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为什么我存在却不被承认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本来是哲学层面的最形而上的人类天问，没承想，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现实层面的最形而下的人生发问。     2006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长篇特稿，题目是《没有户口，我是谁？》，讲述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的孩子与一位法官的故事。法官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高洁，孩子在报道中的化名叫李志高。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李志高，自幼疏于家教，不知母亲是谁，小学毕业便辍学在家，从来都不认他这个儿子的“父亲”又因涉案而入狱。李志高从13岁起便浪迹街头巷尾。后来，他因敲诈勒索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尽管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但是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     “罪与罚”是实在的，国家的公民要为自己的行为担责。然而，你很快发现，“权和利”却没有了，李志高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这样的“责权不对称”实实在在上演了。     幸而在这个时候，在道德良心层面的“法与情”的故事发生了：法官高洁像姐姐一样关心起这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而今被她亲手依法定罪的孩子，去探望他，给他买生活学习用品，出狱后给他找活干，还东奔西走帮助他这张飘零的落叶寻找“根”，求解“究竟从哪里来”的难题……按李志高的说法就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     然而，现实的困境困扰着这对素昧平生的“姐弟”。高洁曾安排李志高到一位朋友开的餐馆干活，后来这位老板朋友发现了李志高的真相，愣是让高洁将能吃苦肯干活的李志高领了回去。老板的苦衷倒也实在：“你想想，我们干这行的，天天这个来查，那个来查，他不但进去过，到现在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一旦让查出来，你说我……”没有身份、没有户口的一位国家公民，不仅自己难以生存，甚至无形中还给他人带来恐怖！眼看着这个一心向善的孩子陷入“身份陷阱”，高洁心急如焚。从李志高被餐馆辞退后，高洁就开始帮助他解决户口问题，可派出所也有苦衷：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没有过这种先例。高洁带着李志高寻母，最终失败而归———母亲已不知何去何从。报道最后说：李志高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需要发问的是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要为此承担责任吗？他们就因此不能有一个公民的权利？他们就因此无权证明自己是一个公民？”     一个人，从自然人到了社会人，他或她依存于国家而存在。而今我们发现，李志高虽然是“社会人”，但他却生活在社会的“山洞”里，就因为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对他来说，“国家”和“政府”是触不到摸不着的；即便那位曾经给他依法定罪的善良女法官给予了他关爱与善良，但她竭尽全力也无法“保障”一个公民的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权利。     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基本权利的获得，应该是“似虚而实”，就是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像空气一样处处无形存在而能让人时刻呼吸得到；而不应是“似实而虚”，依靠一个善良的具体的而又素昧平生的“他人”偶然地侥幸地得到。这是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国家之外的某个公民或某个群体不会存在什么权利。英国宪政学者霍布斯在他的《论公民》一书中说：“权力的接受者与国家的关系，不是头部与整个人的关系，而是心灵与整个人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一个人失去“心灵”，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     其实，类似“没有户口”的故事曾经出现过。2005年9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已经在“冰点”里“拍案惊奇”了一回，报道题目是《户口照耀不到的地方》，那里头的问题不是“生”的问题而是“死”的问题，所以开篇就问：即使去往天堂的路上，你也千万不能忘了带上户口，你要是没有呢？那位叫李秀珍的女人……由于她没有户口，医生不能开具死亡证明，又因为没有死亡证明，殡仪馆不能给予火化……颠沛流离的李秀珍直到“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是“黑户”！一位女性公民，就带着这样的黑色幽默走了。     希腊神话里有一则标志着“人”的诞生的传说：斯芬克司是人面狮身的怪物，她守在海边一条通道的岩石上，问每一个过路人同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最先用四条腿走路，然后两条腿走路，最后三条腿走路？猜不中的人就被她吃掉。英雄俄狄浦斯为民除害，来到斯芬克司面前说：“那就是人。”斯芬克司于是坠海身亡。斯芬克司之谜带来的启示是：如果不知道人是什么、什么是人，那么，人就会灭亡。当代社会的斯芬克司之谜没这么形而上了，这里的“人”已经延伸和具体化，化为一张实实在在的身份证明。而没有这一张身份证明，公民的种种权利就无法得到落实，等待着他（她）们的将是一连串的困境：他（她）们将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上学、工作、办理结婚登记及生儿育女，甚至想卖血维生都不行。他（她）们生存着，在某种意义上却不被承认，被遗忘在社会的边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一位没有户口的公民无声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