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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有句俗语：秦城和家庄（土音“桌”），马尿泡馍馍。说这俩地方缺水，宁给一个馍，也不给一口水。在我的成长记忆里，这毫不夸张。 村里缺水，干到了骨头里。虽然，这里距黄河不过二十里。海拔高了一些，抽黄工程无法覆盖到我的村子。 在老家周边那一带，每个村子，至少有一个涝池，用来收集雨水，饮牲畜、洗衣服，以及夏收期间防火。小时候，一到收麦子的季节，学生娃们都有俩礼拜的忙假，放假前，要写个“安全公约”交给学校，其中就有一条“不玩火不下涝池”，虽然大多时候涝池里并没有水。我也是在反复地抄写安全公约的过程中，学会了“涝池”这俩字。
印象中，村头的涝池，从来都没满过，除了98年。那一年，有的庄户，玉米亩产突破了1000斤，是平年的两倍。另一些庄户，西瓜几乎绝收，或许是雨量过于充沛，接近收获的时候，西瓜爆裂在田里。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也至少有一口水窖。刨开黄土层，挖一个细脖项大肚囊（或为减少蒸发量）、十来米深的大坑，坑的表面，裹上一层水泥，防渗漏。水窖的脖子处，有一个通往院子里的小洞，以便收集雨水饮用。除非下雨，窖里并没有太多水。2000年之前，村西头打了一口机井，是全市的扶贫工程，打了上百丈，才出了水。据说土层下面的大青石，撅断了不少钻头。
小时候，每逢下雨，家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扫院子。并非为了彰显隆重，而是打扫干净院子里的树叶、烟头等杂物，这样，收集到窖里的雨水，经过沉淀以后，才能饮用。 隔壁的村子有个老太太，估计早都去世了吧，据说能通神。每到天旱时，其它村子的老者便会请她出马，穿上古怪的衣服，在涝池边上，摆放一些祭品，叨咕着别人听不懂的仙话，装弄一番。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早在十多年前，村里便通了自来水，饮水问题按说已经解决。然而没用两年，便因水损太大而停用。狡猾的乡亲们把水龙头拧小，嘀嗒嘀嗒地，一天能接半方水，而用来计量收费的水表却不作反应。国庆节回老家，村里第三次通上了自来水，如何计量，未及细问。能否用得下去，也不得而知。 在我临行前，父亲于水龙头和水窖之间，接了一根塑料管子，打算让自来水在水窖中沉淀一下饮用，据说这样，水垢能少很多。 一场秋雨之后，村西头涝池的池泥，依然裸露着，自来水，加上机械化作业之后牲畜绝迹，涝池存在的价值已然不复存在。而水窖却依然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 离河二十里的旱塬地，依然无法灌溉，庄稼却依然倔强地生长。 我的村子，并不大，在籍人口600而已。也并不老，同治年间肖杨两姓人从沟东搬了过来，至今不过二百年。 但是，前二百年，它的衰老速度，远不及近十年来得要命。 29号傍晚，我带妻儿回到家。第二天便是生产队一个中年妇女的葬礼；当天，另一个生产队的老人去世；离家前一天深夜，一位老太太突发脑溢血，情况不乐观。做村医的父亲慨叹：眼瞅着村民健康档案上的人数，只减不增，且减速日甚。有什么办法呢？
50岁左右的，在这个村里，已经算是小伙子了。以至于一些红白喜事，竟然找不到年轻力壮的跑腿打杂。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年轻人，都在忙着背向村庄，去远处觅食。 村里穷，年轻人要想走出去并改变身份，大约只有两条路：当兵提干转业；念书考学公干（这两条路，如今也是格外难走通）。600口人的村子，自恢复高考以来，已有不下五十个本科生，以及十来个研究生。可是那又如何呢？村里还是一样的凋敝不堪——当然，前些年穷的是钱，近些年，穷的是心。
小时候，村里的初小（初级小学），只能念到四年级。再往后，就得在临近大村子的完小（完全小学）寄宿就读。每周背着一袋子馍馍油辣椒，一袋子书本，到隔壁村住校念书。当年，这也是村里的一景。往后，却是再也见不到了。 五年多前，村里的初小被撤销了。在原来学校的的旧址上，上面拨了一笔扶贫款，建了一个包含卫生所、商店、村委会在内的社区。有篮球架和健身器材，也有广场和绿植。虽然留守的人们并不怎么用。 村里的老人们说：没了学校，没了学生娃，这个村子也就是厕所里跌了一跤——离死不远了。
村子是这样，人又何尝不是呢？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84岁的爷爷，已经抱不动他的曾孙。我抱儿子到曾祖母遗像前，一时间，竟也忘了儿子该怎么称呼她老人家：老祖宗？高祖母？或者别的什么？对于儿子来说，我的曾祖母实在太过久远，也太老了。就像我的村子一样，凋敝而守旧，看不到前路。 恰如所言。在农村这架老车上，坐于其上的村民，背向村庄、面向城市，拼命地拖拽着，直到这个供养他们的村庄彻底解体。 村里人的加速流动，带回的，顶多是金钱，以及无所顾忌地逐利；而带走的，却是宗族与集体认同。 村庄共识与宗族道德解体，村民原子化的进程，正在急速进行。虽然村子倾其所有地供养着一代又一代，但这一代代走出去的人，又有几个会反哺他们的村子呢？
至于我，也只是摞一些干巴巴的文字，假惺惺地哀嚎几声罢了。 且由着它老去，于我，又能奈何？ 背向衰败的村庄，面朝繁华的都市。我与我的村子，继续着各自的生活，向着各自的宿命。
回到家当晚，父亲就介绍他为我请来的神——一尊古铜色的毛主席站像，以及一枚红太阳吊坠。站像是供到家里的，吊坠是给他的孙子，赐福保平安的。一套100元，轻飘飘的“铜像”，背部有些鼓胀，敲起来砰砰作响。
第二天，弟弟从西安回来，便因这尊神，与父亲吵了一架。 父亲说，送神的讲，刚请回来之后，得做一碗红烧肉供奉着，老人家爱吃。弟弟说，这个送神的生意做得不彻底，换做他，在卖这“铜像”的同时，牵一头猪，现杀现做，每块红烧肉再卖个三五十的。 “生意”与“买卖”这两个词，激怒了父亲：老人家是神，得请，怎么是生意呢？又哪来的买卖？ 父子俩搏杀着，我喝止了弟弟。两代人不同的经历，谁都不要试图说服或者改变谁。信与不信，都不要鄙薄别人的信仰。任何一种虔诚的信，都值得尊重。 信仰是什么？我并不完全清楚。就直觉而言，似乎是信任的更高级形式。至于信任，有学者说，它是社会的一种简化形式。比如，我们相信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而不必每天起床后去观察求证。又比如，人们孜孜以求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等等，莫不如是。 就我的理解，信任，是懒人的仙丹，作为信任高级形态的信仰，自然也是如此。信仰，意味着我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某种教义、某种主义或者某个神。因而，在我的那个村子，信仰鬼神的人，被视为好吃懒做之徒。 只是，父亲请的这尊神，似乎更多的是感戴，又或者，是精神的虚空。我并不确定。
村东头有座基督教堂，是方圆数十里基督信徒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当年传教者来村里时，我是亲见过的：不讲来生，但说今世——信了神，油罐罐自涨，面袋子自添。这种朴素的传教方式，大受欢迎。对于那些传教士来说，信徒数量的重要性，或许远大于信仰的虔诚程度。 村里有信仰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信所奉也是千奇百怪。有本土的送子观音，有道家的神，也有西洋的耶稣基督。 不论啥神，管用就行。投机的信仰，也许，并不止我的乡党所独有。 20世纪以来的数次革命，已经将数千年来建立的孔孟、宗族，甚至家族观念，彻底颠覆。旧的信仰打翻在地，新的信仰又迟迟不能站稳。昨天认为教育改变一切，今天就成了金钱万能；此前信奉勤俭持家厚道为人，如今却满是投机发财孔方治村…… 新旧交替之间，除了毛主席，父亲好像也确实不知道该信些什么好。 三爸家的桌子，也摆着一尊相同材质的毛主席像。村里几个娃娃的脖项都挂着“红太阳”吊坠，阳光之下，晃得人有些头晕。 人，总该有点信仰吧？！ 来京八年，读书就业，成家当爹。工作的原因，很少能回老家。这次国庆节，也是两岁的儿子头一回踏上我又爱又怕的黄土。也许是我那落后的村子，与我生活的城市差距过大，每次回乡，在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眼里，不见村里的希望。回到村里，我是城里人；回到城里，我是村里人。像许多叫嚷乡愁的人一样，我丢了归属感。 原以为，回到城里，我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当晚，躺在西五环的床上，倒头便着，一夜无梦。忽然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话： 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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