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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兽性·虫性

 昵称1091929 2010-03-28
□宋牮
    
    进化论肇始于19世纪,辉煌于20世纪。
    
    150年前的1858年7月1日,两位勇敢的英国人,49岁的达尔文和35岁的华莱士在伦敦林奈学会各自发表了关于进化论的论文,阐明世上千姿百态的生物物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人类的祖先不是天上来的,而是大地之子,由兽类进化而成。
    
    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都没有涉及到人类自身。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驱逐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未影响他担任基督教神职。牛顿一生相信神创论,他的力学三大定律无损于其信仰。进化论却直刺基督教神学的心脏。人类竟与猿猴同宗,亵渎了人类的尊严,使世俗人们震惊。帝王和教皇的权利不是神授,而是人类自己的勾当,这激怒了一切封建主君、皇室贵胄和神学大儒,纷斥进化论为反动,宣称达尔文是欧洲“最危险的人物”。霎时间一场批判进化论的狂澜大波席卷英国。华莱士未顶住压力,告饶说,他讲的是其它生物,不包括人类,人可能是神创的。赞成进化论的科学家也纷纷检讨,重新站队。达尔文的老师,最早提出寒武纪和泥盆纪命名的著名地质学家赛奇威克(1785-1878)的站队声明是:“作为地质学家,我承认有很多证据表明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些证据还不能使我抛弃神创论。我为达尔文的错误而失望。”只有少数科学家,如赫胥黎(1825-1895)等,顶住了社会压力,站出来为进化论辩护。达尔文不屈不挠,于1859年公开发表了《物种起源》,迅速被译成各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宗教改革(1517-1648)和法国大革命(1789-1799)后,基督教已无力像烧死布鲁诺和终生监禁伽利略那样对达尔文进行迫害。
    
    进化论点燃了全世界从新的角度研究生命科学的热情。
    
把唯物论引入人类学
    
    进化论的要义是,世上物种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种类由少变多,逐步演化而成,演化的动力是自然选择。因与观察相符,很快得到科学界多数人的支持。进化论把唯物论引入人类学,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和皇权神授的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革命,点燃了全世界从新的角度研究生命科学的热情。
    
    到19世纪末科学界已达成共识:动物进化,有如胎儿发育。脊椎动物始自鱼类,见之于古生代志留纪。石炭纪出现两栖类,二叠纪出爬虫,中生代始有哺乳类,递新生代第三纪乃见灵长类。先有狭鼻猴,次生类人猿,无语言,降而能语,出现人类。此乃比较解剖、个体发生及脊椎动物化石所证明了的(鲁迅《人的历史》,1907)。但是,因缺乏足够证据,物理学、地学尚未发达,很多疑难尚未廓清,如地层绝对年龄不详,遗传机制不明等,进化论尚是一种科学思想,故称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人文领域,社会各界各取所需,滥用其概念,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仍一片混乱。殖民主义抓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旗,为其侵略扩张张目。资产阶级编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经济学。“新达尔文主义”宣称穷人是劣等人,不能给予平等自由,否则人类必堕落。纳粹德国为维护雅利安人种的“纯洁”,要“最后解决”犹太人、吉普赛人、以防“污染”。现代革命家们则相信,各民族的祖先都是平行进化而来,每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呼号为反殖民、反奴役、反压迫、争自由而战。
    
    进化论昉起至今,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几乎每一学科的新发现和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支持了它的基本思想。物理学的进步为地史和古生物化石的测年提供了可靠的新方法,分子生物学发现并证实了生物遗传机制,动物学及比较解剖学对各物种的体态结构和生理特征有了更深刻的知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找到了丰富的化石证据,缕清了大多疑难,为进化论提供了无可质疑的佐证,从而使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变成颠扑不破的真理,成就了一门精密科学——进化生物学的出现。反过来,进化论科学地位的提高又把现代科学稳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在现代社会中的各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生产、消费、医药等社会事务中,我们处处感到进化论的科学意义,享用着它的指导作用。
    
自然科学对进化论的贡献
    
    20世纪自然科学对进化论的贡献,荦其大端如下。
    
    居里夫妇(1867-1934)于1898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钋(Po)和镭(Ra)以后,建立了放射物理学,为测量岩石和化石的绝对年龄提供了新的可靠方法。爱尔兰大主教1650年出版的《旧约编年史》曾断言,神创地球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地球年龄仅5600年,今已成笑柄。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1824-1907)猜想地球年龄为2000-4000万年。也有人根据海水含盐度推算地球年龄为1亿年;另据地质沉积厚度推算为5亿年。20世纪利用放射性元素如铀-238、铀-235、钾-40等的半衰期已准确地测出天落陨石和小行星的绝对年龄,推知太阳系诞生于50亿年前。地球和月球同庚,年龄为45.6亿年,海洋已存在了40亿年。地质学家制定了井然有序的《国际地层时代年表》,精度在10万年以内。所有已发现的古生物化石都可按表入座,确定它生存的年代。
    
    地球生物进化全景史的测定已基本完成。38亿年前(太古宙)出现细菌、藻类等原核单细胞生命。20亿年前(早元古代)出现硅绿藻、有孔虫等真核生物。10亿年前(中元古代)出现珊瑚、水母、海绵等多细胞生物。5亿年前(古生代奥陶纪)海洋中出现鱼类等脊索动物。4亿年前(志留纪)水生动植物爬上陆地,此前陆上未发现任何生物痕迹。两栖类始见于泥盆纪(4.0-3.6亿年前)。陆上原始森林始于3.6-3亿年前(古生代石炭纪)。恐龙等爬行动物和鸟类始见于中生代三叠纪(2.5-2亿年前),兴旺于侏罗纪(2-1.5亿年前),恐龙灭绝于白垩纪末(6500万年前)。哺乳类动物始见于晚三叠纪(约2.0亿年前),兴旺于新生代(6500万年前至今)。最早的灵长类化石发现于新生代渐新世地层(3000万年前)。与人类已很接近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曾生活在400-100万年前。北京直立人(Pekinensis)、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等50万年以前即生活在华夏大地上,已掌握取用火和制造使用工具技术,脑容量为700-1000毫升,比今人(1450毫升)略小。
    
    分子生物学关于生物遗传机制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各物种如何能繁衍和父母基本相同的后代曾使数代科学家迷惘焦炙。奥地利中学教师、神父孟德尔(1822-1884)做豌豆杂交试验,发现植物遗传因子分离和自由组合定律,1900年才为世人所知,肇始了遗传学的研究。美国遗传学家摩根(1866-1945)长期从事果蝇遗传研究,证明遗传基因藏在细胞核中的染色体上,找到了部分基因的位置,对遗传理论作出了奠基性贡献。20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国、美国、北欧的生物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细胞生产的蛋白酶是催化细胞代谢的关键物质,也是由基因控制的,提出“一个基因对应一种蛋白酶”的假说,后来由实验所部分证实。
    
    到1940年代末,科学界已知道了染色体中载有遗传基因信息的物质是由4种核苷酸(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和胞嘧啶C)联接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化合物。1953年4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遗传学家沃森(1928-)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1916-2007)的一篇论文《核酸的分子结构》,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阐明了遗传物质DNA的结构、生化和遗传特性,完美地解释了生物能准确遗传后代的生化机理是DNA的双股互补复制。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的赞扬,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1916-2004)一起,获1962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们接续努力,终于明白了生物遗传的基本原理,原来所有物种的细胞中都有数条染色体,上面负载着遗传物质DNA。人的每个体细胞都是双倍体,有23对染色体,生殖细胞(精子、卵子)都是只含有23条染色体的单倍体。1960年代国际遗传学会商定了命名办法,按染色体长度排列,1-22号为常染色体,第23对XX(女性)和XY(男性)为性染色体。人的DNA总长度为3×109个核苷酸。20世纪末开始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已经完成,每条染色体上的DNA精细结构已经被确定并公布于众。到21世纪初已完成数十种动植物的DNA测序工作。对各种生物的遗传物质DNA序列的对比分析表明,人和其他生物的遗传基因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的DNA有相当部分是相同的。人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的DNA重叠在75%以上,甚至与细菌、酵母、线虫等低等生物也有15%-40%的重叠。已辨认出相当数量的基因是共同的,称为祖传基因(Orthologous genes)。人的23对染色体中有135个片断与最原始的文昌鱼(Aphioxus)的相同,重合部分达95%。珊瑚虫的1300个基因中发现有90%与人的相应基因相似。这为生物进化同源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全人类同祖同宗
    
    20世纪的生物学、动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已证明了人和猿、猴这些灵长类动物有共同的祖先,与哺乳类动物同宗,与地球上一切噍类同源。人在生物分类学中的地位已毫无疑义地被判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超科中的人科、人属和惟一的现代智能人种。黑猩猩、倭猩猩和大猩猩是人类最近的堂亲,于500-700万年前分途进化。长臂猿和猕猴等灵长类是人类的远亲,分歧进化于1800-2500万年以前。灵长目与其他兽类分歧于约6000万年前。现存于西非的倭猩猩(俗名Bonobo,学名Pan paniscus)与人类的亲缘最近(吴汝康,《古人类学》)。发生于30亿年前的原核单细胞生物是地球上一切生物之源。从单细胞生物到现代人类是一个30多亿年的不断的进化链。达尔文曾推测,在现存不同动物群之间一定存在过中间过渡型动物,它们的化石都被20世纪的古生物学家们找到了。
    
    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语言如何不同,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即现代智人(Homosapiens)。数万年前地球上生活过多种不同的人种,如南方古猿,欧洲的尼人(Neanderthal man)等或者已灭绝,或者已相互融合。现存的人类,任何民族之间都可以通婚和生育身体健壮和智力正常的后代。基因序列分析表明,同卵双胞胎的DNA完全相同,同胞兄弟的DNA有99.95%以上是相同的,世上任何两个现代人的DNA相同部分都在99.9%以上,而人类与其近亲黑猩猩的DNA相同部分只有95%左右。
    
    在最近200万年的历史上,全球各大洲之间发生过多次人群大迁徙。可辨认的有: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的迁移(180万年前、40万年前、5万年前),从亚洲向非洲和欧洲的迁移(3万年前),从亚洲向北美的迁移(1万年前),从亚洲向大洋洲和太平洋诸岛的迁移(2万年前)等等。近年对母传线粒体和父传Y染色体的基因序列对比分析表明,无论是白种人、黑人、黄种人或棕种人,大家有共同的祖先,属于同一个现代智人人种,不存在生物进化程度的差异,没有优劣之分。各民族的差异仅在于历史、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即后天获得的性状有别。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优劣民族论”已被科学所彻底推翻。今天,全球人类的基因总和是一个早已混合无垠而不均匀的庞大基因库,各民族“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史前社会在中国江河平原种稻黎的先人,在埃及建金字塔的劳工,在欧洲狩猎驯马的乌克兰人等,都是我们每一个今人的直系祖先。
    
理性后天获得无法遗传
    
    人类能进化到今天的优秀和强大,胜过一切其他动物而统治着整个世界,是因为我们获得了理性,即认知世界、概念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也就是认识世界、适应环境和局部改造环境的能力。动物学研究表明,其他动物如灵长目也有初等的认知、简单的思维和粗浅的推理能力,但都不如人类的能力那么强大、系统和深刻。只有人类具备理性思维和行为能力。
    
    人的理性包括感性认知,学习记忆,思维推理和智能创新四部分。
    
    感性认知是通过观察和接触,认知周围事物的特征性属,形成概念,区分类别,认清其相互关系。动物认知食物和猎物,鼠见猫逃窜等,多是先天遗传技能。除高级灵长类外,都不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影像,经长期训练也不成。学习记忆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发达的大脑是浩瀚记忆力的物质基础。符号语言和文字是思维和表达思想的工具,积累和传播知识的手段,是人类独有的后天习得的技能。能根据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推论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良好的悟性,探求真理的勇气和为集体利益的献身精神使人类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创新智能。伟大革命事业的成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条件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等都是人类智能创新的产物。
    
    理性是后天获得的能力,灵敏的受感器官,可靠的神经系统和强壮的大脑等是理性的物质基础。生物学公认后天习得的性状和能力不可能遗传子代,至少短期内不能。每代新人的理性要从头学起,靠社会文化(制度、习俗、道德、风尚)和教育塑造而成。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教育制度的完善是培育公民的良好品德、优越智慧和坚韧的创新精神的必要条件。没有先进文化的陶冶和良好的教育而指望天赋予睿智美德是与科学规律相悖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生产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法律规范、道德观念、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人的理性是从社会文化中,即群体的经验、知识和习俗中通过模仿、传播、学习和教育获得的能力,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来。生来即孤单孑立与社会隔离的人无理性可言,连语言都不可能掌握。考古发现,人类文化于新旧石器交接时代(1万年前)发生了急剧进步,称为“文化大跃进”,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文化革命,在5000年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开始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200年内就扩散到全球。一场革命可在数十年中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一项新的发明创造数年内就能普及到全社会,改变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正确把握人性天道
    
    20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成就都提醒我们,人类不应该陶醉于自己智能的增长,思想的进步,科技的成就和对自然界的某些胜利,绝不要忽略人的动物性这个本质。不管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即使走出了地球,登上了月球,也可能造访火星,都不可能改变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躯体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产生于和存在于自然界。人类是地球上30多亿年的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我们已彻底适应了这个自然环境,每一滴血、每一种行为、每一种思想、每一种理论、每一种主义都是这个自然界的产物。人不能成仙,自然界不能超越,更不能破坏,否则就是人种的衰微、死亡和灭绝。航天科学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宇航员要飞往地外星球,飞船上必须有类地的人造环境,否则就必死无疑。
    
    人类的生物性本质和其他哺乳纲动物,即真兽类是共同的,科学界通称为动物性或兽性  (Animalism或Therium)。古人以“禽兽”当恶骂,“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有如“鬼魅”、“恶魔”,文学夸张而已,并非物名。正名时就有“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尔雅·释鸟》),灵长目动物也都是兽,并无贬义。人本四足而毛,叫“裸猿”,誉兽无愧,庶几有助于把人从自封的神坛上请下来,归乎自然。
    
    20世纪末分子遗传学又发现人还有虫性遗风。人的基因中有100-200个与细菌相同,与线虫、昆虫、珊瑚虫等有共同的祖传基因,有的重叠高达40%。“古人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鲁迅:《华盖集》)。总之,“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人性和兽性在程度上的差别”(恩格斯:《反杜林论》)。
    
    倘若把人的生物性称为兽性,则人性等于兽性加理性。兽性来自遗传,基因万年笃守,千年不见有变。理性获自文化陶冶和教育,随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而迅速变化。近代生物进化学者们一致认为,兽性难改,理性的可塑性却很大。文化、科学和教育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机杼。即使人的兽性万年不变,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总在提升着人的理性,增益着人性的光辉。
    
    后天获得的理性,如科学、文化能否影响人的兽性进化?科学界仍有争论。20世纪生命科学主流仍然否定法国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的获得性状”可遗传后代的理论,认为缺乏实验证据。多数人认为,科学文化的进步会影响甚至操纵人的遗传特性,如优生优育、基因修饰和治疗,使后人免疫能力更强,变得更健康,更聪明,那是可能的,有的已经实现。
    
    后工业社会和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马尔萨斯和达尔文倚重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自然规律”,这是社会、文化对人类遗传性能影响的典例。然而要想脱离人的生物学基础,超然物外,把人变成妖怪或神仙,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窃以为,跨科越界了解进化论以来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新成就,理解人的生物本质、理性进步的必要条件和能达到的高度,对各级政府、公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正确把握人性天道,汲取史鉴,理解和建设以人为本的理性社会都绝对重要。
    
相关链接  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31年,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作了5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经过20多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由此,他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
    
达尔文面对的  三大难题
    
    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当时的生物学家对接受这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存在着三大困难。
    
    第一,是缺少过渡型化石。按照自然选择学说,生物进化是一个在环境的选择下,逐渐地发生改变的过程,因此在旧种和新种之间,在旧类和新类之间,应该存在过渡形态,而这只能在化石中寻找。但在当时已发现的化石标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视为过渡型的标本。
    
    第二,是地球的年龄问题。既然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它就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达尔文认为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亿、十几亿年。但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威廉·汤姆逊(即开尔文勋爵,一个神创论者)用热力学的方法证明地球只有1亿年的历史,而只有最近的最多2000万年地球才冷却到能够让生命生存。对于物理学家的挑战,达尔文无法反击,只能说“我确信有一天世界将被发现比汤姆逊所计算而得的还要古老”。我们今天已知道达尔文是对的,而汤姆逊算错了,现在的地质学界公认地球有40多亿年的历史,而至少在30亿年前生命就已诞生。
    
    第三个困难是最致命的:达尔文找不到一个合理的遗传机理来解释自然选择。当时的生物学界普遍相信所谓“融合遗传”:父方和母方的性状融合在一起遗传给子代。这似乎是很显然的,白人和黑人结婚生的子女的肤色总是介于黑白之间。汤姆逊的学生、苏格兰工程师简金据此指出:一个优良的变异会很快地被众多劣等的变异融合、稀释掉,而无法像自然选择学说所说的那样在后代保存、扩散开来,就像一个白人到一个非洲黑人部落结婚生子,几代以后他的后代就会完全变成了黑人。达尔文虽然从动植物培养中知道一个优良的性状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但是他没有一套合理的遗传理论来反驳简金。达尔文被迫做出让步,承认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也是成立的,可以用来补充自然选择学说。事实上,在达尔文逝世(1882年)前后,生物学界普遍接受拉马克主义,而怀疑自然选择学说。
    
    如果达尔文知道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实验,就不会在遗传问题上陷入绝境了。孟德尔在1865年就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生物遗传并不融合,而是以基因为单位分离地传递,随机地组合。因此,只要群体足够大,在没有外来因素(比如自然选择)的影响时,一个遗传性状就不会消失(肤色的融合是几对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现象)。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优良的基因能够增加其在群体中的频率,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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