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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儒董仲舒晚年辞官回归故里，专事研学著书，写下了《春秋繁露》一书。德州的“董子读书台”因董仲舒而建，后来的读书人称此台为“繁露台”，似乎更能将雅逸的情怀寄寓此中。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104年）为西汉信都郡广川人，此地今为河北冀州市，当时的辖境包括了今之德州。作为西汉硕儒，董仲舒少时即研究《春秋》，潜心治学而“三年不窥园”。汉武帝时，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正统。董子读书台遗址在今德州城西侧，即旧城西门外，古运河东岸。清朝人马翥在《陵州杂咏》中写道：“春入柳湖三面青，仲舒曾此驻传经。迄今繁露沿题额，旷代诸生溯典型。”在德州的历史上，诸多人文盛况大都可以从董子读书台追溯开来。
历尽沧桑的读书台
董子读书台始建于何时、为何人所建，因年代久远、资料阙如，已不可考。据现有史料看，至少在隋代读书台已建成，而至明正统年间，读书台已杳如黄鹤无踪无影了。《乾隆德州志》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正统间知州韦景元掘地得石刻，询其故址复焉。石白如玉，字画尤劲。盖隋碑也。万历间移西门外。”据此可知，读书台遗址最初在德州州学院内，明正统间成废墟。正统八年（1443年），知州韦景元修葺学宫，于庙庭东庑下得石碑，知为读书台故址，因于旧址重建之。就石碑为隋代刻石而言，说明韦景元所发现的读书台旧址是隋朝遗迹。
明成化九年（1473年），知州王缙及分督庾事户部主事毕孝，于读书台后营建祠堂八楹，将董仲舒与其他德州乡贤合祀，名曰“聚贤祠”，这便是最初的董子祠。明弘治八年（1495年），山东参政林先甫来德州巡视，见董子祠圮陋，且将大儒董仲舒与其他乡贤同祠合祀，遂请示巡抚同意，并由济南府同知王从鼎招人在学宫东侧营建专祠八楹，以专祀董子，又建前后厢房十二楹，并重筑读书台，将原读书台石碑竖于寝堂之下，并于碑上建亭覆之。明嘉靖中期，董子祠又萧条冷落下去，明人吴国伦《董子祠》诗感叹：“万木广川村，萧萧古庙存。高梁蟠海气，残碣卧云根。日月黄河逝，文章汉代尊。即看荒草色，犹似未窥园。”由这首诗可知，此时的读书台和董子祠已是荒草萋萋，满目荒凉。
滋兰树蕙的醇儒书院
明万历年间，因年久失修，董子祠再次倾圮。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知州马明瑞将废圮已久的读书台和董子祠一并移至旧城西门之外、古运河东岸的一块高地上。《民国德县志》载，马明瑞“慨然以兴学为第一义”，上任伊始就在当时德州城内的崇仁书院“集诸生月课”，他本人亲自担任老师，为士子们授课，被誉之为“崇仁会课”。并且还为士子们选评文章，每月一集，择其优秀者出资为其刊刻，以传后世。
马明瑞在移建董子祠的同时，一并创建了“醇儒书院”，使德州学子们多了一处习文研学之所。当时许多进出京都的学人举子、骚人墨客途经德州，每每登台游赏，吟诗题赋。
沐浴着醇儒书院的阳光雨露，清乾隆年间德州走出了一代才子卢见曾（1690年-1768年）。卢见曾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赴乡试而中举，康熙六十年中进士。卢见曾一生两次任两淮盐运使，在人文荟萃、风景如画的扬州，他与吴敬梓、郑板桥、戴震等交往深厚，“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当时直隶总督那苏图曾与乾隆皇帝谈及卢见曾，称他“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才子纪昀也心慕其才学，将长女嫁给他的长孙卢萌文。卢见曾有吏才，“所至皆有殊绩”，他治理盐务，堵塞了不法盐商的财路，却因此被人诬告，两次身陷冤狱。当卢见曾被发配到蒙古军台时，吴敬梓不怕被牵连，为他送行，《儒林外史》中的荀玫就是以卢见曾为原型塑造的。后来吴敬梓贫病而死，无以为葬，卢见曾闻讯，将其归葬于江宁。
据说，卢见曾非常喜欢家乡的醇儒书院，致仕归里时，总是与家乡的文人名士结社于读书台，饮酒赋诗，相互唱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卢见曾以老病告归故里，时年72岁，不曾想五年后又被人诬告，第二年以“盐引案”被论斩。卢见曾高迈入狱，死于狱中，年78岁。三年后，大学士刘统勋为其昭雪。
不见城西旧柳湖
清初，醇儒书院再度衰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对书院重加修葺，又筑亭植柳，延师课士，学子们不仅在书院中读书习文，而且还吟咏唱和，一时文风浓郁。在董子读书台旁有一小湖，名“柳湖”，朱廷桢据此将醇儒学院改称“柳湖书院”。在柳湖书院旁边，当地名士田霡又出资修建了“数帆亭”。柳湖书院左俯古城，右傍运河，近处有一泓碧波荡漾的湖水相伴，随着运河的繁盛，风光与人文都盛极一时。在明媚的春光中，柳丝轻拂，书声琅琅，文人墨士雅聚其间，读书之余暇，登上董子台远眺，可见运河上帆樯点点。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皇帝南巡，驻跸德州，在董子台写下了《繁露台》一诗：“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之详。”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皇帝再次南巡，在德州又为董子台题咏：“故里千秋疑信猜，城楼耸处久称台。都传繁露春秋演，谁识竹林与玉杯。”在德州先人心目中，柳湖可兆祥瑞，当地有“荷花开柳湖，邑人登庙廊”之说，意思是，每当柳湖中荷花茂盛之年，德州就会有人入朝做官。清人田致就在《陵州四时词》中唱道：“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
遗憾的是，柳湖书院未能长久兴盛。清雍正四年（1726年），德州城西的运河改道西移，董子台旁的柳湖淤积干涸，“柳湖书院”已名不副实，缺少了一泓湖水的润泽，曾经风景如画的书院便失去了往日的生动与秀丽。卢见曾《柳湖》一诗就抒发了惋惜之情：“环水亭台有画图，下帷争效汉名儒。河干断碣分明在，不见城西旧柳湖。”乾隆后期，柳湖书院渐渐衰落下去。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时任知州王道亨纂修德州志时，柳湖书院已不复存在。《乾隆德州志》在“醇儒书院”条目下有如此记载：“在城西门外，知州马明瑞移董子祠于此，名醇儒书院。康熙中督粮道朱廷桢即故址筑亭种树，为觞咏之所，名曰柳湖。时延文士校艺其中，亦一时盛事。今废。”王道亨还有《董子读书台》诗为之叹息：“人物西京重广川，荒台想见下帷年。隋碑文字余苔藓，孔庙春秋萧豆边。绝学渊源传道谊，醇儒经术贯人天。如何后世谈灾异，多借先生繁露篇。”清人卢中伦《董子读书台诗》说得更直白：“峻阁瞰河流，苍茫断岸头。岸旁一湖水，阁下数帆秋。地溯田公建，名从汉代留。偶来寻古迹，台榭已荒邱。”
衰落后的柳湖书院，被借用为义塾。清道光时拔贡马洪庆《董子台即事》诗说道：“旧河曲绕董生台，台畔黄花寂寞开。文苑销沈诗社冷，村童侵晓抱书来。”诗后有小注云：“地旧为醇儒书院。雅雨山人曾与诸名士结社于此。今借为义塾。授经者艺菊颇盛。”至清末，柳湖书院原有建筑多处坍塌，几成废墟，只有董子台寂寞地屹立在西门外的高台上。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在柳湖书院旧址建“董子读书台小学”，后废，而董子台也消失在历史的沧桑之中，那块古老的隋碑则不知所终。一切似乎都融入了历史的烟云中，今天，我们只能在对史料的细细梳理中来重温那曾经的辉煌和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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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里的乾嘉朴学
□常诚
乾嘉朴学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全国性的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乾嘉朴学的产生、发展和广为流布与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大多数乾嘉朴学的学者或肄业、或讲学、或著述于书院，而且以阮元为代表的乾嘉朴学中坚力量直接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专课经史训诂之学，以崇扬乾嘉朴学，这两个书院遂成为乾嘉朴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传播的基地。
阮元（1764年-1849年）是江苏仪征人，曾任山东学政，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不仅在仕途上赢得了显赫的地位，而且终生治学，成为一位泰斗式的经学大师。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抚，于杭州西湖孤山创立“诂经精舍”，以期通过“专勉实学”，达到“以励品学”和尊经崇汉的目的。在阮元看来，“圣贤之道存于经”，“古书之最重要者，莫逾于经”。对于治经方法，阮元提出“推明古训，实事求是”。
嘉庆、道光年间，江浙一带的乾嘉朴学风气还没有影响到广东士人的学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有意要改变当地的学风，学海堂就是阮元模仿诂经精舍建立的另一所专攻朴学的书院。道光四年（1824年）阮元于广州“粤秀山林峦幽胜处”建学海堂，学海堂的宗旨沿袭诂经精舍，就是门前悬挂的楹联也相同：“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
在教学方面，诂经精舍与学海堂的掌教基本上都是学富五车的朴学大师，除阮元本人外，还聘请王昶、孙星衍、陈寿祺、俞樾等人执掌教鞭，同时邀请当时极负盛名的段玉裁、臧庸、顾千里等人前来讲学。书院的教师除定期授课外，课外主要进行答疑问难。孙星衍说：“暇日聚徒讲议服物典章，辨难同异，以附古人教学藏修息游之旨。”书院师生常常就学术问题激烈辩论，著名学者钱泳写道：“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吵嚷面赤。”由此可见，当时书院学术氛围之活跃。
诂经学舍与学海堂还是将自然科学纳入教学内容最早的书院，这既体现了以阮元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也显示出书院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的自我适应。诂经学舍与学海堂培养了大批人才，孙星衍说，诂经精舍“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才之盛莫与为比”。
学海堂的教师与肄业者往往分散在其他书院讲学，使乾嘉朴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学海堂共有40人次执教过23所书院，地域涉及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省。如阮元的得意门生吴荣光在湖南担任巡抚期间，于岳麓书院内建“湘水校经楼”，招收当地高才生到此学习，“以十三经、诸史、古文、骈体、骚赋诗试士”，出现了“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的局面，也扭转了湘省书院流为科举附庸的不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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