭露，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参考资料： 《清日战争实记》(日)桥本海关，山东画报出版社 《刘坤一遗集》刘坤一 ，中华书局 《湘军与甲午战争》刘大可，扬州师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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