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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独立自由地办一份杂志 许锡良 多想办一份杂志，而且是独立自由地办一份杂志。不仅仅是为了钱，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表达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智慧。想独立自由地去办，是因为杂志所载的思想、精神、智慧，需要有独立自由的空间，她们才会健康成长。一份杂志就是一个思想的平台，语言是存在的家，而杂志是语言的家。每当我想起历史上的这些杂志，我的精神就永远充满了思想智慧的光辉：《新青年》、《观察》、《自由中国》，还有那份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公报》。一份有思想的杂志，就是一个精神的支柱，也是一个文化的窗口，是一个智慧的平台。可是我知道独立而自由地办一份杂志，那是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比美国当年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先生的《我有一个梦想》之梦还要沉重，还要悠久，还要遥遥无期。曾经中国的《新青年》、《观察》、《自由中国》都被查封了，可是，美国、日本类似这样的杂志有无数份。你说我们的思想智慧，怎么可能与人家有得一比？所以，人家的小学生的思想智慧可能远在我们的教授之上。不信我们的教授们一起去与他们的小学生们比比公民的意识与创新的能力，立马就会清清楚楚，不服不行。 我们也有许多杂志，但是稍为值得一读的，也多是在夹缝中苟延残喘而已。许多所谓的杂志的生存只是为了收到广告费、版面费及评评职称而已。一方面是思想精神的荒芜，一方面是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把青春年华白白消耗在一些文字游戏之中了。许多时候就是这样自己搞死了自己。一个只有二千多万居民的台湾省却拥有二千多家出版社，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只有五百家出版社，而且经常处于风声鹤唳的焦虑不安之中，不知道哪一天，惹恼了哪一根重要的神经，就可能立即破产，甚至可能更加悲惨，还会有牢狱之灾。一个公开刊号居然能够炒卖到数百万元，而且还无处购买。几千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就是愚昧在这里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家从来都是一家一姓的，所以，从来都是不允许别人随便说三道四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聪明脑袋，最后用上的只是脑袋上的一张吃饭用的嘴巴———而且就是这张嘴巴，也极少有吃饱的时候。而这张嘴巴之所以会吃不饱，就是因为这张嘴巴说话的功能退化了，大脑的功能退化了，思想智慧枯竭了，生命精神萎缩了。德国皇帝威廉曾经说过：“你可乱说，但不能乱动”，这是智慧的理性之言，因为乱说可能出智慧，而乱动可能要出乱子。而中国的老百姓却说：“你可以乱吃，但不能乱说”，因为乱吃，顶多只是病从口入而已，而乱说却是要祸从口出的。这真是千年颠扑不破的无奈之言，但是在中国有时你又可以乱动——动辄农民起义，革命造反，随心所欲地砍杀个痛快，不但无罪，还可能是未来的将军。但是在和平年代，只要想想中国历史上的多如牛毛的文字狱，你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老百姓概括出这个生存之道的代价是多么惨重。 中国的统治者常常首先把那些富有思想智慧的生命扼杀在萌芽状态。一个政权连让民间自主办一份杂志的自信都没有，那么，实际上是很能够说明问题了。有人常常说，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到哪里去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到哪里去了？其实答案不是很清楚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极少数的漏网之鱼，才会有那么一点点智慧之光在闪烁。卢梭所说的，上帝造人是好的，一到人的手中就变坏了。我想这句话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用。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教育与我们的文化偷走了孩子们的智慧，并且剥夺了他们的童贞。而偷走智慧与剥夺童贞的人，却被尊称为圣人与著名教育家。 我真想独立自由地办一份自己的杂志，这份杂志专门为孩子们办，给他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窗口，展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使他们不再那么狭隘，不再那么偏执，也不再那么狂热。我知道这样一份杂志是不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办成，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一点事情都不做，那么就不要再指望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会有什么改变的希望。不要害怕丢掉什么，无论得势还是失势，贫贱还是富贵，都无法挽留生命的流失，却可以选择留下一种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离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唯其如此，才显得弥足珍贵。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独立自由地办一份自己的杂志，让自己的灵魂有一个自己的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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