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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的“忏悔录” http://www.gmw.cn/01ds/2007- 蒋劲松（本报书评人） 巴士拉相信“真理是忏悔的产物”，从日常的经验与现代系统、严谨的科学之间，并无平滑、直接的通道，必须要克服种种心理上的“认识论障碍”。 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过去对独树一帜的法国科学认识论传统了解不多，加斯东·巴士拉（1884-1962）的《科学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巴士拉可算得上是位另类的传奇人物。这位法国哲学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自学成才，大器晚成，最后成为世界级的哲学大师。尤为难得的是，在学术日益分化的20世纪，他居然可以身兼科学哲学家与诗学家双重身份，在这两个跨度极大的领域中都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简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他著作等身，其中《科学精神的形成》一书，既是其科学认识论研究的代表作，又是其后来蔚为大观的诗学研究的先导。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我们解读这位思想家精神世界的神奇密码。 本书可以说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分析”。它既是对“科学精神”的深入细致分析，这种分析奠定了他在法国认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对“科学”活动的“精神分析”，他借鉴并改造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用于分析科学和艺术活动中的“遐想”，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尤其是对于诗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乍读起来，这本书好似科学主义者贬低诗性思维，张扬科学思维方式优越性的宣传著作；而其叙事方式带有强烈的辉格色彩，似乎是在沾沾自喜地揭露过去认识的错误和不足。但实际上，它是一部思想深刻的“科学精神忏悔录”。过去许多科学史家们专注于所谓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试图把科学发展的历史写成自觉向今天科学认识靠拢的过程。与此不同，巴士拉相信“真理是忏悔的产物”，从日常的经验与现代系统、严谨的科学之间，并无平滑、直接的通道，必须要克服种种心理上的“认识论障碍”。 巴士拉通过分析许多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过时著作，从湮没的史料中挖掘形形色色的“认识论障碍”，并不是要证明今是而昨非，而是要说明科学精神的特质。那些“认识论障碍”，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研究活动中同样存在，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不是单纯的错误、理性的缺乏，而是人类正常心理活动的重要内容。这种研究进路对后世影响极大，福柯在疯癫研究的著作里就大量引用了巴士拉所挖掘的资料，阿尔都塞受巴士拉影响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论断裂”的思想。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科学中存在着革命、不同范式不可通约的观念，在精神实质上与巴士拉是暗通款曲的。 19世纪，穆勒为代表的心理主义曾一度蔚然成风，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起源带着鲜明的反心理主义色彩。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內，哲学家们在思考科学活动时，往往考虑科学陈述的逻辑结构，鲜少探究科学研究者的心理活动。直到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以及SSK学派成了气候，才有了一些改变，开始关注研究主体，但那也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因素，而对于研究者个体的心理活动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而巴士拉则有所不同，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心理活动，应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科学认识活动的深层心理。具有深刻辩证法修养的巴士拉敏锐地意识到，在心理主义与逻辑主义的两极对立中，简单地无视心理是不能完成对于心理主义的真正超越的。他提出了“脱离心理化的心理学”，不是像穆勒等人将客观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认知者的心理内容上，而是恰恰相反，强调客观知识的获得必须要克服和超越深层的心理活动。 在巴士拉看来，所谓科学精神的发展就是从感性认识经几何化，最后达到完全抽象化的过程。因此，抽象化是科学精神正常和富有成果的方法。他认为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绝不仅仅是完成描述的任务，而是完成建构秩序的任务。 在此建构秩序的过程中，人类必须要克服在发生学上远远早于科学的各种心理内容。首先是原初的观察，这些看似最直接、无辜的经验，包含了无穷无尽的遐想、形象、类比、隐喻，其中最为直接的其实是我们隐蔽的激情和无意识的欲望。 然后是过于匆忙的概括。一般化的认识是科学认识的敌人。 巴士拉指出，前科学中实体论和泛灵论的直觉是发展科学认识主要的障碍。实体论把各种不同层次的性质直接同物质结合在一起。这种隐喻将物质设定为隐秘的内部，将物质的性质和现象设定为显豁的外部。这种隐喻常常导致莫里哀所嘲笑的用鸦片具有使人入睡的性质来解释鸦片的催眠作用。当炼金术士们在运用这种实体论时，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客观地研究外在自然现象，而是在进行内心的倾诉，是在进行精神的修炼。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一大标志是精确的度量。巴士拉指出，科学精神的一个首要要求是，测量的精确性应该时刻参照测量方法的敏感性，应该考虑到被测对象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前科学中除了普遍存在的对量的规定性漠然无视之外，还存在着没有意义的过度精确和量化。和笛卡儿的观点不同，巴士拉认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是通过将研究对象置于社会控制之下，测量工具归根结底是一种理论，显微镜与其说是眼睛的延伸，不如说是精神的延伸。与同时代流行的实证主义相比，巴士拉又一次充分表现出了对现代科学本质的高超理解。 关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巴士拉提出：“培养任何科学文化都必须从净化智力和情感入手。之后的任务最为艰巨，那就是使科学文化时刻处在整装待发的状态，用开放、活跃的知识取代封闭、静止的知识，辩证地对待所有的实验变量，最后使理性获得演变的理由。”就强调科学精神的开放性、反思性和社会性而言，巴士拉与今天科学文化研究（Science Studies）的最新潮流并无二致；而就深入分析科学研究活动所涉及的深层心理内容的影响而言，巴士拉近70年前发表的著作反而更胜一筹。也正是对于深层心理的敏锐分析，使得巴士拉在科学和诗歌两个方面都能启人深思，独创新说。这就格外地凸显了本书特殊的精神价值。 《科学精神的形成》，[法]加斯东·巴什拉，钱培鑫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24.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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