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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任荃
题记 无影灯下，一只大手娴熟操控着手术刀，精准命中病灶。从出生起，这把寸余分宽的柳叶刀就嵌在了他的名字里。用它清剿癌细胞，汤钊猷几乎从未失手。可最近，这位征战癌王41载的“肝癌斗士”陷入了反思，他说，需要重新审视医生手里的这把刀。 “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如果只看到优点，就没办法进步。”科学的真理，至今他依然孜孜以求。 他，24岁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中山医院从医半个多世纪，自称为“土包子”。许多人不明白，这位100%“国产”的“土医生”，为何能在与“癌王”的较量中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改写教科书？而如今，又是怎样的胆识促使他对人类百年抗癌战略提出全新思考？ 波澜曲折的一辈子，汤钊猷爱用“两件半事”寥寥概括：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还有“半件”是正在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前两件，硬是叫“癌王”摘下了“不治之症”的帽子；而今的半件事，让他逐渐意识到“刀下留情”的玄妙。 “回顾肝癌研究的整个历程，一个‘变’字贯穿其中，无处不在，而且永无止境。”难与易，大与小，好与坏，对与错，偶然与必然……正是在不断的哲学思辩中，汤钊猷实现了一次次跨越，一步步逼退“癌王”。
智者——“站在高处看风景” “当绝大多数人气喘吁吁地爬上二层楼的时候，汤老已经在十八层楼上‘观风景’了！”弟子周俭对于恩师的“速描”乍一听很抽象；细细品，顿觉这个比方打得再形象不过了。 肝癌的现代科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但最初的大半个世纪几乎“纹丝不动”。上世纪70年代，汤钊猷走村串户，将“甲胎蛋白”从患者血液中“揪”了出来，肝癌诊断由此发生“戏剧性”变化：只要一滴血，即可由“死后诊断”变为“无症状诊断”。然而，这一飞跃却是从改变千百年来的看病方式入手。 “那时，等病人来医院，肿瘤已长到10厘米，近半数都是黄疸、腹水或已扩散的晚期病人，即使华佗再世恐也束手无策。”眼看一个又一个生命“前门走进来，后门抬出去”，汤钊猷再也坐不住了，他要走进人群亲手“捉”病人。从“等”病人到“找”病人，仅一字之差，“治一个死一个”的肝癌即被征服了一半。 都知道小肝癌可以长成大肝癌，但是大肝癌能不能变小呢？面对无法开刀的晚期患者，汤钊猷又一次逆向思考：“从辨证法的角度，小可变大，大也可变小。” 1980年，一位右肝生出肿瘤的病人前来求治。因肿瘤太大，加上肝硬化，无法切除，只能做“姑息性”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化疗。几个月后，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这是偶然事件，还是必然现象？汤钊猷抓住机会不放，带领10几位研究生投入“肝癌导向治疗”研究，终于找到了“大变小”的神奇疗法。 “回眸汤老征战‘癌王’的历程，如同读一部脉络清晰、情节曲折的小说，引人入胜。”学生们说，老师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把写在纸上的辩证法用得出神入化！” “汤教授无疑是有了大智慧的。”中国科协主席、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说，“老校友”的智，得益于他的审问、慎思与明辨。 “几十年从事肝癌临床研究可归纳为‘识变’与‘促变’四个字。”在多次回忆与总结中，汤钊猷脱口而出的常是这句切身体会。 细嚼汤钊猷之“变”，病人眼中那位妙手仁心的大夫不再只是“汤医生”、学生眼中那位敏锐识变的老师不再只是“汤院士”，他，更是一位活学活用的哲学家。“小时候，父亲常跟我讲老子庄子，那时候似懂非懂。后来学矛盾论、实践论，稍微开了点窍。”汤钊猷说，毕竟不是搞哲学的，但那些道理，反复琢磨，还真是很有用。
勇者——从“挤进去”到“请进去” 1978年秋，汤钊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首次现身国际舞台（参加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仅被安排在最后一天下午的小组会上讲了5分钟。情急之下，他不得不主动参与讨论。这个“挤进去”的发言，让世界第一次“正视”中国小肝癌研究，也领教了中国医生的勇气。 上世纪70年代初，汤钊猷和同事在江苏启东肝癌高发区调查时，“冒险”说服一位“饭吃得下、农活做得动、无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农民兄弟“开了一刀”。手术证实，这位农民确实患了肝癌，肿块只有枣子般大小。 肝叶切除一度被认为是肝癌手术的公认准则。可我国的肝癌病人绝大多数合并肝硬化，若对小肝癌也采取肝叶切除，病人难免死于肝功能障碍。汤钊猷大胆提出用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得到了一条教科书上从未见过的生存率曲线，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高达60%。 曾经的观点认为，肝癌一旦转移复发，手术当属禁忌。利用甲胎蛋白诊断，汤钊猷抓出了大量没有症状的复发，及时实施再切除，患者术后的5年生存率又提高了10%。 “小肝癌治疗的这几条现已人所共知，但在当时，都是违反教科书的。”懂得果断出击的汤钊猷从未被困难和权威吓到。他明白，教科书上的东西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尽信。“在新的条件下，有时‘正确’会变成‘错误’，而‘错误’则可能变成‘正确’，这就是辩证法。” 汤钊猷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所钟爱的摄影作品，一张美国外科学会名誉会员证书是极少的“例外”。作为全球最权威的外科学会授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125年里仅有67位非美籍外科医生获此殊荣，而汤钊猷则是中国大陆的唯一获奖者。只是，在这个荣誉“飞”来之前，证书的主人毫不知情。 2005年，在美国外科学会年会上，汤钊猷率真地询问评选委员会：“你们为何要选我？”对方回答：“我们对您已经注意多年了。”当选，是迟早的事。 世界著名肝病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前任校长鲁迪斯密德曾这样评价说：“在这一领域，无人做出比他更杰出的贡献，他是被世界公认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挽救了数万个生命。” 从“挤进去”到“请过去”，汤钊猷几度感慨：“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提醒中国的存在。”
仁者——时常被伟大的东西感动 通常，作为医生，总会自豪地说，他的手术刀曾经挽救过多少生命。而汤钊猷却说，在他手中，曾有500多个生命逝去。 “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晚上，五分钟里死了两个病人，我用一辆推车推着两具尸体。”汤钊猷记得，当时，一进病房总是哭声不断，推车的那晚，双腿从未如此沉重。 然而这一切，本可以与他不直接相关。很少有人知道，汤钊猷曾是一名出色的血管外科医生。1966年，他和杨东岳教授一起完成了世界首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向医疗界发出攻克癌症的号召。国家的需要，病人的呻吟，让汤钊猷最终选择了半路出家。那年，他38岁。 改行，意味着之前在血管外科领域的10年积累一夜间“归零”。整整5年，汤钊猷白天在医院看门诊、动手术，晚上直奔图书馆，查文献、看资料，直到闭馆。夫人李其松赴贵州医疗队工作的那一年，8岁的儿子脖子上挂把钥匙，口袋里放几张饭票，吃饭的时候就到手术室外等爸爸。等不到，只好自己去吃；吃完了，再等；再等不到，只好自己回家。 汤钊猷说，40多年过去了，自己对家庭仍感内疚，但没有后悔当时的决定。 正当大小肝癌这“两件事”告一段落的时候，院长林贵不幸得了小肝癌。汤钊猷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做了相当满意的切除手术，可病理报告像一盆冷水泼来：“癌周围的血管内充满癌栓。”果然，一年多就复发了。按照小肝癌的研究经验，汤钊猷为他做了再切除，一年后，复发再次出现…… 院长的去世，深深震动了汤钊猷：“这说明，早发现、早诊断、早切除虽大幅提高了疗效，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经过一年苦苦思索，他毅然决定全所调头，又一次从头开始，向“肝癌复发转移”的山头进发。 “我时常被伟大的东西感动。”这些“伟大的东西”包括汤钊猷镜头里的名山大川，包括文学音乐，包括亲情友情。10多年前，夫人李其松为消除病痛、增强体质，开始游泳。汤钊猷从此当上了陪练。如今，每周两次，哪怕天寒地冻也雷打不动，二老每次都手牵手地来，慢慢地游。 小小的“补偿”弥补不了汤钊猷心头的愧疚。65岁生日时，他曾对家人作过三项保证，一是除了搞研究，推掉一切事务；二是不开夜车；三是每周看部电影。如今，14年过去了，三项保证还是难以保证。
心愿——期待“中国式抗癌” 再过一个多月，汤钊猷即将步入“八字头”人生，经他一手创立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也已整整40年。他把张罗着庆贺的爱徒一一叫到身边，聊起心愿：“我38岁开始肝癌临床研究，至今41载。归纳起来，有喜有忧：喜者，临床上，肝癌已由‘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忧者，就人群而言，肝癌还远未被攻克。” “征途坎坷，曙光在望。”汤钊猷眼里从来都有曙光，只是这一次，期待更高。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学生，看病之余，还应多一点宏观思考：“现在，国内医学界热衷于肝移植、微创手术、局部消融，那些都是外国原创，我们只是拿过来用而已。” 翻开自己的摄影小品集，汤钊猷的目光再次停留在恒山脚下的悬空寺上。“它不求大、不求金，但求独一无二，因此千年不倒。”悬空寺里的中国智慧，他不知揣摩了多少回，“特色”与“和谐”始终在心头萦绕。 “西医只看局部，中医看整个人，二者都有缺陷，若能结合起来，那就是中国特色。”期待中的“中国式抗癌”，汤钊猷不只是嘴上说，而且已经付诸行动。这几年，治疗乙肝用的“苦参素”、具有消炎作用的“半枝莲”都被纳入驯癌药方，他还在夫人的指导下为康复病人特制了5味中药“松友饮”，甚至有外宾慕名找“汤大夫”开中药。 汤钊猷说，中西医结合不一定非得给病人开中药，最重要的是汲取中医理论的精髓和思想，学会用整体观看待病人，用辩证论治的方法对付癌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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