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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8岁的小孩围坐在教室的桌子前，正在玩一种彩色的塑料方块，把它们串成串。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小学的娱乐项目，但是在这间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教室里，这些玩具给孩子上了关于概率推理的第一堂课。
这些盒子代表孩子们的不同属性，红色的盒子代表女孩儿，蓝色的盒子代表男孩儿，与红色盒子连接的黄色的盒子代表戴眼镜的女孩儿，与蓝色盒子连接的绿色盒子代表不戴眼镜的男孩。最终，这些孩子们获得了他的同伴们作为不同群体的符号表征。通过从不同的箱子里收集这些盒子，孩子们开始对概率有所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孩子们沉浸其中，但游戏已经不仅仅是游戏本身。
对于8岁的孩子来说，学习概率推理，年龄可能显得有点小了。但是，实验证明，学习概率越早越好，教会孩子们如何处理频率和概率，有利于他们应对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德国马普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心理学家Gerd Gigerenzer是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持者，“在21世纪初，几乎所有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都会学习读和写，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信息。”
2009年初，Gigerenzer建立了一所风险扫盲中心，试图弥补这一局面，他和他的团队致力于两个目标：研究人们如何感知风险；通过教育课程来提高人们的统计和决策能力。事实上，Gigerenzer认为，通过教育课程人们可以提高决策和判断能力，他正在为此努力。
但是在学术界，对这个观点存在很大争议。
Dan Kahan，曾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耶鲁法律学校学习风险感知。他指出，许多业界的专家认为，在现有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公众并不能做出最好的决策。因此，Dan Kahan说：“风险决策应该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专家机构。”这些机构应该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来指导或推动人们做出更好的判断。
然而，两个阵营共同承认的一点是，人们做出的下下策是普遍存在的，当面对一种不熟悉的或容易引起焦虑的情况时，大部分人会终止他们的推理判断，而转向直觉反应，这往往使他们误入歧途。事实上，每7000个事件里存在有1个风险，这个事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问题的关键是它并不在媒体的报道视野内。
夸大的风险判断常常出现在环境事件中，如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持续恐惧，尽管研究表明，实际存在的风险远远低于人们所想的那样。“夸大的风险判断常常容易引起焦虑症，从而降低生活水平，造成过多的警惕和自我保护行为。”美国俄勒冈州一个非营利组织研究人员Ellen Peters认为。
教育和实践改变直觉
人们一般认为医生、医学编辑、投机商会更聪明些，事实并不如此。他们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容易掉进相同的陷阱。“我们纠正人们偏见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决策研究中心主任Richard Thaler说。
Thaler主要教授MBA学生的决策课程，尽管这些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掌握了很多统计和决策的知识，但是在课程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存在着某种偏见。Thaler说：“通过课程他们学会了一些，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理性的经济决策者。”
人们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主要利用两套大脑系统——即直觉和感知。直觉系统自动、迅速、高效，感知系统在面对新兴事物时可能会更有用。不幸的是，当需要思考的时候，往往直觉在起作用。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球拍和球的总价为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的价格是多少钱？必须迅速做出回答。在大约3500人的测试中，只有一小部分的被测试者能够给出正确答案（5美分）。然而，直觉往往告诉大部分测试者是0.1美元。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的判断能力，使人们的意识系统能够控制直觉系统。
但是，Thaler和哈佛法律学校教授、白宫信息和调整办公室主任Cass Sunstein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俩都在积极推动政府和机构指导公众的选择，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种方法被他们俩称为“解放家长式制度”。总的来说，这种策略的指导思想在于制造机会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做出更好的判断。
Gigerenzer认为，通过努力确实可以提高信息的显示度，也可以通过学习来重塑人们的思想，最起码他们可以学习一定的认知技巧，以帮助纠正偏见。
由于在决策心理学领域的杰出工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aniel Kahneman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支持Gigerenzer的观点。Kahneman说：“直觉控制判断，这是人类的自然属性，而且也将一直持续下去。这就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改变人们的直觉。”
直觉的偏差
研究者们发现，有效的感知技巧包括从局外的观点看待问题、考虑你做出决定的相反方面、评价不同的选择而不是单纯地拒绝或接受某一选择等等。
这些技巧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Jonathan Baron所谓的“开放式思想”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思想，人们超越直觉做出判断。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一些人相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在这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好。“现在还完全不清楚这些差异的来源，但是这说明偏见是可以改变的。”Baron说。
Peters发现，当那些计算能力比较差的人们去评估一个潜在的恐怖主义出现的概率时，他们会比那些数字能力较强的人过高地估计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另外，Peters还发现，许许多多的人更擅长解释现实世界的景象。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应用数字来做出有效的判断，是因为他们能够赋予数字思想概念，把数字当做现实世界的代表。因此，Peters建议，建立数学教育使学生们更快地懂得数字的含义。
统计的不足
Gigerenzer的目标是把这种教育的思想一直延续下去，他同时希望能够说服教育机构，把风险感知的最新发现融入到小学教育课程中去。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校要教会学生处理现实世界中的统计学问题，“我们的目标是统计学，应该是处理问题的规则，而不是作为一个数学的规则。”
目前，Gigerenzer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他的专著中的例子已被应用于德国统计学课本当中。在德国的许多州，政府强制要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数字分析和概率统计。这一思想在美国也有所体现。但是，Gigerenzer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教授学生们能够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统计学的事例。即使是在那些开展统计和风险教育的学校，教师们也存在一些抵制情绪，Gigerenzer说：“世界各地，小孩儿们只被教授数学上的确定性，而不是数学上的不确定性。尽管几何学和三角学是美丽的，但是与统计学的思想相比，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用处往往并不大。21世纪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们需要为下一代做准备。”
总之，不管是教育手段还是推动手段，当需要做决断的时候，人们需要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所有帮助。推动的途径，更易获得政治上的认可，但是重塑教育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Gigerenzer说，问题在于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存在一定的漠视和抵制情绪，“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但是他坚信他的梦想一定会得以实现。教育将使孩子们受益匪浅，斯图加特教室中的彩色方块游戏使孩子们能够更好地处理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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