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教语文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朱震国
给自己的发言取这么一个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的题目，主要是基于两点思考：一、语文本不该是我们原来教的那个模样，语文的本象，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重新发现；二、即便是在新课标宣称已经获得累累“硕果”的今天，一番热闹的景象之下，也还是叫人不舒坦的多，真正抓药用于“治疗”的少。
清醒的有识之士曾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的语文教育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的层次有多深，根子在哪里，怎样才能扭转乾坤、使之幡然一新，这是很多人所乐于探讨议论的一些话题，但我以为，这样一些话题的讨论至少不应该成为我们依旧拿着课本在教室里慢条斯理踱方步的理由。无论多么宏伟的理念，也无论怎样先进的思想，最终都得靠我们老师带进课堂。语文怎样教，其实往往“我们”说了算。这样的一份权力掂在手上，你能不感觉它的沉重吗？怎样教语文，应该成为当下我们的一个急迫研究的课题。
新课标指导下的今天，我们怎样走进课堂？新课标要求以人为教育的目标对象，而非知识体系；要求以学生的发展为教育的目标指向，而非获取高分送入高一等学校；要求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为课堂教育的三个维度，而非知识一以贯之。一个老师，要把视线、目光的焦点从课本转移到学生，不但看到他的今天更须关注他的明天，让他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掌握运用的能力并且受到精神的感染熏陶积淀起文化的素养，——这一切，既有怎么想的问题，更是如何做的问题。
今天的语文，承载了过多的重压，似乎成了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说、写、读的文字规范，乃至人生理想的塑造定位，都应该而且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语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惜，语文不是变形金刚，无法由着人们捏来变去；或者，它就是变形金刚，由着你来变，它什么都可以是，可就再也不是语文了。生活中，对于功能太多的商品，人们总是存着一种疑惑，“包治百病”的药还是不是一种“药”，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同样是语言，为什么外语学起来就更有些兴趣？不能一味说政策倾斜，大环境使然，外语相对比较简单，没那么多额外的包袱，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呢？各种功能太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要么把它当万精油、止痛膏药，哪不舒服往哪贴，反正治不好也误不了，谁拿它当回事儿呢？要不就找一项功能用到底，好歹也算找着北了，于是，“不三不四”中的“三”和“四”各指什么，“蒸蒸日上”的“蒸”作何解释之类的题目就上了小学生的试卷上，甭管多玄，能捞到分数就是实实在在的。
可见，语文老师不认识“语文”，真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怎样教语文，绝不是把语文提升到一个怎样的时代的新高度，也绝不意味着新课标肩负着怎样沉重的历史使命；反倒是说，新课标首先是给“语文”减负，给“语文”瘦身，还臃肿不堪、步履蹒跚的语文以灵巧的步伐、秀丽的容貌和精干的身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弹丸小国新加坡转过身去又把欧美资本请了回来，而当时的我们正热衷于“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革命”之中，如今回过头来变“改革”的还是我们。除非我们想做些别的什么事，教语文不是想怎么做、想怎么教都可以的。
这是我个人对“新语文”的一点思考和认识，当然只是一些病痛的呻吟，或者最多也就是未必按着痛处的几声叫嚷，喊的人多了，不见得会有哪位医生真拿你当回事儿，叫叫而已。但也许自己觉得还真那么有点痛，医生不理不睬，那是他老人家见多识广，病病灾灾的见多了，或者是病人多，忙不过来，再说小病也不显他老人家的无边功力，对不？可咱不能就这么捱呀，日后积攒出个癌症来怎么办？所以，咱自个儿得抓药，虽不能乱投医，可是土方，偏方，祖传秘方，也不妨抓来试试，总比坐以待——怎么说呢，总比坐等要强吧，所以接下来谈谈我的土方：3+2+1。
先说说“三”。“三”指三个“心”：心态、心智和心灵。主要是就教学的方法而言，谈学习气氛的营造，教学手段的运用和师生关系的互动等等一些琐碎的课堂细节。一篇小说的结构，其基本意义单位便是细节。说来也是，一堂课，除了细节，还剩下些什么呢？主题、目标等等是刻板而单调的，细节才是生动鲜活的。教学上的失败很少有主题犯错误、思想犯错误的，错处总在细节。学生举手发言，一吐为快，说了两分多钟，教师摆手让他坐下，兜头一句：“刚才你说了一大堆话……”得，一个量词“堆”，你的胸闷不闷？！英国有句谚语：细节处往往出妖怪。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思想家，缺的只是“落实家”，落到细微的实处。而日本据说从来就没有一流的政治家，只是他们从来就不缺把每一个细节都完美体现的实干家。常常听很多人感叹：中国缺少教育家。殊不知，哪一位教育家同时又不是一位亲力亲为每一个“细节”的实干家呢？陶行知不是吗？蔡元培不是吗？要说细节，咱们就先从“心态”说起吧。“心态”这个词，以前不大说起，随着一些体育竞赛项目尤其是国家男足的一连串失利就在人们的嘴上“溜”起来了，时不时地来一句“要有平常心态”。我们原以为思想是万能的，行政命令是万能的，说上一句“为祖国人民争光”，冠军就该是十拿九稳的了，哪知不说还好，一说十有八九便慌了神。这才发现，“心态”这东西，领导管不着，咱老师的话也不管用。常常在公开课上听老师说：：“不要紧张，放开讲，错了没关系！”大凡说这话的老师心里一定打起了小鼓，跟着，这课就上得累了。什么是心态？能不能允许我做这么一种理解：从某种角度来说，心态就是对一件事情的关注的程度，你对事情本身关注的程度越高，则心态就越放松；反之，你对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怎样关注，而对与之相关联的一些其他事情却很在意，那心态就累了，患得患失就让心态失衡了。韩国围棋国手李昌镐有“石佛”之称，全身心投入棋术研究，从不见有黑白子以外的事能干扰他，所以从不见有“心态起伏”一说，也便是说，除了用围棋战胜他，他没有任何别的命门。咱这边呢，从官员到解说员到棋迷，嘴里念念叨叨的谁不是那句“保持平常心”，可谁又不是紧张得血压升高手冰凉？心态成了一块难言的心病！有人说，心态这东西很玄乎，不容易说清楚，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倒不这么感觉。举个例子来说吧。这个学期我接了一个台湾学生班，第一篇作文让他们自由命题，写他们爱写的。我念几段给大家听听（略）。除了他们的字是繁体的，除了一些标点符号的形状有不一样，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呢？不知您怎么感觉，我发现有一股“平和”的心气是我们学生作文中很少见到的，文字中的情和意似乎很闲适，倒也不是很阳光，但是和风吹拂，感觉是柔柔的。其他几个学生的作文大致也都如此，我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偶然，但我另外一个班上海本地的学生写的文字也不是没有写春风秋日的，可是感觉不到杨柳风的气息，往往生活本身以外的一些东西掺杂不少，从某种程度讲，文字反倒成了一种包装。今天的学生感觉很累，除了功课学业以外，有没有别的一些因素？这样一种长期疲累的感觉抹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真切的感受，过多的附加对成人都不是好事，何况学生！我去过日本两年，边学习边工作，确实辛苦，但心里轻松，反而不无悠闲的感觉。讲台上的我，除了要教语文，不知是不是自作多情，还有着一份“传播正义和道德”的自觉，想来也是可笑，我这一副“正经”该不会有多少是矫情的吧？
心态的问题有许多迹象可寻：走在校园里的脚步有几双是轻盈的？说话的声气有几人是轻轻柔柔的？学校有个美国来的外语老师安吉，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蓝蓝的眼珠光波清澈纯净，很安宁，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又弗如远甚”！前面说了，心气的浮躁往往使我们对正在进行中的这件事不怎么在意，而把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事情的所谓的意义和影响方面。举个例子说，一位老师开课伊始，选了首外国诗来调节活跃气氛，学生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又懒得捧场应景，最后这一设计反而“画虎类犬”，心态就是这样捉弄人！其实像这种借题发挥在语文课堂里恐不少见。课文只是被作为一个例子，例子所包含的一、二、三、四知识点，甲、乙、丙、丁思想点，a、b、c、d得分点不仅是教师同样也是学生真正的视点所在。与此相似，生活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生活中概括和抽象出的几条结论，换取了分数后，生活作为一个例子就可以被扔掉了！这就是我们语文的可怕的心态！
心态惹下这么大的祸，当然不能等闲视之。摆正心态，我们在课堂里有两件事可做。一是把语文当语文，要使语文让生活更精彩，喜欢才是一种最好的心态。语文当然有它包容的深刻的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如果一旦离开了语文之为语文的感人的艺术魅力，所谓的深刻和丰富也就将不复存在。有时候，简单就是丰富，所谓深刻，倒显得做作。还有一件事也不可不做，语文课的心态要开放，千万不能在答案上过多地纠缠。开放就是讲包容，政治上可以有一国两制，经济中各种所有制可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艺术鉴赏和品味为什么只能定于一家之说，一人之说呢？鲁迅笔下的阿Q就只能是旧时代农民的代表了？把他当作中国人的一个缩影就一定不可以吗？那个《项链》里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有那么多的优秀品质，诚实，守信，敢作敢为，以自食其力为荣，自尊自爱，偏偏全都视而不见，要说人家“虚荣”！哪来什么虚荣呢？一个少妇参加晚宴问朋友借个首饰很高兴，这样的事有什么不正常呢？那是一百多年前的巴黎！至于丈夫给的那件旧衣服，珠光宝气的舞会上，大庭广众的视线下，当然不适合披在华丽的礼服上面，你会披吗？说她“虚荣堕落”根据哪一家的逻辑呢？即使你见不得人家爱美，那也不该堵第三者的嘴，统一口径，只能说“虚荣”呀！就算你得逞了——谁也不准“臭美”，学生心态的门也就关上了。《孟子二章》里的“鱼我所欲也”章，我问：认同孟夫子“有比活着更重要”这一说法的有谁？——一个人举手；那么，虽然自己做不到，但能欣赏和钦佩的呢？——十几人；为理想追求去死未免有点傻——七、八人：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以生命为代价的，也就是赖活总比好死了强的——也有好几人。这种实话实说我觉得就是一种心态，他不感到有谁迫使他去选择哪一种答案。当然，如果放到期末大考的语文试卷上，是否还会有人这么胡言乱语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想我的学生中不会有人这么糊涂。但是这真是学生的“糊涂”吗？我们难道真以为学生按我们要求的那样说了、写了，他就一定是那么想了，也一定会那么做的吗？所以归根到底，学生的心态其根源还在我们老师的心态。
说过了心态，该说到心智了。新课标中提到的关于学习的三个维度之一“知识和能力”说的主要就是关于“心智”方面的要求。很多老师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有效还是无效，直接关系到一堂课的教学质量如何，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虽然不必把知识和能力看作是一堂课教学质量的全部，甚至把分数当作整个教育教学的全部的、唯一的目标之所在，但是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或知识不能传授到位，能力没有提升，教学当然不能说成功。但是看法的分歧在于，作为教育的一个基础性的目标和要求，知识和能力该不该、能不能脱离开教育的最终和根本目标的实施和达成？或者干脆就把分支目标当成了终极目标，只要有了知识也就有了一切？不能不说，这样一种认识在为数不少的老师中事实上有相当的代表性。
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事业，而在人的整体素质中，知识和能力的构成体系非常重要。据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和美国互派代表团对彼此的基础教育作了一番摸底考察。美国人回国后在报告中认为中国儿童的知识基础远胜于美国的学生，他们预言二十年后的中国科技教育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距离将被大大缩短甚至反超。中国代表团则在考察报告中对美国人的基础教育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四五年级的学生还在为四则运算纠缠不清，这样的教育有何优势可言？未来的胜券稳操在我们的手中。二十年过去了，据报道，美国商店收银员离开了计算器便无法收钱，因为不会作简单的四则运算，但是二十年中美国出现了十多位诺奖获得者，而中国的记录还是为零。可见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教什么，而且在于怎么教。确切地说，就是怎样去教才更能激发学生的心智。
无止境的深度和广度似乎永远是我们教学中的一个最爱。所以一道小学生的奥数题目让她清华数学系本科毕业的妈妈绞尽脑汁做了八个小时还解不出来，一张中学的语文试卷让名作家考了个不及格……您说这个谱离了有多远？这样的“知识和能力”离开人才的素质要求有多远？不久前美国的NBA火箭队和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到中国的上海和北京打比赛，有记者问姚明他何以在顶级的联盟赛事中取得成功，小巨人说，大约是美国的开放性文化把我内心的激情点燃起来的缘故吧。这是不是给我们的教学，我们的语文教学一点借鉴和启示呢？
首先，激活学生学习语文的心智需要生活的参与。这种参与一方面表现为学生对以往生活积淀的唤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要。高一接新班，我请同学们写一封给父母的信，说说自己对“家”的感受。结果，写得情感真切的十之八九是来自外地的学生，其中又以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太宽裕的学生更为出色。原因呢，就在于这些学生有生活的“基础”，父母不在身边，种种学校生活中的不方便都成了他们的“苦楚”，也更让他们体会到以往家的温馨，这份切实的思念把写作与生活的距离融合为一，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件事，做起来少了一份刻意多了一份随意。这就是所谓唤醒生活的记忆。在文学理论鉴赏方面，大师王国维有一个术语叫“隔”，情与景相与为一、不显露痕迹叫“不隔”，反之就有“隔”。语文学习也有一个和生活“隔”与“不隔”的问题，有时候课上得挺顺畅，随心如意，但是找不到原因；而下死工夫去备课去启发结果累得够呛还不见好，有时却是毫不费功夫，那么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呢？现实生活中的学生有多种需要，阅读与思考的需要，表达与交流的需要，理解与沟通的需要，鉴赏与品味的需要，成长与进步的需要，语文教学应该为满足学生的诸多需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开设出一个窗口，教学要体现出一种“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服务精神。
其次，激活心智要在发散和迁移上下功夫。学习语文，完全不必走上“华山一条路”。理科求同语文求异是一条基本原则。有几篇课文中的观点是不容探讨的呢？有几道题目的答案是金科玉律改动不得的呢？如果有的话，那也许它不是语文。科学道理要求真务实，语文往往都是务虚求幻。所以，“老虎要吃人”不必是语文，而“老虎当校长”却一定是语文。曾经听上海建平中学的冯恩洪校长说起过一个“老虎当校长”的寓言。退休后的老虎开了一家民办学校，让兔子练游泳，鸭子走猫步，老鹰学爬树，结果三个月后学员纷纷要求退款退学，集体大逃亡。那位老虎校长是不是语文老师出身我不知道，但这是一位语文校长说的故事我知道。学习的答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抒己见各显风采那才是语文的无限魅力。“说一不二”怎么叫语文呢？一个语文老师的本事在于保持并发展学生对于梦幻的憧憬，而不是去扼杀它，还美其名曰“真理总是残酷的”。一个美国的母亲向法院状告她幼小孩子的老师，就因为老师告诉她的孩子“圆”代表的是苹果，扼制了孩子对圆圈的无限丰富的美好想象。这位母亲的理由不无令人深思之处，苹果是圆的随着孩子年龄的长大自然会知道，但是对于事物的美好想象一旦失去，便再也无法回复，损失的又岂止是一道题目的答案呢？看看我们今天的学生，有几人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梦幻色彩呢？这也就是我对那几位台湾学生的作文感到欣喜的原因，只因为那里还有梦。在一次语文研讨活动中，有位校长曾经大声疾呼：教育需要乌托邦！如果说今天的教育缺少的是一种理想的色彩和精神的话，那么今天的语文教学缺少的就是“童话”，语文教学呼唤“童话”！其实何止是语文界，整个社会又哪里可以寻觅到“童话”的影子呢？看着我的那些高一的学生，我常常想：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有听说过童话故事么？先前我说了，把语文当语文，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让学生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之下，保留一块纯净的乐土，一方想象的天空，让梦翱翔，给情感放飞。但我对此真不敢奢望，今天如能有老师容忍我这么说几句，过一回“口瘾”，本人也就大喜过望了。
还有第三不可不说，激活还得看能不能激疑。教学的艺术最终不是教会答案，而是教出“疑问”，从这个角度来说，口语中有句常被用作贬义的话怎么说的，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不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在老师的一番讲授之后，在原先似乎明白的表层语义下发现了进一步深层的疑难之处，这正是教学艺术的高明之处。教得一点没有疑问的语文课还有几分语文的味儿，说实话我是抱有怀疑的。
这里所说的教出来的疑问主要有这样几类：一种是兴趣点的激发，比如说学了《乡愁》这首小诗，产生了阅读余光中的强烈欲望；又如读了刘亮程的《对着花儿笑》和《寒风吹彻》，对于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基调产生了兴趣；一堂课一篇课文可以教出一个文学爱好者，这种范例并不少见。另一种是随着教学进程的推进，逐渐生成起新的探究，比如曹操与杨修的矛盾究竟是性格的冲突还是立场的向背或是利益的对立，因为课堂上无法得到满足而把视野转向课外更大的天地。再有一种是对老师的观点或结论产生分歧，却苦于缺少根据而心存疑窦。不论是哪一种“疑”，教出了悬念，也就是教活了语文；也只有教出了“疑问”，才算是教会了学生。语文就是这样一门不合常理的课程。
以上说的是“三心”中的第二心——心智，接下来谈谈第三个心——心灵。我们常说，阅读是一种对话，与文本作者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作为老师，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首先要保证这是一次对话，而不是“训话”；然后要看你能把它组织筹划成一次怎样形式的对话：可以是在路上不期而遇，匆匆点个头打声招呼，然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对过了，但基本无话；或者是在茶馆内，杂声四起，虽然围桌而坐，谈正事毕竟不能，于是闲聊一阵，摆个龙门阵什么的，也就随茶香飘散；也许是在幽雅宁静的咖啡吧，柔美的音乐声中三五知己，谈得又投入又尽兴；也可能不拘地点场合，双方一见如故，促膝而谈，全不知今夕何夕；当然，华山论剑，昆仑说道，交手一番，也未尝不是一种对话。无庸讳言，今日语文课堂中的文本对话，马路边打招呼的多，转身便忘了谁是谁；茶馆式的热闹开始日渐增多，听说那是素质教育要求的，把读书的事从书房里挪到茶馆去；而咖啡吧里的轻声细语则越来越少，生活的时代的激流中，谁还耐烦那小口的啜饮？至于那相见恨晚和华山论剑更成了难得一见的“西洋景”，不是据说连那金庸金大侠上了华山也不是去论剑的吗？这年头，我们无不竭尽所能——课本越读越厚，作业越做越多，写书人的年龄越来越小，硕士、博士也越来越不当回事儿，但有一样却越来越冷，越来越淡几乎成了稀有元素——那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学生的手上和嘴上，只要他们动口又动手，我们就可大功告成，夫复何求！我们真以为话语和文字就是语文的全部了吗？记得上一回你的学生受感动是在什么时候吗？不久前，一位年轻老师上了一堂公开课，“走进徐志摩的精神世界”，我做了课后的点评主持，几位女学生也上来谈了她们的感受，她们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确切了，但有一位女同学眼眶里的泪光和她哆嗦的嘴唇让我读懂了她此刻的心情，这样的时刻，言语和文字都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学生她已经走进了“徐志摩”的心灵世界，或者说“徐志摩”走进了学生的心中，这其中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位老师呢，他也许只做了一件事——轻轻地拨动了学生的心弦。
一堂语文课，心智重要还是心灵重要？——作这样的一种比较本身是不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就好比问开启一个儿童的智慧和培育他的美好情感哪个重要一样，这应该是一个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问题。但如果就目前的语文教学现状而言，则毫无疑问，要让我们的学生与文本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远比学会一些写作的技巧增加一些答卷的分数要难得多。因为我们的课堂中缺少“真”！教材中的世界与现实中的生活距离多远是其一，教师的讲授有多少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而非教参的答案出发是其二，文本中的、教师讲稿中的与学生实际接触或了解的之间的不同又是其三。在学习刘亮程《对着花儿笑》一文时，一个学生问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对着花儿笑？农村真是那样的一副景象吗？教师笑笑说：我们同学可真是会动脑筋思考啊！这样的对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所以对话需要一个前提。我们的课堂中缺少的还有“善”。今天学生的作文中说起打仗像玩电脑游戏似的，比如一个学生设计了一场战役规划，配多少多少人，炸毁几座城池就得了，毫不惊心动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么潇洒，让人胆战心惊，很多做人的道德底线，学生说破就破了，毫不以为然，而且振振有辞。你说怎么让我们教“千里共婵娟”，怎么去念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至于“美”我们的课堂中倒还不缺乏，只是很多传统的经典的美早就被视为“老土”而扔到爪哇国去了。“大话西游”的美登堂入室，“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就只能落荒而逃了。缺少了真善美的课堂还能不能进行与文本作者的心灵对话，是很多语文老师的一种困惑——文艺理论中有所谓“知人论世”，“知人论文”的说法，借用过来，教学当然也可以“知人论课”，如果我们自身的学养和素养都还有所欠缺，如果我们自己都还只是站在路边和文本作者打个招呼而已，又怎么能促成学生与文本的心灵沟通呢？刚才说的那位教徐志摩的老师，手中握有关于作者的翔实的资料，又把自己沉浸进去，那种出神与投入，恍恍惚惚地让学生进入了“情景”之中，似乎那老师就是徐志摩似的，直到下了课，直到第二天，还追着我问：徐志摩就是这样的，对吗？徐志摩当然不是这样的，但那位老师的教学“教出”了一个神似的“徐志摩”来，却显现了一份语文的风采和魅力，“心灵”的深处，才是语文的深处。
以上说了三个“心”——心态、心智、心灵，心态开放是前提，激发心智是重点，叩动心灵则体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指向。接下来说说3+2+1中的2，两个“意”。
一个“意”是“诗意”。语文课应不应该给人以美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有的老师认为这不能强求或硬性规定，教师的责任在“传道授业解惑”而不在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当然不错。但是当一个数学老师以其逻辑推理的严密和清晰给人以“享受”的时候，作为一个讲授艺术美文的老师会拿什么献给你呢，我的语文？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把知识一点一滴地交给学生，却完全不顾这些知识的包装是否也同它的内在质量同样的精美漂亮，或者至少吸引一下学生的“眼球”，我们就能算是李白、杜甫、托尔斯泰、莫泊桑的推销员了吗？同样的一句话、一个意思是由政治家来说，还是文学家或诗人来说，一定会很不一样，那么语文老师的课为什么就不能要求带有一些文学的美感，带有一些诗情画意呢？同样的一座山、一棵树，在地理老师的眼中更多注意到的也许是它的岩石构造和自然年轮，在数学老师的黑板上就只剩下了一个三角和一条竖线，在语文老师的口中就既成峰又成岭有了百般风情。地理老师的眼光中更多的是一种穿透力，数学老师更多的是分解出答案后的一种恍然，而语文老师也许更多的是一份柔情，一份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怡然自得。这是就形式而言，内容上呢，也需要，甚至更需要有诗意，要能达到某种境界，就像我们在给学生讲课时常说到的那样，力求有一种“意境”的美感。首先，你的话要有想象的空间，举一能够反三，不给人拘束感；其二，你的话能给人一种启发，从这句话能想到那件事；第三你的话还要听起来很实在，不像是在空洞地说教。这样的说话境界理科老师是无法达到的，他们的话语指向性应当是十分清晰明确的，如果他的话同时可以指向东也能指向西，听起来还能往北或朝南，学生就可能在犹疑不决中找不着北，思路的含糊不清就会导致解题的困惑；政治也不行，概念明确是起码的条件，否则会遭人指责诡辩术。语文可以，文学可以，不仅可以，而且还体现出一种高的境界。佛教中有“黄龙三说”，一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为第一境界。把文本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人物关系说明白，利弊得失剖析透彻，这是说故事阶段，应该小葱拌豆腐丝毫也不含糊。二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上升为第二境界。这时的我们会把文本和故事来个大解构，从层次段落中心主旨一直到作者的生平和时代逐一地条分缕析，故事不再是故事，而成了写作指导，文本成了标本。最后还有第三说“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这才是最高的境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却又似乎不复原样，似乎掺杂了一点别的什么意味，从“故事”中我们窥见的有自己对生活的一份体验、一种顿悟、一股欣喜或一丝愁绪，“故事”里什么也没说，但又好象把什么都说了；而且学生中每个人的收获还各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山”和“水”，各人有各人的“情”和“意”。所以，从“跋山涉水”的那一份艰辛到有朝一日得之于心的“山水之乐”，是一种境界的攀升，也是一份诗意的提炼。文学没有了丰富的指向性就只剩下了单调乏味的故事，语文教师的讲授只有故事和创作，离呆板就不远了，离诗情画意就更远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叙述，在后面我还会有所补充。
三“心”和二“意”的第二“意”是指教学要有“新意”，时髦的说法叫“创意”，我还是觉得新意好，不必有那么大压力。课堂教学从形式上说是一种个体作业行为，阅读主要也是依靠个体的感悟，为什么不应该要求体现出一些个性的色彩呢？这里的“新意”不仅仅是指风格、习惯等等的行为特征，更主要看你对教材的理解和处理有没有自己独到的想法，是照着别人的思路学着说一遍，还是放进了自己的思考加上了自己的体会。一些老师的课其实分析起来并不差到哪儿去，结构语言方法手段都头头是道，有中心有层次有问题有讨论，但似乎总让人觉得什么地方缺了口气，我个人认为，这口气往往差在你自己对教材还没能做到融合，做到合二为一。语文教学是1+1=1的，一篇教材加上一个教师，教学则是二者相加的一个结果。如果教材还是教材，教师还是教师，从教学中看不出教材中的教师，或是教师眼中的教材，教学就不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不同的教师教“鲁迅”，不同的课文学“鲁迅”，就会有不同色彩、不同侧面、不同感觉的“鲁迅”，如果色彩明暗一个样，正面背影一个样，喜怒哀乐一个样，教学哪里还会有新鲜的活力呢？教学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教材的艺术魅力，同样也需要教师独立思考、独特个性的魅力。一堂成功的语文课，总会给人留下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也许是导入巧妙，不知不觉便引进了学习的情景和氛围，感觉气特别顺；也许是一句听似随意的提问，忽然令人眼前一亮豁地开朗；也许只是一个词语的点拨，从不得要领到迎刃而解；也许那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笑咪咪地听着，学生仿佛在自学一般地从一个话题又到另一个话题……反正，教学的行进中自然和谐又给人启发的地方，常常体现出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和处理有着精心的体会和构思，体现出教师求新、求变、求活的教学指导思想。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明的一点是，可不要把“新”表层化了。一说到“新”，有的老师就想到了多媒体，找来许多的音像资料，又是图片又是文字，再配上音乐，以为这就叫信息化，也就是现代化，电脑唱主角，教师一边靠。如果这就是“新”，那是可以用钱买来的，花点功夫找资料也不是太难的事。也有的认为“新”就是套用几句时髦的流行语，让学生自己找词典查一查叫“以学生发展为本”，找一篇外国小说读一下说这是“后现代主义”；或者还有人听了看了别人一两节课，照着搬来用一用，还凑合，便说这是“新课标”，不成就说不能照着用这算什么成功经验。不能说，这些做法相对于以往一成不变的教学不是一种求新的表现，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改变的层次只是在表面，作用是有限的，影响是不大的。一辆车跑在路上，只顾炫耀自己的款式有多新颖，却不知自己要跑向哪里，这样的车手很难赢得比赛，目的决定手段，手段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我先得确定教什么，然后才能决定怎么教；教什么永远都比怎么教来的重要。比如说，如果我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不仅仅是考试分数，我就不会仅仅把分数作为考察评估学生的唯一标准。我会把他课堂学习的各种情况，发言啦 ，笔记啦，背诵啦分别记录下来，还会把他课堂外的情况也汇总起来，读的书啦，写的文章啦，参加有关活动的表现啦，等等，还会创设一些条件让他施展长处，当然完成作业，参加考试等也都有档案，所有这些加以综合，不仅更全面更合理，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自我激励，加强了过程化管理。目的明确，手段方法得当，才具有教学改革的意义。不知老师们是否也这样认为？
3+2+1，我们已经谈了三“心”和二“意”，即开放心态、激活心智，叩动心灵，要讲究诗情画意，要体现教学的新意。最后还要加一个基础；教师的语言修养。
教师的语言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至少不算是一个专门的问题。谁听说过教师有存在语言障碍的吗？或者有谁听说过一堂课下来“语言表达不行”是一个主要问题的？充其量是对一个新来的青年教师说上几句“教学经验还不够，多教上一阵就老练了”，语言和表达是随着年份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自然成熟和老练的，就如同牙牙学语的幼儿渐渐就学会说话了。真是这样的吗？
许多职业都和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演员自然不用说，有台词基本功，斯琴高娃在电视剧《大 宅门》里的白家二奶奶，焦晃扮演的康熙大帝，那一口台词韵味之醇，感染力之深咱是不能不服的，所谓“一开口，便知有还是没有”。舞台语言讲究煽情，讲究感染，哪怕一句再平常不过的招呼应答，也给人一种享受。学者的语言呢，具有探究的特点，好钻研，爱分析，嗓门一般不会很大，长句用得较多，思维缜密，逻辑性也强。警察的语言往往带有威严，有句台词常听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在法庭上被作为证据。怎么会呢？因为警察代表的是国家强力，执行的是政府的行政法令，他的后面既然有着这样的背景，于是常常会不自觉地就居高临下给人一种压迫感。要警察像服务行业一样地微笑和温柔说话迎合别人似乎不容易，也不大可能。机关公务员呢，口气总显得有些冷漠，一副例行公事的模样，很难笑得起来，语言中透着一种“不可商量”的衙门腔。广告的语言可就不是啦，夸张是它们的突出特点，只要有一点影子，它就敢说得比真的还“真”，即使不说它是骗，说的总比唱的好听。其他的如，商人的语言则充满了诱惑性，美好言词的背后是商业利润；作家的书面语言最重要的是要有审美性；做律师的语言机辩性非常突出，因为这是对簿公堂所需要的；领导呢，领导虽然不是一种职业，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其言语也显现出一种明显的共性特征，就是指导性，不管他说得斩钉截铁还是细声细气，不管板着脸还是笑咪咪，他的意见常常总是指导性的，不容轻易推翻。
还有证券行业，那些行情分析师的语言，布满了云诡波谲，让人莫衷一是。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是个典型，此老言词含糊，表意晦涩，美国人听不懂，两个小时说下来可以叫人一头雾水，完全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想来也是，如果他的话说清楚了，美国甚至世界经济的格局可就不知会是怎么一种情况了。可是这位主席不知道说话还要看场合，忘记了在其他有些场景中是万不可使用这种“模糊性”语言的。在和女友相处的日子里，他曾求婚多达十二次，对方全无反应，因为不知何意。直到第十三次由旁人“翻译”提醒，才终于获得芳心首肯，结成秦晋之好。
说了这么一些似乎与教学无关的话，是想证明一点：教师的语言和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教育的工作当然不仅仅靠言语，但口头表达却是教师实现其职能价值的最重要、使用最频繁、作用最突出的一个工具，一种手段；教师主要依靠“言传”，严格来说，除了口头语言的表达，教师不再具有达到教学目的常规手段。这样重要的一种职业素养，怎么可以听之任之，以为只要具有一般人的说话能力就能担当起教师工作、教学工作呢？至少，能否清晰表达思想观点，能否简明扼要叙述一件事的过程，描绘一种场景，能否迅速、恰当地作出口头反应，发出明确的教学指令，是否具备较好地朗读各种体裁课文的基本能力，等等，是不是应该成为一名教师，一名语文教师的一种专业素养呢？
如果您平时也曾留意过关于这一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的话，您是不是记得有哪里见到说教师的语言是一种什么语言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要求是我们应该做到或者必须做到的？真的不多，而且有的话也大多笼而统之，含糊其词，语焉不详，就是说，我们并不清楚教师这个职业的语言，或者主要来说就是教学的语言该是怎样的一种职业规定性。我的考虑是，如果今天教师的主要职能依然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话，那么从“传、授、解”三项功能中我们是否可以抽象出一个共性来，那就是“知晓性”。从不懂到懂，不会到会，不能到能，教学的一项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职能 就是让学生知晓原理、道理和真理，变“无知”为“有知”就应该是教学语言的一项基本的职业性特征。教师语言也需要感染力，比如朗读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有高声呵斥教育学生的时候；可以含含糊糊，说的不很明确，比如欣赏诗歌意境发挥主观想象的时候；还能使用夸张的语气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教师语言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们不是教学语言的常态，无法全面担当起“传、授、解”的教学基本职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使教师的语言也很生动传神，也颇具威严，也夸张有力，但他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就是把学生教懂教会，而不是为了煽情、为了施压或为了宣传。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如果偏离了这个目标，那就会发生语言的错位。一味地呵斥学生，把他们当作管教对象，以致造成学生的心理逆反，就背离了教育的根本目标，也背离了教师语言的基本要求。当然，如果你把课堂里讲台上的那一种说话口气、表情手势带出学校，在自己的家里对妻子儿女，或者在其他的生活圈子里对朋友，也同样这么展示你的“风采”，那就不免会被人笑话了，那叫“好为人师”。
我在这里提到的教师语言的基本特征是“知晓性”而非艺术性，这是两种不同的“表达系统”，尽管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程度的交叉，但是目的、手段、使用的方法等等都明显不同。比如演员使你感动，是为了让你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真情投入，激情四溢；教师的模仿却只是让学生对情景有所体验而已，并不要求用“表演”使学生陶醉在艺术的享受中，所以完全不必像演员那样的“逼真”，最多也就有些“仿真”而已；如果有的老师“沉浸”在角色中，哭着就号啕起来，喊着就撕心裂肺起来，教学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了。所以教师的基本功是跳进去又马上跳出来，蜻蜓点水般，时刻要准备“出离“角色情感，而牢牢记住：说明白，讲清楚才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
我们在前面所讲的语文教学的三“心”二“意”，不论是开放心态，激活心智，叩动心灵，还是诗意或新意，都是要建筑在教师一定的口语表达基础上的，没有这样一种基础，缺乏一定的语言素养，都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圆满。那么，这样的一种教师的职业语言素养，具体包括哪些要求和标准呢？
首先是一项起码的要求和基本的标准，三个词六个字：准确、清楚、规范。用词方面，概念、术语、形容、修饰等等应该准确无误，不出现明显的错误；表意方面赞成和反对、肯定和否定、褒奖和贬斥、表扬和批评等等应该清楚地传递信息，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信息不明乃至表错情意；语法和知识体系方面要力求达到规范，做到如教科书一般的井然有序，不随意生造、篡改或自搞一套，体现知识的尊严和严谨。这是从事教师职业的人首先要努力具备的表达能力。做到了，不能说就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但做不到，就离一个合格的老师还有距离。
做到了第一个要求为什么还是不够成为一个出色的老师呢？这是由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且是未成年人，这就要求你不仅仅说话应该准确、清楚、规范（给机器下达指令也必须做到这几条吧），而且要带有情感，让学生想听、爱听、听得进。所以教师语言的第二项要求是关于情感性的，也是六个字：亲切、悦耳、平等。亲切不单是表情，而且是用词和语气；不能像警察一样，敬个礼笑咪咪地罚款扣证没商量。悦耳就是声音柔和些，尽量中听些；事实上有不少老师原本的声音倒还是不错，一旦做了教师，尤其是小学初中的老师，嗓门不由地就高亢起来，语气也渐渐有些生硬了，据说是孩子的注意力需要用高分贝来集中，很多时候学生只需要听话照着去做就行了，没那么多商量。其实，“孩子王”不该是这么做的。教育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于漪老师各方面的工作那么繁忙，几十年来，即使是对我们这些小一辈的下属也从不曾有过一句半句高声高调，对学生更是从来都和颜悦色，从不会有丝毫的不耐烦。你说这是人品和修养，当然不错，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教师的职业就需要这样的一份人品和修养？人有性格、脾气等等不同，但不能以此为理由使未成年人，使我们的学生受教育的权利打了折扣，他们有权利享受到教师春风般的悦耳的教诲，而不是刺耳的叫喊。当然，亲切也好，悦耳也好，重要的是以此来表现师生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教师的尊严不是天生的，不是你当了教师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份尊重也应该是来自于你对学生的尊重。
还有没有更高一点的要求呢？我们都说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师的语言当然要体现这种艺术性，也有六个字：好懂、有趣、回味。同样一个意思，有人一说就懂，有的人却听起来有些费解，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这就是表达的一种艺术。教师的语言要力求成为最好懂的语言，如爱因斯坦解释相对论，说冬天火炉边同一位美丽的姑娘说着话，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假如换了一位老太太，那同样的一个小时就会让人感觉很漫长，这就是相对论。这话谁都一听就懂。一节课的时间有限，如果无法保证口语表达中一定的信息量及其有效性，就必然影响到课的质量，甚至反而会因为无效信息的增多导致对正常信息吸收的干扰。很多地方现在一节课的时间由原来的45分钟缩短为40分钟，小学可能更短，时间减少并不意味着信息的量同时也相应减少，这就在教学语言的精练、口语表达的清晰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进一步，话是听懂了，但密集的信息量，听多了到底很累，大人尚且，何况未成年的孩子！可是如果这话听起来有趣味就不至于太累了，还会有轻松的感觉——这是在生活中我们都有过的体验。有的课听下来觉得累，终于结束了可以缓口气，有的课不知不觉就到了时间，还意犹未尽，这其中除了教学的思路 、结构的不同等等以外，难道没有教学语言的因素吗？恐怕不但有，而且还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学生课业负担很重，教师的语言要能趣味盎然的话，就一定可以做到举重若轻，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减负”。中、小学的教育是着眼于学生一生发展的基础性教育，其影响和作用无法提前实现而只能是滞后的效应，越是能让学生受益长久就越体现出教育的成功。教学也是一样。有的老师一句话，学生记了一辈子，甚至成了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契机或转折点，如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许多名言警句，脍炙人口，警醒人生，堪成楷模，这就是“回味”的要求。我们不仅要以事实话说，而且要学会用一种可以看见和听见，可以感觉可以引起联想和想象的方式把事实具体而生动地表达出来。有位盲人路边乞讨，有个诗人走过拿不出钱来，就说：“我给你写几个字吧！”写上后就走了。这一天盲人乞丐收到了很多的施舍，比往日多出了好几倍。盲人乞丐有些不理解，过一天又遇见了那诗人，便问他那天他写了些什么。诗人告诉说，他的那句话写的是“春天就要到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好在哪里呢？他并不直接说出事实真相：我是瞎子。那只是一种陈述句，陈述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除此没有任何其他信息。诗人写的是描述句，描述是可能发生的事实，展现出一幅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明媚阳光的春天，一边是漆黑一片的世界。这还没完，看到这句话的路人还会把自己放进这样的一种对比中去，从而产生出一股强烈的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使他再无法无动于衷。这位诗人在他的这一句诗中，至少给了我们这样几点启示：1．描述比陈述更具感性的力量；2．场景比事实更具说服的力量；3．想象比推理更具真实性；4．让听者身临其境。才更有促进参与的积极性。
教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即使是在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一点也依然没有改变。不管教学辅助手段多么先进多样，也只是一种辅助，不可能替代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可能替代口语表达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要地位。教学是一种鲜活自然的过程，口语表达的敏锐性，应变性和情感性才能保证这种鲜活与自然，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把话说好，是一个教师的基本的义务。
以上说的3+2+1，是我个人对新课标指导下语文教学的几点思考，合不合理，管不管用，还有待实践去验证；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教学的改革如果不仅仅只是专家和领导的一种美好设想，而是成为我们每位教师一种自觉的行为的话，我们就有理由为教育的明天期待并喝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