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屋脊鸱尾的名称演变

 

［鸱尾］

 

    在我国古建筑的屋脊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神兽的造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吻兽。吻兽是中国 古建筑中屋脊兽饰的总称，本文要说的鸱尾指的是正脊两端的这种吻兽，它是吻兽的一种。

    蚩尾

    鸱尾最早的名称应该是蚩尾。唐代苏鹗写的《苏氏演义》中提到：“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 辟火灾，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鸱字。”可见蚩尾是汉代人的称呼。那为何“今人多作鸱字”呢？鸱，即鹞子，又名鹞鹰、老鹰、鸢鹰。《玉篇·鸟部》曰：“鸱， 鸢属。”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隹部》也有解释：“即鸱，鸱为的籀文)，俗称鹞鹰。”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鸱是一种鸟。那这种鸟与水之精灵的 蚩尾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是因为正脊两端的吻兽造型略如鸱的尾部，所以人们管它也叫鸱尾了。而且鸱、蚩音同，看来很是合适了。 《晋书·五行志》中记载：“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鹊巢太极东头鸱尾。”《陈书·萧摩诃传》：“旧制三公黄阁听事置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 事寝堂并置鸱尾。”还记得《水浒》第九十八回“张清缘配琼英，吴用计鸠邬梨”中的一段吗？“次日，琼英尚记得飞石子的法，便向墙边拣取鸡卵般一块圆石，不 知高低，试向卧房脊上的鸱尾打去，正打个着，一声响亮，把个鸱尾打的粉碎，乱纷纷抛下地来。”鸱尾这一名称不但在官私著述中多有记载，而且也得到了老百姓 的普遍认可。所以直至今日鸱尾这一名称还在被广泛地应用。可以说鸱尾是正脊两端吻兽最常用的名称了，而早于它的蚩尾倒是不怎么被人提及了。

    祠 尾

    值得注意的是，鸱尾还叫祠尾。北齐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书证》记载：“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 尾为祠尾？’答曰：‘张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看来祠尾这一名称是古人不严谨考 证，随便讹谬的产物了。

 鸱吻

    后来，大概是到中唐之际，鸱尾又叫做了鸱吻。这一名称的改变是其造型改变引起的。由 原来鸱尾前端与正脊齐平变为折而向上似张口吞脊，因称鸱吻。

    唐代刘的《隋唐嘉话》下：“王右军(羲之)《告誓文》，今之所 传，即其藁草……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毁端门鸱 吻。”

    蚩吻、龙吻

    由鸱吻紧接着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名称，蚩吻。 蚩吻的叫法是和吻兽张口吞脊的形象有关。明代李东阳写的《怀麓堂集》后稿十二《记龙生九子》记载：“龙生九子，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象。”为 何在此这种神兽又变成龙的九子之一了呢？这是因为到了明代这种吻兽造型又有了很大变化，它逐步变成龙的形状。所以人们又把它和龙生九子的传说联系了起来。 明清两代这种龙形吻兽的造型日趋严整，故又有龙吻之称。

    鳌鱼

    还 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江南一些地区管这类吻兽叫做鳌鱼。明代陆容写的《菽园杂记》中有载：“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陆容，字文量，号式齐， 太仓人。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卒于孝宗弘治九年(一四九四年)。成化二年(一四六六年)进士。曾授南京主事，后迁兵部职方郎中，终居浙江参 政。由此可见陆容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坐官升迁也均在江南。而他的这部《菽园杂记》中记述的掌故也都是江南之事。所以这之中才有了鳌鱼的称呼。那么为什么 江南一些地区要这么叫呢？还是先从鳌这种动物说起吧。《玉篇·鱼部》：“鳌，鱼名。”唐代王维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有：“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李白的《猛虎行》中也有：“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由此可见鳌是传说中的海中大龟或大鳖。江南地区地理位置靠海，所以更容易把日常建筑上的这 类吻兽与海中神兽联系起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鳌鱼这一称呼是否仅是江南地区的专利？江南地区如此称呼是否另有原因？这些疑问还需进一步考证。

    正 吻、大吻

    另外，明清时期对鸱尾还有一些叫法，如正吻、大吻，这种吻兽位于正脊两端，故称正吻。明清两代，用 于紫禁城建筑上的这类吻兽个头都不小，故称大吻。这些叫法都是俗称，简单得多，也平民化得多。

    其它的一些关于鸱尾名称的说法过 于复杂，这些名称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肯定有相当多的讹谬(祠尾之说就是一例)。其实这名称怎么叫指的都是正脊两端的兽饰部件。当然，也不能作无名氏。所 以比较普遍、比较广泛、比较被人认可的鸱尾、鸱吻这些名称便沿用至今了。

第四节 清代实物
    清代建筑现存者多；虽经二百余年之长期间，结构方面变化极微，盖因数千年来，变化已达极点，又因工程做法之刊行，遂呈滞定状 态。故此期间实物，其堪注意之点乃在其类别及全局之布置。兹就实物大致分论之。
    一 宫殿
    北京故宫[1][2] 现存清代建筑物，最伟大者莫如北京故宫，清宫规模虽肇自明代，然现存各殿宇，则多数为清代所建。今世界各国之帝皇宫殿，规模之大，面积之广，无与伦比。
     故宫四周绕以高厚城垣，曰紫禁城。城东西约七百六十米，南北约九百六十米，其南面更伸出长约六百米，宽约一百三十米之前庭。前庭之最南端为天安门，即宫之 正门也。天安门之内，约二百米为端门，横梗前庭中，又北约四百米，乃至午门，即紫禁城之南门也。
     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轴线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朝会大典所御也（第147图）。三殿之后为内庭三宫，乾 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更后则为御花园。中轴线上主要宫殿之两侧，则为多数次要宫殿。此全部宫殿之平面布置，自三殿以至于后宫之任何一部分，莫不以一正两 厢合为一院之配合为原则，每组可由一进或多进庭院合成。而紫禁城之内，乃由多数庭院合成者也。此庭院之最大者为三殿。自午门以内，其第一进北面之正中为太 和门，其东西两厢则左协和门，右熙和门，形成三殿之前庭。太和门之内北为太和殿，立于三层白玉石陛之上，东厢为体仁阁，西厢为弘义阁，各殿阁间缀以廊屋， 合为广大之庭院。与太和殿对称而成又一进之庭院者，则保和殿也。保和殿与太和殿同立于一崇高广大之工字形石陛上，各在一端，而在石陛之中则建平面正方形而 较矮小之中和殿，故其四合庭院之形制，不甚显著，其所予人之印象，竟使人不自觉其在四合庭院之中者。然在其基本布置上，仍不出此范围也。保和殿之后则为乾 清门，与东侧之景远门，西侧之隆宗门，又合而为一庭院。但就三殿之全局言，则自午门以北，乾清门以南实际上又为一大庭院，而其内更划分为四进者也。此三殿 之局，盖承古代前朝后寝之制，殆无可疑。但二者之间加建中和殿者，盖金、元以来柱廊之制之变相欤。
     乾清门以北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即内庭三宫是也。乾清宫之东西厢为端凝殿与懋勤殿，坤宁宫之东西厢为景和门与隆福门。坤宁宫之北为坤宁门，以基化门 端则门为其两厢。其全部布置与外朝三殿大致相同，但具体而微。
     除三殿三宫外，紫禁城内，尚有自成庭院之宫殿约三十区，无不遵此“一正两厢”之制为布置之基本原则。内庭三宫之两侧，东西各为六宫；在明代称为“十二 宫”，清之世略有增改，以致不复遥相对称者，可谓为后宫之各“住宅”。各院多为前后两进，罗列如棋盘，但各院与各院之间，各院与三宫之间，在设计上竟无任 何准确固定之关系。外朝东侧之文华殿与西侧之武英殿两区，为皇帝讲经藏书之所。紫禁城之东北部，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及其后之花园，为高宗禅位后所居，其 后慈禧亦居矣。此区规模之大，几与乾清宫相埒。西六宫西之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均为历代母后所居。
     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论，清宫及北京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自永定门正阳门，穿皇城，紫禁城，而北至鼓楼，在长逾七公里半之中轴线上，为一贯连续之大平面布局自大清门（明之大明门，今之中华门）以北以 至地安门，其布局尤为谨严，为天下无双之壮观。唯当时设计人对于东西贯穿之次要横轴线，不甚注意，是可惜耳。
     清宫建筑之所予人印象最深处，在其一贯之雄伟气魄，在其毫不畏惧之单调。其建筑一律以黄瓦红墙碧绘为标准样式（仅有极少数用绿瓦者），其更重要庄严者，则 衬以白玉阶陛。在紫禁城中万数千间，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
    三殿 外朝三殿为紫禁城之中心建筑，亦即北平城全局之中心建筑也。三殿及其周围门庑之平面布置已于上文略述，今仅各个分别略述之。
      （一）太和殿 平面广十一间，深五间，重檐四阿顶，就面积言，为国内最大之木构物（第148 图）。殿于明初为奉天殿，九楹，后改称皇极殿。明末毁于李闯王之乱。顺治三年重建，康熙八年又改建为十一楹，十八年灾，今殿则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 年）所重建也。殿之平面，其柱之分配为东西十二柱，南北共六行，共七十二柱，排列规整无抽减者，视之宋辽诸遗例，按室内活动面积之需要而抽减改变其内柱之 位置者，气魄有余而巧思则逊矣。殿阶基为白石须弥座，立于三层崇厚白石阶上，前面踏道三出，全部镌各式花纹，雕工精绝，殿斗拱下檐为单杪重昂，上檐为单杪 三昂。斗拱在建筑物全体上，比例至为纤小；其高尚不及柱高之六分之一；当心间补间铺作增至八朵之多。在梁枋应用上，梁栿断面几近乎正方形，阑额既厚且大， 其下更辅以由额，其上仅承托补间铺作一列，在用材上颇不经济，殿内外木材均施彩画，金碧辉煌，庄严美丽（第149 图）。世界各系建筑中，唯我国建筑始有也。
     （二）中和殿 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立于工字形三层白玉陛中部之上。其平面作正方形，方五间单檐攒尖顶，实方形之大亭也。殿阶基亦为白石须弥座，前后踏道各三出，左右 各一出，亦均雕镂，隐出各式花纹。殿斗拱出单杪双昂，当心间用补间铺作六朵。殿四面无壁，各面均安格子门及槛窗。殿中设宝座，每遇朝会之典，皇帝先在此升 座，受内阁，内大臣，礼部等人员行礼毕，乃出御太和殿焉。殿建于顺治三年（公元1650年），以后无重建纪录，想即清初原构也。
     （三）保和殿 为三殿之最后一殿，九楹，重檐九脊顶，为明万历重建建极殿原构。已详前节，兹 不赘述。
     清宫殿屋不下千数，不能一一叙述，兹谨按其型类各举数例：
     （四）大清门 明之大明门，即 中华门也。为砖砌券洞门，所谓“三座门”者是也。其下部为雄厚壁体，穿以筒形券三，壁体全部涂丹，下段以白石砌须弥座，壁体以上则为琉璃斗拱，上覆九脊 顶。此类三座门，见于清宫外围者颇多。中华门或即明代原构也。
     （五）天安门 于高大之砖台上建木殿九间，其砖台则贯以筒形券五道。砖台全部涂丹，下为白石须弥座。其上木构则重檐九脊顶大殿一座。端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皆属 此式而略小，其券道则外面作方门，且仅三道而已。
     （六）午门 亦立于高台之上，台平面作凵字形。中部辟方门三道。台上木构门楼，乃由中部九间，四角方亭各五 间，及东西庑各十三间，并正楼两侧庑各三间合成。全部气象庄严雄伟，令人肃然。当年高宗平定准噶尔御此楼受献俘礼，诚堂皇上国之风，使藩属望而生畏也。
     （七）太和门 由结构方面着眼，实与九间重檐九脊顶大殿无异。所异者仅在前后不作墙壁格子门。而在内柱间安 板门耳。故宫内无数间屋，大小虽或有不同，而其基本形制则与此相同也。
     （八）体仁阁、弘义阁 九间两层之木构，其下层周以腰檐，上层为单檐四阿顶。平坐之上周立擎檐柱。两阁在太 和殿前，东西相向对峙。此外延春阁，养性斋，南海之翔鸾阁，藻韵楼，北海庆霄楼，皆此型也。
     （九）钦安殿 在神武门内御花园。顶上平用四脊四角吻，如重檐不用上檐，而只用下檐者，谓之盝顶。
     （十）文渊阁[3]（第150、151图） 在外朝之东，文华殿之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建，以藏四库全书者也。阁两层，但上下两层之间另加暗层，遂成三层；其平面于五 间之西端另加一间以安扶梯，遂成六间，以应易大衍郑注“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义。外观分上下二层，立于阶基之上。下层前后建走廊腰檐，上层栏窗一列，在 下层榑脊之上，在原则上与天一阁相同。然其全体比例及大木结构皆为工程做法则例宫式做法，屋顶不用硬山而用九脊顶，尤与原范相差最甚也。
     （十一）雨华阁 为宫内供奉佛像诸殿阁之一。阁三层，平面正方形，但因南端另出抱厦，遂成长方形，南北长而东西狭。第一层深广各三间，并前抱厦深一间，东西另设游廊，第二 层深广各三间；第三层则仅一间而已。阁各层檐不用斗拱，柱头饰以蟠龙。最上层顶覆金瓦。其形制与北平黄寺，热河行宫诸多相似之点，为前代所无，盖清代受西 藏影响后之特殊作风也。
     北京清宫其他殿堂无数。限于篇幅，兹不详论。
    沈阳故宫 在辽宁沈阳城内，建于清初，规模狭隘。其外朝布置无三殿之制，仅于广庭北端正中建八角形殿曰大政殿，其两侧沿广庭之东西各立亭十。内庭宫室则视北平民间豪 富府第且有逊色也。
    二 苑囿离宫及庭园
    （一）西苑 西苑在北京皇城内紫禁城之西，就太液池环筑，分为南海、中海、北海三部。自金、元、明以来，三海即为内苑。清代因之屡世增修，现存建筑均清代所建。池之四 周散布多数小山，北海之中一岛曰琼华，南海一岛曰瀛台，其建筑则依各山各岛之地势而分布之。而各组建筑物布置之基本原则，则仍以一正两厢合为一院之基本方 式为主，而稍加以变化。
     南海布置以瀛台为中心，因岛上小山形势，作为不规则形之四合院，楼阁殿亭，与假山杨柳互相辉映，至饶风趣，岛上建筑大多建于康熙朝。清末光绪帝曾被囚于 此，民国初年袁世凯以中南海为总统府，而瀛台则副总统黎元洪所居也。
     南海与中海之间为宽约一百余米之堤，其西端及西岸相连部分，有殿屋三四十院，约数百间，其中以居仁堂、怀仁堂为主。殿屋结构颇为简朴，如民居之大者，植以 松柏杨柳、玉兰海棠，清幽雅驯，诚可为游憩之所，民初总统府所在也。
     中海东岸半岛上为千圣殿、万善殿、佛寺及其附属庑屋等，颇为幽静。西岸紫光阁崇楼高峻，为康熙试武举之所。
     北海在三海中风景最胜，其南端一半岛，介于北海中海之间，筑作团城，其上建承光殿即金之瑶光台也。自半岛之西，白石桥横达西岸，为金鳌玉■桥。在半岛之北 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岛上一山，高约三四十米，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梵宇环列，直上山巅为白塔。塔为瓶形塔，建于清顺 治八年（公元1651 年），其址即金之广寒宫也。琼华岛山际尚有仙人承露盘等胜，盖汉以来宫苑中之传统点缀也。岛之北面长廊绕之，廊之正中曰漪澜堂，其楼曰远帆楼。长廊以外更 绕以白石栏楯，长几达三百米，隔岸遥瞻至为壮观。太液池北岸西部为阐福寺，大西天等梵宇。其中万佛楼全部琉璃砖砌成，其外形模仿木构形制，为双层大殿，广 五间，下层作腰檐，上出平坐，上层则重檐九脊顶。
     北海北岸诸单位中，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镜清斋[4]（第152—154图，今亦称静心斋）。其全局面积长仅一百一 十余米，广七十余米，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作成池沼假山，堂亭廊阁，棋布其间，缀以走廊，极饶幽趣，其所予人之印象，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然 而其中各建筑物虽打破一正两厢之传统，然莫不南北东西正向，虽峰峦池沼胜景无穷，然实布置于极小面积之内，是均骤睹者所不觉也。园内建筑大多成于乾隆二十 三年（公元1758年），唯叠翠楼则似较晚。
     （二）圆明园[见注4]（第155图） 圆明园“实物”，今仅残址废墟而已。圆明园与其毗连之长春园，万春园，称曰三园，其中建筑物一百四十余组，统辖于圆明园总管大臣，实际乃一大园也。三园之 中，圆明园最大，其中大多数建筑于乾隆一朝，长春及其北部之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第156、157图）亦同时所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破 北京，先掠三园，后因清政府俘留议和使臣，虐待致死，于是英军派密切尔（Sir John Mitchel）所部及骑兵围赴园加以有系统之焚毁破坏，百余处建筑之得幸免者，仅十余处而已。
     三园设计最基本之部分乃在山丘池沼之布置，其殿宇亭榭则散布其间。在建筑物成组之平面上，虽仍重一正两厢均衡对称，然而变化甚多。例如方壶胜境，其部临 水，三楼两亭，缀以回廊。而正楼之前，又一亭独立，其后则一楼五殿合为一院，均非传统之配置法。又如眉月轩，问月楼，紫碧山房，双鹤斋诸组，均随地势作极 不规则之随意布置。各个建筑物之平面，亦多新创形式者；如清夏斋作工字形，涵秋馆略如口字形，澹泊宁静作田字形，万方安和作卐字形，眉月轩之前部作偃月 形，湛翠轩作曲尺形，又有三卷，四卷，五卷等殿。然就园庭布置之观点论，三园中屋宇过多，有害山林池沼之致，恐为三园缺点耳。
     园内殿宇之结构，除安佑宫，余卫城，正大光明殿外，鲜用斗拱。屋顶形状仅安佑宫大殿为四阿顶，其余九脊顶，排山，硬山或作卷棚式，不用正脊，一反宫殿建筑 之积习，而富于游玩趣味。此外亭榭，游廊桥梁，以至船艇冰床之属，莫不形式特异，争妍斗奇。盖高宗之世，八方无事，物力殷阗，为清代全盛时期。除三园外， 同时复营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清漪园（后改名万寿山颐和园），谓之三山，土木之盛，莫此为甚。
     长春园北部之意大利后期文艺复兴式建筑[5]（第156、157图），其内部平面布置如何，已颇难考；但在外观言，其比例权衡，不 臻上品。但雕饰方面如白石雕柱及其它栏楯壁版等，颇极精致；以琉璃料作各种欧式纹饰，亦为有趣之产品。除各地教堂外，我国最初期之洋式建筑，此其最重要者 也。
     （三）热河行宫 热河承德之避暑山庄系康熙四十二年清圣祖所肇建，就天然风景区而形成者也。其行宫境界绕以石垣，垣石皆不规则形，即所谓“虎皮石墙”者。石垣界限亦不甚规 则，随地势弯曲起伏，全部极饶自然趣味。园中“敞殿飞楼，平台奥室，咸各因地势任天趣，不崇华饰，妙极自然”[6]，盖与圆明园略同其趣者 也。
     园南门丽正门之内为澹泊诚敬殿及其附属殿屋，为山庄之正殿。清帝接见藩王等多在此。此部之后，以湖为设计中心，湖四周冈峦环抱有三十六景之胜。其中如芝径 云堤，由澹泊诚敬后万壑松风之北，长堤蜿蜒直渡芳洲。堤左右皆湖，中架木为桥，桥两端各树一坊，盖仿西湖风景也。湖北岸之万树园，高宗屡赐宴诸藩王处。西 峪风景清幽，高宗所最爱幸。
    民国初年，以行宫为热河都统公署，保存尚佳。迨自东北军汤玉麟部驻防 以后，以行宫为省政府，殿宇装修，胥供焚料，数百年古树，任意砍伐。旧日规模破坏殆尽矣。
     （四）颐和园 北平西郊现存唯一完整之清代苑囿，清末慈禧太后就清漪园所改建也。园环昆明湖作。其主要建筑均在湖北岸万寿山上及山麓，园之大宫门在山之东焉。入门为仁寿 殿，为园之正朝。自殿后乐寿堂，长廊里许，沿湖岸至山之南，为排云殿。山南面累石为拦土墙，成高约百米之高台，上建八角三层四檐之佛香阁，为全景重心所 系。阁后山巅琉璃砖砌万佛楼，曰众香界，则山之最高处也。山麓各部庭院棋布，不如排云殿及其前后殿宇之正整拘谨，而较富随意之趣。例如谐趣园，园中小池自 然，累石为岸，小榭数曲，踞临池上，清幽尽致，为颐和园中最秀丽之一组建筑。
     万寿山之背面，沿山作西藏式石楼，与前山迥异其趣；松林密茂，曲径蜿蜒，尤富山林景色。山北麓下小溪弯曲，俗呼苏州河，极为幽静。
     湖之南岸为龙王庙，于小岛上架石桥十七孔以达之，虽亦壮观，然附近濯濯无树，遂索然无味矣。
     北方诸苑囿，在布置取材方面，多以明末清初江南诸园为蓝本。今京沪铁路沿线各县，名园甚多，如苏州怡园，拙政园，狮子林，汪园，羡园等，皆其名例。狮子林 传出自元倪瓒手，但经后世篡改，殊不类瓒生平疏落之作风。汪园面积不足一亩，而深豁洞壑，落落大方。相传乾隆间蒋楫所建。木渎镇严氏羡园，面积颇广，区划 院宇。轩厅结构，廊庑配列。以至门窗栏槛，新意层出，不落常套；而其后部小池，上跨石梁，仅高出水面数寸，池周湖石错布，修木灌丛，深浅相映，尤为幽绝 （第158、159 图）。大抵南中园林，地不拘大小，室不拘方向，墙院分割，廊庑分割，或曲或偏，随宜施设，无固定程式。其墙壁以白色灰色为主，间亦涂抹黑色其间，配列漏 窗，雅素明净，能与环境调和。其木造部分，多用橙黄褐黑深红等黯幽色彩，故人为之美，清幽之趣，并行不悖[7]。
    三 坛庙
    清代坛庙建筑，多沿朱明之旧，天安门之内，午门之外，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外城永定门内，东为阛丘（亦称天坛），西为先农 坛。方泽（地坛）在安定门外。日坛在朝阳门外东郊；月坛在阜成门外西郊。孔庙及太学与城中最大之喇嘛寺雍和宫均在安定门内。皆京城之重要坛庙也。其大多数 坛庙之布置，均以前朝后寝为定则。其祭祀之礼，举行于前面之坛或殿中，其后殿则为安奉神位之所。凡遇大祀则迎神位至前坛或殿受礼焉。兹仅举数例：
     （一）天坛 天坛建筑可分为两组，圜丘在前，祈年殿在后。
     圜丘为祭天之所，为坛三层，其平面圆形，盖以象天也。坛全部白石砌成；每层均周以栏楯，四面均出踏道九级。上层径九丈（营造尺），下层径二十一丈，共高约 一丈六尺。坛之四面绕以矮垣，曰壝，每面设棂星门三道。其北门之北为皇穹宇，为一平面圆形单檐之小殿，盖平时安奉上帝神位之殿也。遇祭典则迎神位置于圜丘 之上受祭，礼毕则又回置皇穹宇中。殿立于白石高基之上；其南面辟门，其他三面均甃以砖壁。顶盖蓝色琉璃瓦，顶尖撮以金顶。殿前左右为东西庑各五间，此外尚 附有神库神厨等建筑焉。圜丘初建于明代，较今存者较小较高，清初仍之，今坛则乾隆年间所改建也。皇穹宇于明代本重檐，乾隆八年改建，始成今制焉。祈年殿 （第160图）在圜丘之北，祈谷之所也；在明本称大享殿，至乾隆十六年始改今名。祈年殿之后为皇乾殿，平时安奉上帝及配祀诸帝神位。祈年殿平 面圆形，檐三重，上安金顶，立于三层圆坛之上。其坛之制略如圜丘，而径较大，殿用内外柱二周，各十二柱，中更立龙井柱四。圆周十二间均安格甬门，无砖壁。 皇乾殿五间，单檐庑殿顶，立于单层石基之上，基四周亦绕以石栏。祈年殿本明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毁于雷火，翌年重修，即现存殿是也。皇乾殿及 祈年殿前之祈年门，则尚为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竣工之原构。祈年殿及圜丘两组外，复绕以缭垣，垣内古柏苍茂，为今日北京公园之一。
     （二）社稷坛 在天安门内之西侧，祀大社大稷。其坛方形，两层白石砌成，无栏楯雕饰；其上层 以五色土辨方分筑。其四面绕以壝；每面立棂星门。壝北门之北为拜殿五间，又北享殿五间，均明代遗构也。民国以来，开放社稷坛为公园，其享殿即今称中山堂者 是也。
    四 陵墓
    清代陵墓，分布四区。其在关外者二区，在辽宁省新宾县及沈阳市。入关后，别为东西二陵。东陵在今河北省兴隆县昌瑞山；西陵在河 北省易县永宁山下。东陵葬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诸帝及后妃；西陵则雍正，嘉庆，道光，光绪诸帝及后妃葬焉。
     清代陵墓之制，大体袭明陵旧观，然亦略有新献。宝顶除平面作圆形外，尚有两侧作平行直线，两端作半圆形者。其在宝顶与方城之间，另设半月形天井，谓之月牙 城者，非明代所有。至始沈阳昭陵，福陵，陵垣高厚如城垣，上施垛堞，建角楼，尤为罕见之例。故清陵虽遵明陵旧规，但局部上则颇多出入之处。至于地宫结构， 虽历代陵墓未经发掘，又无文献可征，难求究竟，唯清陵地宫，则因尚有样式房雷氏图样及各陵工程案册可考，故所知较详。其地面全部布置，关内关外略有不同。 沈阳昭陵及西陵泰陵，可为两式典型作品。
    昭陵[8]（第161图） 在辽宁沈阳市北，为清太宗皇太极之陵。其陵地绕以围墙两重，外墙南面正中辟门，门外为牌楼及值房数间。门内为神道，两旁列华表及走兽共七对；其北正中为碑 亭，亭北两旁又列华表一对，又北为朝房，东西各二间，又北则内墙，南面正中隆恩门也。内墙制如城墙，上施垛堞，隆恩门制如城门，城墙四隅建角楼，其方城明 楼则与隆恩门遥相对立。隆恩门之内，左右有东西配楼，更北为东西配殿，正北居中则隆恩殿，殿后即方城明楼也。内墙北壁之外为圆城宝顶，但圆城之前，方城明 楼之后，有新月形小院。日月牙城。宝顶之后，土山回抱，为人造假山，即所谓隆业山也。
     昭陵之布置，颇为奇特，其可注意者有下列诸点：
     1.陵地全部绕以围墙，并隆业山及神道亦在墙内。
    2.内墙作城墙形并施垛堞，建城楼角楼。
    3.月牙城之制，为明代所无，开清陵特有之例。
    4.其神道两侧石兽自南而北，每对间之距离递减；其东西朝房之布置亦如之，故东侧者西向微偏南，西侧者东向微偏南，成 为不明显之八字形，此或因神道短促，故借此以增进透视感觉，以予人以深长之幻象欤。
    泰陵[9]（第162图） 泰陵为清世宗（雍正）之陵，在河北易县西永宁山，西陵之中心部分也。陵之最前为五孔石桥，次石牌坊三座，皆五间六柱十一楼，气概雄伟（第163图）。稍北 下马碑二，石兽二。其后大红门三洞，单檐四柱；门内东侧为具服殿，门北小桥三孔；桥北为圣德神功碑亭，方五间，重檐九脊顶；亭旁四隅各建白石华表。亭北又 为桥一座，七孔。次为石望柱，狮，象，马，文臣，武臣，各二。文武臣像衣冠介胄均为清式，狮象等体格矮小，气魄逊明陵远甚。神道至此，阻以人造小山，使折 东转北，至龙凤门三道，门柱梁均石制，夹以琉璃壁。门北又越桥两座，至泰陵神道碑亭。自大红门至此约一公里余，乃至陵之本身。神道两侧乔松罗列，甚为严 整。
     碑亭之北，正中南向者为隆恩门，即陵墙之正门也。门前为大月台，台上东西各列朝房及守护班房。隆恩门五间，辟门三道，单檐九脊顶，立于须弥座阶基之上；其 前更自有月台。门内正中广庭之北为隆恩殿，殿前东西配殿。隆恩殿广五间，深三间，重檐九脊顶。为陵地最巨之建筑物。殿阶基及其前之月台，均绕以白石栏楯。 月台前出踏道三道，左右各出一道，台上原列铜鼎，铜鹤，铜鹿各二，今仅鼎存。
     殿后丹垣区隔南北，中辟琉璃花门三道；门内为二柱门，如单间牌楼。更北白石祭台，列石五供；再北为方城明楼。方城明楼之后为宝城及其上宝顶。宝城平面圆 形，但其前部作成月牙城，阔约为宝城直径之三分之一。正中有琉璃影壁，正对方城隧道，左右设踏跺，以达城上明楼。宝顶之下即为地宫。自隆恩门左右，陵墙周 绕全部陵地，并宝城宝顶包括于内，其制与明陵同。
     诸陵地宫结构，虽未经发掘，但样式房雷氏图样颇多，可供参考。惜均为嘉庆以后物，然审其体制，以前结构当亦大同小异也。
     西陵各陵地宫，除泰陵无图可考外，见于雷氏图者，有昌陵（嘉庆），慕陵（道光），崇陵（光绪），及后妃陵墓共六处。就中昌陵（第164 图）、崇陵规模最巨。地宫全部为砖石券穹窿构成，共计七重，其最外为隧道券二重，闪当券一重；其次罩门券，则地宫之外门也。罩门之内为明堂。其前后贯以门 洞券，地宫之前室也。明堂之后为穿堂，以达金券，地宫之正宫，奉安梓宫之所也。罩 门，明堂，穿堂，金券四部之上，均覆以琉璃瓦，吻脊走兽俱全，如普通宫殿形状，其上更覆以灰土。然道光二年，上谕停止地宫覆琉璃瓦，故其后不复用焉。东陵 之定陵（咸丰）定东陵（咸丰两后），惠陵（同治），规模布置亦均如此，当为清陵中最通行之配置；然如光绪崇陵，更将金券前之穿堂扩大为一室，而将明堂前后 门洞券加长，使与穿堂埒，则视昌陵似更大矣。
     清陵循明旧制，其布置虽大致相同，然亦颇多变化，尤以方城宝城部分为甚。其宝城平面，自半圆形（昭陵）圆形（泰陵）以至短长圆形（景陵，昌陵）以至狭长圆 形（孝陵，惠陵，崇陵）均有之。月牙城虽成一主要特征，然亦有例外，如泰东陵，定东陵，均无月牙城。慕陵简陋，仅作宝顶，并宝城方城明楼亦无之。定东陵两 后陵左右并列，自下马碑，碑亭以至宝城宝顶，莫不完备；隔壁相衬，视慕东陵之后妃十七宝顶，掬促共处一地，其俭侈悬殊亦甚矣。至于陵之前部，自隆恩门及其 外朝房，守护班房，隆恩殿及其配殿，以至琉璃花门，则鲜有增损焉。
    五 寺庙
    我国寺庙建筑，无论在平面上、布置上或殿屋之结构上，与宫殿住宅等素无显异之区别。盖均以一正两厢，前朝后寝，缀以廊屋为其基 本之配置方式也，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对左右交轴线，则往往忽略。交轴线之于中轴线，无自身之观点立场，完全处于附属地位，为中国建筑特征之一。 故宫殿寺庙，规模之大者，胥在中轴线上增加庭院进数，其平面成为前后极长而东西狭小之状。其左右若有所增进，则往往另加中轴线一道与原有中轴线平行。而两 者之间，并无图案上之关系，可各不相关焉。清代建筑承二千余年来传统，仍保存此特征，前所举宫殿实例，固均如是。至于寺庙亦莫不如是焉。
    曲阜孔庙[10]（第165—167图） 阙里至圣庙为我国渊源最古，历史最长之一组建筑物，盖自孔子故宅居室三间，二千余年来，繁衍以成国家修建，帝王瞻拜之三百余间大庙宇，实世上之孤例。孔庙 之扩大，至现有规模，实自宋始。历代屡有增改，然现状之形成，则清雍正乾隆修葺以后之结果也。庙制前后共分为庭院八进，贯彻县城南北，分城为东西二部。前 面第一进南面正门迩接曲阜县城南门，作棂星门，其内前三进均为空庭，松柏苍茂。每进以丹垣区隔南北，正中辟门。自第四进以北，庙垣四隅建角楼，盖庙地之本 身也。其南面正中门曰大中门，第四进之北，崇阁曰奎文，即上节所述明弘治十七年之建筑物也。奎文阁之前，庭院之正中，为同文门，与阁同时建，内立汉魏齐隋 唐宋碑十九通，两侧碑亭则民国二十二年所建。庭院左右为驻跸与斋宿。奎文阁之北，为第五进庭院，有碑亭十三座，计金亭二，元亭二，明清亭九。庭院东西为毓 粹、观德二门，为城东西二部交通之孔道。自此以北，乃达庙之中心部分，计分为三路；中部入大成门，至大成殿及寝殿。大成门两侧掖门曰金声门，曰玉振门，其 北两侧为东庑西庑，历代贤哲神位在焉。大成殿之前，庭院正中为杏坛，相传为孔 子讲学之址。寝殿之后更进一院为圣迹殿，明万历间建，以藏圣迹图刻石者也。东路南门曰承圣门，为元代遗构；门内为诗礼堂及崇圣祠，祀孔子五代祖先。西路南 门曰启圣门，亦元建；门内为金丝堂及启圣殿与寝殿，祀孔子父母。此三路以北又合为最后一进，神庖神厨在焉。
     孔庙各个建筑中，前已略述金碑亭，元承圣启圣二门，明奎文阁等，清代所建则以大成殿为最重要（第166、 167图）。大成殿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立于重层石阶基之上，阶基之前更出月台，绕以栏楯。殿四周廊檐柱均用石制，其前面十柱均雕蟠龙围绕，上 下对翔，至为雄伟，两侧及后面则为八角柱。其殿身檐柱及内柱则均木制。殿斗拱下檐单抄双昂，上檐单杪三昂，均为平置假昂。现存殿屋建于清雍正八年（公元 1730年），盖雍正二年落雷焚烧后重建也。殿阶石刻则似明代遗物，大成门在大成殿之南，与奎文阁相对。其平面广五间，深两间，单檐九脊顶，立于白石阶基 之上，其前后檐柱均为石柱，当心间两平柱雕龙如大成殿之制，斗拱重昂，镏金斗拱与大成殿同为清宫式标准样式。
    佛寺  清代佛寺在平面之布置上，多遵明旧 制。在中轴线上，最前为山门，门内庭院中，或于左右设钟鼓楼，次为天王门（或天王殿），又次为主要殿宇及配殿，在前后各进配殿之间，或以廊屋相联，如明以 前之制。然只用配殿，不用廊屋，而各层庭院之间，以丹垣区隔者，亦极常见，如通常住宅然，尤以规模较小之寺庙为多。至于结构方面，大致以《工程做法则例》 为主要标准。但在雕饰方面，则北京喇嘛寺，如雍和宫，黄寺等等，时有西藏作风之表现。至若颐和园万寿山北坡诸寺，与热河行宫诸寺，均以砖石砌作崇楼，颇似 欧式建筑，盖均西藏影响，为明以前所未见也。
    六 砖石塔
    佛塔 清代建筑佛塔之风，虽不如前朝之盛，然因年代较近，故现存实物颇多，且地方为争取本地功名故，佛塔而外文峰塔遂几成为每一县城东南方所必有之点缀矣。
    北海白塔 在北京北海琼华岛山巅（第168图），北京风景线上，最显著之一塔 也。塔虽为佛塔，实为内苑风景之装饰品。建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为清代最早佛塔之一。塔作瓶形，下为高大之方须弥座，其上为金刚圈三重，上安塔 肚（亦称宝瓶）。塔肚之正面，作龛如壶门，曰眼光门，塔肚以上为塔脖子，及其上十三天，并圆盘二重，日月火焰等。此式佛塔自元代始见于中国，至清代而在形 制上发生显著之巨变。元塔须弥座均上下两层相叠，明因之，至清乃简化为一层，其比例亦甚高大。须弥座以上，元、明塔均作莲瓣以承塔肚，清塔则作比例粗巨之 金刚圈三重。元、明塔肚肥矮，外轮线甚为圆和，清塔较高瘦梗涩，并于前面作眼光门以安佛像或佛号。元、明塔脖子及十三天比例肥大，其上为圆盘及流苏铎，更 上为宝珠，至清塔则塔脖子十三天瘦长，其上施天盘地盘，而宝珠则作日月火焰。此盖受蒙古喇嘛塔之影响，而在各细节上有此变动也。
    法海寺门塔 北京西山静宜园之南，有旧法海寺残址，其寺门之外，砌石为台，下为券门，上立 瓶形塔[11]（第169图），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所建也。其须弥座平面四出轩，座上不施金刚圈，而代以四层阶级形之座。塔肚四 面均作眼光门；十三天高瘦如柱，仅微有收分，较之北京妙应寺元塔，迥异其趣。相传居庸关上，原亦有塔，今已不存，其原状殆亦与此相似者欤？
    大云寺塔[8]（第170图） 山西临汾大云寺砖塔，清顺治八年建。塔平面正方形，高五级，上更立八角形顶一层，骤观似为六层者。最下层内辟方室，于地面作莲瓣覆盆，上安庞大铁佛头，高 约六七米，以上各层均实心，不可登临，各层塔身向上递减，线条方涩，毫无圆和之感。其四角皆作海棠瓣，上砌斗拱承檐，檐出甚短，塔身壁面镶嵌琉璃隐起佛 像，或作方池，或作圆顶浅龛；上三层圆龛上且出小檐一段为饰。最上八角亭，八面且砌八卦。此塔全部样式为以往佛塔所未曾有，其对于建筑部分，亦似缺乏深切 了解，虽别开生面，实非建筑上品也。
    碧云寺塔（第171图） 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寺建于元，明代重修，塔则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所建也。塔为金刚宝座式，形制与北京真觉寺明塔相似，但因地据山坡，且建于重 层石台之上，故气魄较为雄壮。此外就各部细节比较，两塔不同之点尚多。明塔宝座平面方形，须弥座以上以檐将座身划分为五层；清塔则平面略作土字形，自下至 上，以样式大小不同之须弥座五座相叠，在图案上呈现凌乱之象，不如明塔之单纯安定。明塔于宝座之上，立方形单层多檐塔五座，前面两塔之间立上檐圆下檐方之纯中国式砖亭；清塔则除五塔之外，其前更列瓶形塔二，其方亭上作半圆 球顶，亭上四隅更各置瓶形小塔一，故全部所呈现象，与明塔完全异趣。此塔所用石料为西山汉白玉石，雕工至为精巧，然图案凌乱，刀法软弱，在建筑与雕刻双方 均不得称为成功之作。
     清代类似此式之塔，尚有北京黄寺塔。塔无宝座，仅于阶基之上立瓶形塔，四隅立八角四层塔各一。其瓶形塔之塔肚已失去元、明圆和肥硕之曲线，而成上大下小之 圆锥体之一段，其十三天两侧雕作流云下垂，宝顶圆盘则作六瓣覆钟形，西藏喇嘛趣味极为浓厚。
     此外各地所建佛塔，其形式以八角形为最普通，檐出胥短，鲜用斗拱。各地所见文峰塔，东南及西南诸省随地可见，其形制及结构，则与佛塔并无显著之区别也。
    七 住宅
     住宅建筑，古构较少，盖因在实用方面无求永固之必要，生活之需随时修改重建。故现存住宅，胥近百数十年物耳校注[25]，在建筑种类中，唯住 宅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各地因自然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之互异，遂产生各种不同之建筑。今就全国言，约略可分为四区；各区虽各有其特征，然亦有其共征，请先 言其共征。
     各区住宅之主要共征，平面上为其一正两厢四合院之布置。在各区中虽在配置之比例上微有不同，然其基本原则则一致也。在结构上，构架方法为各区一致之共征， 在山西虽有砖券结构，晋豫陕黄土地带穴居之风虽盛，然构架建筑仍为其正统方法也。
     就各区住宅之特征言：
     （一）华北及东北区 住宅建筑以构架为主。正面辟广大之门窗面积，因北方地带，冬季日影甚斜，可以直入室内也。其后面及两山则甃以厚墙，或土或砖，盖可以隔绝温度，冬暖夏凉 也。其厢房之位置，鲜有侵至正房之前者，盖以避免互相妨碍冬季阳光之曝取，故其庭院多宽敞方正，北京（第172图）及河北山东东北诸省住宅多 如是。北地冬季寒风凛冽，故屋多单层，鲜有楼居者。
     （二）晋豫陕北之穴居窑居区 黄土地带居民，每于土崖挖穴（第173图），其较 大之住宅，往往数穴并列，其间辟门相通；较富有者，穴内且甃以砖；乃至地面建筑，亦发券作窑居形。窑居之风，山西最为普遍。窑之结构，往往以砖券三五并 列。券之两端或甃以砖壁，或隔以门窗；各券之间，又砌小券为门相通。其屋顶或作平台，或葺瓦为檐不等，如太原永祚寺大殿，即此式中规模之较大，而用作佛殿 者也。窑居建筑亦往往有与构架并用者，或以窑为下层，窑顶另立构架屋舍为楼者，构架制度之施用，未因窑居而废也。
     （三）江南区 长江以南各省，东自江浙，西至川黔，南及闽越，大致均有一共同特征。因气候较北方温和，墙壁之用仅求其别内外，避风雨，故多编竹抹灰，作夹泥墙；屋顶亦无 须望板苫背，仅于椽上浮置薄瓦已足（第174图）。于是其全部构架，用材皆趋向轻简，所用构材均比例瘦细。因无须争取阳光，故窗牖面积较小， 而厢房往往置于正房次稍间之前，乃至正房与厢房相联者；庭院因而狭小，称为天井焉（第175图）。南方温暖卑湿少风，故楼居之风亦较盛。浙赣山岳地带，以 石砌墙之民居甚多（第176图）。
     （四）云南区[12] 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乃兼有南北之风。其平面布置近于江南形式，然各房配合多使成正方形，称“一颗印”，为滇省建筑显著特征 [13]（第177图）。其平面虽如此拘束，但因楼居甚多，故正房厢房间，因高低大小之不齐，遂构成富有画意之堆积体（第178图）。在结构方面，仍用构 架法，其墙壁多用砖甃。因天清气朗，宜于彩色之炫耀，故彩画甚盛；其墙壁颜色亦作土黄色。至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山林 区中井干式木构屋，与北欧及美洲之Logcabin 酷似，然以屋顶及门窗之不同，仍一望而知为中国建筑也[见注12]（第179图）。
    八 桥梁
     清代不唯将殿屋之结构法予以严格之规定，即桥梁做法亦制定官式，故北京附近桥梁，凡建于清代者，如卢沟桥（第180 图）及清宫苑囿中诸桥，皆为此式作品。清宫式桥梁以券桥为多[14]，券均用单数，自一孔至十五、十七孔不等。其券以两中心画成，故顶上微尖，盖我国传统 之券式也。其三孔以上者，两券之间作分水金刚墙以承券脚，其桥下河床且作掏当装板，为一种颇不合理之结构。桥上两侧安石栏，形制如殿陛栏楯之法。
    然在京师以外，地方或民间所建桥，则无定式，券桥固最 为通行。其大者如浙江金华之金华江桥[见注8]（第181图），长十三巨孔，高约十六七米，桥面平阔，工程伟大，四川南充县西桥，亦类此式而 略小。四川万县桥一孔如虹，上建小亭，富于画意。
     至于结构殊异之桥，特可注意者，尚有石柱桥及索桥二种。陕西西安附近之灞、浐、沣三水上桥[15]， 均以石鼓垒砌为柱，盖因数千年来，桥屡修屡圮，尤以清初数次修建，均三五年即圮，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重修灞桥，乃以西安西南四十里之普济桥为 蓝本。其基以柏木为桩，“石盘作底，石轴作柱，水不搏激，沙不停留”，故建筑以来百年，尚巩固焉。石轴每间六柱并列，柱中距离为径之一倍半，其上加石梁一 层，梁上更施托木以受木梁。木梁之上乃置枋板，底土，石版路面焉（第182图）。浐桥、沣桥，结构与此完全相同，盖同时所建也。
     索桥为西南所特有，其索或竹或铁。贵州安南县盘江铁索桥，为近年滇黔道上行人所熟悉，最近已改建为近代索桥。西康沪定桥以铁链为索，云南元江桥以铁条为 索，四川灌县竹索桥长三百三十余米，全部以竹索为之（第184图），亦我国所特有之结构法之[见注12]。
    九 牌坊
     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明代牌坊之最著者，莫如河北昌平明长陵之石牌坊（第137 图），亦为现存牌坊最古之例。清代牌坊之制，亦与殿屋桥梁同，经工部制定做法[16]，其形制以木构为主，木构以柱额构成若干间，额上施斗拱，其上盖瓦 顶。北京正阳门外五牌楼及城内东西四牌楼，大高玄殿牌楼（第185图），皆此式显著之例。石牌楼乃以石模仿木牌楼者，因材料之不同，遂产生风趣迥异之比例，如东陵西陵之石牌楼（第163图）皆为此式要例，而以明长陵牌坊为蓝本者 也。琉璃牌坊在结构上实为砖砌之券门，而在其表面以琉璃瓦砌作牌坊之形以为装饰者，故在权衡比例上，与木石牌坊实无相同之点（第186图）。江南庙宇民居 多喜于门前墙壁以砖石砌作牌坊形，亦此式之另一表现也。

第五节 元·明·清建筑特征之分析
     一 建筑型类
     城市设计 元、明、清三朝，除明太祖建都南京之短短二十余年外，皆以今之北京为帝都。元之大都为南北较长东西较短之近正方 形。在城之西部，在中轴线上建宫城；宫城西侧太液池为内苑。宫城之东西北三面为市廛民居。京城街衢广阔，十字交错如棋盘，而于城之正中立鼓楼焉。城中规模 气象，读马可波罗行记可得其大概。明之北京，将元城北部约三分之一废除，而展其南约里许，使成南北较短之近正方形，使皇城之前驰道加长，遂增进其庄严气 象。及嘉靖增筑外城，而成凸字形之轮廓，并将城之全部砖甃。城中街衢冲要之处，多立转角楼牌坊等，而直城门诸大街，以城楼为其对景，在城市设计上均为杰作 （第187图）。
     元、明以后，各地方城镇，均已形成后世所见之规模。城中主要街道多为南北东西相交之大街。相交点上之钟楼或鼓楼，已成为必具之观瞻建筑。而城镇中心往往设 立牌坊，庙宇之前之戏台与照壁，均为重要点缀。
     平面布置，在我国传统之平面布置上，元、明、清三代仅在细节上略有特异之点。唐、宋以前宫殿庙宇之回廊，至此已加增其配殿之重要性，致使廊屋不呈现其连续 周匝之现象。佛寺之塔，在辽、宋尚有建于寺中轴线上者，至元代以后，除就古代原址修建者外，已不复见此制矣。宫殿庙宇之规模较大者胥增加其前后进数。若有 增设偏院者，则偏院自有前后中轴线，在设计上完全独立，与其侧之正院鲜有图案关系者。观之明清实例，尤为显著，曲阜孔庙，北京智化寺护国寺皆其例也。
     至于各个建筑物之布置，如古东西阶之制，在元代尚见一二罕例，明以后遂不复见。正殿与寝殿间之柱廊，为金代建筑最特殊之布置法（第106 图）元代尚沿用之（第110图），至明清亦极罕见。而清宫殿中所喜用之“勾连搭”以增加屋之进深者，则前所未见之配置法也。
     就建筑物之型类言，如殿宇厅堂楼阁等，虽结构及细节上有特征，但均为前代所有之类型。其为元明清以后所特有者，个别分析如下：
    城及城楼 城及城楼，实物仅及明初，元以前实物，除山东泰安岱庙门为可疑之金元遗构外，尚 未发现也。山西大同城门楼，为城楼最古实例，建于明洪武间，其平面凸字形，以抱厦向外，与后世适反其方向。北京城楼为重层之木构楼，其中阜成门为明中叶 物，其余均清代所建。北京角楼及各瓮城之箭楼闸楼，均为特殊之建筑型类，甃以厚墙，墙设小窗，为坚强之防御建筑，不若城楼之纯为观瞻建筑也。至若皇城及紫 禁城之门楼角楼，均单层，其结构装饰与宫殿相同，盖重庄严华贵，以观瞻为前题也。
    砖殿 元以前之砖建筑，除墓藏外，鲜有穹窿或筒券者。唐宋无数砖塔除以券为门外，内部结构多叠涩支出，未尝见真正之发券。自明中叶以后，以筒券为殿屋之风骤兴， 如山西五台山显庆寺，太原永祚寺（第144图），江苏吴县开元寺，四川峨眉万年寺，均有明代之无梁殿。至于清代则如北京西山无梁殿（第188 图）及北海颐和园等处所见，实例不可胜数，此法之应用，与耶稣会士之东来有无关系，颇堪寻味。
    佛塔 自元以后，不复见木塔之建造。砖塔已以八角平面为其标准形制，偶亦有作六角形者，仅极少数例外，尚作方形。塔上斗拱之施用，亦随木构比例而缩小，于是檐出 亦短，佛塔之外轮廓线上已失去其檐下深影之水平重线。在塔身之收分上，各层相等收分，外线已鲜见唐宋圆和卷杀。塔表以琉璃为饰，亦为明清特征。瓶形塔之出 现，为此期佛塔建筑一新献，而在此数百年间，各时期亦各有显著之特征。元明之塔座，用双层须弥座，塔肚肥圆，十三天硕大，而清塔则须弥座化为单层，塔肚渐 趋瘦直，饰以眼光门，十三天瘦直如柱，其形制变化殊甚焉（第197图）。
    陵墓 明、清陵墓之制，前建戟门享殿，后筑宝城宝顶，立方城明楼，皆为前代所无之特殊制度。明代戟门称棱恩门，享殿称棱恩殿；清代改棱恩曰隆恩。明代宝城，如南 京孝陵及昌平长陵，其平面均为圆形，而清代则有正圆至长圆不等。方城明楼之后，以宝城之一部分作月牙城，为清代所常见，而明代所无也。然而清诸陵中，形制 亦极不一律。除宝顶之平面形状及月牙城之可有可无外，并方城明楼亦可省却者，如西陵之慕陵是也。至于享殿及其前之配置，明清大致相同，而清代诸陵尤为一 律。
     清代地宫据样式房雷氏图，有仅一室一门，如慕陵者，亦有前后多重门室相接者，则昌陵（第164图）、崇陵皆其实例也。
    桥 明、清以后，桥之构造以发券者为最多，在结构方法上，已大致标准化，至清代而并其形制 比例亦加以规定[1]，故北京附近清代官建桥梁，大致均同一标准形式。至于平板石桥，索桥，木桥等等，则多散见于各地，各因地势材料而异其制 焉。
    民居 我国对于居室之传统观念，有如衣服，鲜求其永固，故欲求三四百年以上之住宅，殆无存者。故关于民居方面之实物，仅现代或清末房舍而已。全国各地因地势及气 候之不同，其民居虽各有其特征，然亦有其共征，盖因构架制之富于伸缩性，故能在极端不同之自然环境下，适宜应用。已详上文，今不复赘。
    牌楼 宋元以前仅见乌头门于文献，而未见牌楼遗例。今所谓牌楼者，实为明清特有之建筑型类。明代牌楼以昌平明陵之石牌楼（第137图）为规模最大， 六柱五间十一楼。唯为石建，其为木构原型之变型，殆无疑义，故可推知牌楼之形成，必在明以前也。大同旧镇署前牌楼，四柱三间，其斗拱、檐拱横贯全部，且作 重檐，审其细节似属明构。清式牌楼，亦由官定则例[2]，有木石，琉璃等不同型类。其石牌坊之作法，与明陵牌楼比较几完全相同。
    庭园 我国庭园虽自汉以来已与建筑密切联系，然现存实物鲜有早于清初者。宫苑庭园除圆明园已被毁外，北平三海及热河行宫为清初以来规模；北京颐和园则清末所建。 江南庭园多出名手，为清初北方修建宫苑之蓝本。
    二 细节分析
     阶基及踏道 元明清之阶基除最通常之阶基外，特殊可注意者颇多。安平圣姑庙全部建于高台之上（第110图），较 大同华严寺善化寺诸例尤为高峻，且全庙各殿，均建于台上，盖非可作通常阶级论也。曲阳北岳庙德宁殿（第109图）及赵城明应王殿（第111图）阶级比例亦 颇高。正定阳和楼之砖台则下辟券门，如城门之制（第107图），明、清二代如长陵棱恩殿（第129图）、太庙前殿（第135图）及北京清故宫诸殿（第 148图）均用三层或重层白石陛，绕以白石栏干，而殿本身阶基亦多作须弥座，饰以雕华，至为庄严华丽。至若天坛圜丘，仅台三层，绕以白石栏干，尤为纯净雄 伟。宫殿阶陛之前侧各面，多出踏道一道或三道，其居中踏道之中部，更作御路，不作阶级，但以石版雕镌龙凤云水等纹，故宫太和门太和殿阶陛栏干及踏道之雕 饰，均称精绝。
    勾栏 元代除少数佛塔上偶见勾栏，大致遵循辽、金形制外，实物罕见。明、清勾栏斗子蜀柱极为罕见。较之宋代，在比例上石栏干趋向厚拙，木栏干较为纤弱。营造法式 木石勾栏比例完全相同，形制无殊。明、清官式勾栏，每版仅将巡杖以下荷叶墩之间镂空，其他部分自巡杖以至华版仅为一厚石版而已。每版之间均立望柱，故所呈 印象望柱如林，与宋代勾栏所呈现象迥异。至若各地园庭池沼则勾栏样式千变万化，极饶趣味[3]。河北赵县永通桥上明正德间栏版则尚作斗子蜀 柱，及斗子驼峰以承巡杖，有前期遗风，为仅有之孤例。
    柱及柱础[4] 自元代以后，梭柱之制，仅保留于南方，北方以直柱为常制矣。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内柱，卷杀之工极为精美，柱外轮线圆和，至为悦目。柱下复用木櫍石础，如宋 营造法式之制，北地官式用柱，至清代而将径与高定为一与十之比，柱身仅微收分，而无卷杀。柱础之上雕为鼓镜，不如雕饰。但在各地则柱之长短大小亦无定则。 或方或圆随宜选造。而柱础之制江南巴蜀率多高起，盖南方卑湿，为隔潮防腐计，势所使然，而柱础雕刻，亦多发展之余地矣。
     文庙建筑之用石柱为一普遍习惯，曲阜大成殿，大成门，奎文阁等等均用石柱，而大成殿蟠龙柱尤为世人所熟识。但就结构方法言，石柱与木合构将柱头凿卯，以接 受木阑额之榫头，究非用石之道也。
    门窗[5] 造门之制，自唐、宋迄明、清，在基本观念及方法上几全无变化。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版门及合版软门，尤为后世所常见。其门之安装，下用门枕，上用连楹，以安 门轴，为数千年来古法。连楹则赖门簪以安于门额。唯唐及初宋门簪均为两个，北宋末叶以后则四个为通常做法。门板上所用门钉，古者仅用钉门于横楅，至明清而 成为纯粹之装饰品矣。
     屋内槅扇所用方格球纹菱纹等图案，已详见于营造法式，为明、清宫殿所必用。法式所有各种直棂或波纹棂窗，至清代仅见于江南民居，而为官式所鲜用。清式之支 摘窗及槛窗，则均未见于宋元以前。在窗之设计方面，明、清似较前代进步焉。江南民居窗格纹样，较北方精致纤巧，颇多图案极精，饶有风趣者。
     长春园欧式建筑之窗均为假窗，当时欧式楼观之建筑，盖纯为园中“布景”之用，非以兴居游宴寝处者，故窗之设亦非为通风取光而作也。
    斗拱[6]（第4图） 就斗拱之结构言，元代与宋应作为同一时期之两阶段观。元之斗拱比例尚大；昂尾挑起，尚保持其杠杆作用；补间铺作朵数尚少，每间两朵为最常见之例，曲阳德宁 殿，正定阳和楼所见均如是。然而柱头铺作耍头之增大，后尾挑起往往自耍头挑起，已开明清斗拱之挑尖梁头及溜金斗起秤杆之滥觞矣。
     明、清二代，较之元以前斗拱与殿屋之比例，日渐缩小（第189图）。斗拱之高，在辽宋为柱高之半者，至明清仅为柱高 五分或六分之一。补间铺作日见增多，虽明初之景福寺大殿及社稷坛享殿亦已增至四朵六朵，长陵棱恩殿更增至八朵，以后明清殿宇当心间用补间铺作八朵，几已成 为定律。补间铺作不唯不负结构荷载之劳，反为重累，于是阑额（清称额枋）在比例上渐趋粗大；其上之普拍枋（清称平板枋），则须缩小，以免阻碍地面对于纤小 斗拱之视线，故阑额与普拍枋之关系，在宋、金、元为T 形者，至明而齐，至明末及清则反成凸字形矣。
     在材之使用上，明清以后已完全失去前代之材栔观念而仅以材之宽为斗口。其材之高则变为二斗口（二十分），不复有单材足材之别。于是柱头枋上，往往若干材 “实拍”累上，已将栔之观念完全丧失矣。
     在各件之细节上，昂之作用已完全丧失，无论为杪或昂均平置。明、清所谓之“起秤杆”之镏金斗，将耍头或撑头木（宋称衬枋头）之后尾伸引而上，往往多层相 叠，如一立板，其尾端须特置托斗枋以承之，故宋代原为荷载之结构部分者，竟亦沦为装饰累赘矣。柱头铺作上之耍头，因为梁之伸出，不能随斗拱而缩小，于是梁 头仍保持其必需之尺寸，在比例上遂显庞大之状，而桃尖梁头遂以形成（第189、193、194图）。
    构架[7] 柱梁构架在唐、宋、金、元为富有机能者，至明、清而成单调少趣之组合。在柱之分配上，大多每缝均立柱，鲜有抽减以减少地面之阻碍而求得更大之活动面积者。 梁之断面，日趋近正方形，清式以宽与高为五与六之比为定则，在力学上殊不合理。梁架与柱之间，大多直接卯合，将斗拱部分减去，而将各架榑亦直接置于梁头， 结构简单化，可谓为进步。明栿草栿之别，至明清亦不复存在，无论在其平暗之上下，均作法相同。月梁偶只见于江南，官式则例已不复见此名称矣。
     平梁之上，唐以前只立叉手承脊榑，宋、元立侏儒柱，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叉手已绝，而脊榑之重，遂改用侏儒柱（脊瓜柱）直接承托。
     举折之制，至清代而成举架，盖宋代先定举高而各架折下，至清代则例则先由檐步按五举，六举，七举，九举递加，故脊榑之高，由各架递举而得之偶然结果，其基 本观念，亦与前代迥异也。
    藻井[8] 平棋样式至明、清而成比例颇大之方井格，其花纹多彩画团花龙凤为多，称天花板。藻井样式明代喜以斗拱构成复杂之如意斗拱，如景县开福寺大殿（第127图） 及南溪旋螺殿所见。至如太和殿之蟠龙藻井，雕刻精美，为此式中罕有之佳例（第148图）。
    墙壁 墙壁材料自古有砖，板筑，土砖三种。北京护国寺千佛殿墙壁，土砖垒砌，内置木骨[9]， 为罕用实例。在砖墙之雕饰上，清代有磨砖对缝之法至为精妙。雕砖及琉璃亦为砖墙上常见之装饰。明、清官式硬山山墙，作为墀头，为前代所未见。
    屋顶[见注7] 屋顶等第制度，明、清仍沿前朝之制，以四阿（庑殿）为最尊，九脊（歇山）次之，挑山又次之，硬山为下。清代四阿顶将垂脊向两山逐渐屈出，谓之推山，使垂脊 在四十五度角上之立面不作直线，而为曲线。其制盖始于营造法式“两头增出脊榑”之法，至清代乃逐架递加其曲度，而臻成熟之境。九脊顶之两山，在宋代大多与 稍间补间铺作取齐，至清代乃向外端移出，大致与山墙取齐，故两山之三角部分加大，宋、元两山皆如“挑山”之制，以梁架为内外之间隔，山际施垂鱼惹草等饰。 明、清官式则因向外端移出，遂须支以草架柱子，而草架柱子丑陋，遂掩以山花板。于是明、清官式歇山屋顶，遂与宋以前九脊顶迥然异趣矣。
    屋顶瓦饰[见注7] ■（筒瓦），瓪瓦（板瓦），明、清仍沿前朝之旧，元代琉璃瓦实物未之见。清代琉璃瓦之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 蓝色象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宫别馆。
    瓦饰之制，宋代称为鸱尾者，清称正吻，由富有生趣之尾形变为方形之上卷起圆形之硬拙装饰，宋、金、元鸱尾比例瘦长，至明、清而近方形，上端卷起圆螺旋，已 完全失去尾之形状。宋代垒瓦为脊者，至清代皆特为制范，成为分段之脊瓦，及其附属线道当沟等。垂脊与正脊相似而较小。垂兽形制尚少变化，但垂脊下端之蹲兽 （走兽）及嫔伽（仙人）则数目增多，排列较密。
     通常民居,只用仰覆板瓦,上作清水脊,脊两端翘起,称朝天笏,为北京所最常见。
     ■瓦之法，北方多于椽上施望板，板上施草泥二三寸，以垫受瓦陇，盖因天寒，屋顶宜厚以取暖。南方则胥于椽上直接浮放仰瓦，其上更浮放覆瓦，不施灰泥，盖气 候温和，足蔽雨露已足矣。
    雕饰 明、清以后，雕刻装饰，除用于屋顶瓦饰者外，多用于阶基，须弥座、勾栏、石牌坊、华表、碑碣、石狮，亦为施用雕刻之处。太和殿石陛及勾栏、踏道、御路，皆 雕作龙凤狮子云水等纹。殿阶基须弥座上下作莲瓣，束腰则饰以飘带纹。雕刻之功，虽极精美，然均极端程式化，艺术造诣，不足与唐、宋雕刻相提并论也。
    彩画 元代彩画仅见于安平圣姑庙，然仅红土地上之墨线画而已。北京智化寺明代彩画，尚有宋营造法式“豹脚”、“合蝉燕尾”、“簇三”之遗意。青绿叠晕之间，缀以 一点红，尤为夺目，清官式有合玺与旋子两大类。合玺将梁枋分为若干格，格内以走龙蟠龙为主要母题。旋子作分瓣圆花纹于梁枋近两端处，因旋数及金色之多寡以 定其等第，离宫别馆民居则有作写生花纹等，更有将说书戏剧绘于梁枋者，亦前代所未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