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弟弟代其姐求助的帖子，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个概念：“无我化生存”。
这位弟弟这样求助道（基于真实性原则，仅对其原话作了分段处理，内容不作任何改动）：
你好：我在网上看到关于您的介绍，想咨询一下心理问题：（关于我姐姐的）
我家里兄弟两人，姐姐老大今年36岁了，家里只有一个女孩，父母从小就有一点溺爱，姐姐性格活拨，个性很强，可事与愿违，上学时是学校体育队的代表学校经常参加比赛，还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演讲、文艺演出、节目主持。一直到参加工作都是活跃分子，单位一有什么活动她总是积极准备，工作特别卖力，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牺牲自己的假期，即使在家一个人在房子背台词、主持语，家里从来也不打扰她。单位领导都一致称赞她，也有心培养她，也入了党。随着年龄的增大，领导也考虑提拔她，单位里就有人说她要当什么科长、什么主任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那次提拔人员的名单里没有她，她所在的小科室来了新主任，我姐姐却仍旧按原来的主任的工作方式工作，有点与新任主任格格不入，人家在领导面前说了些风凉话，提出不要她了。
从此后思想受到了打击，她觉得我原来工作那么出色，那么卖力，却没有得到领导的提拔，自己很没面子，心灰意冷，觉得谁都对不起自己似的，觉得干得好与坏都一样。工作重新变动后，变得对什么都无所谓，领导分配的工作当面顶撞说“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干不了”，同事给她说时她也是顶撞，所以到现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理她，她在单位从此也没有了朋友，自己我行我素，背地里别人说她“脑子有问题”“有神经病”。
在家里更是我行我素，整天就知道打扫卫生，房子一天要打扫三四遍，把外边的楼道每天起来，要用水冲洗，卫生间更是水流不停，有点“洁癖”。在个人生活上，花钱从不心疼，可是又把钱花不在点子上，她的欣赏水平也出现了问题，给自己买衣服总是看那些40或50岁人的衣服，与别人观点的格格不入，穿上一两次不喜欢了，就送人了，自己又去再买，这样反反复复，花了好些钱却还没有一件自己满意的衣服。喜欢小孩玩的小玩意，什么贺年卡、小发卡、小工艺品呀，一次要买三、四百钱的，买回来见了小孩就送，自己从没有私心。家里的水果、糖呀什么的有人来，不管你要不要，就给别人装一大堆，送到家里没有为止，她说“没了再买”。逆反心理特别强，不要她做什么她偏要那么做，她的思想有时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发起脾气大得厉害甚至打孩子、打我母亲，孩子怕她，打过后把孩子报上又亲又爱。我们全家都围着她转，什么事都让着她。
请专家看看，她到底心理上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治疗。我很着急，谢谢！！！！
分析
我不是专家，没有资格考虑“治疗”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位女士的这些行为表现根本不是什么临床上的“病”，自然谈不上要考虑是否进行临床上的“治疗”。而某些“专家”关于她有“病”（说是神经症的某些症状倒也罢了，毕竟该女士的某些行为表现很符合神经症的某些症状描述，比如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表现，但说她可能有精神病则纯粹是信口雌黄）的论断也让我不敢苟同。
事实上，尽管该女士的行为表现有些异常，但这种异常的含义并不能理解成临床上的精神异常（这就意味着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疾患），也不能理解成以社会的主流观念模式、行为模式的标准看来，她显得不正常（社会的所谓“正常”倒恰恰有可能是不正常的）。这种异常只能是“存在”意义上的异常（在此的极端表达是弗洛姆将受虐－施虐狂称为“存在的败笔”），即就人的存在来讲，该女士的人格结构――往往是“自我”――出了问题。这一点决定了她并不是心理治疗的对象（也因此在分析的意义上不能称她为“患者”），而只能是心理咨询，以及从存在论、现象学、道德文化等入手的精神分析的对象。
作出这个判断的一个最充足的理由是，在她的弟弟的叙述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她的创伤性经验只是那次她当科长、主任希望的落空。但是在严格的心理分析中，这的确不能称为能够改变一个人并引起一系列心理后果的“创伤性经验”。如果按照一般的分析习惯，在确认了这个创伤性经验后，我们很容易更重视它本身和它之后的症状表现，而不太重视它出现之前的分析对象的存在状态。但在这个个案中，这个创伤性经验只不过是她以往生活经历的逻辑结果。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创伤性经验本身，它最大的价值只是以反面的形式向我们说明了她的一种一开始就有缺陷的存在方式。即使没有这个创伤性经验的“提醒”，仅仅通过对她的存在方式进行精神分析，我们也能预见以后在某些情境中她的心理反应及行为表现的大致倾向。就此而言，分析必须转向可以决定她的存在方式的人格结构中。
根据其弟弟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该女士是独女，从小父母就很溺爱。一般来说，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很容易象弗洛姆所说的，在性格的逐渐成型中出现一种“接受取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关于它的形象表达就是“我要……”，似乎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而存在，都应该肯定他，围绕他转，给他关爱。这种人表面看来有很强的个性，需要凸显他自身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不仅是没有真正的自我认同的一种补偿，而且是为博取外界欢心以求得认同的一种方式。从一开始，他就没有真正的自我认同，他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社会认同”的结果，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离开了社会认同就崩溃的幻象。越是在溺爱中无法使自我的发展保持与外界既联系又相对独立关系的孩子，越容易在以后导致其自我被远不止是“超我”的内容而更多地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内容所侵吞，使其“自我”不过是外界的内化而已；或者因自我的缺失而在挫折中发展成高度的自恋。最后，还有这样的倾向，即发展成一种唯我独尊的霸道的病态人格。
该女士显然只对应于第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被溺爱使她在成长中已经逐渐地使自己的自我认同让位于社会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里对她的肯定也扩展到了社会对她的肯定。在心理上，她无法离开这样的肯定。所以她在学生时代“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演讲、文艺演出、节目主持”，在工作后“一直到参加工作都是活跃分子，单位一有什么活动她总是积极准备，工作特别卖力，一心扑在工作上”。就心理动机而言，她的所谓“积极”实际上是被迫的，已经习惯了用社会认同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的她无法忍受得不到外界肯定的后果，她害怕这些维持她心理生存的东西在某一天被收回，所以必须尽力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标准进行表现以获得肯定和赞扬。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一旦外界的肯定抽回，将引起他严重的心理震荡。需要强调的是，该女士的努力表现既对应于它们的一般结果――被人肯定和赞扬，同时也对应于社会的相应奖励――一个人努力工作，表现出色，自然应该在职位晋升上给予优先考虑。也就是说，该女士对于她应该得到科长（主任）职位的心理欲求并不仅仅出自于她认为社会必须满足她的主观心理，而且具有客观上的合理性。她没有得到这个职位无异于收到了这样的通知：你其实并不是什么社会的宠儿，并没有谁拿你当回事。努力工作而不能晋升的现实加剧了这样的心理后果，使这个通知更是变成了一种对她的羞辱：连你努力工作都不给你晋升，你还有什么价值？
完全可以说，当她知道自己没有得到科长（主任）职位的时候，一定是个天旋地转的时刻。原来，自以为是宠儿的她，其实什么也不是。她总无意识地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关爱她、肯定她，原来并没有几个人真的拿自己当回事。当社会的认同在她的心理上被体验为已经被收回时，她的自我认同也彻底崩溃。所有支撑自己心理上的生存的那些力量和存在的价值感因自我的不“在场”真相的暴露而消失了。但也意味着，做了几十年的梦，终于醒了。原来，那么多年来，这种生存只是一种“无我化”的生存，在本质上，她实际上是为他人而活！
从其弟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她并没有觉醒，或者不如说，她本质上的“无我化”并没有被她意识到。这是合乎心理上的逻辑的，一个人不可能马上醒悟，而必定要经过一段心理上的紊乱时期，并且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觉醒不会转向寻找另一个虚假的自我来肯定自身的另一种沉睡。在她那种情况下，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维持心理上的生存，无法被她意识到的心理防御机制开始运作。我们可以分清有两种心理防御机制在支配她的行为，一种是补偿，另一种是攻击。
合乎逻辑的是，既然她原初的“无我”状态使她不能自我肯定，当社会认同突然之间崩溃时她也找不到自身的力量和存在价值的证明，那么为了心理上的生存，她就必须以一系列的行为向外界和自己证明自己有力量，籍此来构筑自我认同。所以，她“整天就知道打扫卫生，房子一天要打扫三四遍，把外边的楼道每天起来，要用水冲洗，卫生间更是水流不停，有点“洁癖”。在个人生活上，花钱从不心疼，可是又把钱花不在点子上……”。这些行为在人们看来很不正常，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她所做的这些事是什么其实根本不重要，它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清洁，享受消费，这些对她毫无意义。对她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这么做，她获得了自己的能力的确认和按社会观念模式看来有价值的感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来，这是一个人的心理能量不郁积而最终转向破坏性的重要方式。
另外，既然她的那个创伤性经验是外界带来的，她的心理灾难是外界对她作出否定的结果，心理生存的指令就必然驱使她对外界进行“去合法化”，即否定、蔑视、攻击它。如果一个人的意见对另一个人曾经具有意义，而现在前者否定后者，在后者本质上无法自我肯定的情况下，他就必须对前者的意见乃至人本身表示轻蔑。所以，该女士必然不会买他们单位上的人的账。她尚不能嘲笑社会的主流存在方式及其价值标准，但她却完全可以表现得与人们的一般观念不一样，以此来蔑视它。她“给自己买衣服总是看那些40或50岁人的衣服，与别人观点的格格不入，穿上一两次不喜欢了，就送人了，自己又去再买，这样反反复复，花了好些钱却还没有一件自己满意的衣服。喜欢小孩玩的小玩意，什么贺年卡、小发卡、小工艺品呀，一次要买三、四百钱的，买回来见了小孩就送，自己从没有私心”，这些行为并不是象她弟弟所说的那样是欣赏观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维持自己心理生存的方式。“逆反心理特别强”意味着，她要努力从那个现在给她造成伤害的系统中挣脱出来而凸显自我。越能让她找到从来就不存在的“我”的感觉，在心理上她就越有安全感。
仔细观察这个女士的行为，是让人吃惊的。她的行为具有十足的利他主义色彩（但在这里利他主义并不是作为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出现）。这样的行为表现恰恰是“健康”的。从而，我们可以再次强调：她只是存在方式有缺陷，而在心理和精神上并没有陷入病态的泥潭。她之所以“发起脾气大得厉害甚至打孩子、打我母亲，孩子怕她，打过后把孩子报上又亲又爱”，是因为她的家人在她心理上乃是曾肯定她又侮辱她的外界的一部分，她对他们这么做乃是基于心理上的反应，因而并不是一种施虐。她打过后对孩子又亲又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惊叹，在这个施虐狂大量涌现的时代，因“无我化”的悲剧性生存而终于遭到痛苦的她居然没能象许多人一样变成施虐狂！面对这样因存在方式的缺陷而遭到惩罚的人，认为她是心理上甚至精神上的病人，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无知。她以一种完全合乎心理规律的方式力图找到自我的感觉，这与其说是一种异常，不如说是回归正常的重要一步。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她的这些行为应该内化成她自己对自己的肯定并能进行体验，从而消解行为本身的意义，使行为中止而沉静下来；另一方面，没有必要理睬外部的目光。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她的旧时代将结束。
补充
如果说该女士是一个极端个案的话，那么我还碰到另一个极端个案。她们和无数现代人一样，都是“自我”萎缩而无法构筑自我认同的大坝的结果。
这位姑娘（如果还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与上面分析的那位女士的表现不同。她这样诉说道（同样不对原话内容作任何改动）：
“我是一个很爱关注别人的意见的人，凡事都太过谨慎，比如要做什么事总是会先考虑别人对我的看法。打个比方比如别人随意的头不梳穿着拖鞋就走出了也觉得很随意，可是我总是害怕糟别人的一样眼光。这总是让我做一些事感到困扰。
特别是前一阵，我交了一个很好的男友，我也很爱他。只是他有一个缺陷就是比我还矮而且长得很丑。我一直都不敢和他走到大街上去，因为害怕别人的异样眼光。但这似乎是不太现实的，有时候被迫和他走出去，可能是太不般配太怪的原因吧，有无数的人都看着我们，我只有低着头尴尬地走着，还有几个中学生看了之后不停地笑。我很郁闷。
我感觉实在糟透了，所以每次都和他在家里。但是总不可能永远都在家里吧，但是叫我出去那种感觉就像要命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实际点的办法能让我解决这个麻烦呢。我实在是脑袋想破了也想不出来了。”
这同样不是什么心理上的障碍，说是“社交恐怖症”更是天方夜谭。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位姑娘在无意识深处缺乏一种安全感。尽管并没有提供资料，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她在以往的生活经历中曾经遭受过心理上的创伤，或者是得不到关爱，或者是被抛弃，或者是被伤害。没有这些创伤，她同样可以对他人的意见较为敏感，但不会敏感到如此程度。还有一种可能，她从小就非常听话，弄成了习惯性的顺从和依赖。但除非加上她因偶尔不听话和顺从而遭到惩罚的经验，否则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她的现状。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和他人的意见对于该姑娘来说相当重要，她压根就“无我”，没有自己的判断。她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来肯定自身。她同样具有“接受取向”，且没有主体性的体验。因此，社会和他人的意见主宰了她的心理生存，她活在他人的目光中，随这目光的含义而改变自己的心理体验。可以想像得到，她要获得心理生存，要么就必须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要么就必须期待获得外界的肯定性评价。
然而，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是她以往的心理创伤加剧了这种离不开他人肯定性目光的焦虑，但却不能说心理创伤是她现在的痛苦现状的源头。真正的源头实际上发源于本体性存在中的既需要自我来获得存在的确证同时它又与外界分裂所造成的矛盾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几乎是大多数人的不自觉的选择。而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也需要重新阐释。我们看到，人的“自我”和“超我”早就不是弗洛伊德当初所说的那些内容了。现代社会在把“本我”关进了笼子里时，“自我”的地盘实际上更多地让位给了“超我”。而“超我”不仅仅指道德观念等等东西，还包括了影响人的生存的许多领域的符号。诚然，“自我”是在社会化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某些“超我”会内化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但由于“超我”的扩大，“自我”的建构并不都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反而只是对“超我”的应合。这种“自我”只是虚假的“自我”，它只是对“超我”的一种反映。“超我”驻扎在人心中，操纵着人，此时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他的意志，而是社会和他人的意志。
在对“自我”的“编码”中，无论是专制的意识形态欺骗，还是现代文化工业所制造的虚假意识，实际上都无助于主体性的建构。现代社会倡导多元化的文化观念，它假定人的理性和主体性，但却没有考虑到面对“社会”人“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由于置身于强势的媒体、文化机构、社会教化体制所制造的强大的话语泡沫中，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分裂已很彻底的个体极易被淹没，出于恐惧和认同心理，他会轻易地把外界的思考看成自己的思考，并融入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以获得免受攻击的身份。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何现代人的心理竞争何等激烈，因为背后都是“他人的目光”，人们要由社会的评价来确定自己的“存在价值”。我们也容易理解为何人们害怕孤独，非常乐意自己被群体性的狂欢淹没，因为背后是他存在的空虚，他一定要避免自己体验到这一点。
51年前（即1955年），弗洛姆曾针对当时的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作过这样的一个设问：“如果我们西方文化中的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赛事和报纸停办四周，这些主要的逃避途径被切断，对于被抛回到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的状态的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回答是：“我坚信即使在这一短时间内会发生成千上万的精神崩溃事件，很多人会陷入极端焦虑的状态，与被临床医学论断为‘精神病’的症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停用了减缓社会形式之痛的麻醉剂，社会的疾病就会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