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消费品，酒在中国古代以至现在，都是重要的商品。卖酒和为顾客提供饮用器具、场所及各种服务的店肆，古往今来有各种名称，如酒肆、酒舍、酒垆、酒家、酒楼、酒馆、酒店等。这种卖酒兼提供饮食服务的店肆的出现，在中国，是与商品交换发展，城郭、市场的建立有关的，至于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酒是全人类的饮料。不过，与古希腊等西方民族最早以葡萄为原料酿酒不同，中国人最早是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的。中国谷物酒的酿造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至商代，由于发现了曲分离技术，不仅使酒的质量有所提高，也使酒的酿造得到进一步的普及。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用酒来祭祀的记载，从古史中可知当时上层贵族饮酒的风气已经很盛，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造成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据《尚书.微子》）。传为战国人写的《冠子.世兵》说：“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广雅》解释这句话时说：“保，使也，言为人佣力，保任而之。”“伊尹酒保”的意思是说伊尹曾经在卖酒的人家或店肆中作过奴隶或雇工。伊尹原是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商人用为“小臣”，后来成为商初的执政大臣。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夏末商初就已经有了卖酒的店肆了。虽然这则材料因晚出不一定可信，但是，商代未年的一些小墓中，舰爵等象征性的陶制酒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随葬品，说明饮酒在当时的下层贵族甚至平民中也很普遍。而商人已经建立固定的城邑，有了一定的商品交换，这时候有酒在市肆中买卖应该说是可能的。 周人崛起于渭水平原，以农耕立国。《周礼.天官.家宰》谈到周王朝“设官分职”，已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王室的酿酒事务：“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吏八人，青八人，徒八十人。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莫三百人。”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说明当时王室酿酒的规模之大，再加上贵族的家酿，可以想见当时全国的酒产量一定相当可观。而由于王都铺京、东都洛邑以及数十个封国都邑的营建，包括“酒肆”在内的“市肆”已经普遍出现，更为酒作为商品的交换提供了条件。 《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所谓“建国”，就是筑城。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市”里设“次”和“叙”（市场管理官员处理事物的处所），“肆'，则指陈列出卖货物的场地或店铺（亦包括制造商品的作坊）。城邑市场里“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品相划分，所以卖酒的区域、场所、店肆自然被称为“酒肆”。 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到唐代，手工业者都是在市场上列“肆”而居、“肆”经营的，故《论语.子张》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淮南子.真训》说：“贾便其肆，农乐其业。”但是卖酒的店肆作为一种饮食服务业，实际上不断突破“市肆”的限制，以至逐渐遍布城乡。不过，“酒肆”作为卖酒店肆的称呼却被沿袭下来。如题为晋·张华作《博物志》云：“刘元石于山中酒肆沽酒。”山中自然没有“市肆”，故这里的“酒肆”实指的是山中的酒店。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衡，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里的“酒肆”则指的是北宋泞京城里的酒馆酒楼。诗文中写到卖酒兼提供各种服务的酒店也常用“酒肆”一词禹. 古代“市”、“肆”，通。《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永和）六年十二月，锥阳酒市失火，烧肆，杀人。”所以古代也用“酒市”来称酒店。如北周庚《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王成之藏李 ，为佣酒市。”唐.沈彬《结客少年场行》诗：“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间布衣。”唐·姚合《赠刘义》诗：“何处相期处，咸阳酒市春。”元·张可久《醉太平.登卧龙山》曲：“半天红雨残云在，几家渔网夕晒，孤村酒市野花开。” 西周时，王室酿酒，贵族一般也有条件酿酒，但平民则主要到市场上买酒。西周初，鉴于商朝统治者沉溺于饮酒而亡，曾经由周公旦以王命发布《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对民众则规定不准群饮：“群饮，汝勿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说，民众群饮，不能轻易放过，统统抓送到京城处以死刑。民众聚饮的酒，当购自酒肆，也很有可能当时民众聚饮的地方就在市场上的酒肆。《诗经.小雅》的作者主要是西周的大小贵族，其中很流行的一首宴亲友的诗《伐木》篇写道：“有酒婿我，无酒酤我。'，意思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了。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其他流动人口的增加，战国时饮食服务业发展得很快。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谈到以刺秦王闻名的荆柯：“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辆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战国末年，象燕国都市的酒店，为客人提供酒具，客人已经不仅可以在买酒后当场饮用，而且可以留连作歌于其中，基本上和后世的酒馆没有什么差别了。 由于春秋经济的发展，经战国到秦，不仅都市里有酒肆、酒店，连一般的乡镇也有酒店了。汉高祖刘邦本是丰沛的一个乡村无赖，《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他常到王姐、武负开的酒店去赊酒，有时还当场喝醉，睡倒不起。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很快，酒店业遂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 汉未建安年间，曹操为励精图治曾下过禁酒令，当时的名士孔融为此写了一篇《与曹相论酒禁书》与之论辩，刘备建立蜀汉之初，也曾下令禁酒，不许私酿，则被简雍劝止。所以汉未三国时可以说基本没有酒禁，自然不能禁止酒店酿酒卖酒。吴大帝孙权的叔父孙济，就经常以蕴袍偿付酒店的酒债（《江表传>>）。到魏晋时，由于种种原因，从吃药到饮酒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形成风气。特别是入晋以后，饮酒几乎成为当时名士的标志，其中突出的代表自然是“竹林七贤”。据说阮籍曾因步兵署中有酒而愿作步兵校尉，还曾在家中大醉六十余天，以逃避司马氏的提亲。刘伶则出游时车中载酒，走到哪喝到哪。但如果以为阮籍、康等饮酒除了在家里，就是饮于郊野林泉，就不尽然了，其实他们也会到酒店饮酒。《晋书》阮籍本传就提到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即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因为魏晋时不禁私酿，所以当时的私家酒店不少，各家所酿之酒其味必然不同。晋代的清谈名士阮修，家境贫寒，四十岁还没有娶亲，以至大将军王敦为他发起捐钱娶亲。可是他虽穷却嗜酒，酒钱常常储备不乏。据说，他往往步行出游，将百钱挂于杖头，走到哪个酒店，便取下杖头钱买酒独酌。后世因称酒钱为“杖头钱” <<<世说新语·任诞>>。 东晋到刘宋初的文学家陶潜（即陶渊明）好饮，晋未为彭泽令，分配给他公田，就全叫种上称，以供酿酒，还曾亲取头上的葛巾漉酒。家酿不够，陶潜也到酒店买酒。《宋书》本传记颜延之曾送给他二万钱，“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大概陶渊明主要是将酒买到家里喝，而送钱给他买酒的颜延之则喜欢到酒店饮酒。《南史》颜延之本传记其逸事云：“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到酒肆裸袒挽歌，了不应对。”颜延之在刘宋时官至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象他这样的人还经常跑到酒店去光着膀子饮酒高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酒店是可以尽情尽性不拘礼法的所在吧!喜欢到酒店喝酒的士大夫在东晋六朝还不少。《南史.谢几卿传》：“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别酒萨，停车寨慢与车前二挡对饮，观者如堵。”参加朝宴犹不足，又跑到酒店去与驾车的牲口对饮，这位谢大夫确是一位可人。还有一位东晋的会稽玉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庐，列肆使姬人酷蕾酒肴，如梅饭者，数游其中，身自买易，因醉，寓寝动连日夜。”（《宋书.五行志》）这位亲王为了追求酒店饮酒的情趣氛围，竟然叫人假设酒店以求醉，行为固然荒唐，亦可见当时酒店的吸引力。 南朝的经济比北朝发达，但是由于北朝没有实行榷酷，民间可以自由酿酒，所以当时北朝市场上洒的买卖也很活跃。特别是其中有几个地方所酿之酒遐尔闻名，成为远销他方的畅销商品。名气最大的则是洛阳刘白堕所酿的“鹤筋酒”。 北魏时的这位刘白堕可请是当时的酿酒专家，有自己的名牌产品，也有自己私人的酿酒作坊。这种私人的酿酒作坊的发展，形成了与官置酒坊的对立。隋统一全国以后，还曾一度罢官酒坊：“开皇二年正月，帝入新宫。......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宫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隋书.食货志》）这无疑促进了私人酒坊、酒店的发展。“酒坊，，本指酿酒的作坊，因其也兼卖酒，故人们也用之来称酒店。如唐.姚合《昕僧云端讲经》诗：“远近持斋来谛昕，酒坊渔市尽无人。”元.张垦《塞上谣》诗：“玉貌当萨坐酒坊，黄金饮器索人尝。'，唐初无酒禁，加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酿酒业及相关行业都得到较大发展，大小酒肆、酒店遍布城乡。乾元元年（750年）以后，虽然由于缺粮或遇灾荒，有几次在局部地区禁酒，甚至“建中三年，复禁酷”，不许民间私人开酒店卖酒，但却官司“置肆酿酒，制收值三千”，“以佐军费”。所以在唐代，无论是否有酒禁，人们都可以在一般的城乡随时找到酒店。唐制三十里设一驿，全国陆驿1291，水驿1330，水陆相兼之驿86，沿途随处都有酒店等服务施。“东至宋泞，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馍丰溢，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特别是“京都王者师，特免其榷”（《旧唐书.食货志》），快安、东都洛阳及其附近的酒肆、酒店得到特别的发展。据《开元遗事》记载：“自昭应县（今陕西临漳）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门，当大路市酒，量酒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乏，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唐代长安虽有东西两大市，但酒店早已突破两市，发展到里巷郊外。从春江门到曲江一带游兴之地，沿途酒家密集，所以杜甫诗中说z“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城厢内外热闹的地带则盖起豪华酒楼。当时长安的酒楼，楼高百尺，酒旗高扬，丝竹之音嗦亮。这种带楼座的“酒楼”的出现相对于酒店的历史来说，是比较晚近的事，至少在唐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酒楼因酒店之房舍建筑而得名，也意味着酒店规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与饮食供应品位的提高，无疑是与城市的繁荣、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来人们将规模较小、条件比较简陋的酒店称为“酒馆”、“酒铺”，而将档次高些、带楼座并有各种相应服务的酒店称之为“酒楼”。 宋王朝重视对酒务的管理，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其中有继承前代的，也有自行制定的。在宋代，除了有些地方，如两广路以及费州路、福建路等地区实行“许民般酷”，即将坊场酒税摊入民间，随二税征收，允许民间自酿自卖外，酒的榷酷制度主要是“官榷飞酒曲由官府即都曲院制造，从曲值上获取利润;而酒户则购买官曲酿酒沽卖，从卖酒中获得利润。“都酒务，，是作京以外各州、军的官办卖酒机构，县谓之“酒务”。都酒务和酒务都有造酒的作坊，又直接卖酒。所以宋人或径称酒店为“酒务”。 官榷之外还有“买扑”，制度，即酒税承包制度。如果某人“买扑”到某一地区的酒税以后，就可以独占这一地区的酒利，于是其他小酒店就成为其附庸，只能到它那里买酒贩卖。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给三司的一道诏书说：“自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令在京脚店小户内拨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之三）可知当时京城内“买扑”的情况。 南宋除继承了北宋官榷、买扑制度外，还创立了“赌军酒库”。到绍兴十年（1140年），户部所辖的赌军酒库已有十多处，这年十月又改为点检赌军酒库。赌军酒库虽然是由户部主办的，但主要由军队掌握：行在临安府由殿前司经营，镇江府、建康府、扬州以及兴元府，由所在驻军掌握。至绍兴二十一年，光殿前司诸军就有66处酒坊，“脚店”无数。除此之外，各地豪绅以及达官贵人或酿私酒，或私设酒坊，与国家争利。如绍兴时殿前司都指挥使杨存中就在湖州、秀州、临安等地开设了9家私人酒坊。 有宋一代，国家将酒的生产买卖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加以鼓励，另一方面酿酒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酒的生产、销售和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表现得十分明显。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盛》、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纪事》等书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蒙古人犹如一股巨大的泥石流，从漠北草原，汹涌地冲向中原。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有相当意义，但是其负面和消极的作用、影响也是很大的。至少，在经济发展方面，蒙古人包括在其前面的女真人的入侵，打断了古代中国经济的进程，从两宋到明代中期一个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呈现出来的马鞍形，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元朝对酿酒基本上听任私人制造，而榷以“酒课，气另外，元朝城市商业发达，首都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扬州等城市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所以中国南北方原来已经发达的酒店、酒楼等饮食服务业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据记载，元朝时，“京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己耗谷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数'，（《牧庵集》卷十五）。顺帝至元时的塞相马扎尔台在通州开酒坊糟房，日产酒万石（《庚申外史衍》）可以想见当时首都及各地酒店、酒楼卖酒数量之巨。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曾下令禁酒，后又改变主张，自云“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同乐”，于是“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皇明大政记》）。这十座楼分别取名为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但他觉得十楼还不够，于是又命工部增造五楼，洪武二十七年（1390八月新楼建成，他还“诏赐文武百官，命宴于醉仙楼。”由于明王朝政策的允许，南京、北京和各地的酒店、酒楼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发展而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商业，尤其是贩运性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大中城市数量增加，不少乡村也因商业的繁荣变成繁华的小市镇。从而引起消费生活的更新、人情风尚的改观。所请“世欲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中晚明追求奢华享乐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官绅商贾，到读书士子、厮隶走卒，几乎无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濡染。当时不仅经济发达的南方城镇到处是歌楼酒馆，就是北方的小县城，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明万历修《博平县志》所记：“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奢，互尚荒快，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 清末民初，北京繁华区域，如东四、西单、鼓楼前有许多大的饭庄，一般叫某某堂（天津则叫某某成，如义和成、福聚成），如庆和堂（在地安门大街）、会贤堂（什刹海北岸）、聚贤堂（报子街路北）、福寿堂（金鱼胡同）、天福堂（前门外肉市大街）等等。这些饭庄有着共同的特点，一般都有宽阔的庭院，幽静的房间，陈设着高档家具，悬挂着名人字画。使用的餐具成桌成套，贵重精致，极其考究。这类饭庄可以同时开出几十桌华宴，也有单间雅座，接待零星客人便酌。甚至各饭庄内还搭有戏台，可以在大摆宴席的同时唱大戏，演曲艺。这些大饭庄在京城餐饮业中的地位，大概较之两宋作京、临安的豪华酒楼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饭庄规模小一些的饮食店当时叫饭馆，其名则不拘一格，如致美斋、宴宾斋、广和居、福兴居、龙源楼、泰丰楼、裕兴园、如松馆、便宜坊。这类饭馆讲口味胜于讲排场，酒当然同样不可少。其雅座之内也悬挂匾联书画，如福兴居有一个小院子，有一匾云“醉乡深处”，后改“寻常行处”，取杜甫“酒债寻常行有”诗意;又有一匾是“太白酒楼”，有集唐诗一联云：“劝君更进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同以往酒店、酒楼没有什么差别。至于当时一些风味饭馆，也同时卖酒。 饮食消费问题，不管是消费的形式，还是消费的水平和差别，都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状况以至暴露社会的种种痛疾。对历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对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现代以来，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饮食服务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有些方面不一定是十分合理的，似乎只有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我们这个社会饮食文化、包括酒文化的健康发展。
饮中八仙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作了一首著名的诗《饮中八仙歌》，对唐朝八位嗜酒如命的名人作了生动的描述 诗人写道：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公元96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乱宴请禁军宿将，以温和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不久，就开始设法解除拥护他登皇帝位的统兵将领的兵权。一天，他专门设宴，将高级将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请入宫中。饭饱酒酣之时，宋大祖说：“我当上皇帝，全靠你们。可当了皇帝以后，晚上却经常失眠。”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宋太祖答道：“你们都对我忠心耿耿，并无异心，我担心的是如果你们部下有贪图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也强将黄袍加身，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不行了。”石守信等人惶恐着清太祖指点一条生路。大祖便委婉诱导他们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购良田美宅，为子刊。创下永久的家业。还可多养些歌儿舞女，每日饮酒取乐，以尽天年。如果能这样的话，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石守信等人大悟，第二天便L表假称有病，要求解除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 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至此，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为了避兔“君弱臣强”局面的出现，宋太祖又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若干人，以削弱宰相权力，并改变以前皇帝与宰相共同商讨国事的规矩，改为由皇帝批阅，再给宰相下旨处理。
文人嗜酒，或因酒能启发灵感，或因酒能消愁，武者嗜酒，和文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酒能使人的情绪提升，使人神情亢奋，醉醺醺有飘飘然的快感，不同的是文人酒后大做文章，武者酒后哆嗦动武。
酒后大发神威者，也和嗜酒的文人墨客般不胜枚举。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有不少文字描述各好汉吃酒吃肉的情景，其中“花和尚”鲁智深和家喻户晓的打虎英雄武松，可以引为二例。 小说第四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有一句这么写： 武松，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打虎英雄，但小孩子不晓得武松是在豪饮十多碗酒之后，才摇晃着身子上山打虎的。第二十二回描述武松上景阳岗的一段说：“……（武松）前后共吃了十八碗，掉了哨棒，立起身来道：‘我却又不会醉’，走出门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岗！’”手提哨棒便走。” 这是武松在阳毅孙一家酒店喝酒的情形，也正是他步上景阳岗打虎前的一刻，看水浒二十二回，看到了武松三大碗接三大碗的喝，直喝完十八大碗之后，才甘愿离开酒店，独个儿上景阳岗。 古人是这样的喝酒，今人也有的是这样的喝。已经作古的武侠小说家古龙说：“要我不喝酒而多活几年，我宁可不活。”您要酒，还是要活？您要留命，还是要留名？无论如何，酒都是不能不喝的，喝酒总是第一位的。
诗仙李白 溺毙江中
古今中外，嗜酒的文人墨客，多得不胜枚举。
在唐宋诗人词人中，爱酒者最为人知的是李白和苏东坡；武者之中，晋代建威将军刘伶，成了酗酒者的代表；《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爱酒者可真多了，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行者武松及花和尚鲁智深。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的一首《将进酒》，就足以道尽这们天才英雄们是如何的爱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近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多寂寞，惟在饮者留其名？”“莫使金樽空对月”，金樽是指酒杯。对着皎洁的明月，杯中岂能无酒呢？“会须一饮三百杯”，既要喝酒，就痛快的喝，一喝就喝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顾长醉不复醒”，鸣钟击鼓，尝尽美馔佳肴都不可贵，最好是长醉。“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诗中其中一句千古绝诵，圣人贤人，生前死后都默默无闻，只有喝酒的人名留千古！ 李白的诗以高妙清逸著称。也有的人则以狂放而知名，更以狂饮“留名”。 李白在唐玄宗年代供奉翰林，曾在宫廷里喝醉，使皇上的爱臣高力士帮他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诗句以激杨贵妃，帝欲弃白，妃辄阻止。这是李白生平中的一件妙事。 《将进酒》是李白在他“人生得意须尽饮”时，在他开怀举杯时写的。他也在苦闷的时候作诗，如他的一首《宣州谢桃楼贱别校书叔云》，就写道“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稍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举杯消愁愁更愁，有如现在的人所说的“喝闷酒”，越喝，愁闷越涌上心头，李白用抽刀断水来比喻举杯消愁，实在恰当不过了。 只要举这两首诗为例，就可知李白开心得意时也喝酒，伤心时也喝酒，根据民间的传说，李白最终是被酒害死的，有一天，他喝得醉眼昏花，竟然扑身跃进水池去捞“水中月”，结果，一代诗仙就此被溺毙！
岳飞立志痛饮黄龙
尝军行遇雨，武穆下马徒步行，僚属皆从。至一庙宇……庙旁有山险峻，武穆问曰：“诸公识黄龙城乎？其城若此山之高。某旧能饮，尝有酒失，老母戒某勿饮，主上亦命戒之，某自此不复饮。他日至黄龙城，当与诸君痛饮。”
【解说】 《金佗续编》：南宋岳珂撰。正编２８卷，续编３０卷，系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岳珂系岳飞之孙，为其祖岳飞辨冤而作。本书搜集岳飞的诗文、表奏、战报、高宗的御札等原始资料，旁及传记佚事等。岳珂别业在嘉兴金佗坊，故以名书。 《宋史·岳飞传》亦有“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记载。 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家贫力学，好《春秋左氏传》及孙武、吴起兵书，少年从军。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金人再度南侵，岳飞任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大败敌兵，进军朱仙镇（在今河南开封市南）；秦桧恐飞阻梗和议，一日内降十二道金牌召还。次年以“莫须有”之罪杀害。作品多见于岳珂《金佗粹编》。《宋史》卷３６５有传。 岳飞曾“豪于饮”而有酒失，其母及高宗赵构都让他戒酒，他也听从了劝告，立即断了酒，但他却发下誓愿：“直捣黄龙府（金国的都城），与诸君痛饮耳！”戒酒能断，是大丈夫，而“与诸君痛饮耳”更充满英雄豪情。
弥勒的葡萄与葡萄酒
大肚弥勒佛，发现了一个美丽舒适如仙境的地方，于是安家于这个地方——。那么，是先有佛？还是先有县？ 回答：先有佛，才有人，最后才有县城——弥勒县。
一百多年前，滇越铁路在建。法国传教士发现了弥勒县——这个风光旖旎的小县城，于是，在此修建了教堂，定居于此。 法国人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的多情。为了追求俺村里的小芳，不远万里，从法国波尔多带来了法国最好的玫瑰蜜葡萄枝，种植了最美味的葡萄，酿制了最美味的葡萄酒，献给了最美丽的女神。 至2005年底，弥勒县共种植葡萄2万多亩，葡萄总产量近3万吨。2006年6月26日——29日，葡萄采摘节，红的、紫的、绿的各种葡萄，组成一千多米的葡萄长廊。到此一游的人们，免费吃个饱，免费吃个好，还可以亲自到葡萄院摘葡萄。爽吧，亲爱的你，流口水了吗？想吃了吗？ 红葡萄酒是用红葡萄来酿造，酒的红色均来自葡萄皮中的红色素，绝不可使用人工合成的色素。葡萄进入酒庄之后，去梗，破碎，发酵，澄清，陈酿，装瓶，如此这般，红酒诞生了。 好的红酒是要经过橡木桶的窖藏。这里的橡木桶都从法国进口，每个价值1－2万元，而且使用3-5年，橡木的精华用光了，桶就淘汰了。所以，好的红酒都会价值不斐！原来，成就红酒内涵，是付出了橡木桶的人生。也许，橡木桶就是那个“成熟女人”生命中的初恋吧！ 葡萄酒是钟情女人的——葡萄酒中含有各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B12能促进红血细胞成熟，有一定的补血作用。葡萄酒的美容效果极佳，坚持早晚用葡萄酒涂抹皮肤，可以使粗糙的皮肤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女性经痛时喝点红葡萄酒，能缓解经痛与痉挛情形。 葡萄酒是关爱家人的——葡萄酒中所含的丹宁，能抑制细菌繁殖，有抗发炎与帮助消化作用，可以有效防止老化、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变及癌症。由葡萄皮和葡萄籽释放出的酚类物质，可对抗动脉硬化，预防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减少高血压的发病率。 葡萄酒是感性的——闻其香：酒的香气如同酒的气质，或清纯，或浓厚，举杯轻嗅、摇晃过后再闻，香味都是不同的；观其色：酒体晶莹剔透，清澈动人，呈现高贵艳丽的宝石红色；尝其味：入口醇厚丰润，回味细腻柔和，这一口葡萄酒润唇入口，每个味蕾都仿佛竖耳倾听，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葡萄酒是理性的——全球海拔最高（1500米以上），纬度最低（北纬25度）的红土地优质葡萄园里（弥勒县），种植出的最好的玫瑰蜜葡萄，葡萄酒严格按照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技术法规精心醇制。
古时的酒楼与酒联
史剧《大汉天子》中淮南叛军攻打长安，只见汉武帝身穿重铠，神情肃穆，把一坛酒浇在柴堆上，扔下火把，大火熊熊而起，蔚为壮观。壮观倒是壮观了，可这样的场面，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汉代的酒，根本就点不着。
宋代的大科学家沈括曾说，汉代的酒不过是“粗有酒气”而已———刚刚有点酒味，醉不倒人。酒的度数有多高，关键在使用什么样的酿酒技术。一般来说，用粮食发酵酿酒， 在汉唐，可没有蒸馏出的白酒，只有低度数的压榨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的酒量，看上去比今人大得多。更何况，古代的度量衡和今天也不一样，西汉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0.3升多一点；东汉的一升，连今天的0.2升都不到；唐代的一升，不到今天的0.6升，古人的海量，按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看，更是严重“缩水”的…… 还说《大汉天子》，拍汉代的历史剧，导演安排用酒点火的情节，就是对酒文化缺乏起码常识—————试想，真要拿十多度的黄酒点柴堆，不是犯傻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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