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醉斩白蛇
秦始皇末期,刘邦(汉高祖)做亭长时,往郦山押送劳工,但在路上,劳工大多在路上死亡,到了丰西泽中,将劳工放走,结果只有十来个壮士愿意跟随刘邦。夜中,刘邦喝醉了酒,令一人前行,前行者回报道,前面有一条大蛇阻挡在路上。请求让我们回来。刘邦正在酒意朦胧之中,似乎什么也不怕,说:是壮士的跟我来,怕什么!由是勇往直前,刘邦挥剑将挡路的大白蛇斩为两段,路开通了,走了数里路,刘邦困了,倒头就睡着了。有一老妇人在蛇被杀死的地方哭,有人问哭的原因,老妇人说,有人将我儿子杀死了,有人又问,何以见得你儿子被杀? 老妇人说,我的儿子,就是化成为蛇的白帝子,因挡在路上被赤帝子所斩。后来有人将此事告诉刘邦,刘邦听后暗自高兴,颇为自负。
最早酿酒用曲的国家
不是随便什么东西烂了都能叫酒的。酿酒有两个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一是淀粉糖化,二是酒精发酵。这两个过程必须由糖化菌,酵母菌来进行。微生物多了去了,能出酒的不多,培养出来更不容易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武丁时期就已掌握了微生物“霉菌”生物繁殖的规律,已能使用麦芽、谷芽制成蘖,作为糖化发酵剂酿醴,使用谷物发霉制成曲,把糖化和酒精发酵结合起来,作为糖化发酵剂酿酒了。《尚书》就有“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的记载。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以制曲培养微生物酿酒的国家。
在殷商时代,人们已经能成熟地、大规模地制曲和用曲酿酒了。这从殷墟发现的酿酒遗址中用大缸酿酒的情况和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酒器之多,可以得到说明。但那时的酒曲,也就是曲蘖,是松散的发霉发芽的谷粒,所以叫散曲。它含有有用的微生物不很纯,糖化和酒化力也不很强,所以酿酒时的酒曲的用量很大。 到了周代,由于酒曲的发展,曲蘖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有了变化。曲,专指酒曲,种类也增加了,例如《左传》中记有“麦曲”的名称,在“曲”前加麦字限制,可见已不止一种曲。因为谷芽中含有糖化酵素即糖化酶,所以人们用它来制饴糖。当时制的散曲中,一种叫黄曲霉的霉菌已占了优势。黄曲霉有较强的糖化力,用它酿酒,用曲量较之过去有所减少。有趣的是由于黄曲霉呈现美丽的黄色,周代王室也许认为这种颜色很美,所以用黄色制定了一种礼服,就叫“曲衣”。黄色后来成了历代帝王家的代表色。两汉时期,曲的种类更多了,例如有大麦制的,有小麦制的;有曲表面长有霉菌的,有表面没有长霉菌的。特别是当时除了散曲外,还出现了制成块状的曲,叫饼曲,而且不止一种。 从松散的曲到成块的曲,不只是形式的变化。因为饼曲外面和内部接触空气面不一样,外面有利于曲霉的增长,内部则有利于根霉和酵母的繁殖。根霉菌有很强的糖化力,也有酒精发酵力,它能在发酵中,不断繁殖,不断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使酵母菌好再将葡萄糖变为酒精。东汉时代,有种叫“九酝酒法”的酿酒法,用曲量仅及原料的百分之五,这表明当时的曲已是根霉为主,且曲的作用也从糖化发酵剂变成了所需要的微生物繁殖的菌种。从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晋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制曲法,即在酒曲中加入草药。晋代人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就记载有制曲时加入植物枝叶及汁液的方法,这样制出的酒曲中的微生物长得更好。用这种曲酿出的酒,也别有风味。今天,我国有不少名酒酿造用的小曲中,就加有中草药植物,如白酒中的白董酒、桂林三花酒、绍兴酒等等。 红曲,是红曲霉寄生在粳米上而成的曲。红曲霉虽然耐酸、耐较浓的酒精、耐缺氧,但生长的慢,只有在较高的温度下才能繁殖,所以成为我国南方福建、广东、台湾一带酿酒的重要酒曲。宋代我国已以能较普遍地制作红曲了。 红曲制作工艺难度较高,稍有不慎红曲霉就很容易被繁殖迅速的其它菌所压倒。 无怪明代李时珍赞美说:“此乃窥造化之巧者也。” 酒曲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酿酒业的一项重大贡献。后来传给日本、印度和东南亚,东方诸国的酿酒方法也就都用酒曲做糖化发酵剂。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在法国人卡尔迈特氏在研究我国酿酒药曲的基础上,分离出糖化力强并能起酒化作用的霉菌菌株,用以生产酒精,称为“阿米诺法”,才突破了酿酒非用麦芽,谷芽制作蘖作糖剂不可的状况。 更晚些时间,德国人可赫氏才发明了用固体培养做微生物制成糖化发酵剂的方法进行酿造,这比我国发明用酒曲酿酒,已经晚了几千年。 想不到长霉的东西竟能为国争光。
煮酒论英雄
酒徒,是对饮酒者的泛称。现在多用作贬义,往往同“酒鬼”、“酒狂”等同。“酒徒”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当初并无贬义。传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郦生名郦食其,陈留高阳人。好读书,有奇谋,家贫落魄却放荡不羁,故人们称他为“狂生”。汉高祖刘邦起义后,久攻陈留不下。正在无计可施之际,郦生前去求见,他对看门的军士说:“请你通报一声,说有个60多岁的儒生来见。”军士说:“刘邦向来讨厌儒生。过去有个儒生来见,他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夜壶撒尿。平时说话,一提到儒生他就大骂,所以最好不说是儒生求见。”郦生说:“但说无妨,你就这样去通报吧。”军士只好进帐通报。当时刘邦坐在床上由两个女人为他洗脚。他问道:“来的是怎样一个人?”军士说:“看样子像个大儒,穿的儒者衣服,戴的儒者帽子。”刘邦说:“你就说我正在为天大的事发愁,没有闲功夫见儒生。”军士出来传达了刘邦的话,郦生怒眼圆睁,呵军士说:“你再滚进去通报,就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刘邦听是酒徒求见,马上停止洗脚,说:“快请客人进来。”由此可见,酒徒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比儒生要高得多。
“酒狂”这一名称,也始于汉朝。《汉书》77卷记载:汉宣帝时期有个盖宽饶,河南人,为人刚直清廉,任负责治安的司隶校尉,以法办事,京师清宁。一次,平恩侯许伯新建的府第落成,丞相、御史、将军等达官贵人都前往祝贺。盖宽饶迟到,许伯说:“盖君迟到……”话还没有说完,盖就说:“不要让我多饮酒,我是酒狂!”丞相魏侯说:“他醒的时候就狂,何必饮酒。”一会儿酒酣作乐,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扮成猴子与狗斗,满座大笑。唯独盖宽饶仰头环视新房,长叹一声说:“这房子真好啊!然而富贵不能长久,新居落成忽然换了主人的事,我见得多了。唯有谨慎做人才能长久,君侯要引以为戒啊!”说完,他便退席而去,接着就向宣帝弹劾檀长卿在众人面前跳猕猴舞,失礼不敬。宣帝要治檀罪,许伯入朝罪才得以幸免。可见这位自称“酒狂”的人老盖一点不狂,而那位装扮猕猴的老檀倒是“狂”得差点被罢官。 到了西晋,“竹林七贤”中有位刘伶,纵酒放达,那才真是个酒狂哩。他经常喝醉以后赤身裸体躺在地上酣睡。有人进屋去劝他穿上衣裤上床睡,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床,房间就是我的裤,你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啦!”他又曾坐鹿车出门,随身带着一壶酒,命家人拿着锄头跟在后边,说:“我醉死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我埋了。”你说狂不狂?
中国之酒源于何时,难以确考。世传有仪狄造酒之说,或杜康造酒之说,但仪狄为大禹时代之人,似为更早。其实,酒的发现、发明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晋朝人江统的《酒诰》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然有此说,最早积于空桑或其他凹处的应是桃、李、杏之类水果,而非剩饭,所以最早的酒应该是水果类发酵之酒,而非粮食类发酵之酒。山间之猴,因食用发酵中的水果或汁液而如人般手舞足蹈,亦属发酒疯的表现。时至周代,酒制已成。膳夫统管之下已有酒正、酒人,酒正系管酒之吏,酒人系造酒之人。造酒这场所,也在庖厨之列。所造之酒有三酒五齐之分。原料为稻、黍之类。三酒为事酒、昔酒、清酒。事酒为因事之酿,时间很短;昔酒是可以短时储藏之酒,稍醇厚一些;清酒则冬酿夏熟,为当时酒中之冠。五齐是五种不同成色的酒,为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泛齐为酒糟浮在酒中,醴齐是滓、液混合,盎齐是白色之酒,缇齐是丹黄色之酒,沉齐是酒的糟、渣下沉。此五种酒是相对于清酒的浊酒。但不论清酒、浊酒、三酒、五齐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之酒。后世又经榨滤和装坛煎煮,有如今之绍酒,其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并非今之高度蒸馏酒。中国人、中原人是在元代后才开始大量生产和饮用蒸馏白酒的。 酒有清浊,味有薄厚。《庆子·胠箧》有“鲁酒薄而邯郸围”之语,乃是春秋楚王称霸,鲁、赵两国献酒,鲁酒薄,赵酒厚。楚之主酒之吏求酒于赵,赵国不与,吏怒便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于楚王,楚王因赵酒薄而发兵围邯郸。据此可知,酒在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那位管酒小吏想私得赵酒而不成,却引发了一场战争,不是赵国小气,而是好酒难得。酒从秦汉之后,多为官营,至北宋更为苛严。民间私酿,只能自饮,酒楼所售,是官曲自酿。但民间之酒多为浊酒,饮时筛与不筛均可,村野浊醪,饮酒食糟,自是一番情趣。但制酒甚耗粮,因此,凡饥荒、战争,政府便下令禁酒。汉末曹操主政,此公善饮,其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流传千古。但碍于时政,禁酒甚严,时人因此颇讳酒字,于是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饮酒而醉称为中圣人,或称中圣,清圣浊贤便自此为酒之雅称。南宋陆游有句为“遣闷唯清圣,忘情付黑甜”,黑甜应为浊酒一种。但要说还是李白直接爽快,“已知清比圣,更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因圣贤而成仙,其确属性情中人,而“仙人”之外,“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布衣大众的所好。酒对于中国人、中国的餐饮文明、中国的文化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尽管千古至今,多少成败都与酒不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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