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品与诗魂纵览（二）

　　远古时代，中国就有关于海上仙山的神话传说。仙山上筑有玉宇琼楼，居住着美丽绰约的仙子，引得人人心向往之。古籍中留下的文字记载也颇多，如《山海经·海内北经》：
　　蓬莱山在海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史记·封禅书》：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常言道：“做了皇帝想成仙。”皇帝在人间贵为天子，享尽荣华富贵，但遗憾的是，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仍不免一死。因此，他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就更为迫切。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派人入海求神山，其目的是想取得仙山上的不死药。汉武帝为了远望蓬莱仙山，还特地筑城，命名为“蓬莱”，今日山东蓬莱县即由此而来。宋嘉祐年间，郡守朱处约把蓬莱县北丹崖山的海神庙改建为蓬莱阁，神话传说这里是八仙过海之处。
　　三神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凡人成仙之后自然也都相聚在那里。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一段写方士寻觅死后的杨贵妃：“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从下文“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来看，诗中的仙山也就是蓬莱山。
　　山东蓬莱阁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为什么传说中的仙山位置在今蓬莱县一带呢？很显然，这恐怕和海市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自古以来，这一带经常出现变幻无常的海市，古代的人们又无法对这一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以为那些虚无缥缈、时隐时现的海市蜃楼，必定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创造了渤海中三仙山的神话传说。
　　关于蓬莱海市，历史上多有记叙。沈括《梦溪笔谈》：“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楼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之状，谓之海市，或云蚁蜃之气。”《齐乘》云：“登州北海中，有沙门、鼍矶、牵牛、大竹、小竹五岛，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或谓类南海蜃楼，殆不然。尝至海上访之，每于春夏晴和之时，果日初升，东风微作，云脚齐敷于岛上，海市必现。凡世间所有，象类万殊，或大或小，或变现终日，或际海皆满，其为灵怪赫奕，岂蜃楼可拟哉！”名闻遐迩的蓬莱海市，千百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游人。但其中肯定有不少人因未能一睹其奇特的景象而感到遗憾。然而也有幸运者，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元丰八年被命为登州知州，十月到任，不料到任后仅五天，即被召还朝改任礼部郎中。海市一般常在春夏之间出现，苏轼到达登州时，已是深秋初冬时节，自然在短短的数天里要想见到海市，已属奢望。然而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海市）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即东海龙王）之庙，明日见焉。”这虽是巧遇，但对诗人来说却是极其难得的，欣喜之余，他作《登州海市》以记此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海市奇幻诡谲，出没无常，在“岁寒水冷天地闭”之际，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只能说他是一位颇有眼福的人。而这首以海市为题材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除山东蓬莱之外，中国沿海一带出现海市的也并不少，如浙江海宁、上海金山、广东惠来等地也都能见到它的身姿。吴伟业有一组《海市》诗，就是描写盐官（今浙江海宁）海市的。据作者在《海市记》中记述，清顺治四年，作者前往杭州探望两浙观察张天机（字石平），张设宴盛情款待，席间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盐官海市的景象：
　　余过盐官，观海市矣。姑登楼望海，见海中有浮图长三十仞，白云滃滃从之。初谓绝岛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阗沸，盐官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
　　未几，赤壁矗起，甃域剥落若堵墙，少间色变白，危楼数十间涌出其际，窗棂玲珑，金碧如画。忽苍烟飞来，复阁尽没，而修竹万丛，松柏槎枒，层城睥睨，横亘异状。烟尽，楼脊渐出，顿还旧观。乃有长桥出于水上，隐隐历历，车马无声，楼船旗帜，似有人队介而立。其余若鼎者、铛者、幡盖者、盘盂杯鎗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者，盖不可胜数矣，而又倏忽尽矣。
　　《海市记》生动而详尽地描写了盐官海市云蒸霞蔚、壮丽幻化的景观。随后，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又挥毫写成《海市》四首，它以丰富的想象，绚丽多姿的笔触，把海市变幻多端的景色描绘得惟妙惟肖。这里抄录一首，以供欣赏：
　　东南天地望中收，神鬼苍茫百尺楼。秦畴长松移绝岛，梁园修竹隐沧洲。云如车盖旌旗绕，峰近香炉烟霭浮。却笑燕齐迂怪士，只知碣石有丹丘。
　　海市这一自然界的神奇景观，自非鬼斧神工所不能为，确给人一种神秘感。你看，那天地苍茫之间矗立起百尺危楼，那秦时祭坛的松树，仿佛移植在绝岛上，那汉代梁园的修竹隐约出现在水边……这一切构成了迷迷濛濛、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结局讽刺古代方士只知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言外之意是他们不知盐官的海上也有神仙居住的地方——丹丘的存在。这里也给我们以启示，古人确是将海市当作仙山看待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只是凭借他人的叙述，而未亲睹海市的景况，却描写得有声有色，历历如在眼前，足见其艺术功力之深。

02、悼亡妻

　　悼亡诗，顾名思义是丈夫追悼亡妻之作，始于晋代潘岳。
　　西晋文学家潘岳，美姿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准的美男子。据说少年时曾挟弹出洛阳道，妇女们见到他无不为之倾倒，“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但是，他对妻子的感情却始终如一，可谓情深意笃。他二十四岁结婚，五十岁妻子不幸死亡，夫妇和睦相随二十六载。潘岳悲痛之极，为她服丧一年，期满后于元康六年（269）改服赴任，作《悼亡诗》三首。诗中所写都是日常生活之事，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流畅，没有什么深奥难懂的句子。“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睹物思人，抚衿长叹，徘徊墓前，不忍离去，最后“挥涕强就车”，“路极悲有余”。诗中所流露的真挚、自然、深沉的夫妻之情，颇为后人赞赏，此诗也得以广泛流传。从此之后，《悼亡诗》便成为丈夫哀悼亡妻的专用诗题。
　　诚然，潘岳《悼亡诗》之所以备受推崇，也不是偶然的。中国妇女历来克勤克俭，为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等等付出了大量劳动，由于社会的男尊女卑，她们的功绩往往被忽视。再加上中国人不是讲“含蓄”吗？一般习惯于感情不外露，夫妇之情尤其如此。翻遍古代数以万计的诗篇，其中深刻抒发夫妻感情的作品实不多见，就是一个明证。也许由于死神的降临，使积聚心头的情感一下子突发出来，汹涌澎湃，无所阻挡，一旦见诸文字，吟成悼亡诗，就往往会引起心灵的共鸣。再说潘岳本来就是写哀伤诗的高手，他善于言情的特长，无疑有助于《悼亡诗》的不胫而走。
　　此后，悼亡诗几乎历代皆有，其中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就十分著名：“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叙事真，感情痴，用语挚，公认为悼亡诗中的佳作。
　　吴梅村为悼念亡妻而写的《追悼》，也是一首情真意切的好诗：
　　秋风萧索响空帏，酒醒更残泪满衣。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最是伤心看稚女，一窗灯火照鸣机。
　　诗人的妻子郁氏卒于顺治四年（1647）。这时离清兵长驱直下攻占南京、吴伟业带领全家避乱乡间仅二年。俗话说，人生最大的伤心事，莫过于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和老年失子。这年作者才三十九岁，正是中年丧妻，国破妻亡，对梅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秋风”、“空帏”、“更残”，在一片凄凉的环境中诗人酒醒了，想起曾朝夕相处的亡妻，不禁泪洒衣襟，长夜难眠。
　　人虽亡去，但岁月流逝而留下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吴伟业少年得志，连捷及第，二十三岁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崇祯皇帝特赐他归里娶亲，娶的就是这位贤淑的郁夫人。这是何等的荣耀！当时他的恩师张溥曾写诗祝贺：“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贵无忘家室始，圣贤可学友朋须。”（《送吴骏公归娶》）的确，命运之神好似已为吴伟业安排好一切，如花似锦的前程，令人神往。“人间好事皆归子”，梅村当时确实正处在一生之中最幸运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崇祯末年，风云突变，特别是甲申之变、乙酉之乱，明朝灭亡。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与吴伟业同甘共苦、分挑重担的正是这位郁夫人。顺治二年，在清兵铁蹄的驱赶下，吴伟业与郁夫人携全家百口，在风雨中乘扁舟逃往礬清湖，投靠亲戚，这对于平日居住在高楼深院的贵夫人来说，确是很艰辛的，但却支撑了过来。可是在饱尝了离乱带来的痛苦之后不久，郁夫人却偏偏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这一字一句都饱含着无穷的辛酸，确是他们共同经历劫难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
　　从郁夫人之死，联想到自己在明亡后，未能以死殉节，实有愧于君亲。他痛感悲哀的是江山易主、人事皆非：“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正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因此，这首悼亡诗与一般悼亡诗有所不同，除表达对亡妻深沉的悼念外，还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融进诗句里，诗的内容早就超出了悼念亡妻的范围，无疑扩大了诗的社会意义。结尾以稚女失母、布机失主反衬悲哀之深，好似不经意的一笔，却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在梅村作品中可算是质朴无华的一首，语言未多加修饰，也不用典，但由于感情真挚、浓烈，十分动人。
　　吴伟业对明朝、对清廷、对做官、对人民等等有自己的态度，同样，他对妻子、对家庭、对子女也怀有脉脉温情。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诗人。

03、苦雨寄深情

　　雨，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有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牧童放牛，酒幌微露，濛濛细雨犹如一袭轻纱，若隐若现地笼罩着人和物。诗中创造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氛围，宛然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这首诗倘若抽去了雨，诗味就不可能如此浓郁。
　　雨，作为大自然的恩赐，似乎是那样的平常，但人类如果缺雨少水就难以生存，地球上鱼虫草木等等，如果没有适量的雨水也无法生息相继。雨水与人类生活既然如此密切，因此，很自然成为诗人笔下吟咏的对象。同时由于人们对雨的需求感受不同，或喜或忧，从而创作出千姿百态的诗篇。
　　农作物需要雨水，就像婴儿需要母亲的奶汁一般。俗话说：“春雨贵如油。”那是因为春雨能够滋润大地，有利于春耕，给农业生产带来勃勃生机。所以古诗中讴歌春雨的诗篇特多，字里行间流淌着喜悦之情。如南宋翁卷《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迷濛春雨，染绿了山原，农民们怀着丰收的希望忙着插秧养蚕。透过这一画面，我们仿佛感受到农夫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喜洋洋的心情。又如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风春雨，细致入微，全诗不着一喜字，但心头的喜意却跃然纸上。
　　滋润的雨水，有益于农业生产。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总是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希望。但是绵绵淫雨或久旱不雨，又会造成不幸和灾难。因此，人们称淫雨为“苦雨”、“愁霖”。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等地发生严重旱灾，皇帝甚至每夜焚香祷告以祈雨，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写了一首《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诗，加以讽刺：“五风十雨不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说江南申渐高。”申渐高是五代吴国的乐工，当时吴国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干旱，中书令徐知诰（即后来的南唐开国皇帝）问道：“近郊有雨，何以都城不下雨呢？”申渐高以诙谐的口吻说：“因为雨怕抽税，不敢进京。”诗中借申渐高的典故，抨击明代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写得饶有风趣。事实上，天灾与人祸往往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
　　其实，淫雨造成的灾害，并不比干旱轻些。且看吴伟业的两首《苦雨》诗：
　　乱烟孤望里，雨色到诸峰。野涨余寒树，江昏失暝钟。夜深溪碓近，人语钓船逢。愁听惟支枕，艰难愧老农。
　　响苦滴残更，愁中耳倍明。生涯贪旧业，天意误躬耕。乞火泥连屋，输租潦满城。谁家歌舞宴，彻夜不闻声。
　　这两首诗写作时间相隔多年，但所表达的内容却有连贯之处。前一首勾勒出江南水乡久雨成灾的凄凉景象。绵绵淫雨，下个不停，田野里汪洋一片，淹没了一切，只有零零星星的寒树撑出水面。洪水泛滥，收成无望，最终遭殃的将是普通农民。“愁听惟支枕，艰难愧老农。”面对灾情，自己却束手无策，深感愧对老农。这发自肺腑的声音，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
　　后一首写夜深更残，那淅沥沥的雨声依然不绝于耳。久雨成灾，使诗人愁思难禁，彻夜不眠。“天意误躬耕”，诗人想到的是，久雨耽误了农业生产，言外之意是靠它过活的人们，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写到这里，意思已表述清楚，本可以结束了。但诗人意犹未足，笔锋一转：“谁家歌舞宴，彻夜不闻声。”富豪人家面对这场淫雨所造成的灾害，非但无动于衷，而且依然通宵达旦寻欢作乐，沉迷在“歌舞宴”之中。这样的刻画，一层深入一层，给人以“峰回路转”的感觉，使诗所蕴含的深度增加了，避免了一览无余的弊病。如果不是大手笔，是颇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大量的咏雨诗中，有的把雨纯粹作为大自然的景象加以描绘，如王维“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杜甫“鸣雨既过渐细微，映空摇飏如丝飞”（《雨不绝》），陆游“映空初作茧丝微，掠地俄作箭镞飞”（《雨》），刘基“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五月十九日大雨》）等等，或描写雨中景色，或表现雨的状态，都从不同角度捕捉雨的形象，加以刻画。但更多的诗篇，则是借咏雨以抒怀。前面所引两首吴伟业的诗就是如此。又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写于光宗绍熙三年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时陆游已六十八岁高龄，赋闲在家，但他收复中原的愿望始终未泯，甚至在梦中也念念不忘奔赴前方。所谓“风雨大作”，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在诗中我们可以感触到一颗跳动着的拳拳爱国之心。
　　雨虽无情人有情。人们寄情于雨，就会创作出具有艺术生命的东西。记得曾有人说过：“没有感情，艺术生命之花便会枯萎。”这确是经验之谈。

04、镇江旅思

　　以旅思为题材的作品，在古典诗歌中何止成千上百！大概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旅途困顿，更能引发出诗人的旅思羁愁吧！描写旅愁的诗篇最早可推至《诗经》，其中《采薇》篇写士兵远离家园，出征边陲，抵御??狁的侵犯。末章写归途中的愁绪，至今咏诵一过，仍感意境无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战士们在归途中忆及昔日从军出征时的情景，春光明媚，杨柳依依。如今征战归来，已是隆冬来临，雨雪霏霏。描写征途风光的目的，是从季节更迭中衬托出士兵们长时间征战在外困苦不堪的情景。征途悠远漫长，士兵们忍饥挨饿，徒步行军，内心充满悲哀，而更感可悲的是，士兵们的哀愁既无人觉察，更无人理解。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诗歌创作中以旅思为题材的滥觞。
　　之后，抒写羁旅情怀几乎成为诗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因为一般地说，诗人的经历往往比较复杂，无论是离家事君，宦游海内；或是出门远游，历尽山川；或是守戍边境，远征异域；或是经历离乱，流浪他乡等等，一旦踏上旅途，总不免拨动感情之弦，弹奏出旅思羁愁之曲。例如陆机《赴省洛道中作》，就是一首描写旅途情怀的名篇，诗写道：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杏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晋灭吴后，陆机长期闲居故里，太康十年（289）与其弟陆云应诏赴洛阳，但这却并非所愿。所以他人在途中，心念家乡。“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诗一开头就写出辞家远出的感叹，与结尾“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相呼应。诗中写旅途的艰辛、环境的险恶，且用“衰”、“孤”、“悲”、“郁”这类的字眼极力表达旅途的愁思，而这一切恰恰又都围绕着“思乡”而层层展开，既委婉动人，又突出主题。由于这首诗所写的旅思，仍囿于个人的思乡之情，所以社会意义并不大。
　　吴伟业的《野望》二首，同是写旅思，但所表达的却非个人的哀愁：
　　京江流自急，客思竟何依！白骨新开垒，青山几合围。危楼帆雨过，孤塔阵云归。日暮悲笳起，寒鸦漠漠飞。
　　衰病重闻乱，忧危往事空。残村秋水外，新鬼月明中。树出千帆雾，江横一笛风。谁将数年泪，高处哭途穷。
　　这两首诗约写于清顺治八、九年间，此时离明朝覆亡已将近十年，但战乱给诗人带来心灵上的创伤却无法医治好，因此作者途经镇江时，目睹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劫难，愁思难禁，写下这两首抒发“客思”之情的诗篇。
　　诗题“野望”两字，总括全诗。“野”是客观景色，“望”是诗人眼中所见，带有主观感情。情为主，景为宾，由景入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是本篇特色。诗中描写经历战争浩劫之后的荒凉景色，以寄托对明王朝的哀思，在诅咒战争的同时，表达了对无辜人民的同情，这就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基调。“客思”的内容已经越出个人悲愁的范围。
　　第一首起句点明地点。“京江”指长江流经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一段。“客思”则点出诗人在异乡作客。这样一位独立江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而触发无限愁思的诗人形象，就屹立在读者的面前。后面三联是野望所见，也就是引起旅思的缘由。三四句写静景，放眼望去，青山郁郁，白骨累累，大地沉寂得出奇，从而创造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五六句写动景，从高楼上远眺，帆船在迷濛的细雨中飘荡而过，耸立的孤塔上空掠过一阵阵白云。一静一动，反差鲜明，构成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艺术境界。尾联貌似写景，实为抒情。“日暮”不仅指时间已到傍晚时分，而且一语双关，兼指政治气候，含日暮途穷之意，暗中与下一首“高处哭途穷”相呼应。这种内在的联系使两首诗更富有整体感。悲笳阵阵，寒鸦漠漠，为寂静无声的画面增添一丝悲凉的气氛，一股迷惘惆怅的愁绪油然而生。
　　第二首和第一首在内容上是互相衔接的，以“衰病重闻乱”领起全篇。同样是诗人站在江边眺望，时间、地点相同，所看到的景物也无异，同样是江、水、船、树、白骨等等，但妙就妙在作者好似信手写来，却毫无重复之感，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描写。如“新鬼月明中”与“白骨新开垒”表现的是同一个对象，同一层意思，然而前者是写“神”，后者是写“形”，角度不同，就不显得重复。“月明中”是暗用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意，曲折地隐射明朝的灭亡。“月明中”与“新开垒”，一虚一实，虚实相间，参差变化，就显得不单调，不雷同。末句“高处哭途穷”，用阮籍的典故。据《世说新语·栖逸》注引《魏氏春秋》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作者以阮籍自况，表示自己自入清以来，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内心的悲哀可想而知。
　　青山依旧，草木无情。然而愁人眼中“望”出的“野”景，却是青山含泪，流水带愁。作者在遣词造句上注入主观感情，使景物抹上浓重的悲凉色彩，如“白骨”、“危楼”、“孤塔”、“悲笳”、“寒鸦”、“衰病”、“残村”、“途穷”等等，组成一幅凄惨萧瑟的画面，主旋律是亡国哀音。
　　这两首诗的共同艺术特点是，首尾抒情，前后呼应。二三两联写景，或动或静，或近或远，交叉搭配，从而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05、陈圆圆与吴三桂

　　陈圆圆，原名陈沅，为江南一代名妓，与李香君、卞玉京、马湘兰、柳如是、董青莲、顾横波、寇白门有“秦淮八绝”之称。
　　明清之际，以陈圆圆为题材的诗文颇不少，其中要数吴伟业的《圆圆曲》最为著名，流传也最广。陈圆圆因一曲《圆圆曲》而传世，吴传业也因《圆圆曲》而诗名益增。后世论及陈圆圆的几乎无不从《圆圆曲》中采撷她的生平资料，清代钮琇所作《觚剩·圆圆》就全文引用了《圆圆曲》，可见其影响之大。
　　吴伟业一生精于律诗，尤其擅长歌行体，而歌行中又以七言为胜，后人所称“梅村体”云云，也多半指这类作品而言，《圆圆曲》便是七言歌行的代表作。诗中以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悲欢离合作为经纬线，并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使这首具有传记性质的长篇巨制，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由于作者在题材处理上摆脱了“英雄美人”的格局，不但使主题得以深化，诗的社会意义也很明显地得到加强。
　　此诗结构宏伟，头绪纷繁，明末清初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闯王进京、崇祯自尽、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失败、清朝一统天下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可以看作是晚明史的艺术再现。在一首诗中能够包容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实为罕见。
　　诗以《圆圆曲》为题，顾名思义，陈圆圆自是诗中的主人公，吴三桂只不过是陪衬人物，可是推敲全诗，“出场”不多的吴三桂在某种意义上讲倒是真正的主角。吴在历史上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民族败类，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面角色。但囿于当时的环境条件，作者只能“反面文章正面做”，即在正面的描述中，予以冷嘲热讽，读之令人拍手称快。我们且看诗的开头是怎样给吴三桂“亮相”的：“鼎湖当日弃人间，破贼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北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身亡。这时，为防御清兵而镇守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吴三桂，曾准备接受起义军的招降，表示愿意归顺。但他得知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掳去后，便不顾民族利益，引清兵入关，并向李自成军进击。为了掩人耳目，他打着为君王报仇的旗号，而且演出一幕“六军俱缟素”的闹剧。但是作者敏锐指出，他的“冲冠一怒”不是为别的，而是为“红颜”，这就撕下他为君报仇的假面具，把一个背叛朝廷、卖身求荣的汉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于这一层意思，梅村在诗中反复吟咏，再三强调，如“常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等等，因此，可以说这开头的短短数句，实为整个乐章定下基调。
　　这首诗约作于顺治八九年间，当时吴三桂先是镇守汉中（今属陕西省）一带，不久即率军入川，追击李自成军，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其权柄在握，不可一世，但作者在诗的结尾却很有预见地宣告，他将和历史上的吴王夫差一样，落得可耻的下场：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乌自啼，屟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明亡后，上至遗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对吴三桂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恨之入骨。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出了人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反映了人们的意愿，这也是此诗之所以能不胫而走的奥秘所在。应该说诗的开头和结尾遥相呼应，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诚然，作者选择陈圆圆作为此诗的主人公，显然并非为陈圆圆而写陈圆圆，而是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在。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这位出身卑贱而后成为王侯夫人的历史性人物，因为她的生平际遇正反映了朝代的兴衰更迭。诗中对她的前半生经历，如出生姑苏，沦为妓女，以及被外戚强聘，献入宫中，终被挤遭遣等等，仅作简略的交代，重点则是描述她与吴三桂邂逅相遇后的情景，从初见、定情、携归、离别，至相迎、重圆、入陕、进川等等，情节生动，波澜起伏，且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很大，作者却能够有条不紊让这些事情围绕着吴三桂叛明降清的活动而展开，因而在“红颜流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作者的亡国之痛。
　　陈圆圆最终结局如何？因限于写作年代，诗中未能写明。据《觚剩·圆圆》载，吴三桂镇守云南后，“居久之，延陵（吴三桂）潜蓄异谋，邢（陈圆圆本姓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药垆经卷自随。”所以有一种说法，陈皈心净域，乞女道士以终。至于吴三桂，因康熙时议撤藩，他又起兵反清，自称周帝，后病死。这些都是后事。
　　《圆圆曲》长达五百四十九字，读来却无沉闷冗长之感，显示了诗人卓越超群的艺术才华。由于梅村精熟诸史，兼及百家，诗中用典颇为自如，这也是构成此诗的特色之一，但也引起后人的批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以《长恨歌》之壮彩，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也。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我们觉得，笼统地以用典的多寡来品评吴、白诗歌的优劣，未免失之偏颇。但无需讳言，梅村某些诗篇，因用典过多，以致造成晦涩难明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圆圆曲》问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据陆次云《圆圆传》载：“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三桂赍重币，求去此诗，吴勿许。”这一传说，可靠性如何，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军人出身的吴三桂如读到此诗，他的脸色是不会好看的。因为讽刺的力量，会刺痛人们的神经。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谁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
　　杨际昌在评这首诗时说：“吴梅村歌行，大抵发于感怆，可歌可泣。余尤服膺《圆圆曲》，前幅云：‘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后幅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使吴逆无地自容。体则元、白，可为史则已如杜也。”（《国朝诗话》）这一评论，很有见地。

06、师生情谊

　　作为清初诗坛的领袖吴伟业，其成材条件之一，是家学根底的深厚。他祖籍江苏昆山，后迁居太仓。高祖吴愈是明成化乙未（1475）进士，曾任四川叙州知府、河南参政，与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祝允明（枝山）等结为知交。梅村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其父吴琨只是一名诸生，以教授生员为业。他从小就在浓厚的文学与艺术的氛围中熏陶成长，不但工诗，而且善画。《画徵》中说他“山水得熏黄法，清疏韶秀，风神自足贵也。与董思白、王烟客等友善，作《画中九友歌》以纪之”。董指南唐画家董源，黄指元代画家黄公望，两人都以山水画见长。董思白即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画家。梅村的画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也可见其艺术修养之高。
　　不过使吴梅村卓然成家的主要条件则是刻苦攻读，而他的勤奋苦读是从他拜师受业之后开始的。他七岁接受启蒙教育，十一岁寄读于穆苑先家，后又随父就读于吴志衍、王岾云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几位老师对他的学业为人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张溥就是其中之一。
　　张溥（1602－1641）字天如，江苏太仓人，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他虽仅比吴伟业大七岁，但当时在文坛上却已闻名遐迩。由于他善于品评文章，以文章提携后学，大家都争着将弟子送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但他却不肯轻易地接纳弟子，必定要亲自看过文章，以为有培养前途的方予接受。有人将吴伟业的文章呈送给他看，一睹之后，大加赞赏，便收为弟子。
　　吴伟业字画
　　张溥知识渊博，勤奋好学，据说他每读古人文章，必默写七过，便能背诵，故名其书斋曰“七录斋”，有《七录斋集》传世。吴伟业在张溥的影响下，经史子集无不涉及，为以后成为诗坛巨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溥为复社领袖，吴伟业则是复社主要骨干。由于他们思想倾向相近，因而在吴伟业立朝之后，关系更为密切。张溥在辛未会试中，仅名列二甲，吴伟业为一甲二名，论荣名不及吴伟业，但因张溥文名远播，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常常不顾自己职位，越位发言，引起翰林院同僚的不满，并向内阁告发。次辅温体仁因对张溥没有好感，表示如不宜任此职，可予除名，引起张溥的极大反感。张抓住温的把柄，指使吴伟业出面弹劾他。吴因刚入仕途，资历未深，不敢贸然行动，但又碍于师命，便转移目标，参劾温手下的蔡奕深，以期由此打开缺口。这样吴伟业便不由自主地深深卷入党争之中。
　　崇祯六年，在张溥的主持下，召集南北各地若干文社，会于苏州虎丘，成立复社，据说赴会的人数达几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复社虽以复兴古学为号召，实际上却是借结社以评议朝政，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崇祯十年左右，太仓监生陆文声、苏州推官周之夔等先后告发张溥、张采“倡复社以乱天下”，吴伟业也牵涉在内。这些案子直至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后才未予追究。张溥的辞世，使复社失去领袖人物，紧接着不久又发生甲申、乙酉事变，复社遂由盛转衰，其影响力大不如前。
　　入清以后，江南一带文社活动仍较活跃。顺治十年，原由夏允彝、陈子龙等创立的几社慎交、同声两派在虎丘举行盛大集会，作为诗坛盟主和前朝遗老的吴伟业也应邀参加，这不由使他想起了张溥在世时的情景。他在《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其一中写道：
　　苏州虎丘
　　杨柳丝丝逼禁烟，笔床书卷五湖船。青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笋屐莺花看士女，羽觞冠盖会神仙。茂先往事风流在，重过兰亭意惘然。
　　茂先是张溥的字，“茂先往事”即指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诗中把这次虎丘集会看作是复社的遗风，不为过分。在张溥去世十余年之后，吴伟业仍一往深情地思念着已故的老师，可见师生情谊之重。
　　与吴伟业关系密切的另一位老师是李明睿。李明睿字太虚，江西南昌人。他与吴伟业之父吴琨曾一起在王岾云家任教，当时吴伟业年少，随父就读王氏家塾中。李明睿奇其文，曾预言他长大后必成大器。李为人嗜酒落拓，有一年岁终，王家设酒宴请两位老师，出家中所藏玉卮侑酒，席间李明睿酒醉，不慎挥手将玉卮打碎，主人之子面露不悦之色，李便拂袖而去。吴琨急追至城闉，出馆捧十金为赠。十余年之后，吴伟业参加辛未会试，恰巧主考官就是这位李明睿，阅卷之后，他荐吴伟业会试第一名。对于这位恩师，吴伟业自然永世不忘，师生感情十分深厚。
　　明亡后，李明睿从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南昌，不久又因金声桓在南昌反叛清朝，在战乱中他又逃离家乡漂泊到扬州。吴伟业在《座师李太虚先生寿序》中说：“先生流离险阻，浮海南还，家园烽火，祸乱再作，仅以其身漂泊于江山风月之间。”写的就是这一段经历。他的《座主李太虚师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阆园诗》、《寿座师李太虚先生》等诗，都写于这时。当时李弃官归里，吴也隐居家乡，他们都是明朝遗臣，忧国忧民，同病相怜，师生的感情更接近，也更融洽。
　　这些诗，或追忆逝去的岁月：“十年金马梦，回首暮云中。”或表达对老师的怀念：“海内论知己，天涯复几人？关山思会面，戎马涕沾巾。”而更多的则是表现他对战乱的感慨和对故国的深情思念，《阆园诗》其十就颇有代表性：
　　早买淮阴棹，仍登江上楼。晓来看北固，何处似南州！王谢池台尽，齐梁寝树秋。天涯忧国泪，岂为故乡流！
　　当时江南地区早已被清兵占领，“何处似南州”云云，颇有江山依旧、风景尽殊之叹。最后二句点明伤心痛哭的缘由，是全诗的主旨所在。明亡后，李明睿浮海南还，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拒不仕清，因此吴诗中有“还家苏武节，浮海管宁船”的赞语，颂扬李的民族气节。遗憾的是，李于顺治十五年再仕清廷，未能保持晚节，这是后话。
　　吴伟业还有一位老师名叫周廷珑，是他乡试时的房师。周廷珑字芮公，福建晋江人，天启乙丑进士。他们来往通问，友情甚笃。吴伟业有《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因写于吴仕清之后，情绪较低沉悲切，有“惆怅平生负所知，尺书难到雁来迟”，“白鹤青猿叫晚风，苦将身世诉飘蓬”等句，他在诗序中说：“欣故人之杖屦，致远道之邮筒，爱作短章，聊存微尚，抒平生于慷慨，写尽日之羁愁。庶几同经丧乱，识此襟情，虽隔山川，无殊会面云尔。”可见他是以诗代信，诉说自己的情怀。只有面对知交，才能如此坦率地直抒胸臆。
　　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伟业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们，但他并不恃才傲物，对于曾经哺育他成长的恩师，他是永志不忘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为人的忠厚。

07、清代的捉船之风

　　偶翻《曾国藩全集》，一篇《禁止掳船告示》映入眼帘，笔者饶有兴趣地浏览一过，茅塞顿开，领悟到有清一代诗歌创作中之所以以“捉船”为题材的诗篇经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的道理，而且对吴伟业《捉船行》的写作背景及其社会意义，多少增添一点感性的认识。《告示》写道：
　　照得近来各营弁勇，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或并无差事，掳船而卖放；或多揽货船，闯关而包厘。即有统领营官在途同行，亦复纵容兵勇鱼肉船户。无论重载之船、家眷之船、养病之船、送柩之船，一概强掳讹索。或本系上水，而强之下行；或本系小划，而强之远行。甚至驱逐客商，攘占货物。又有游勇、土匪假冒各营之名，到处掳船。长江大湖，支河小港，骚扰几遍。商民久含怨怒，厘税因之大减。船户固不聊生，军士亦将饥饿。急应严行禁革，以肃军政而裕厘饷。嗣后，……一概不准掳船，只准民价和雇。如敢故违，定以军法从事。
　　冗长的引文，令人看得有些不耐烦，但有一点十分难得，这位堂堂的清朝大臣对“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深感忧虑，“商民”“船户”固然不满，却未必会引起这位大臣的重视，但“厘税因之大减”，“军士亦将饥饿”，才使他感到此风非煞不可。这也是此篇“告示”的着眼点。可见，掳船之风当时已严重到何等地步。那么，一纸文书是否果能遏制住风行已久的恶习，那只有天晓得。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掳船之风在清朝初年就十分盛行，且看吴伟业的《捉船行》：
　　官差捉船为载兵，大船买脱中船行。中船芦港且潜避，小船无知唱歌去。郡符昨下吏如虎，快桨迎风摇急橹。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苦辞船小要何用，争执汹汹路人拥。前头船见不敢行，晓事篙师敛钱送。船户家家坏十千，官司查点候如年。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滩云雇船。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码头住？
　　事实上，曾国藩的《告示》是在这首诗问世之后二百多年写成的，倘若将它移作《捉船行》的注脚，仍十分贴切，可见从清王朝建立之后的二百多年间，“掳船之风”盛吹不衰，且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贪婪的官吏借此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以饱中囊。难怪清代一些诗人对“捉船”的虐政十分反感，给后人留下不少反映这一现实问题的诗篇。如钱澄之《捉船行》：“县里今年大捉船，有船不近长江边。往时系缆阑江口，如今横舰截江守。峨峨大艑载官鹾，官不放行可奈何。”这首诗着重写大船被官府拦截，使船工无法维持生计，“闲得一夜心不休，明朝替人驾小舟”。但是，驾小舟也不能逃避被捉的命运，高琼《小船歌》写道：“江中官船不知数，又见官符捉船住。大船买脱中船藏，小船仓皇避无路。”小船的处境不见得比大船好，甚至更坏。“捉船”的结果，逼得船民走投无路，李念慈的《封船行》就是写一对船工夫妇被捉载兵，结果连粮食也被夺走，只得深夜弃船而逃：“忍饥夫妇双泪流，夜弃舟航行乞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类以捉船为题材的诗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出一幅清代船民悲惨生活的图景。
　　而吴伟业这首《捉船行》，却独具匠心，和其他诗篇比较，它写得更生动，更深刻，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诗从“捉船”写起，以讽刺性喜剧的形式，先是展现出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官差借口载兵而四出捉船，“大船”用金钱“买脱”，免被征用，“中船”看来势不对躲进港叉，只有“小船无知唱歌去”。然而小船依依呀呀摇着橹，一路上轻松地唱歌而去，结果却带来一系列麻烦，这样便把矛盾冲突引向高潮。船工的遭受毒打，篙师的“敛钱送”，郡吏的敲诈勒索，无不摄入作者的镜头。
　　诗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作者却用了一个有力的反诘，使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更深入了一层：“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码头住？”高大的官船，停靠在码头边，闲置无用，这就反衬出所谓“捉船载兵”，其实不过是一种借口、一个骗局而已。它深刻地揭露出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官吏的贪婪凶残。这个结尾强劲有力，且发人深省。
　　杨载《诗法家数结句》云：“或就题结，或开一步，或缴前联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场，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无穷。”《白石道人诗说》云：“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梅村深得诗中三昧，能运用自如，这样的结尾，确实出人意表，收到了言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不愧为诗林高手。

08、十年重到石头城

　　南京乃六朝故都，虎踞龙蟠，人杰地灵。对吴梅村来说，南京更具有特殊之意义。明朝开国皇帝在这里定都后，国祚昌隆，大明帝国由此延续了二百多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为留都。明亡后，福王朱由崧又在这里建立了弘光小朝廷。梅村立朝时，曾先后两次在南京任职。第一次是崇祯十三年，授南京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讲舍倚鸡笼山，傍玄武湖，可以俯瞰南京城。第二次是弘光朝时，任少詹事。后因与权奸马士英等不合，任职仅两个月即隐退归里。
　　清顺治十年（1653）四月，即距他离开南京之后整十年，由于马国柱以及陈之遴、陈名夏等人文章推荐，再加上吴梅村的软弱动摇，他准备出仕清廷。他知道一旦这样做，给他带来的将是耻辱和羞愧，因此不无顾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前往南京拜谒马国柱，祈求免于列入被推举的名单，有《投赠督府马公》诗二首，以表白自己的心情，其二云：
　　十年重到石头城，细雨孤帆载客愁。累檄久应趋幕府，扁舟今始识君侯。青山旧业安常税，白发衰亲畏远游。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
　　诗中婉转地表达了不愿北上仕清之意，他申述了两点理由：一是“白发衰亲畏远游”。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诗人希图以孝道打动对方，博得他的同情。一是“邵平只合守瓜丘”，用秦代东陵侯邵平于秦亡后隐居种瓜、不愿再仕的典故，表白自己愿隐遁田园，不再入朝仕清的心迹。结果未得马国柱的支持，终于决定北上仕清。
　　但这次重到石头城，触景生情，许多与明代有关的事与物，不由地再次勾起他对故国的怀念。他那记忆的匣子被撞开之后，前朝的种种事情一一涌现在眼前，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写下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诗篇，如《自叹》、《登上方桥有感》、《钟山》、《台城》、《功臣庙》、《秣陵口号》等等。且看《自叹》：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车何事出长干！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当年早挂冠。
　　作者在乡间隐居十年之后，却不能坚守晚节。出仕清廷对他来讲，尽管原因十分复杂，但并非全出自愿，自有难言之隐。事实上，入清之后，明代稍负声名的朝廷大臣，或死或降，像吴伟业那样长期隐居乡间的已寥寥无几。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利用推荐的方式，逼迫这些依然保存名节者结束隐逸生活，为新朝服务。“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是说因为一生做官，声名在外，难以埋名隐姓，逃避山林。倘若不受声名的牵累，那么举荐北上，再仕新朝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吴梅村心中明白，他的失节将使自己蒙受耻辱，但他又没有勇气抵制新朝官员的引荐，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向人们解释，北上仕清是身不由己，无非是企求得到人们的谅解。从此也可看到他和钱谦益的不同之处，钱的屈膝降清是主动的，而吴的身仕两朝则带有被动的性质。吴对失节仕清深感羞耻，而钱在降清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却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品评钱、吴的人品，由此也可见端倪。诗的结尾以南齐陶弘景自况，暗示自己屈节仕清，实出无奈，而非热衷于仕途。
　　吴伟业这次故地重游，感触很深。他经过台城，想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台城》）。当年明太祖身经百战才建立起明王朝，如今却在子孙的手中轻易地丧失掉，这短短的诗句，实含有不尽之意。他来到昔日的国子监，见到的是“破壁低围墙”、“衙舍成丘墟”（《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因而发出“白头博士重来到，极目萧条泪满襟”的感叹。他面对玄武湖，远处传来悠扬的渔歌声，不禁写下这样的诗句：“烟水不关兴废感，夕阳闻已唱渔歌。”（《玄武湖》）明明处处触发他的“兴废感”，却故意说“不关”。而说“不关”，却更显其“有关”。这种所谓“正负律”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有时可收到料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钟山》、《台城》、《功臣庙》等诗篇，主要是咏一事一物，那么《秣陵口号》则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南京的盛衰变化，带有总结的性质：
　　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火旧秦淮。放衙非复通侯第（自注：中山赐宅，改作公署），废圃谁知博士斋。易饼市旁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苑内牌。
　　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往昔京都的繁盛已荡然无存，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如果诗人平铺直叙地照实写来，就会成为一篇淡而无味的平庸之作。妙在作者运用精巧的构思，借助丰富的想象，跃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先写往日南京之繁华：纵横交错的十字街，车如流水马如龙。秦淮河两岸楼馆林立，笙歌不绝，灯火辉煌。这就是诗人梦魂萦绕的明朝南京城。然后笔锋一转，再极力描写今日南京之冷落萧条。
　　“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这里的“通侯”指中山王徐达。徐是明代开国元勋之一，死后封中山王。生前明太祖曾明令为其“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明史·徐达传》）。当时王府的气派可想而知。但入清后被籍没家产，府第改为公署。国子监（即博士斋）的变化令吴伟业感触更大。崇祯十三年，作者曾任国子监司业，他回忆当年的盛况：“面水背苍崖，中为所居堂。四海罗生徒，六馆登文章。松桧皆十围，钟筦声锵锵。”如今却变成荒园废圃，怎不令人心酸！
　　南京玄武湖
　　诗的最后四句写明孝陵。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位于紫金山南麓，气势雄伟。明时曾派专人守卫，划为禁地。孝陵中饲养鹿数千头，颈上挂着银牌，并种植松树十万株，凡盗宰、偷伐者，均以死罪论。入清后，宫殿毁废，松林遭伐，长生鹿任人猎取，寝园的面目今非昔比。陈文述《秣陵集》载：“孝陵之建，有松十万株，长生鹿千；今则林木仅有存者，鹿亦杳不可见，陵户间有收得银牌者耳。”可见吴伟业诗中所写，为当时之事实。作者紧紧抓住能够反映江山易主的典型事物，以抒写情怀，把长期以来在胸中激荡着的沧桑之感一古脑儿倾泻在这首诗中，读之令人叹息不已。
　　沈德潜曰：“梅村咏前朝事，沧桑悲感，俱近盛唐。”这一评论，颇为中肯。

09、北上途中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吴伟业在北上仕清的途中，想及自己的身世，不由地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哀叹！这凄凉的声音，是哀号，是哭泣？不，这是比哀号哭泣更加令人难过的忏悔。
　　吴伟业在明朝是位颇负声望的士大夫。他在弘光朝不愿与马士英、阮大铖辈为伍，任职仅二个月，即拂袖而去，也可见其为人的正直。入清之后，他赋闲乡里，隐居不出，以保持晚节。他在一些作品中也尽情讴歌那些能坚守气节的人物，如“还家苏武节，浮海管宁船”（《座主李太虚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读史杂感》）等等，表明他对名节的重视。
　　可是，当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用火与剑巩固其统治之后，为了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利用科举或推荐的办法，给他们一官半职，使他们成为驯服的臣民。在江南总督马国柱以及陈之遴（吴的姻亲）等荐举下，昊伟业的思想动摇了，顺治十年，他开始考虑走上仕清的道路。
　　这一消息传出之后，有人劝阻，有人惋惜。著名散文家侯方域（字朝宗）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规劝他要以名节为重，不要出山，指出“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因而“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学士者，亦自此分”。言辞恳切，分析中肯。的确，在明朝遗臣中，能像吴伟业那样继续操守名节者，已寥寥无几。他作为一面旗帜，一旦倒下，将使那些不愿降顺清朝的士大夫感到失望。遗憾的是，吴伟业最终未能听从侯方域的劝告，依然决定仕清。侯方域去世（侯卒于顺治十一年）后，吴伟业曾写下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诗：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桨泪满樽。
　　诗借历史故事以抒写胸怀，侯嬴即借指侯朝宗。作者自注云：“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可见“死生总负侯嬴诺”，正是诗的主旨所在。当年梅村辜负了侯朝宗的一片真情，如今侯已作古，令诗人感伤不已。
　　梅村一再表白，再仕清廷，系“为世所逼”。他在《与子暻疏》中更是不厌其烦地说：“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还矣！”梅村仕清固然有朝廷逼迫等种种客观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守节之志未坚，思想上的动摇，再加上性格懦弱，使他别无选择，只能走上仕清的道路。
　　梅村身仕两朝，很自然引起一些遗民的不满。刘献廷《广阳杂记》有一段记载：
　　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像这类的冷嘲热讽，对吴梅村来说确实不是味道。他心里明白，这次出山绝非荣耀之举，事后必将受到人们的耻笑诟骂。他深感痛苦的根源也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不是一位“不以耻为耻”的人，因此，一种负疚感重重地压在心头，他说：“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可以说从他出仕清朝之始，直至去世为止，在他人生的舞台上总是不断地自我解剖、自我谴责，仿佛想以虔诚的忏悔，去取得人们的谅解。他这样做正是他性格的悲剧所决定的。
　　顺治十年冬，他沿着大运河应征北上，途中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诗作，如《过淮阴有感》：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八公山在今安徽淮南市西，传说汉淮南王刘安曾与苏非、李尚等八位门客一起登山游览，后刘安在山上修炼成仙，（据历史记载，因有人告发刘安谋反，下狱自杀。）且因放置余药于庭中，鸡犬舐食后也都随之升天。梅村路经淮阴八公山，从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传说，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处境，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浮生所欠只一死”，他对自己未能以身殉国深感愧疚。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的哀叹。
　　在进京的路上，他内心矛盾，忐忑不安，而且越接近京城，心里越感到不踏实。“已过江南雪，须防济北冰”（《旅泊书怀》），这仿佛是不经意之笔，写途中景色。实际上则是以景寓情，担心自己到达北方之后，可能受到清廷的冷遇。“征车何用急，惭愧是无能”。作为一位明朝遗臣，本不该出仕清廷，那为什么又急急匆匆往京城赶路？尽管一路上思想翻腾得利害，矛盾、惭愧、内疚、悔恨，但滚动的征车好似不理解他的心情似的，依然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行。在即将到达北京之际，他仍抱着一线希望，幻想朝廷当事者会发善心，将他放归。于是他写下《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诗，以吐露自己的心迹，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匹夫志在何难夺，君相思深自见怜。记送铁崖诗句好：‘白衣宣至白衣还’。”铁崖是元代文学家杨维桢的号。杨维桢曾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入明后赋闲在家，明太祖曾两次征召他修纂礼乐书志，他入朝后留一百十日，即乞归。当时宋濂赠给他一首诗，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作者借用这一历史典故，表达自己不愿仕清的志向。很显然，他的愿望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不得已留在清廷任职，官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三年后才因母丧辞官归里，此后不再出来做官。
　　“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这一段话，确是至理名言。

10、扬州抒怀

　　在晚明史上，扬州是一座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英雄城。当弘光小朝廷演出一幕文武大臣纷纷竖起白旗、投降清廷的闹剧时，扬州军民的英勇抗击，就像黑夜中的一支火炬，点燃了江南人民抗清斗争的熊熊烈火。
　　弘光元年（1645），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孤军坚守扬州城，誓师梅花岭，顽强抗击南下的清兵，最后宁死不屈，为国捐躯。城陷后，扬州人民惨遭大屠杀，数十万军民同时遇难，血染山河。扬州的失守，使清兵迅速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弘光朝随之倾覆。
　　清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北上仕清，路过扬州，故地重游，不禁触景生情，写下著名的七律《扬州》四首。此时离弘光朝的覆亡已近十年，但亡国之痛依然深藏在心里。作者试图通过这组诗揭示出弘光朝之所以覆亡的种种复杂原因，并引出历史教训，同时对史可法的高风亮节予以肯定，这就是诗的主题所在。
　　第一首先从眼前的景色写起：“叠鼓鸣笳发棹讴，榜人高唱广陵秋。官河杨柳谁新种，御苑莺花岂旧游？”“广陵秋”为曲名，这里语意双关，因古代诗词中描写秋天景色，多用以抒发悲怆的心情。广陵是扬州的古称，诗中强调的是“谁新种”和“岂旧游”，点明大运河两岸先前种植的杨柳已在战火中被毁，战乱后的御苑显得萧条破败，换言之，映入作者眼帘的扬州的景色已今非昔比，这样从景物替换的描写，引出朝代的更迭，言外之意自明。
　　在历史上，隋炀帝曾乘龙舟南下扬州，并在这里修筑宫苑，定为行都。有诗为证：“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即扬州）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李商隐《隋宫》）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在这里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所杀，葬于雷塘（今江苏江都县北）。晚唐诗人罗隐有《炀帝陵》诗：“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讽刺隋炀帝把大好河山只换得一块墓地，已是历史的大罪人。而吴伟业却以更加沉痛的笔触写道：“南朝枉作迎銮镇，难博雷塘土一丘。”悲叹福王朱由崧的下场连隋炀帝都不如，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诗以此作结。给福王朱由崧以辛辣的讽刺，令人回味。
　　扬州五亭桥
　　明亡后，马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等发兵送福王至仪真（明代属扬州府），史可法等不得已迎立福王，建立了南明政权，以为恢复中原之计。谁知不到一年，朱由崧就作了清兵的俘虏。梅村在《鹿樵纪闻》中有一段福王被掳时的记载：“福王乘小轿，衣蓝袍，首披包头，油扇障面，百姓夹道唾骂，其有投瓦砾者。”一副狼狈模样。后来他被清廷杀害，可谓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同情。
　　第二、三首叙述弘光朝军政的腐败，内部的勾心斗角，其中突出描写史可法的坚持抗清。当时南明政权曾在江北设立四镇以防清兵南下，但四镇将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之辈，各怀鬼胎，互相倾轧，无意抗清，唯有史可法一身正气，上表请求北征，以图收复中原。他上疏恳求弘光帝“念念思祖宗之鸿业，刻刻愤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把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帝身上。这就是“将军甲第橐弓卧，丞相中原拜表行”所蕴含的内容。
　　史可法抗清之志未酬，最后以身殉国。吴伟业《鹿樵纪闻》中有一段描写：“（扬州）城遂破。可法出遗疏授家丁，又为书上其母，拔刀自刎，未殊。左右负之出小东门，遇北骑，大呼曰：‘史可法在此’。执见豫王。王欲降之，不顺而死。”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城中修筑史公祠，让后人凭吊。祠中有一副对联写道：“数点梅花亡国泪1，二分明月故臣心。”他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之心数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
　　尽管史可法亲自督师江北，镇守扬州，但难挽危局。一则他的抗清主张得不到朝廷支持，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二则南明政权中掌握军权的将领，不顾大敌当前，只图保全自己，或变节投敌，或相互倾轧。“东来处仲无他志”，“当时只有黄公覆，西上偏随阮步兵”，写的是飞扬拔扈的左良玉，不以大局为重，借清君侧为名，自武昌挥师东下声讨马士英、阮大铖，马、阮则急调驻江北的黄得功部西向阻击。致使清兵乘虚南下，南京失陷。“处仲”用晋王敦（字处仲）发兵借诛刘隗事，这里借指左良玉。“黄公覆”即三国时吴将黄盖、字公覆。这里借指黄得功。又如“江左衣冠先解体，京西豪杰竟投兵”，写清兵南下时，弘光朝文武僚臣无心恋战，纷纷或逃或降，迅速解体。诗人以历史家的眼光，淋漓尽致地剖析南明弘光朝军事上的致命伤，指出弘光王朝的覆没势所必然。
　　清兵陷落扬州后，残酷屠城，为历史上所罕见，而妇女被掳，尤遭凌辱，景象甚惨。吴伟业《扬州》第四首，以同情的笔触描写屠城后妇女受蹂躏的惨状。“拨尽琵琶马上弦，玉勾斜畔泣婵娟。紫驼人去琼花院，青冢魂归锦缆船”。程穆衡注云：“维扬士女俘掠至惨，故末章独详之。”的确，这些无辜遭受浩劫的粉黛，常常成为梅村歌诗的吟咏对象，可见作者对被压迫、被侮辱妇女命运的同情和关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思想的进步一面。《明季南略》记叙扬州一女子张氏，被豫王部将掠至金陵，既而部将随豫王北上，张氏密以白绫二方，楷书《绝命诗》五首于上，乘隙投江以死。这里录二首：
　　深闺日日绣鸾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罗虎口，只余魂梦绕家乡。
　　江山更局听苍天，粉黛无辜实可怜。薄命红颇千载恨，一身何惜误芳年。
　　这段记述可作为梅村诗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