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诸巍
●嘉宾：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学校
新闻背景：杨叔子院士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作为一个机械方面的工科专家，他却一再大力倡导大学人文教育。从1998年起，他就规定他所招收的博士研究生都要背《老子》，否则不给答辩资格，1999年又增加了背诵《论语》前六至七篇的要求，一时间引起了教育界、学术界的不少争论。理工科学生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文素养？这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能有怎样的帮助？文科学生又该学多少理科知识……近日，杨叔子院士应上海交通大学之邀举行报告会，记者有幸就这些问题，与老先生近距离交流。
主持人：有报道说，您是在自己花一年时间细读《老子》后，才要求您的研究生背诵《老子》的，您认为是个人喜好使您作出了这个决定，还是在这背后有必然的规律性？
杨叔子：2001年第9期的《科技导报》上登了篇介绍美国高等学校课程设置情况的文章，按理说，这是篇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文章，但它的标题是这么讲的：“文科———一切学习的基础。”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但至少说明东西方都开始重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交融的重要性，所谓“科学人文，和而不同”，这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数理化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人文学科的轻视和忽略，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阻碍，需要着力认识与解决这一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东西方会不约而同地重视人文对于科学的重要作用，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功效？
杨叔子：我想先举个例子，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率先向全世界招聘所长，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蒲慕明先生最后应聘成功了。因为这是中科院100多个研究所中的第一个外籍所长，所以备受关注。2001年2月1日《科技日报》刊登了对他的采访，他当时说了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劝科学家多读读书，尤其是人文书籍，因为科学家的想象力主要来源于人文，而不是来源于科学。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对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渴求，对墨守成规的大胆打破，才真的是科学进步最大的动力，尤其是在原创性上更是如此。科学的逻辑体系是严密的，但也是死板的，它的起点在于前提，所有的结论都来源于这个前提，但是开放而活跃的人文思维却能够突破原来的前提，展示出意想不到的前景。爱因斯坦就说过“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直觉”。
现代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科学家斯佩里1982年发现，掌管人文形象思维的右脑的记忆量是掌管逻辑思维的左脑的百万倍。后来日本科学家春山茂雄又发现，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右脑，原创性的源泉在右脑。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开发右脑极为迫切，而这正同人文文化活动有关。
主持人：也许，仅仅从激励创新的角度来理解人文对于科学的巨大作用，未免显得太过功利，从人类自身发展看，它是否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杨叔子：问得非常好！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但却不能指引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既包括研究的方向，也包括研究成果应用的方向。美国有个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他在1999年写了本书———《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他在中文版序言中忧心忡忡地说，“科学技术给人类送来了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潜在的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有个生物学家说，“人类彻底揭开生命奥秘的时候，也是人类彻底灭亡之时”，这并不是绝对的危言耸听。人类必须用崇高的人文素养给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个正确方向，人应变得更富有责任感，使负责任的科学家更有勇气去挑战邪恶的科学怪人。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主持人：有人提出疑问，说杨院士倡导理工科学生亲近人文，那么对于文科生来说，他们是否也应学习必要的理工知识呢？
杨叔子：“科学人文，和而不同。”强调大学人文教育，并不是说重文轻理，而是因为现在重理轻文的势头太重，不得不多强调人文的重要性。其实，科学解决不了方向问题，这要靠人文来解决，但人文也无法解决自身基础是否正确的问题，必须靠科学来帮忙。我听说过一个事情，在沙漠地区进行绿化是好事，然而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弄清沙漠下面水的情况，树种下去，开始有水，蓬勃生长，可没多久水被吸尽，树全死了，搞得环境比绿化前还糟，这就是好心办坏事。以前，我们在大跃进时候犯的错误，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在我看来，科学为人文奠定了正确的基础，人文为科学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两者并行不悖，同等重要，必须同时成为今日“大学之道”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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