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欧洲启蒙和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前几年高喊“全方位移植西方文化”，“整体性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截然对立，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可是，科学始终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单靠激情与冲动，是无法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为了尊重科学与历史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通过中外的历史，来考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亚洲的日本等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一、儒学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     儒学是在中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形成的这个特定历史过程中，由孔子创立的。它由于能总结夏、商两代文化的得失，发扬西周初期“敬德保民”、“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以重视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合作、礼让为内容，主张仁政，反对暴政；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侵略；以“仁”与“礼”为其核心的一种教育、文化和学术思想派别。儒学经过先秦时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武帝时，遂处于“独尊”地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虽经佛学西来，道教崛起，仍无法动摇其地位，这种历史事实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汉代开始，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被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与政治，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从十五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国儒学中的程朱理学更成为朝鲜李朝、日本德川幕府和越南后黎朝等的正统指导思想，这是儒学在古代东方传播的简要情况。     儒学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到今天有些内容自然显得陈旧和落后，但是它是否就只是一种反映中国农业社会文明，而对近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世界文化无影响的“封闭体系”呢？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这种看法是应当否定的。我们知道，随着十五、十六世纪儒学在东方各国的大规模传播后，由于一批传教士作媒介，又将它带到了西方。   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住17年后返国时，便带了一批中国书籍，其中有不少儒家的著作。     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中国传教时，他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基督教义。公元1594年，他在北京出版了拉丁文的《四书》译本。其弟子金尼阁又于公元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这些思想曾在意大利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   1687年库普烈（Couplet）神父，便将朱熹主编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传入欧洲。1836——1837年布里奇曼又将朱熹的《小学》一书，译成英文传入欧洲。1849年布里奇曼又将《朱子全书》中有关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等章节译成英文传入英国。当朱熹的著作和儒家、道家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络绎不绝地传入欧洲后，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远东研究所的现任教授程艾蓝先生说：     “中国思想和文化基本知识的传入，为17世纪和18世纪宣告启蒙和革命时代到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讨资料，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马列布朗塞（Malebranche），他在他1708年的文章《基督哲学和中国哲学关于上帝存在和性质的对话》中，提出了‘自然宗教’的概念，为莱布尼兹所接受。儒学对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自然要算沃尔特（Voltaire）对存在于当时中国制度中的‘开明统治’和‘自然法则’的解释了”。    不仅法国的学者认为：儒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欧洲“17世纪宣告启蒙和革命时代到来的思想的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讨资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且苏联的学者πc．佩列洛夫博士也认为：    “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时，欧洲掀起了一个中国热。如果说欧洲贵族，表现出一种对中国物质文明的纯粹外部形态的高度注意（如仿制中国的建筑、园林艺术和灯笼等）的话，那末欧洲优秀的思想家们，则感兴趣于中国的精神生活。伏尔泰是从儒学中寻找论据来宣扬开明专制，批驳卢梭关于艺术和科学败坏风俗的观念的。……按照伏尔泰本人的说法，他的剧本《中国孤儿》就是‘五幕儒家道德剧’。在《风俗论》和《哲学词典》中，在《让纳涅斯笔记》，甚至在《流亡的耶稣教徒》中，伏尔泰都积极推崇中国的道德观。醉心于中国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只是伏尔泰，应当提及的还有法国重农学派奠基人魁奈，他由于自己的一篇《中国的君主专制主义》论文，而赢得‘法兰西孔子’的雅号”。     伏尔泰还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他从孔子的“仁者，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早期儒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一方面摒弃了儒学中过份强调上下尊卑、等级等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的要求，赞扬中国的“圣君”、“贤相”所推行的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民同乐”、“与民同好色”、“好货”等开明的“仁政”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起草《人权宣言》时，还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由道德的标志，而写入其中。在李约瑟教授所写的《中国科技与文明》一书的第一卷中，明确地指出儒家的《周易》与朱熹的哲学，对莱布尼茨的“单子系列论”和“宇宙预定和谐论”的影响。可见，儒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共同文化，它不仅在东方，而且对欧洲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学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不仅在法国，对俄国也是这样。如：“俄国精神文化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普希金对中国人的价值规范很感兴趣。……普希金不仅通读了当时法国和俄国已经出版的一切中国文献，而且在与比丘林（当时最谙习中国文化的名家）的交谈中，汲取了许多对自己有价值的知识。普希金的兴趣相当广泛，但他首先感兴趣的是儒家培养人性的那些方法”。普希金还在他精心构思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草稿中，将《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写成了这几行诗： 孔夫子，中国的圣哲， 教育我们尊重青年人， 能摆脱困惑，能忍受责难， 年青人充满希望， 这希望能……   看来他认为奥涅金的教育思想和中国哲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可以融为一体的。除普希金而外，我们再从π·A·布朗热博士，在托尔斯泰草稿中选编出来的《列夫·托尔斯泰阐释的孔子学说》这本集子中，看出托尔斯泰对儒家重视人的生存价值和责任，将道德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这种思想的重视。这本书一开始托尔斯泰便说：   “中国学说的核心是这样的：真正学说（注：指《大学》中的三纲领：明明德、作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教育人要有崇高的善（‘明明德’），用这种善来改造人（‘新民’），并使人的一生处于至善之中（‘止于至善’）。为了具备这种善的美德，就需要（1）全民族尽善（‘治国平天下’）。而为了全民族尽善，就需要（2）整个家庭尽善（‘齐家’）。要使整个家庭尽善，就需要（3）本身尽善（‘修身’）。为了本身尽善，就要（4）心灵纯洁，返真（‘正心’）——因为心存则宝存。为了心纯，返真，就要（5）有真诚和自觉的好思想（‘诚意’）。要达到这种思想的自觉性，就要（6）有高深的知识（‘致知’）。要有高深的知识，就要（7）研究万物和认识自我的价值（‘格物’）。”   托尔斯泰从纯化人的心灵着眼，来认识儒学强调以身作则，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强调从自我做起，再推广到家庭、社会、国家、天下，是把握住了儒家的仁学、仁政、德治等“推己及人”精神的。儒学既重视个体人生的价值和作用，又重视个体人生对家庭、社会、国家和天下的责任，所以才能孕育出一批临危不惧，为了国家民族和天下之大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和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高尚品格的中华民族脊梁骨来。 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 儒学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关系，我们先从日本谈起。公元285年，朝鲜百济国博士王仁赴日，给日本应神天皇送去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随后儒学的经典便随同日本派来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等大量传入日本，与日本原有的神道和从中国传入的佛教，同为日本社会的统治思想。到十三世纪理学传入日本后，经藤原惺窝（1561至1615年）、林罗山（1583至1657年）等学者的大力宣传，宋明理学中的朱子学，遂成为日本封建武士阶级的意识形态。日本的思想家们，将中国的儒学与日本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提出了“和魂汉才”这个口号。到十八世纪，日本的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三都之一的大阪成了日本的商业贸易中心，有“大阪富庶雄于天下”之说。由于大批商人集中在大阪，遂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他们要求建立一种代表其利益的世界观和道德的学说，在这种前提下，大阪朱子学派产生了。大阪朱子学派代表人物是五井持轩（1641至1721年）、中井履轩（1732至1816年）等人，他们从儒学世界观出发，认为“町人采用正当经营的方法所获之利就是义。商人之利就和武士的俸禄和农民耕种所得的米粮一样，都是义，而不是利。只有贪图非分的高利，才是利欲”，以此来证明商人获利是正当的。并依据儒学伦理确立了大阪商人的商业道德，即守信、自律、节俭、储蓄、敢于创新等，为日本史上的明治维新和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起了思想、舆论上的一定推动作用。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被称为典型的“大阪商人”，就是对他能代表大阪这种精神所给予的赞誉。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至1930年），是日本近代工商企业管理的著名人物，他用自己毕生的经验，写了一本名为《论语与算盘》的书。他指出：《论语》中有算盘之理，有真正致富之道。《论语》中讲忠、孝、仁、义和“朋友有信”；算盘则要求经商、谋利。但忠、孝、仁、义、“守信”与经商谋利并不矛盾。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涩泽认为，这段话不是说孔子鄙视富贵，而是说孔子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必须“以道得之”。“如果不是合于正当的富贵，则无宁处于贫贱；如果是本着正道而得的富贵，则安之无妨”。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句话，代表了孔子主张经商求富的思想。孔子主张为了求富，象执鞭这样微贱的工作也不排斥，可见，孔子反对的是不正当的富贵和不合“道义”、“不守信用”的行为，并不反对可富、可贵本身。涩泽从这种认识出发，针对日本的特点，提出了“士魂商才”观点。他认为，过去武士阶级提倡的“和魂汉才”，现在用在商业上，应改为“士魂商才”。“士魂”指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是人们经商所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但仅有“士魂”而无“商才”，在经商时，由于不了解商品流通和市场变化规律，往往会遭到失败，故“士魂”尚须兼有“商才”。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明确地把儒学的《论语》一书，作为商业活动的理论基础，把儒学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工商企业管理之中。他的《论语与算盘》一书成了日本企业管理部门的必读之书。 从涩泽开始，日本的企业文化便将儒家思想，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出发，提出了“人即资本”这个概念；从“中庸之道”、“和为贵”出发，提出了“和能生财”的主张；从“忠诚”、“守信”等观念出发，引导出对他们的国家、公司、工厂的忠诚感、凝聚力、团体感和奋斗精神。这些便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人即资本观念。   日本企业文化在经营管理中，把人作为企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经营就是“营造人”。人的素质是产品质量之魂，管理者的重大任务或根本职责就是“营造人”，只有把人的智慧与机器的自动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他说：“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而日本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所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幼序列制，注重对在职职工的教育与培训和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不断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并信赖雇员。在工作中能访求人才，和提拔、重用有才能的人。在处理公司内部问题时，多从忍让、团结和尊重他人存在的价值为出发点。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旧昭夫认为：无论领导者多么聪明机智，或曾取得多大成就，但你的事业和前途，都取决于你所雇佣的人的工作。   以人为中心，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相结合，这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种方法。 （二）“和能生财”的观念。   “和能生财”与《左传》中的“和实生物”很类似，孔子强调“和为贵”，认为真正的和谐必须有严格的原则性，认为没有原则的“和”是“乡愿”。他提倡“和而不同”。“和”指保持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同”即取消矛盾对面之间的差异。孔子在方法论上，特别反对搞片面性和走极端，强调中庸之道。把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作为人道德修养和思想方法的最高原则。   “中和”观念传入日本后，公元604年，日本的圣德太子在他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内容便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现代的日本企业管理，特别盛行“和能生财”这一观点。丰田汽车公司的前身，丰田纺织公司的创始人丰田佐吉的座右铭便是“天地人”。这句话，取自《孟子》书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语，强调虽有天时、地利，但最主要的是“人和”。认为企业的成功，“非人和”不能取胜。在企业内部，和谐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员工与员工之间，雇主与员工之间都应注意“人和”，即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含义即企业如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产生对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日本现在有很多学者写了“和拢经营革命”、“和拢经营哲学”等书。“和”即和谐，“拢”即靠拢，就是说：一个工厂、企业的内部，要凝聚在一起，大家紧密地连结成一体。整个公司好比一部机器，每一个人便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缺少任何一个，机器便要发生故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要经多层次的研究，以及全体成员共同讨论，然后才集中，尽量避免上下、左右之间的对抗而消耗自己的力量。   日本企业注重“和谐”，使企业员工产生了内部的同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法则，可是用在人与人的关系结合调配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可能会等于三，等于四，甚至等于五。如配合不当，一加一可能会等于零，甚至可能因内耗自己的力量而出现负数。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与团结关系，还可以用系统论的原理来说明，系统论认为，大数之和，并不一定就是更大的数，因为系统的整体功能，并不等于各个单独元素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取决于系统的结构，即每个人之间的关系结构的合理，就可以减少“内耗”，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日本重视调整企业内部的上下、左右之间的矛盾，而建立一种融洽团结的关系。缓和了劳资之间的对立，使员工增强了对企业的认同感，企业扮演了中国儒家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的家庭角色，他们的这些方法，为战后日本社会比较稳定，能获得高速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三）忠诚观。   在《论语·里仁》篇中，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也认为“忠恕”是他“一以贯之”的道。主张“与人忠”，主张应以真诚待人。当儒学传入日本后，“忠”是日本人最重要的伦理观念。德川幕府时，“忠”的观念被强化为武士阶级的基本道德。“忠”就是为君主献出一切，日本武士战败后剖腹自杀以效忠天皇，便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德川幕府的代言人林罗山（1583至1657）将“忠”作为是“孝”的标准，认为不忠就是不孝，并将“忠”作为诸德之首。   现代日本企业管理者非常重视对“忠诚”观念的培养。日本企业员工把“忠”的对象转向自己工作的企业，将“忠心”、“忠孝”、“守信”等思想转变为自己应对企业尽“忠诚”和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等上面。对企业的“忠诚”体现在日本人把自己所属的企业，作为自己一生的依靠，看作是利益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企业就是自己的“家”，“家”的兴衰荣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血肉相连。日本人向别人自我介绍时，总是先说自己是哪个公司的，然后才说自己干什么工作，或者只说出自己是哪个公司的。爱公司就如爱家一样，当企业兴盛时，员工感到高兴、自豪；当企业面临危机时，大家则齐心协力，加班加点的工作，以设法渡过难关，没有趁公司不景气时离职出走的现象。他们把趁公司危难之时，背离自己公司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缺德的表现。他们把“忠”体现在自己的劳动观中。日本评论家山本七平认为：对日本人来说，劳动不仅是经济成就的问题，而且是一种信仰与锻炼。山本七平说：“我们勤奋劳动，是因为我们信仰劳动。对我们许多日本人来说，做好一件工作，帮助自己公司的成长、繁荣，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东西”①。这种说法，自然是受儒学强调个人应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献身的人生观所影响。总之，通过这些思想的影响，造成了日本人的忠诚观、劳动观，使他们能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献出一切，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现代经济能很快发展的因素之一。 根据上述的事实，如果说孔子的教育思想、伦理思想、早期人道主义精神等在欧洲对一批启蒙思想家有所影响的话，那么在日本的现代企业中，则是将儒家重视人的价值和独立人格，辩证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强调为公理、正义、国家、民族、集体献身的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用之于他们的企业管理之中，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仅日本是这样，在东亚各国中，新加坡、香港、台湾与南朝鲜，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中，也没有将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生活完全加以对立。但他们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难道不是更进一步证明，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完全对立的观点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吗？我们只有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存的实际情况，汲取中西文化之精华而扬弃其糟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与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等精神，才能创造出更新、更美、更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文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