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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中国书法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十分独特的艺术。说它悠久，是因为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就具有书法艺术的美；说它独特，是全世界所有文字中只有中国字能成为艺术品。（这里的“中国字”，不包括满、蒙、回、藏……等民族文字。之所以不用“汉字”，是因为“汉字”不能包括“古文字”。）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字几经变革；从甲骨文而金文，而篆、隶，以至真、行、草，每一种新的字体产生，每一种新书法也就随之出现。似乎可以说，已有的各体中国字都是适宜于书法艺术加工的材料。
凡艺术，如果总是陈陈相因，并无新的创造，则就表明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已经衰竭，终将灭绝。真正的艺术家绝不会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是勤于探索，不断创新。书法工作者自不例外，他们重视优良传统的继承，更力求有新的突破。
书法上有过哪些革新？大别之，约有三种：文字改革了的新；时代变了，新的时代精神表现出来的新；书法风格变化了的新。前两种新是国家所制定，时代所赋予，非任何个人所能强求，只有后者，可由书法工作者自己努力而获得。但也并非容易。
三千多年来产生的字体（甲骨文、篆、隶、真、行、草等等）屈指可数，但各种书体的佳作、精品，就灿若繁星，不可胜计了。生乎今之世，想追踪前贤，竭尽心力以求之，或犹未能望其项背。启功先生在《读〈台静农书艺集〉》（《中国书法》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一文中说：“台先生最不喜王文治的字，常说他‘侧媚’，予小子功，也写了几十年的字，……也曾有过超越张照、王文治的妄想。最近在友人家看到一本王文治自书诗册，不觉嗒焉若丧，原来今天我连侧媚的功力也有所不及！这自然是启功先生的过谦，但如果赶超王文治、张照都如此之难，那末，再想赶超超过王文治、张照十、百倍者，其难就更可想而知。个人浅见认为，中国书法是一个非常广阔深厚的艺术领域，足供书法工作者终生驰骋、发掘的。
然而不然。喜新好奇是人类特性之一，这也是好事。正因为不满足于旧有的东西，才能提高，才能进步，才能产生新的事物。个人见闻狭隘，所知甚少，能够看到的现代书坛上出现的新的书法作品（以下统称“新书法”。）约有以下几种：1.追求笔情墨趣——一幅字中墨色浓淡相间，燥润错杂。2.制造磅簿气势——字体狂怪，巨幅大书。3.化书为画——以作画的笔墨写象形文字。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由外来影响与作者主观要求相结合而产生的作品。属于1类的新书法作品，为数不多。古代书论中就有“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之说，但是，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重在线的造型，线的变化，而不像中国画那样重视“墨分五彩”。有人盛赞董其昌的淡墨书，其实并无惊人处。从来未闻哪一位书家专在用墨上花大气力；也从来未见哪一篇书论中有专论用墨的一章。当然，作书最好有好墨，好到象韦仲将的墨那样：“一点如漆”（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云：“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但是，书法的优劣并不决定于墨的好坏。日本不少书家喜用淡墨，如川越敬枫、小岛碧云、种谷扇舟等人，特别是手岛右卿的书道，行笔运墨，已入化境，但它引人注目处，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用笔、结体、章法、布局的奇纵恣肆，至于墨色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从事2类新书法创作的颇多。对于狂怪的书体，我们不一定要象宋·黄伯思那样，斥之为“书之下者”，说它是“因陋就浅，徒足以障拙目耳”。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有意的惊世骇俗，哗众取宠，而是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应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还需要不断研习，求得成熟。是否还应如孙过庭所说：“既能奇绝，复归平正”。也不妨考虑。
至于以画作书（或者说“变书为画”。）这是中国书法演变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只有在几十年前，中、小学生读物中出现过的“组字画”，与这种新书法有相似之处，这种书法既然要变字为画，所用的字就必需是可以直接画出来的象形字，或能够适应需要变形的字。我们看过几幅这种新书法，如写“步行”二字，就将古文（行）字画成十字路，路的上方画两个脚印（“步”的古文）。又如写“春”字，将篆文的日部画成太阳，将部画成树木状。又如将“山水情”三字组成一幅画，将篆文“山水”二字画成山下有一泓流水，将“情”字变形为树木烟云，如此等等。
汉字三要素：形、音、义。书法只运用汉字的形进行艺术创造，音、义与书法的优劣无关。变书为画，则除字形而外，字义十分重要，如上所述，“步行”二字，可以脚印与十字路组成，而“进步”、“旅行”便很难表现。“山水情”可以画得出来，而“手足情”、“故国情”之类的词语，仅凭字形便画不出来。又如篆文“春”字可以构成一幅画（新书法）、“夏”、“秋”二字便不行，就是古文“冬（）”字，如果不加注释，对于不熟习古文的人，也不会了解到这样两个干果子挂在枯技上，就表示了“冬”。传统的书法则不然，只要是汉字，经过书家之手，都可以使之具有书法艺术的美，成为法书。而且无论是片词复字，还是宏篇巨制，写起来只有难易之分，并无能与不能的差别。
书法之所以称为“书法”，因为它是“书”（文字）的艺术品。上述几幅相当完整的写意画或漫画之所以仍列入“书法”，因为它们还是用“书”来进行创作的。人们常说：“书画同源”，这要看这个“源”何所指。一般的大约都是就书、画作所的工具——帛、纸、笔、墨，及其表现技巧——骨法用笔等方面有相同之处而言，倘就二者创造的目的、用途来比较，那就显然不同了。书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用以记言、叙事，使能历久、传远，是一种实用的工具。画则是人类审美意识的反映，或应物象形以成图；或凭籍想像而作画，用以装饰器物，美化环境，怡悦性情。创造二者的目的不同，功用亦异。现在要合二而一，看来是有困难的。
人们又常说中国字是象形文字，这也不尽确切，中国古文字中是有象形字的，但根据许慎归纳出来的造字方法，象形只是“六书”之一。从《甲骨文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65年9月出版）中的四千五百多个字，约略计数一下，真正象形的字，不超过六十个（用指事、会意、形声等办法造成的字不能算象形字）。再从容庚先生编的《金文编》中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一个金文来看象形字所占的比重，就更是微不足道了。及至汉隶出，连极少的象形字也一扫而空，成为纯符号的汉字了。
古人造字，是用极简练的线条构成符号，今人的新书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简单的文字画成复杂的图画。今后这种“新书法”是仍属于书法，还是发展成为绘画的一种流派，这里不想预测，只是就现有作品看，这种“新书法”的创作天地，实在过于窄狭；可供这种“新书法”进行创造的文字，似乎不多。从前面举例的三幅作品来看，所用材料是一至三字，字数稍多，便难以表现。有时勉强表现，也不够准确。曾见有人以李白《下江陵》（即《早发白帝城》）七绝创作了一幅新书法，前三句现已毫无印象，只记得末句是将篆文“”（舟）字画作一叶扁舟，将“万重山”三字画成嵯峨的奇峰，小舟正向万重山飞驶。初看很有画意，稍一寻思，便觉得这只能是“轻舟将到（或“驶向”）万重山”，而不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且这“舟”究竟是“轻”还是“小”，也不明确。
书称“心画”，不是图画。好的书法作品“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具音乐的和谐，”（沈尹默《历代书家学书经验谈辑要平议（一）》）书法并不画什么东西，但它能使人从它上面看到“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孙过庭《书谱》）还有更形象生动的形容：“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如芙蓉出水，文彩镂金”，“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等等。（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说来容易，真要能使书法产生这样的效果，书法工作者得付出多少劳动，积累了多少工夫？！陆游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狂如米芾，也说他自己的书法是“既老，始自成家”。所谓“成”，应即是有了新的创造，到达了可以称为成功的高度。至老始成，可见创新之不易，但终于能“成”，也证明所走的路是对的。
有一种最新的意见：创造一种不用汉字的书法。这是与前面所说以画作书完全不同的。但现在还未见作品，似乎也还未有理论。对此主张，已有专家、学者发表意见，鄙陋如我，只能重复提出前面已经提过的一个疑问：完全不用汉字创造出来的东西，既已与“书”无关，难道还能称作“书法”？有人说：“只要保持书法的结构与用笔这两个根本，它就是书法。（当然不一定是好的书法）”（见《书法研究》八三年第一期，陈振濂《关于书法艺术的性质讨论的一封信》）这一定义，我是同意的。但是，既然不仅要保持书法的用笔，还要保持书法的结构，那末，岂不等于重造了一批汉字？这有什么必要？！主张不用汉字创造新书法者，也许彻底屏弃了陈振濂先生所说的“两个根本”，而采用新的工具，新的技法，不受传统方法的牢笼、制约，来进行创造。自然，倘能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书法、绘画，并且与现有的任何艺术门类都不相似的艺术品，那将是书法之外又一个独特的艺术，将为艺苑增添异彩，无疑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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