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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古宅 最近看到关于清朝房价的话题，想必读过的人无一不感慨万千。据称，清朝普通人用一年的收入就能买一套房，而且他们买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连排别墅型的，还没有公摊面积。作者举例说，乾隆十三年，北京内城新帘子胡同（长安街南，新华门与和平门之间），四间瓦房的价格是70两银。 而当时一个仆人的月工资是6两白银，年工资即72两，等于现在的10800元，仆人一年的工资足可以将其买下。仆人尚如此，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清朝人居者有其屋同现代社会“蜗居”景象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不禁啧啧称赞。羡慕之余人们难免会发问：清朝和当今社会都算是盛世了，为何房价之差如此悬殊？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载，1652年清朝的人口为3861万，1662年（康熙元年）4475万，1685年6281万，1792年过三亿。直到清末时的人口只是4、5亿，由此看来，清末应该是整个清朝人口最多的时期，这跟现在的13亿人口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清政府割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减少，人口密度增大，必然造成土地及房屋供求比例失衡。所以，导致现代人购房的竞争加大，房价自然不会很低。 重农抑商、土地买卖的商业属性弱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业为本，土地变成了束缚人民的武器，可防止人口流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样一来，工商业的发展却遭到极大抑制，工商业用地量自然也很少，用于住房的土地也不会跟今天这样被挤占。同时，乡下务农者也不会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城市生活，没有给城市住房带来压力。 不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从长远角度来看，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致目前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依然很淡薄，这给开展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说到新农村建设，我觉得仅靠“小而散”的农民资金，恐怕难于打造新农村建设精品项目，全部依赖政府投资也不现实，有实力的企业应当有所作为，以回报社会。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代表，我们远东投资开发的“都市港湾”，解决了上千名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实现了“一举多得”的局面，被誉为是“一项创新之举”。 第二点，清朝年间虽然出现过几次“圈地运动”，导致农民流离失所，房屋土地的交易也存在，但土地用于农业的本质未发生改变，商业属性很弱的土地不像今天被商业化、股份化，靠变卖地产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恐怕也没有，更少有商人囤地牟取暴利。用于建房的土地没问题，房价自然也不会呈现异态。不像今天，房地产变成了我们各级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而且有些地方政府的财力难以满足它的发展需求，仅仅够吃的而已，建设的资金全是来自于地产的贡献。 清朝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康乾盛世跟统治者施行藏富于民之政不无联系，其中最直接的体现的是免税政策。 据了解，“乾隆中叶人均每年承担的赋税不到半两白银，约合 30公斤米。如果以现在的米价每公斤4元人民币计，康乾时期人均承担赋税每年不到120元人民币。”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非但地方财政无税收压力，不会打土地的主意，多数人还都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应得的财富，用于支配衣食住行。 再者，清朝官员的俸禄水平相当低，也没有很好的福利待遇，任你官职多高，就连坐轿乘车也不报销，须自备。 第三，清朝的房地产业不像如今这么庞杂，自然也没有“炒房团”。有点怀念那藏富于民、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年代，并期盼有更多的企业家多为关注像农民工、身障人士这样的弱势群体，尽自己所能为社会进步贡献微薄之力。回到现代，当我认为中国房地产是“朝阳产业”的话音似乎刚落下不久，它就信马由缰地走起了“下坡路”，甚至有人说马上要崩溃了。 你一个人买四五套房子何用？别人成家立业需要新房，而你却冒着风险投资房地产去挤兑他人生存空间，能扛得住还好，否则只会作茧自缚。所以我觉得银监会也好，中央政府也好，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也是必要的，但决不能把这个产业某种程度打死，打死是绝对不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一定要回归理性，让它健康发展。 第四，清时没有待遇普遍很高的公务人员及国企员工，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不会像今日之大。如此一来，没有少数“金融巨头”在幕后操纵，没有相差悬殊的劳动收入，房子就不是什么奇货了，当然居者有其所。 以上是我关于清朝房价为何低廉的论述，其中有客观的历史事实和时代特征，也有主观的政策因素。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似乎再多的分析也无济于事，现代人看到清朝人年收入可买房的现实时只能望洋兴叹，因为时光无法流转，我们谁也不能重新回到清朝。但观古可鉴今，在方才谈到的几个缘由中，历史事实虽无法改变，治世良方倒是可以学习的。
文/远东蒋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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