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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伦理孤独 伦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也是困扰社会的一个议 题。 就文字学上来解释，伦是一种分类，一种合理的分类。我们把一 个人定位在性别、年龄或者不同的族群中，开始有了伦理上的归类， 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都是伦理的归类。甚至男或女，都是一种 伦理的归类。 人生下来后，就会被放进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适当位置，做了 归类。在人类学上，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检查这种归类的合理性以及 不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变化性，当归类是不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会用 一个词叫作「乱伦」。这个词在媒体、或者一般阐述道德的概念上常 会用得到。如果做一份问卷调查：「你赞成乱伦吗？」大概会有百分 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不赞成。延续上一篇提到的，在思维孤独之中， 社会上百分之零点一，或者是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们 注意的，他也许觉得不应该立刻说赞成或者不赞成，而是要再想想什 么是乱伦？ 道德是预设的范围
乱伦就是将既有的人际关系分类重新调整，背叛了原来的分类原 则，甚至对原来的分类原则产生怀疑，因而提出新的分类方式。我举 个很简单的例子，古埃及文明距今约有四千多年，其中长达一千多年 之久的时间，法老王的皇室采分类通婚，在人类学上称为「血缘内 婚」，也就是为了确保皇室血缘的纯粹，皇室贵族不可以和其他家族 的人通婚。 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血缘内婚所生下来的孩子，发生很多 基因上的问题，智力也会比一般人差，于是演变为「血缘外婚」，也 就是同一个家族内不可以通婚。 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所谓的「伦」和「乱伦」，其实是一直在适 应不同时代对道德的看法。在血缘内婚的时代，埃及法老王娶他的妹 妹为妻，或是父亲娶女儿为妻，是正常的，如果娶的是一个血缘不同、 其他家族的人，那才叫作乱伦。 道德对人类的行为，预设了一个范围，范围内属于伦理，范围外 的就是乱伦。而在转换的过程中，所有的伦理分类都要重新调整。我 相信，人类今天也在面对一个巨大伦理重新调整的时代。举例而言， 过去的君臣伦理已经被颠覆了，但是在转换的过程，我们还是存在一 种意识形态：要忠于领袖人物。这个伦理在我父亲那一辈身上很明 显，在我看来则是「愚忠」，可是我无法和父亲讨论这件事，一提到 他就会翻脸，忠君爱国的伦理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不能够背叛。在古 代，君臣伦理更是第一伦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论自理不 合理。如果从君臣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乱伦了，我们都背叛了君 臣之伦。 必须度过的难关
五伦之中，最难以撼动的是父子伦，也就是亲子之间的伦理。儒 家文化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意思是在所有的善行中，第 一个要做的就是孝；而所有的罪恶中以情欲最严重。所以汉代时有察 举孝廉制度，乡里间会荐举孝子为官，认为凡是孝顺的人，就一定能 当个好官。但是我们看东汉的政治，并没有因为察举制度改革官僚体 制，反而有更多懦弱、伪善的官员出现。连带地，孝也变成伪善，是 可以表演给别人看的。 但是直到今日，台湾还是可以看到，丧礼上丧家会请「孝女白 琴」、「五子哭墓」来帮忙哭。孝在这里变成一种形式，一种表演，一 个在本质上很伟大的伦理，已经被扭曲成只具备外在空壳的形式。 我们谈乱伦，其实里面有很多议题。今天我们可以说都乱伦了， 因为我们违反了君臣伦理，也推翻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第 一伦理。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也是我自己最大的难题－－父母的伦 理，还是箝制着我们。 中国古代文学里，有一个背叛父母伦理的漏洞，就是《封神榜》 哪咤。哪咤是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他对抗父权权威到最后，觉得自 己之所以亏欠父母，就是因为身体骨肉来自父母，所以他自杀，割肉 还父，割骨还母，这个举动在《封神榜》里，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对伦 理的颠覆。近几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拍电影《青少年哪咤》，就藉用 了这个叛逆小孩形象，去颠覆社会既有的伦理。 相较之下，西方在亲子伦理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在希腊神话 中，那个不听父亲警告的伊卡罗斯（Icarus），最后变成了悲剧英雄。 他的父亲三番两次地警告伊卡罗斯：他的翅膀是蜡制的，遇热就会融 化，因此绝不可以高飞。可是伊卡罗斯不听，他想飞得很高，如果可 以好好地飞一次，死亡亦无所谓；就像上一篇提到的飙车的年轻人， 能够享受做自己主人的快感，死亡也是值得的。 伊卡罗斯和在某一段时间里地位尴尬的哪咤不一样，他变成了英 雄，可是我相信在现代华人文化里，哪咤将成为一个新伦理；他割肉 还父，割骨还母不是孝道，而是一种背叛，是表现他在父权母权压制 下的孤独感。 我从小看《封神榜》，似懂非懂，读到哪咤失去肉身，变成一个 飘流的灵魂，直到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帮助他以莲花化身，莲花成为哪 咤新的身体，他才能背叛他的父亲。最后哪咤用一枝长矛，打碎父亲 的庙宇，这是颠覆父权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在传统的伦理观中，父权是不容背叛的，我们常说：「天下没有 不是的父母」，这也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是这句话如何解释？ 如果家族中，父亲说他要贿选，你同不同意？如果父亲说要用几亿公 款为家族营私，你同不同意？许多政治、企业的家族，就是在「天下 没有不是的父母」前提下，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包庇犯罪。 延续上一篇〈思维孤独〉的观点，我一直期盼我们的社会能建立 一个新的伦理，是以独立的个人为单位，先成为一个可以充分思考、 完整的个人，再进而谈其他相对伦理的关系。如果自我的伦理是在一 个不健全的状况下，就会发生前面所说的，家族伦理可能会让营私舞 弊变成合理的行为。刚刚那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天下没有不 是的父母」，可能就因为家族里的私法大过社会公法，恰恰构成社会 无法现代化的障碍。 孔子碰到过这样的矛盾。有个父亲偷了羊，被儿子告到官府，别 人说这个儿子很正直，孔子大不以为然。他觉得：「怎么会是儿子告 父亲？」这样的矛盾至今仍在，台湾许多的事件都是这个故事的翻 版；家庭内部的营私舞弊能逃过法网、家族的扩大变成帮派，都是因 为这样的矛盾。 如果我是孔子，听到这样的事，也会感到为难。这个「为难」是 因为没有一种百分之百完美的道德；一个社会里，若是常发生儿子告 爸爸的事，表示完全诉诸于法律条文，这样的社会很惨；一个社会里， 若是儿子都不告爸爸，那也会产生诸多弊病，「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这样的讲题会继续延续。 这种为难就造成上一篇所说的思维的两极，如果你和孔子一样， 关心的是道德，就会觉得儿子不能告爸爸，如果你关心的是法律，就 会觉得儿子应该告爸爸。但是作为一个思维者，他会往中间靠近，而 有了思辨的发生。 可是，孔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结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你 可以拿这八个字去检视在台湾所发生的大小弊案，他们没有错啊，他 们都照孔子的话做了，可是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即使现在儿 子按铃申告父亲舞弊，还是有人会指责他乱伦。但是如果能不要急着 下结论，不要走向两极，多一点辩证，让两难的问题更两难，反而会 让社会更健全、更平衡。 孔子会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他在两难之中做的选择， 我看了也很感动，因为一个只请法律的社会是很可怕、很无情的社 会，而我相信这是他思考过后的结论。我不见得不赞成，但是当这个 结论变成了八股文，变成考试的是非题时，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因 为没有思考。 道德和法律原本就有很多两难的模糊地带，这是我们在讲伦理孤 独时要度过的难关，这个难关要如何通过，个人应如何斟酌，不会有 固定的答案。
伦理的分类像公式
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本书里，有很多背叛伦理的部分。在〈热 死鹦鹉〉中，医学系的学生爱上老师；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 里，读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回到家里，爸爸对他说，他要跟他的男朋友 charlie到荷兰结婚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伦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 是正因为有这些只占百分之零点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让我们看见，原 有的伦理分类是不够的。 任何一种伦理的分类，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实是在公式之 外，可是因为这是「公认」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质疑它，所以许多看 起来没有问题的伦理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大学生的父亲有妻子、儿子， 完全符合伦理，可是他却引爆了一个颠覆伦理的炸弹，他要建立的新 伦理是一直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事实。它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 就是你的父亲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会发现，因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 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 然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 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 另一种形式的监控
谈到伦理孤独，我想以自己的小说〈因为孤独的缘故〉作为例子。 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八○年代后期，绑架 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而发 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 我记得小时候，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社区里的人常常是不关 门的。我放学回家时，妈妈不在家，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你 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拿药，你先到我家来吃饭。」那个社区伦理 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照顾与 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找我去她家吃饭， 这是照顾；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突然后面「啪」的一巴掌打来， 那也是张妈妈，她说：「你逃学，我要去告诉你妈妈。」这是监视。 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会说：「你 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 着，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那个时候，电视、广 播没有那么流行，也没有八卦媒体，但因为社区结构的紧密，消息传 播得比什么都快。 到了八○年代，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愈来愈多人搬 进公寓里，然后你会发现，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而相邻公寓间 的人不相往来。当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时，小孩就变成了 「钥匙儿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儿童脖子上挂着一串钥 匙，自己去上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 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 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从三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这在 我的成长过程里，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 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为在道德伦理规 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在八○年代后，即使女性对于离婚 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 离异。 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 系，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我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 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 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 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 么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么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 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 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 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 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会一直说着身 体的不舒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 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 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面对屋子里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 调适，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 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 都在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 停不下来，因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小说 里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 「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为孩子都离家了， 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么亲密，不会讲什么心 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里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 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 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 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 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里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 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 当作是无聊。她住在三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 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 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里的「我」，生活 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 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很寂寞，就 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从脚步的快慢轻 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 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当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 很大的寂静中。」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 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 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里的「我」分析着公寓里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 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里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 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么，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 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谈，因为公寓里的 伦理是疏远的。 小说里的「我」正经历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 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么，他说姓张。 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 「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 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当场愣在那里。 而小说里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里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 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 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 她找到他的部队里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 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 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里，充 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 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 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 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 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 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 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 然后说了一句：「管那么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 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十句里可能都 是「无聊！」、「多管闲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 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肉体、包括心灵，都 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 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么？要经营什么样的关系？却 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 我常举三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性交、做爱、敦伦。我们很少用 到「性交」这个词，觉得它很难听，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是一 种很客观的行为纪录。「做爱」这个名词比较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 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 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爱」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 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 不懂敦伦是什么，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 么？」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爱。「敦」 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为是为了 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爱」，做爱 是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 很有趣的是，这三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三种伦理。所 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爱，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里 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里，要完成什么样的生命 行为？是欲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 去细分、去思辨这三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覆 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
爱成了寄托，丧失了自我
这个公寓里最大的寂寞者－－「我」，因为没办法出走，就把生 命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儿子诗 承寄来的信时，拿着红笔勾出重点，她每读一次，就觉得还有重点没 昼到，再画一次。他的儿子读法律，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都是摘 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引起了「我」 的兴趣，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准备要寄给儿子。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中年妇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 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 －－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很难自觉到孤独，就是因为我们已经 失去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失去，有时候我们称之为「爱」，因为没有 把自己充分完成，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踪了。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而变成一个具体 事件，而且是在「我」住处楼上发生的事情。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 到了崩溃的地步，而这一切是「我」所预知的，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 霞上楼、开锁、关门的声音，然后她走到房门边，「等候着张玉霞在 房中大叫，然后披头散发地冲下三楼，按我的门铃，疯狂地捶打我的 房门，哭倒在我的怀中说：『娃娃失踪了。』」 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敏锐到能看到一些 预兆，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 布纽尔另一部电影《厨娘日记》（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雇用一个厨娘，厨娘在日记 里写着这个外表行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常 常偷看她洗澡更衣。这部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里外不 一，一直到最后才揭晓，原来偷窥是厨娘长期寂寞里所产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说里的「我」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哭声，然后冲下来按 门铃，哭倒在她怀中，这是幻想还是真实发生？我们不知道。她开始 安慰张玉霞，然后报警，三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 家就说，他是「为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而来，他们都觉 得刘老师最有嫌疑，因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 他微笑，摸摸他的头，还会买糖给他。 在儿童失踪案经常发生的时期，一些原本爱小孩的人，看到小孩 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让人误会。这个刘老师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 因为他特别爱孩子，他退休后还会到小学门口，陪孩子玩，教他们做 功课。可是在儿童绑架勒索案愈来愈多时，人们开始怀疑他，甚至是 怀疑这个糟老头是不是有恋童症？刘老师突然就从一个慈父的形 象，变成了恋童癖。
先个体后伦理
比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会认同的伦理，而且是 好伦理，是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娶妾，而且会 被传为佳话、传为美谈。可是现在，婚姻的伦理己经转换了。而同一 个时代，在台湾和在阿拉伯的婚姻伦理也不一样。 我相信，伦理本身是有弹性的，如何坚持伦理，又能保持伦理在 递变过程中的弹性，是我认为的两难。大概对于伦理的思维，还是要 回到绝对的个体，回到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个体，当个体完成了，伦理 才有可能架构起来。 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他们的伦理经历了一次颠覆，比较回到了 个体。当然，西方人对「个体」的观念，是早于东方，在希腊时代就 以个体作为主要的单元。而以个体为主体的伦理，所发展出的夫妻关 系、亲子关系，都不会变成一种固定的约制、倚赖，而是彼此配合和 尊重。 许多华人移民到欧美国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伦理的困 境。我妹妹移民美国后，有一次她很困扰地告诉我，她有一天对七岁 的小孩说：「你不听话，我打死你。」这个小孩跑出去打电话给社会 局，社会局的人就来了，质问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无法了 解，她说：「我是他的母亲，我这么爱他。」她完全是从东方的伦理 角度来看这件事。 对我们而言，哪咤之所以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是因为身体是我 们对于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当然。可是西方人不这么认 为，他们觉得孩子不属于父母，孩子是公民，国家要保护公民，即使 是父亲、母亲也不能伤害他。 现在在台湾，社会局也在做同样的事，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 威胁，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家庭仍在抗拒，认为「这是我们家的事」， 最后就私了－－伦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众的部分去讨论。 伦理构成中私的部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这个部分，造 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掩盖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时候女儿被父亲 性侵害，母亲明明知道，却不讲的，她觉得这是「家丑」，而家丑是 不能外扬的。她没有孩子是独立个体、是公民的概念，所以会去掩盖 事实，构成了伦理徇私的状况。 你如果注意的话，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是存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 题。我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人的法治观，也没有说一定 要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两难的问题 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做父亲的拿掉父亲的身分后，是一个男子；做女儿的去掉「女儿」 的身分，是一个女性，而古埃及「血缘内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 有影响力，所以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暧昧关系还在发生，只是我们会认 为这是败德的事情、不可以谈论的事。而这些案例的持续发生，正是 说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艰难里，才有道德的坚持 和意义。 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做父亲 的必须克制本能、了结欲望，使其能达到平衡，而不发生对女儿的暴 力，是他在两难当中做了最大的思维。思维会帮助个体健康起来，成 熟起来。 从各个角度来看，伦理就是分类和既定价值调整的问题，所以有 没有可能我们把「乱伦」这两个字用「重新分类」来代替，不要再用 「乱伦」，因为这两个字有很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而说「人类道德 伦理的重新分类、重新调整」，就会变成一个思维的语言，可能古埃 及需要重新分类，华人世界里也要重新分类，订定搬演的角色，并且 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换的机会，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伦理。 前阵子，我有个担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觉得太太管 女儿太严，他只有一个女儿，对她是万般宠爱，总是希望能给她最好 的，可是太太就觉得要让女儿有规矩，要严厉管教。 从这里我们看到，伦理与社会条件、经济条件都有关，伦理不是 一个主观决定的东西，而是要从很多很多客观条件去进行分析，得到 一个最合理的状况。如果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那么伦理就只是一种 保守的概念，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受伤。 伦理也是一种暴力？
我们不太敢承认，可是伦理有时候的确是非常大的暴力。我们觉 得伦理是爱，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独里丢出来的问题：母爱有没有可能 是暴力？如果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母爱」，没有一个人会写「这是 一种暴力」，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写出「母爱是暴力」时， 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重视。 我在服装店碰到一对母女，母亲就是一直指责女儿，说她怎么买 这件衣服、那件衣服，都这么难看，所有服装店里的人都听见了，有 人试图出言缓和时，这个母亲说：「对呀，你看，她到现在还没结婚。」 我们就不敢再讲话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母亲以母爱之名，什么话都 能讲了。这是不是暴力？ 这时候，我不想跟妈妈讲话，我想跟那个沉默的女儿说：「妳为 什么不反抗？妳的自我到哪里去了？妳所遵守的伦理到底是什么？」 我在一九九九年写〈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时，台湾社会已经 发展到更有机会去揭发伦理的真相，主角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边 发生。主角Ming是个大学生，他的爸爸跟母亲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 这对夫妻在大学认识，是很知性的人，从来不曾吵架，他们结婚生子 是因为遵守伦理的规律，不是因为爱或什么。 所以当这个父亲最后决定和Charlie去荷兰结婚时，他在咖啡厅 里和妻子谈，他和妻子都回到了个体的身分，他们把家庭伦理假象戳 了一个洞，使其像泄了气的皮球，而我想这是一个漏洞，而伦理的漏 洞，往往就是伦理重整的开始。 一个渴望伦理大团圆的人，不会让你发现伦理有漏洞。你看传统 戏剧，最后总是来个大团圆，而这个团圆会让你感动，你会发现这是 一个无奈的渴望。 你看《四郎探母》这个戏最后怎么可能大团圆，两国交战，杨四 郎（延辉）打败了被俘虏，他隐姓埋名，不告诉别人他有个老妈，还 是元帅，也隐瞒他有个妻子四夫人，结果番邦公主看上他武艺双全， 将他招为射马，十五年生了一个儿子，夫妻也很恩爱。这已经是一个 两难的问题了，一边是母亲，是「百善孝为先」，一边是妻子，也是 杀死他的父亲、令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四郎该如何取舍？ 后来，佘太君亲自带兵到边界，四郎有机会见到母亲，只好跟番 邦公主坦白。番邦公主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自己的仇家，她威胁要去告 诉母后（萧太后）把他杀头，但一说完就哭起来了，到底四郎还是她 的丈夫，在伦理的纠缠中，又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最后番邦公主 还是悄悄地帮忙四郎，让他见到了母亲。对番邦公主而言，这是冒一 个很大的险，因为杨四郎可能一去就不回了。 杨四郎回去之后，跪在母亲面前，哭着忏悔自己十五年来没有尽 孝。可是匆匆见一面，他又要赶着回去，佘太君骂他：「难道你不知 道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吗？你还要回去辽邦。」杨四郎在舞台上，哭 着说，他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不回去，公主就会被斩头，因为 她放走了俘虏。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釆的伦理两难，可是到最后不知怎的又 变成了大团圆，这怎么可能大团圆，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元配，元配 打了他一个耳光后，面临的又是另一个伦理的纠缠。
在破碎重整中找回自我
没有思维的伦理很容易变成堕落，因为太习以为常。例如想到婆 媳关系，就联想到哭哭啼啼的画面，可是现代人的婆媳关系是可以有 更多面向的。如果你觉得在一个传统固定的伦理里待太久了，思想会 不自觉地受到传统伦理的制约，我会建议你去看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与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电影，你就有机 会去整顿自己，可是你一定会骂：「怎么要我去看这种电影？」 我自己在一九七六年看到帕索里尼的电影时，也是一边看一边 骂，我骂他怎会把艺术玩到这种地步，你看他的《美狄亚》、《十曰谈》、 《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会觉得毛骨悚然，他会让你看到一个背叛美 学的东西，我记得首映时，很多人看到吐出来了。而西班牙导演阿莫 多瓦的《我的母亲》这部片，完全就是伦理的颠覆，可是里面有种惊 人的爱，他在变性人、爱滋病人、妓女身上，看到一种真挚的爱，与 我们温柔敦厚的伦理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在阿莫多瓦与帕索里尼的电影里，可以完全撕裂粉碎，然 后再回到儒家的文化里重整，如果不是这个撕裂的过程，我可能会陷 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危险之中。任何一种教育如果不能让你 的思维彻底破碎的，都不够力量；让自己在一张画、一首音乐、一部 电影、一件文学作品前彻底破碎，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信仰里重整，如 果你无法回到原有的信仰里重整，那么这个信仰不值得信仰，不如丢 了算了。 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在破碎重整的过程中找回自己的伦理孤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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